2026-06-29 10:30

8.3万次举报,这届小学老师无奈“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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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显微故事 ,作者:唐果,编辑:卓然,原文标题:《8.3万次举报,94.8%不实,这届小学老师无奈“躺平”》,题图来自:AI生成


不久前,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因在直播连线中,纠正一位家长把学生之间正常的社交冲突上升为校园霸凌,遭到举报。


为此,沈教授不得不连日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正常的教研工作一度停滞。尽管调查结果最终认定举报不成立,但她为此耗费了好几个月的心力。


沈奕斐的遭遇,撕开了千万教师隐秘的伤口。名校教授尚且如此,基层教师的处境不言而喻。



古往今来,教师这一角色通常被视为崇高与权威的象征。


以前,孩子在学校受到批评,家长大多默认老师的做法可行,很少提出质疑。然而,近年来,教师的尊严与社会地位明显下降,被举报也成了家常便饭。


匿名电话、家委会发言、政府信箱、12345热线,都有可能成为教师被举报的途径。


面对投诉,很多学校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安抚家长、息事宁人。至于教师是否真的有错,通常是后续要考虑的问题。从高高在上的“指路明灯”,到随时可以被投诉的校园“服务员”,这一转变,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看似极端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以下是关于一线小学教师的真实故事:


一、“被告”席上的老师们


听说自己被投诉,娜娜整个人都懵了。


从教二十年来,这还是她第一次被举报。


“说我批评孩子,把孩子比喻为动物,又不告诉我是哪个孩子、哪位家长,让我自己排查。领导认为我肯定这样做了,但我真的很冤枉。”


娜娜把近期自己与学生所有的互动都回忆了一遍,课上对话、课下沟通,她确认自己从未说过那样的话。


最后的调查结果也证实,娜娜是被冤枉的。


一网友晒出孩子回家后要求举报体育老师的字条,家长哭笑不得


当时,娜娜教小学六年级,班里有一个男孩比较顽皮,父母工作忙,主要由外公外婆带大,从小被宠溺,比较自我。


因为被老师批评过,这个男孩便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希望借家长的手把娜娜换掉。


一个孩子的谎言,通过家长的举报,变成了一位教师的梦魇。


被举报后,娜娜不得不搁置正常的工作,反复回忆与学生相处的每一个细节,向校方和家长一遍又一遍澄清自己从未说过那些话。


即便最终查明确实被冤枉,家长也道了歉,但这件事仍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上。


娜娜回忆,工作二十年来,身边同事遭遇投诉、被过度追责的情况有很多,学校的处理方式大多是息事宁人。


“有些举报莫名其妙的,孩子还小,有时候说不清楚或者理解偏了都很正常,问题在于家长,他们很容易往坏处想,对老师缺乏基本的信任。”


 一家长举报老师“孤立和辱骂”孩子


与刚参加工作时相比,娜娜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家长对老师的要求变高了,尊重却变少了,“老师被当成服务员来对待。”


这种被“服务化”的感受,有着五年教龄的小余,体会得更加深刻:


“学校领导处理投诉时就一句话:只要你被投诉,不管有没有错,都是你的错。”


小余被举报的理由听起来有点荒唐:家长不想让她当高年级的班主任。


师范毕业后,小余一直教低年级,学校安排她带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们就炸了,齐心合力想办法把她“整下马”。


“工作是领导安排的,我自己其实并不想带高年级。家长们一闹,校方就让我一个人背锅。”


因为有投诉,小余被暂停工作,至于什么时候能复工,她还不知道。


在社交平台,有关老师被举报的帖子总能引来大量围观。举报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哭笑不得:



有人因为换条新裙子被举报“着装不合适”;有人因为放学后没及时回复消息被举报“不负责任”;有人因为表扬学生甲没表扬学生乙被举报“偏心”,有人因为排座位不符合家长心意被举报“失职”……



数据不会说谎。教育部"中国教育督导"平台2025年收到涉及教师行为的投诉举报约8.3万件,同比增长23%。


此外,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5年前8个月接到128件教师举报,仅7件基本属实,不实率约94.5%。


而这128条不实举报的背后,是多少个教师的不眠之夜?


据长春某学校政教处主任透露,每学期他要处理十余起家校矛盾,回复12345举报,已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沟通解决,但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绕过老师,把举报当成解决问题的“首选”。



比被举报更磨人的,是“自证清白”。


因为一些不实指控,老师们不得不手写情况说明,反复配合调查。


“你要为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停地解释,只有冤枉你的人知道你有多冤枉。”


曾被冤枉体罚学生而遭投诉的欣华无奈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举报’这个词我就全身痉挛,想吐。我也去看了心理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


家长维权意识的提升,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当举报老师成为习惯,甚至成为要挟的手段时,受伤的或许不只是老师,还有整个教育生态。


二、当讲台上的人开始“躺平”


拿到退休证的那一刻,@絮絮叨叨y感慨万千。


从教三十六载,能平安顺利退休,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做过老师的都懂,现在当老师太难了。我教了一辈子小学,临退休那几年,心里就一个想法:别惹事、别多事,安稳收关就行。但老师这职业干久了,责任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放下。”


@絮絮叨叨y班里有个女生,父母离异,跟姑姑一起生活。孩子有天赋,但自律差,老师盯紧一点,管严一点,成绩就好一些,反之则下滑。


私下里,她找女生聊过很多次,女生上课不认真、敷衍了事的时候,她也会当众批评。但每次批评完,她又会犯合计:


“我天天提醒自己:快退休了,千万别较真、别给自己惹麻烦。管轻了,孩子不听、没有长进;管重了,孩子玻璃心、容易出情绪问题,老师随时可能要背锅、甚至被投诉。


现在教书,早已不是怕辛苦,而是怕负责任、怕被误解、怕好心办坏事、怕无端惹一身麻烦。每说一句话,我们都要反复斟酌,每一次批评都要拿捏分寸,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一边是拼命透支身体、坚守岗位,一边还要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上是非,这是当下很多一线教师的真实处境。


刚入行那些年,欣华也曾暗下决心,要做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她出生于教师世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是老师。对于那时的欣华来说,站在讲台上不仅是一份职业,还是一种传承。


“好学生其实很好带,课上、课下作业都能很快完成。所以,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相对‘落后’的学生身上,督促他们进步。我是真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所有孩子都变得更好。但自从被举报、被冤枉之后,我心寒了,不想再管那么多了。”


有家长平时并不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出现成绩波动后则一味责备老师失职


以前看到学生打架,欣华会单独找他们聊天,了解前因后果,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


现在,她会直接打电话给家长,让双方家长自行解决,“我怕我管了之后,其中一方家长投诉我‘偏袒’。”


从主动介入,到退避三舍,这种“防御性教学”,正在悄悄改变课堂生态。


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在接受《中国教师报》专访时曾指出,当下,教师正面临身心疲惫、关系困境、责任过载等多重压力。


相关分析也表明,家校沟通困境与责任边界模糊,是一线老师们心理负担的重要来源。


有些老师受到的投诉多大100多次


当教师频繁遭遇不实举报,而学校又倾向于“息事宁人”时,他们面对问题学生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我该怎么教好这个孩子”,而是“我管了会不会被投诉”。


“自从被举报后,我这个老实人也不敢管孩子了。操心越多,越不讨好,到头来只剩内耗。”娜娜说。


《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也显示,39.09%的教师认为自身存在抑郁、焦虑倾向,21.04%的教师明确存在相关症状,这一比例远超全国成人精神障碍平均水平。


此外,河南针对5.7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更显示,焦虑问题检出率高达57.78%,17.82%的教师存在抑郁风险。


在娜娜看来,长期处于容错率低、动辄被投诉的工作环境,教师很容易失去初心,选择得过且过:


“老师不敢管教,事事谨慎隐忍,最终受影响的是孩子。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老师已经被当成了和外卖、快递行业一样的客服岗位,只要有投诉都是一线扛,不解决问题,就解决产生问题的人。”小余说,


“但这样真的好吗?当老师选择‘躺平’,代价终究要由孩子来承担。”


三、恶意举报的推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恶意举报老师的行为,还催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有自媒体博主爆料,网上出现了专门靠举报教师牟利的“职业”。有人贩卖投诉老师的模板,有人充当“维权顾问”,教人如何把普通投诉升级为大额索赔。


有家长甚至靠通过举报教师“发财致富”:骂一句2万,推一下5万,打一巴掌则要价10万。



此外,还有代写举报信、代打电话等服务。


家长只需提供孩子的姓名和所在学校、班级,就有专人代其向教育局、12345等平台发起投诉,基础收费为3000-5000元,拿到赔偿后再抽成20%。



此类服务的套路如出一辙,教家长如何把“小事搞大”。比如,推一下是“霸凌”,批评两句是“侮辱”,碰一下就是“体罚”。


按照这套流程操作,家长不用露脸,老师却要同时面对多个部门的反复调查,一次次写材料、一次次自证清白。


最终,学校不堪其扰,往往能忍则忍、赔钱了事。


当然,另一个真相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是无理取闹。


当老师确实存在辱骂、体罚、侮辱学生等行为时,举报是首选,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毋庸置疑,有些投诉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问题是,在现实中,正常举报与恶意举报常常混在一起,难以区分。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认为,当前的家校关系,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以前“‘孩子交由老师随便管’,到现在‘孩子一点委屈都不能受’。”


当举报成本几乎为零、举证责任压在老师身上、学校管理者又倾向于“压下去了事”时,一线教师便成了最直接的牺牲品。


更深的根源,或许在于全社会对“教育”的误解。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当成“服务”:我付费,你提供服务,我有权投诉。当家长用消费者的心态走进学校,教师便很难以教育者的姿态站上讲台。


“现在还在讲台坚守的老师,真的太不容易了。不求所有家长都感恩,只求所有认真教书的老师,都能被善待、不被苛责、不被冤枉。”@絮絮叨叨y的话,道出了很多一线教师的心声。


对此,欣华建议借鉴香港的做法:


“香港的家长没有老师的直接联系方式,有事联系学校教务处,由教务处传达给班主任。这样一来,家长面对的不是老师本人,找茬的机会就少了。”


四、尾声


好在,改变正在发生。


2025年9月,教育部明确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也要及时澄清不实举报,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


202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副校长李瑞芳提议:严惩涉师恶意举报行为,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对造谣诽谤、恶意炒作、流量牟利等行为依法追责。


但制度之外,更需要的是观念的重建。


家长期待怎样的教育?是老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是教室里有交流、有碰撞、有蓬勃的生气和成长?


答案显而易见。但,通往答案的路,需要更多人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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