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且终极的题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赵逸轩

第一次作为志愿编辑访问彭小华老师时，我还是一名医院职工。那是一个值完夜班的上午，午夜时分，急诊室接收了一名车祸重伤者。我和同事匆匆下楼，去用血通道上签字时，看到伤者浑身绷带和插管，床边只有负责的交警。彼时，我脑海中闪过片刻慌张：“死亡如此严肃，但我们真的在它迫近时是否能有所思考呢？”后来，我了解到彭老师也曾在医院工作，我的见闻、思索，她亦是过来人。

收到彭老师最新译作《生死之问：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第13版）》之前不久，我游览了欧亚古都伊斯坦布尔的皮埃尔·洛蒂山。天光不定时，迈过民居巷道尽头，赫然是一座巨大的墓园。寻路深入，墓碑上的寿终年数，从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的1453年开始，一直绵延，直到刚刚过去的公元2025年。将近700年，历朝牺牲的将士、权倾一时的宰相及如你我一般的市井之民，悉数拥挤于此，或因为一场神秘血腥的宫廷政变，或刚刚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这不免又使人感慨，历史中若有真正于每个人都平等且终极的题目，也只有生死之问了。

墓园中的猫。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心态历史和社会系统：死亡的经纬线

人们总是带着自己对于死亡的切身经验去理解死亡。可以想见，这些经验充满了无奈、辛苦和悲伤，这些于代际间流转的文化与感受阻止了我们用更客观的视角审视死亡对于社会实际的塑造。刻意避谈死亡，往往来自潜意识中的误解，将死亡视为一个彻底、纯粹的结束，且古今皆如此。但事实恰恰相反，死亡并非一个吞噬世人生活的黑洞，习俗、制度、宗教和情感联结都以人“必有一死”的认识为基础层累建筑。

为了揭示这一现实，本书开启自年鉴派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于岁月深处得来的幽微启示：伴随时间，死亡亦有历史。而在第三章，则是本书作者罗伯特·卡斯滕鲍姆（Robert Kastenbaum）指向四周的开阔视野：围绕死亡，社会亦有系统。这是我理解本书的坐标系——时间与空间。

若翻出一本家谱，祖辈们在其弥留之际的景象大不一样：人世所见的最后一幕，从预备倾听遗愿的亲友，到专司终傅、告解的神父再到忙碌陌生的急救医生……阿里埃斯将社会对于死亡的集体心态分为五个阶段，伴随着理性主义和现代医学的兴起，处理个体的死亡逐渐从一个需要社群共同接受和完成的仪式，逐渐降格为医疗手段介入的失败。在医学发达的今日，人固然享受了长寿的福气，但那个临终前曾经理所应当的陪伴间隙，却渐渐被最后的急救尝试所取代。

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经线，那么同一个社会结构中围绕死亡展开的各种制度和组织便是纬线，作者卡斯滕鲍姆教授称之为“死亡系统”。在今日，将死亡记录造册建档的医师、整饬逝者遗容的入殓师、公证和执行遗嘱的律师……其中牵涉到的医学、法律、行政管理和经济问题，已经涵盖了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专业知识。稍微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中处理死亡的系统，就是社会系统本身。

这不独是属于美国人的反思。清末民初的北京，社区中也有专门负责“出殃”的阴阳先生，亡者所在的家庭雇佣这些仪礼专家，在死亡发生之后的特定时间，引导亡者的七魄去向不同方位。整个流程的完成，也宣告了亡者所在的家庭将回到正常的节律之中。

若以本书中的这一套坐标系去定位，我们就不能再将这视为简单的迷信，而是折射出个体的死亡在当时当地的意义。社会给予家庭闭门处理死亡的权利，同时也将此视为一种义务，仪礼的背后折射着一个以亲族为单位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死亡风险的忧患和管控。而这一套礼俗的终结，是由于近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逐步完善，死亡登记员替代了阴阳先生在邻里中的角色。而这股变迁的力量，其实也冲击着城市格局、宗教团体和经济系统。

为什么要在开篇几章提示以死亡为线索的大时空？在我看来是把一个实际的问题摆到了桌上——我们拒绝谈论死亡，就是拒绝谈论我们的社会本身。

关怀与哀悼：我们需要完成的课业

对于死亡，我们在看到它实然上的宏大图景后，自然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本书接过读者的念头，将其引入我们当下可以触及的生命实践：如何关怀濒死者，以及如何妥帖地安置哀悼。

首先是关于临终关怀的权力移交。在医疗化的浪潮中，濒死者的各项数据被呈现为检查单上的指标，而后作为一个数字被抛弃于单据和表格的荒原上。作者提出，临终关怀应从“治愈（Cure）”转向“照顾（Care）”。这意味着生理指标之外，临终者在此时此地的尊严、舒适与情感需求同等重要。

而关怀的核心是什么？是沟通。书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临终环境中的共同掩饰，众人在病房里心照不宣的沉默，让照护者与临终者在最需要敞开心扉的时刻，彼此在孤独中隔阂、独自地消化那份情绪。但在濒死体验一章中，作者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临终者在最后那一段时光中，最强烈和真实的情绪就是孤独：失去所有与人的羁绊，独自面对寂静与黑暗。而故作希望、强忍言语的体面，只会为双方带来更深的遗憾。

对于哀悼，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宗教哲学学者莫尔曼教授（Christopher M.Moreman），特别强调了持续纽带的价值——死者并非彻底从社会网中消失，我们通过共同回忆、生前记录、社交媒体的缅怀，依然与之保持着联结，这并非过分的沉溺。作者反复提示，建立良好的死亡认知，其本质是为了构建良好的生活。这种认知引导我们去签署生前预嘱，去策划自己的数字遗产，去在清醒之时安排那些严肃的终点细节。这不是悲观的预演，而是对生命主权的庄严宣示。

两千年前，孔老夫子有感于人们“行礼如仪”，以机械化地遵从仪式替代真实的关系本身，他痛心疾首地把这种现象称为“礼坏乐崩”。这个课题对于我们，也已经持续了两千年，作者温柔且理性地提醒我们，围绕死亡的种种社会行为，其初衷是成为聆听、诉说、抚慰和缅怀的载体。

生死之学：一幅依旧在展开的经验图卷

本书的原作者罗伯特·卡斯滕鲍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传播学系的荣休教授，也是死亡学（Thanatology）这一领域的先驱。本书自1977年由卡斯滕鲍姆初版，作为死亡学课程的教材之后，历经49年至今，已先后12次修订再版。卡斯滕鲍姆教授本人于2013年去世，克里斯托弗·M.莫尔曼教授接过了该书的编写工作，先后推动了第12版（2018）和第13版（2024）的问世。在卡斯滕鲍姆辞世以后，莫尔曼加入了近年来重大事件的探讨，如美国堕胎判例被推翻、协助死亡的争议以及大规模传染病对于死亡系统的严重冲击。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屡次剧变，乃至本书本身的再版历程也已经是一部社会史。1977年，美国的报纸媒体可谓正值巅峰，5年前的水门事件证明了记者是手握第四权的无冕王者；但2026年的美国已进入后真相时代，忠于事实的叙述不再有天然的权威。

在时代大幕之下，宗教领袖、政治精英、舆论权威都快速翻新、竞争，人们对于生死的观点也随之更为多元和碎片化。尤其是在2018年第12版问世以后，疫情肆虐世界、两场战争爆发。我们迎来了一个死亡频发，却无暇送别与哀悼的世界：对于死亡的思考被搁置在诸多“大问题”之后，比如选票、油价和虚拟货币。幸得作者和译者们协力，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死之学接续，令更多人可以基于自身的经验思考终极问题。

对于如此的现实，本书开头提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我们共同的寓言，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我们往往在理智上承认死亡的普遍性，却在潜意识里通过追求体面的社会成就来防御死亡的迫近，尽管这是徒劳的。作者引用这一文学意象，正是要揭示那层脆弱的文明伪装：当死亡的“边缘”真正逼近时，唯有诚实地将死亡视为一个终将发生于我的真问题，才能着手处理暗潮涌动的焦虑。

人类因独特的语言能力掌握了叙事的艺术，因此我们的理解和感受能够超越身体的界限，得以将远近的未来和无数的他人纳入我们自身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是唯一能凝视死亡，也被死亡凝视的生灵。因此，我们会发现：死亡之学，终究是生活之学。只有当我们敢于回望死亡那冷峻的凝视，我们才会在那一瞬间意识到，活着并非理所当然的惯性，而是一场由于终点存在而变得值得认真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