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经济崩溃的侨汇，恰恰让巴基斯坦无力转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 ，编译：邓徐勤伟，作者：辛埃德·奥沙利文，原文标题：《编译 | 阻止经济崩溃的侨汇，恰恰让巴基斯坦无力转型…》

2022年6月，随着巴基斯坦外汇储备跌至仅够勉强维持一个月进口的水平，巴财政部长伊沙克·达尔（Ishaq Darr）呼吁国民少喝茶，因为政府已经无力承担茶叶进口所需外汇。

对于人均饮茶量高居全球前列的巴基斯坦来说，达尔的建议自然难以被接受。一条在WhatsApp上广为流传的段子调侃，达尔不如先让政府部门改喝自来水。不过，这条吐槽的荒唐程度，远不及达尔提议背后暴露出的严峻现实：这个坐拥2.6亿人口、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竟公开坦言，本国无力保障民众维持饮茶这一最基础的日常习惯。

到2022年12月，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即政府储备、用于支付进口货款与偿还外债的外币存量）仅剩60亿美元，勉强够维持几周的进口。而局势此后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拒绝开立信用证，大量集装箱积压在卡拉奇的卡西姆港（Port Qasim）和凯马里码头（Keamari Terminals）。燃油进口运输随之中断，费萨拉巴德（Faisalabad）纺织产业带和锡亚尔科特（Sialkot）外科器械作坊的工厂因无力支付进口费用而减产，并最终停产。中央银行设定的官方汇率与民间黑市汇率出现巨大价差，以至于卡拉奇博尔顿市场（Karachi’s Bolton Market）的货币交易商直言，这一悬殊差价本身就是国家金融体系失灵的证明。价差峰值时期，任何使用正规银行系统的人，其货币兑换所得比在街头兑换少约10%，等同于所有走正规渠道的商贸交易都被额外征税。民众见状纷纷尽可能地囤积美元，国民经济日常基础运转成本节节攀升，前景愈发捉摸不定。

斯里兰卡和黎巴嫩已经展现了此类危机后续的残酷后果。货币崩盘后，银行限制民众支取存款，最终引发街头骚乱。加纳、赞比亚虽经历的危机脉络略有差异，但最终也走向了同样的结局。这些后果的本质结构如出一辙——国家债务不堪重负，本币大幅贬值崩盘，正规经济体系随即迅速停摆。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巴基斯坦的脆弱程度丝毫不亚于斯里兰卡、黎巴嫩、加纳与赞比亚。

然而，尽管巴基斯坦卢比兑美元汇率在2022年初从约175跌至2023年1月的近290，但该国并未陷入摧毁斯里兰卡卢比、黎巴嫩里拉的恶性经济循环。并且，由于伊姆兰·汗（Imran Khan）于2022年4月被罢免，其领导的运动与接替他、获军方支持的执政联盟持续对峙，致使巴基斯坦政坛陷入瘫痪，始终拿不出一套统一连贯的危机应对方案。但即便遭受重重冲击，巴经济依旧维持基本运转。

外界用来解释巴基斯坦经济未彻底崩盘的常见说法都站不住脚。有人称依靠国家能力支撑，可巴基斯坦几乎不存在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该国权力由文官政客与军方分割执掌，而双方都无法完全掌控局面，导致预算危机不断，各方疲于应对。2018年至2023年间，巴基斯坦先后更迭三任总理，平均每届政府更换两名财政部长，还前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展了四轮救助方案谈判。这般治理层面的频繁动荡，放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诱发经济全面崩溃，巴基斯坦却莫名撑了下来。

那么制度韧性这一说法呢？但这同样令人怀疑。到2023年，仅利息支出就消耗了巴联邦储备的60%，挤占了所有弹性财政开支，导致政府除了偿还债务之外，几乎丧失了所有履职能力。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名义上具备央行调控通胀、指引利率的常规职能，但在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其核心职能已然萎缩，仅能勉强保障政府维持偿债运转。国内银行业超七成信贷资金均流向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信贷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跌至14%左右，位居亚洲最低水平之列，银行已然丧失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功能。与此同时，自1958年以来，巴基斯坦虽参与了二十余项IMF救助计划，且每项计划均以税制改革为核心要求，但相关改革始终未能落地。过去二十年间，该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0%上下。经济学家将这种状态定义为“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沉重的公共债务彻底挤占、压制了经济治理的各项其他职能。纵观多国经济危机，陷入该困境的国家，最终都以同样的结局收场。

倘若巴基斯坦的经济存续既不靠国家治理能力维系，也不由制度体系兜底支撑，那其韧性必然源自其他层面。那么，这份喘息与存续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一、巴基斯坦的文明型经济

巴基斯坦并非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在现代国家的显性运行体系——财政预算、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本管制，以及一次次求助IMF的常规操作之下，还潜藏着另一套更古老、更具韧性的运行体系。这套体系依托民众社会根基构建，而非依托国家政策运转。它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忽视，部分原因在于其难以量化，而量化分析恰恰是现代经济分析的核心基础。

这套次级经济体系可被定义为文明型经济：它是一种非正式的运行机制与秩序体系，依托长久积淀的人际契约与行业信誉维系运转，而非依靠制式合同约束。其业态分布广泛、跨地域渗透，能够脱离单一国家的官方体系独立运行。该体系的核心优势是在极端的政治动荡与不确定性中维持存续稳定，经济增长只是附属目标，充其量只是次要考量。

巴基斯坦或许是这一宏观经济层面的机制应用于一个处在21世纪的2.6亿人口的国家的最持久的例子。

文明型经济先于正规经济而存在。信任是在密集的社会网络中培育出来的，声誉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比当时存在的任何法院或主权国家都更加持久。因此，市场交换从一开始就把政治不稳定视为唯一恒常的条件，并据此组织贸易与关系网络。其一项正式机制便是哈瓦拉体系（the hawala system）。该体系早在公元8世纪便见于伊斯兰法律文本；至12世纪，已支撑起从马格里布到马来群岛的长距离商业，使价值与货物得以跨越辽阔空间流动。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实际转移货币，而是通过经纪人完成贸易结算；这些经纪人的商业存续，取决于他人的可靠性与诚信。除哈瓦拉体系之外，贸易家族还会有意识地跨司法辖区布局，将家族成员和资本分散到不同地域，以确保某一地区不可避免的动荡不会拖垮其他地区累积起来的代际财富。

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时，这一旧秩序的治理机构早已被拆解。莫卧儿王朝的税收体系、拉合尔（Lahore）和木尔坦（Multan）的商业行会，以及众多独立于国家干预、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的捐赠基金，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被逐步侵蚀。英国以殖民官僚机构管理的集中式汲取取代了分散的、基于信任的经济协调。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之时，前殖民时代的制度遗存已所剩无几。这个新生国家采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在形式，拥有预算、中央银行和完整的税收装置，却缺乏此类结构通常需要的制度运行能力。相反，它延续了此前已有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本能，只是这些模式与本能从未被正式写入国家政策。

这些模式和本能，如今通过现代劳动力迁移、侨民网络和家庭层面的义务发挥作用，在2022年“正规经济”停滞不前时，维系着巴基斯坦的运转。随着银行冻结、官方渠道失灵，经济协调转移到正式制度之外，文明型经济则承接了国家已经无力履行的功能。

进口商开始完全绕过正规银行体系进行贸易结算，通过连接巴基斯坦与海湾地区（尤其是迪拜和利雅得）的网络进行交易。这些网络中的经纪人不再按照传统方式经由银行清算，而是将不同债务相互抵消，使卡拉奇一方的债务抵消迪拜另一方的债务。例如，一名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进口商欠迪拜供应商1万美元，这笔债务可以与一名身在迪拜、同时欠这名卡拉奇进口商同等金额的巴基斯坦贸易商的债务相互抵销。

巴基斯坦与迪拜的联系尤为关键。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是巴基斯坦平行经济的清算中心，交易在此进行匹配和结算，并处于任何单一国家监管触角之外。2023-24财年，巴基斯坦与阿联酋的官方双边贸易额达到109亿美元。在迪拜德拉区，许多巴基斯坦商人（其中不少是与卡拉奇和拉合尔有着家族联系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商人）扮演着现代哈瓦拉经纪人（Hawaladar）的角色，这些非正式经纪人不依赖银行，甚至不依赖法律文书，而是通过私人关系和私人账簿结算跨境债务。正规银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已被完全弃用。巴基斯坦家庭也经历了正规和非正规体系之间的分化。2022年末至2023年初，经由银行渠道流入的官方侨汇同比下降约20%。

原因很简单。只需问一个问题：如果哈瓦拉经纪人能提供更高的美元兑卢比汇率，一名在吉达（Jeddah，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城市、第一大港）工作的工人为什么还要接受银行给出的较低汇率？答案是，他不会。他会选择最有利于让他留在费萨拉巴德（Faisalabad，巴基斯坦第三大城市）的家人维持生计的渠道。正是这一逻辑导致数十亿美元从正规汇款服务转入哈瓦拉渠道。官方数据看上去像是侨汇正在崩塌，实际上只是资金流转入了地下。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自身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23年初，随着官方汇率与街头汇率趋于统一、街头市场溢价消失，官方侨汇再次激增。这说明基础性的资金流动从未真正下降，只是暂时超出了正式统计的测量范围。

这并不是说2022年的局面本身称得上经济复苏。归根结底，本国货币仅维持住有限稳定，堪堪避开了那种会形成恶性循环、彻底摧毁其他诸多货币体系的崩盘走势。直至2023年6月巴基斯坦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敲定30亿美元备用信贷安排之际，最坏的局面仅仅只是侥幸延后，除此之外别无实质改观。

二、巴基斯坦汇款的根源

2023年，巴基斯坦的汇款总额约为265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居住在海外的900多万巴基斯坦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和美国。外界普遍估算，实际侨汇规模远高于该统计数值。侨汇规模占到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7%至9%，也让该国跻身全球侨汇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列。1973年石油热潮兴起后，数百万劳工涌入海湾地区，巴基斯坦海外移民数量随之激增；但这种跨国迁徙模式由来已久，只是如今家庭分散避险的策略，依托劳务输出而非商贸往来落地实施。

巴基斯坦侨汇的运行逻辑，几乎和其他所有资金类型都截然不同。常规情况下，经济一旦下行，资本便会外流、外商直接投资收缩、主权贷款断供、资本市场停摆。但侨汇走势恰恰相反：每当通胀走高、或是货币管制收紧，旅居海外的巴基斯坦家庭反而会向国内汇出更多钱款，而非减少汇款。

这种反周期行为难以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解释，因为其底层驱动力是宗族义务、社群责任构筑的约束体系。从宏观层面看，当官方经济协调机制失灵时，侨汇能够托底居民消费，阻断从机构体系瘫痪、经济崩盘直至社会秩序瓦解的连锁崩塌效应。

侨汇之所以能发挥缓冲作用，核心原因在于：财政危机破坏力最强、连锁风险开始扩散的节点，恰好是侨汇流入经济体的环节。宏观经济危机绝非GDP数字体现出的抽象国家衰败，而是千家万户生存困境叠加放大的结果——企业无力发放薪资、家庭缴不起房租、小店主无法结清供货商货款。当这类困境集中爆发，便会催生巨大社会矛盾，一如科伦坡街头爆发抗议、贝鲁特银行全面停摆。但侨汇能彻底切断这一恶化链条，让数百万家庭在危机最严峻阶段勉强维持现金流。举例而言，一名在吉达务工的儿子寄回钱款，就能保住父亲在白沙瓦经营的小店，店铺得以正常运转，上游供货商才有收入支付房租。当然，这类微观家庭层面的资金周转不会体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但最终会体现为大面积同步违约、成片社区集体失序的现象大幅减少。

三、巴基斯坦非正规经济与阿根廷的比较

尽管很难单独剥离侨汇这一现象开展研究，但将巴基斯坦与阿根廷对照，便能清晰看清其独特性：两国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共性，也远比大众普遍认知得更多。两国常年深陷财政赤字、通胀反复爆发，屡屡债务违约，这一点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分头疼。除此之外，民众对本国货币彻底失去信任，两国都衍生出大量规避本币交易的替代渠道；数十年来，两国反复推行经济稳定方案，每次仅能短暂缓解危机，随后动荡便再度卷土重来。2023年末，阿根廷年通胀率突破200%，同期巴基斯坦通胀峰值则接近38%。按照传统经济衡量标准，两国遭遇危机后的应对轨迹本该大体趋同。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阿根廷正规经济体系一旦失灵，所有压力会完全集中在政府与官方机构身上，最终上演教科书式的全面危机：本币暴跌、银行体系冻结，民众几乎没有任何避险渠道，只能独自承担全部冲击。2023年11月哈维尔·米莱（JavierMilei）凭借全面美元化、废除央行的激进纲领当选总统，背后折射出多重社会积怨，包括文化层面的对立、代际积压的不满，以及庇隆主义（Peronism）长期施政积累的各类失败；而制度崩溃与普通民众生活之间不存在缓冲空间，也是其能够上台的重要诱因。

阿根廷有一些非正式的变通办法，包括“蓝色美元”市场（blue dollar market）、账外货币兑换以及银行体系之外的美元储蓄。然而，它与巴基斯坦的情况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阿根廷的移民是偶发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其次，阿根廷年度侨汇流入极少突破1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远不足1%。两国之间的这两个差异可以归结为一点——移居马德里、迈阿密的阿根廷专业人士，移民是基于个人发展前景做出的选择；而前往吉达、迪拜务工的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是整个家庭的生存规划，远赴海外是家族跨越地域、不同政权分散抵御生存风险的手段。巴基斯坦海外侨民的汇款义务，依靠声誉约束与互惠责任维系，这套规则早在千年之前就已支撑各类商贸往来，至今仍具备强约束力。

巴、阿两国虽都保有浓厚的宗族责任传统，但巴基斯坦的义务约束体系历经数百年海外商贸族群网络逐步成型。商贸家族刻意分散定居不同辖区，以此分散经营风险，依托早于现代国家诞生的信誉机制保障持续汇款。阿根廷不存在这种跨国家联结家庭的成熟体系，银行体系之外也没有配套的替代性资金清算渠道；当地社会共识里，也不存在“外出者必须赡养留守家人”的固有观念。

四、为存续牺牲发展

巴基斯坦依靠侨汇形成的经济韧性，同时也成了该国发展的桎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套阻止国家彻底崩盘的缓冲机制，恰恰也是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源。

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大多由民间自行消化，经济崩溃本会催生的各类政治矛盾，也随之被分流。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体制彻底失灵、无路可走时，深层次改革才会落地；当放任现状的代价，远超对抗固化利益集团的成本，即便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难以为继，变革才会真正启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财阀改革、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下台后印尼推行权力下放与银行业重组，均印证——系统性危机才是改革的催化剂，数十年渐进式政策调整很难撬动深层变革。巴基斯坦依托民间侨汇缓冲，大幅削弱了危机的冲击烈度，而这份缓冲，恰恰抽走了倒逼改革的核心动力。

尽管巴基斯坦几乎每一场危机都足以引起全球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民众的关注，但非正规经济恰好能消化一部分冲击，使得任何单一问题都无法真正动摇国家根基。因此，民众选择依靠侨汇维持生计，而非倒逼政府完善公共服务。贸易也通过私人结算继续进行，而非迫使政府改革外汇结算体系。外汇在银行体系外流通顺畅，即便银行运营失序，经济体也能勉强维持运转。此外，主导国民议会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动力去扩大税基，因为每年数百亿规模、无需政府付出成本的侨汇持续抵消着狭隘财政政策带来的负面后果。与此同时，军方也得以持续把控经济政策、旗下工业集团不受撼动，文官财政决策引发的治理乱象，从未演化成军方与文官体系的权力清算。

于是，每一场危机都会强化制造危机的条件，使这个体系停留在一种稳定均衡之中，所谓稳定，只是指这一令人疲惫的循环会不断重复。当然，这种均衡绝不等同于健康运转的经济体。换言之，这套体系虽能勉强维系国家存续，却长期伴随高失业率、公共服务失效、税基极度狭窄等问题，政府财政根本无力支撑全国民众的基本公共需求。

正统经济学形成于全球扩张和市场一体化的时代，难以完整解释巴基斯坦的抗风险韧性。现有理论框架能够精细剖析国家层面的制度与市场运行，却没有一套成熟分析范式，将宗族责任、长期信誉、民间自发协调视作宏观稳定的核心支撑。正因如此，巴基斯坦在政策制定中屡屡被误诊。

这些经济学家会指出，悖论的核心在于，巴基斯坦持续的经济反弹实际上不过是统计上的波动。有时，人们误以为该国拥有实际上并不具备的制度优势，或者仅仅将其简化为增长失败的叙事。这些错误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们会影响几代人的政策，同时还可能导致非正式缓冲机制在正式制度尚不足以弥补其不足的情况下遭到侵蚀。换言之，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试图理性化、正规化的体系，往往恰恰是阻止更大范围崩溃的关键所在，而一旦崩溃，正规化本身也就无从谈起。

人们通常默认经济增长与稳定同源，停滞不前的体系即是失败的体系。巴基斯坦的现实却提供了完全相悖的视角。其文明型经济的优化目标，是在反复遭遇崩盘风险时维持生存，而非追求经济增长。它更倾向于冗余（redundancy）和权宜之计（contingency），而非那种依托稳定预期才能生效的极致效率（efficiency）。20世纪末各国成熟制度根基持续弱化，市场规模收缩、金融领域日趋政治化，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不断瓦解，区分冗余缓冲与单一效率的价值，也变得愈发关键。

如今宏观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巴基斯坦的现状——当情况恶化时，哪些制度能够存续下去？而这种存续又会给依赖它的社会带来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