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探月校长王熙乔：AI时代的教育者、十年沉浮，与人类文明的下一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硅谷101 ，作者：硅谷101

2015年，一个18岁的中国少年写了一篇文章。

那一年，AlphaGo还没有打败李世石，Transformer论文两年之后才会发表，而ChatGPT要再等七年才问世。这位中国少年在文章里写道：“十年后，人类三分之一的职业会被AI代替。消失的是那些事务性的、流程化的职业，而新诞生的职业需要更多创造力、应变能力、好奇心。可惜的是，拥有这些能力的人似乎只是少数。”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教育问题。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去美国念大学了，他要在中国自己办一所学校。

十年后的今天，那位少年写的每一条预判几乎都在兑现，AI的发展速度也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十年前的那位少年叫王熙乔Jason，今年28岁。他创办的学校叫探月学校，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

探月学校对创新教育的探索进行到第十年，不仅是我们上一篇文章讲到的天才高中生陈广宇和江学勤老师的爆火，让这个学校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同时，十年前作为首批进入探月高中的学生们，这两年已经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开始在全球科技圈初露头角。这也让大企业的HR部门，顶级风投基金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探月学校中的这群学生。

上篇文章，我们展现了探月学校的全貌，包括它的课程、老师和学生。而这篇文章，我们与探月学校的创始人、十年前的这位“超级高中生”王熙乔Jason，深度聊了聊这十年他的思考和探索，以及探月学校的起起伏伏。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从18岁就开始思考的那个问题：当AI可以替代人类的大部分能力，我们终究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01

探月价值观

陈茜：Jason，非常感谢你的时间来做客硅谷101。你们最近应该很忙吧？因为陈广宇的爆火，还有江学勤老师的爆火，让外界对你们有了非常多新的关注。

Jason：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更多一点，我个人还好。有时候大家会发个微信问：“Jason，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不是谁？”我会稍微回应一下。

陈茜：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多家长对你们学校的模式产生了好奇，会有更多学生愿意来尝试、愿意接受你们的教育理念？

Jason：这个还不确定，要看今年招生的实际情况。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做我们原本就一直规划要做的事情。

陈茜：你们想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聊聊探月的价值观吗？

Jason：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培养目标都叫“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价值观倒是有一些迭代，从2020年开始调整为“善及万物、探求真理、坚毅笃行”。之前其实也类似，叫做“格局与关怀、思考与本质、好奇与探索、行动与坚毅”。大致的内容差不多，只是用了更凝练一点的三个词去形容价值观。

陈茜：你为什么想要培养出这样的孩子？

Jason：我自己也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早在2016、17年，这件事就已经有了很务实的成分，只是当时我所认为的“务实”，在大家看来还不太接地气。因为我从2014、15年就开始想：未来10年、20年，人类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这些技术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很得益于我高中时的一些经历和课程，就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对年轻人有充足的信心，因为我自己就是年轻人。

陈茜：现在咱们大概有多少学生？小学、初中和高中，每个年级大概多少人？

Jason：我们整体不到500人，像一个倒三角的结构，高中大概占了一半，初中100多人，小学不到100人。

陈茜：为什么是一个倒三角的结构？为什么高中生反而多，小学生反而少呢？

Jason：这跟探月创立的背景有关。我们最早在2018年开学时只做了高中，第一届学习者跟我的年龄差距大概在5岁左右。后来到2022年，探月接手了清华附中国际学校，而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原本有小学、初中，我们才有机会去做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教育，早期我们主要是在高中阶段做沉淀。

陈茜：现在这个规模对你来说是刚刚好，还是接下来也有扩张、去接更多孩子的计划？

Jason：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说刚刚好。对探月而言，这是一个能真正践行理念的体量。家长们是因为真正认同探月而来，彼此正好匹配。这个体量，可能也是我们最能对自己、对家庭、对当初的初心负责的体量。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时间推移，探月的理念被大众更多地接纳。如果真到那个时候，是一种更美好的状态，是有更多人愿意去做类似的尝试，我们成为一个分享者。这样的状态或许更好，探月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机体状态。

02

被磨灭的“大问题”

陈茜：陈广宇最近很火，因为他的论文被马斯克点赞了。他其实不是你们的学生，但来参加了你们的一个黑客松。能不能聊一下这个黑客松？你们是什么时候办的，这里面的学生是什么样的状态？

Jason：他应该是第一届参加的，现在也还在维持这个项目，我们以后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频率去办。

当时办黑客松有两个很核心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当时探月做了一个新的创新项目，叫“探月的一小步”。我们想的是：高中毕业之后，在AI的加持下，是不是有一种出路，可以直接去为用户创造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创业”。但跟以前的创业模式很不一样。你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源投入，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当时觉得这可能是一次机遇，也需要招生，可这个群体到底在哪儿并不好找，那干脆我们自己搭一个平台。

另一个视角是，我记得最早2024年，当我跟团队提出想做这件事时，不只是探月团队，连科技领域的捐赠人可能都觉得“一小步”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超前了。他们觉得高中生没准备好、时代没准备好，技术当时可能也未必准备好。

所以我当时在考虑一个点：或许这个平台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平台，多数时候，人们看见了才会更相信。刚好有这样一个平台，中学生可以拿着新技术去做一些价值创造，而且就48小时。不带他以前的东西，完全做新东西，能做成什么样其实我当时也没那么确信。但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机遇，对大家也是一个对齐和校准认知的过程。结果第一届办完，我心里就踏实了。当时很多“探月一小步”内部的老师参加完第一次黑客松的时候，是更有信心了，包括现场还有一些投资人、创业者、科技领域的从业者。

所以第二个目标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既是对团队，也是对探月的相关方的影响。而我们最终希望的，是对整个社会认知的一种影响，看到这个时代正在来临。像陈广宇，还有M48的几位黑客松校友，最近接连成为技术界无差别年龄段的影响者，这是我们正在完成的一个目标。

陈茜：当时黑客松不只对探月的学生开放，是对全中国的高中生开放的。

Jason：是的。第一，我们面向全中国的高中生，会给大家买机票、提供住宿，尽量不让这些成为他们来的阻碍。另一个角度是，我们非常关注AI for Good（人工智能向善），整个48小时都以此为大背景。比如第一次是AI+教育，后面有无障碍主题，是对生活中有障碍的人群的看见和支持，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细分的AI for Good（人工智能向善）主题让大家去参与。

陈茜：“超级高中生”成了现在一个特别火的关键词，在硅谷，包括Palantir、Anthropic、OpenAI，开始不再死盯着斯坦福这些高校的毕业生，而是往年纪更小、更早表现出超强自学能力的高中生身上去看、去发掘这些super talent（顶尖人才）。你觉得“超级高中生”这个概念最近这么火，是因为AI吗？

Jason：AI会有很大的助益。但我觉得首先，高中这个年龄段在人的成长规律上来说，本来就会呈现一定的特质：他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思考能力，身体机能、大脑机能都开始成熟，而且很宝贵的一点是，他会想大问题。包括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会想生命的意义、想自己到底热情是什么？而那个时候这些想法还没有被太过挤压和限制，会有比较强的证明自我的内在动力。我看到很多研究都指出，无论中美，一些创新思维、想象力等的思维习惯，反倒是到了大学之后开始下降的，所以这是高中阶段本来就有的特质。

另一个角度，是探月最早做的时候就在问：学历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我不是否定学历，而是想回到它的第一性。学历的核心，第一服务的是低认知成本的共识，因为大家实在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挨个深度地了解你。那这种低认知成本的共识又是为了什么呢？下一步是让你能够调度一个平台的资源，调度了资源，你就能做出一些东西，进一步证明你的价值。直到有一天，你终于有机会脱离这套证明，直接去调动价值。可是比较遗憾的是，在以前的时代，高中生那些特质，在他不断建立共识、调动资源的过程里，其实就被磨掉了。社会有它巨大的惯性，为了保持机体的有序运行，会磨掉一些部分。有些部分磨掉确实是可以成长，但有些磨掉则很可惜。

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比如10年前我开始创业时，要搭一支技术团队、产品团队、设计团队，每个月至少花六位数，才能做出一个勉强能看的demo（演示原型）；而现在，一两天你就完全可以通过OpenClaw或者Hermes Agent做出来。如果学历是用来基于共识去调动资源的，那么AI的到来，把之前调动资源到为最终用户创造价值的这段距离，彻底缩短到了你和AI就能完成，而且这是无差别的，它可能是一次生产资料的平权。这个平权过程，再加上高中生的特质，很可能就会催生出以前大家觉得很难想象的东西。

03

大学依然有价值

陈茜：所以你觉得大学可能不会被完全替代，只是说高中生直接步入社会的通道会被正式打开。

Jason：是的。以前那是职业教育的模式，以后可能更像是“创业教育”模式。不代表学生毕业就一定要成立法人主体去创业，你完全可以去一个平台内部创业。重要的是那种创业者的精神状态：有很强的内驱力，想创造价值，有技能去完成创造，并且不断自我迭代。中间他当然可以gap（间隔）一两年，回到大学去完成很多学习，斯坦福十年前就做过Open Loop（开环大学），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图片来源：Stanford2025

从这个角度说，基础教育的定义本来就不该是面向高等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的定义，是面向成年人生、面向社会化的基础，而高等教育只是社会化的一部分。只是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确实很高，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的家长群体是如此。那个年代家里出一个大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事，这种投资回报率会形成一种社会认知惯性，使得大家都去追求高等教育。这种追求，被动地让基础教育在社会的共同促成下，变成了“看似是为高等教育服务的基础教育”，也赋予了高等教育一个它本不具备的“权力”。它可以通过人才选拔机制来定义基础教育该怎么做，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的出口。于是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本来基础教育的内容应该基于课标来设计，结果却变成了基于考纲的教学。

陈茜：我自己是一路公校上来的。你会发现，初中的东西其实两年就学完了，初三在准备中考；高中的东西也许两年能学完，但整个高三都在准备高考，这就是两年的浪费。你觉得以后如果基础教育不再是为高等教育服务，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学龄会继续缩短，还是会加一些更能帮助高中生直接步入社会的准备？

Jason：这确实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我觉得时间的浪费不一定是最可惜的，最可惜的是思维习惯的训练。当我们用一两整年的时间不断训练自己的标准化思维，你的脑回路就被训练成了那种脑回路，之后想要再消化它其实很不容易，而这恰恰可能和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相左。

不过，虽然我自己没上过大学，但我并不反对大学。我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而且会长期存在，尤其对于那些对真理、对人类认知边界有非常强探索热情的人，大学在不断创造那样一种场域：可以沉浸式地、有足够时间去探索认知边界，同时它本来就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我的假设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学校，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做“社会的模拟器”。工业革命之后，学校就在模仿工厂，模仿成年人在工厂里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模式。一周5天、从早到晚，追求确定性的结果、分工明确，这是上一个阶段的形态。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下一个人类文明阶段的社会是什么样：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他独处、自省、觉悟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再把这样的场景放回学校这个模拟器里。

陈茜：企业需要大学的文凭和背书去帮它挑选人才，但你觉得这种契约以后会消失吗？因为企业的结构也会变化，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也会变化。

Jason：我觉得“大企业需要大学认证才能识别人才”这个契约关系，可能确实不会存在太久。因为如果一个学习者在高中、初中阶段就做了很多作品，而这些作品可能直接对他的最终用户产生价值，而且这种状态在未来可能就是常态。探月现在就有“素养成绩单”，点开一项能力，你就能看到他的作品，其实跟GitHub类似，只不过GitHub只有代码作品，这里面还有艺术作品、设计与多媒体作品等等。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低认知成本、高可信度去识别人才。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未来基础教育会更像一个“完整的社会模拟器”，很多以前在大学完成的部分，会自然而然在基础教育阶段完成，而且不是“卷”出来的。因为你不再需要那样去应试，而是从本心、从热情出发去做真实项目，自然形成一个端到端的流动，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未来5到10年会发生的事。

可即便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真的均匀铺开，我依然觉得大学依然很难被替代，因为它有一种平台和环境的作用。对于愿意用一生去探求真理、不断好奇和想象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往往依然是去大学，就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平台：让一群真正日思夜想、琢磨人类智能与认知边界的人，有一个不被短期价值过多干扰的场域。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04

从绵阳“逃”到北京

陈茜：我们来聊聊你的个人经历吧，这样大家会更了解为什么探月是这样的价值观。你是四川绵阳人，初中在绵阳读的民办学校，你为什么觉得当时的学习状态不行了？

Jason：我很幸运，虽然当时主观上感觉“不行了”，但我的小学和初中母校，其实是当地已经给予了很多空间的一所学校。我从5岁开始寄宿，到15岁几乎每天从早读到晚自习都在学习，但依然有很多社团活动，在那样的环境里算是难得地撑出了一片天。后来做探月时，小学、初中的母校还给予了一些资金支持，我很感激。

不过到初二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气压很低的状态。因为父母给了我很多自由，我又在寄宿制学校，成绩还可以，几乎没有人管我，可以很自由地做很多事。但那时我开始觉得，越到初三、高中，学习压强就越大，可我又没有外部的驱动力告诉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个年级上千人，不论考到年级前20、前10，还是考到前100、前300好像也都差不多，没有非得怎么样。恰恰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那我到底在干嘛？如果带着这么迷茫的状态，还要承受这么强的压强，我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当时是抱着一个“逃”的心态，一个人到北京上的高中。

陈茜：其实你还挺叛逆的。我记得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的目标都很短视但很明确：上好高中、好好高考、上好大学。从早上7点到学校，晚自习到9点，作业可能做到11点。现在我和同事讨论说工作好累、上班要“996”，但回想初中高中，那时候简直更累，可你当时居然还有心思想别的事。

Jason：我还是很感激当时的父母和环境。我的母校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有它不得不做的很多事，但它当时给了我这样一种空间。后来我和绵阳母校的创校校长交流，发现他在教育理念上和我有很多共鸣，只是他也有很多限制。

我父母可能不觉得我有叛逆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堵过我，没说过“你不要怎么样”，所以我可能也没什么可逆的。当时我就想一个人去找到更好的出路，我的室友也在寻找这样的可能性，他妈妈在帮他找学校，我就趁机了解了更多。后来发现北大附中时任校长是王铮，他在基础教育改革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里程碑式的角色。我觉得太好了，一定要去，于是我一个人到北京，跟着室友的家庭来面试。当时公立学校的国际部还没有现在这么卷，也给了我空间，很幸运就进了北大附的国际部。

陈茜：当时北大附的国际部有哪些点吸引你，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去”？

Jason：整个北大附都很吸引我，国际部更是自由。当时整个北大附都是走班选课制，而且可以跨年级，很像文理学院，国际部就更像了，没有高考的压力，是一种比较自由、可选择的空间，甚至可以选择自修。所以有段时间我一周大概有三分之一根本没有课，那我就在自修物理、自修数学，去中科院实习，做自己的课外活动项目。

陈茜：但你很乖，你没有打游戏。

Jason：很有意思，恰恰我在高中之前是喜欢打游戏的。暑期会打，周末会打，回家有时一整天都在打，但到了高中之后我真的就不怎么打了。当时很让我着迷的一门课是《人文哲学》，有两年时间都在读《柏拉图对话集》这样的内容，去思考何为生命的意义。那个时候突然让我觉得，我以前脑子里只是闪过一下的问题，在这里是被鼓励的，我可以敞开地去想。有时候老师只要求写600到800词，我会问能不能延期。其实我不需要更高的成绩，但因为延期对其他同学不公平，所以我会说我可能需要写3000字，需要更多时间，比如探讨“何为自由”这个话题。

陈茜：所以你就非常自驱了，因为你真的很喜欢。

Jason：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些问题其实是每个人都很在意的，只是被强化之后反倒觉得不该想。比如所有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来这儿干嘛的？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吃饭、玩耍、做生产性的工作，可这一辈子到底来干嘛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足够重要，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当时能在那种环境里被鼓励去想，我觉得很幸福，自然就不想打游戏了。我也去做乐队、参加戏剧节、选很多选修课。那种环境和之前的学习环境是两种巨大的差异，也让我看到，很多人的内心可能真的是“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有他发乎内心的、生命很底层的动力系统，它需要被唤醒，需要把一颗种子放进土壤，它就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时探月已经开始在北大附里孵化了，王铮校长带一位参访者到探月的空间，那位参访者对他说：“王校长你太厉害了，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王铮马上就指出这句话，他说：“对于那些有生命力、要冒出来的孩子，我们能不做那块‘铁板’挡住它，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是挡住了它。但我们至少做一块‘木板’，它就有机会长出来；如果是‘铁板’，它就没机会了。”所以“内心丰盈”首先是有一个前提：它本来就有，只是以前可能很堵，我们把它疏通了而已。

05

北大附中与美国教授夫妇

陈茜：你提到过，当时北大附有两位美国教授，是一对夫妻，他们教《荷马史诗》与《西方哲学史》，他们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Jason：他们就是教人文哲学这门课的，这对夫妻让我看到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终身伴侣关系可能的样子，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在思想层面。

图片来源：St.John's College

首先他们的思想非常一致，那种一致不是强迫性的，而是一种思想伴侣、甚至灵魂伴侣的关系。他们来北大附时大概50多岁，毕业于St.John's College（圣约翰学院），这是美国第三古老的文理学院，也是最早退出排名的，退出前应该是全美前十。他们俩都用偏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教学法，课堂里经常会沉默很久，大家都在深思，没有标准答案，他们不断地提问、引导。我觉得这才是education这个词的本意，edu就是把你原本就有的东西疏通、引导出来，让你真实的自己去主导你真正的生命，这一整个过程就是education这个词的来源。

他们俩真的很有意思，后来熟了之后我就越来越“八卦”了。2018年刚开始做探月时，我还专门飞到美国新墨西哥去见他们一面。他们各自之前都有过婚姻，后来都离了婚，关键是他们本是高中同学，离婚后在新墨西哥一个很小的城市、一个像市中心广场的地方擦肩而过，突然停下来：“你是不是那个xxx？”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而且他们还发现彼此高中时就互相喜欢，但只是不好意思表白，我当时边听边吃，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经常在我们面前既有礼貌又恰到好处地亲密：会亲彼此的额头、会拥抱，讲到深入的话题时会说“这只是我的想法，我太太/先生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从不去占有对方的思想，而是一种尊重。这种状态我现在都记得很多，真的是言传身教。

《人文哲学》是我特别重要的一门课，读《荷马史诗》、读柏拉图，有时还读《汉谟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但都是带着审思的角度：没有哪一个被直接说成“更对的”，甚至会挑战为什么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对的？你现在认为它对，又是为什么？

我最早接触相对论，不是在物理课，而是在人文哲学课里。因为它底层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其实爱因斯坦并不是最早把相对论的数学公式基本完全推导出来的人，可是由于他产生了一种对世界思考的范式转变，才使他有机会给那个数学公式一个真正的意义，这些对当时的我都是一种特别的打开。我觉得在15岁之前，现代社会的金钱观、权力观其实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而我并没有深刻觉察。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的三观，一层层地自由起来，才有了足够的自由度去说“我要积极行动、我要做什么”的那种力量感。这门课、这对夫妻对我的影响，我都非常感恩。

06

从休学生到“高中生校长”

陈茜：你在高中什么时候大概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我记得你很喜欢物理，本来申请了美国的大学。

Jason：其实高中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很喜欢物理，也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我一直也对教育很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生命中很大一部分转变，都来自教育经历的变化。我感兴趣物理的核心，其实是对宇宙本质的兴趣。我对两个话题特别着迷：物质世界的本质，以及意识的起源。当时我开始关注一位物理学家，他后来拿了诺奖，但那时还没那么有名，主要跟霍金一起做黑洞的数学模型，他叫罗杰·彭罗斯，研究量子意识。

我大学申请的是天体物理，让我真正启动做教育，现在回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很直观：我没有被我特别想去的学校录取。我最想去芝加哥大学的理论物理，结果在waitlist（候补名单）之后还是没录取，那种失望和不圆满，给了我一些挫败。第二个视角是，我自己去做了一些真正的科研，比如去中科院实习之后发现，我并不是那么享受科研的日常，不讨厌，但也没到享受。不过去中科院这件事让我有一个有意思的体会：当时大家都觉得你得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只是我的物理老师是中科院毕业的，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去实习，他帮忙打了个电话，对方说“高中生愿意来试试也挺好”。

对方也是很开放的态度让我觉得，我不怕打电话了，不怕去向对方提一提，也许会被拒绝，但没关系。再加上我底层里有一种很强的自驱力：我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排名，尤其初二那次自省之后，我很想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

所以好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再加上我觉得教育很有价值，多因一果，促成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有没有可能gap（间隔）一年，去尝试做教育？

陈茜：你当时做教育，是不是还有一点是因为你认为AI要来了，科技会非常大地改变整个人类的结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跟不上，你看到了社会一个不匹配的痛点？

Jason：是的，但当时我确实还没想到创业，核心还是跟“差异化价值”相关。我高中有两门课对我影响很大，一门是人文哲学，另一门是一位创业者来北大附开的课，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门课开头并不讨论具体的商业模式，而是做了一个假设：技术是对人类文明演化最大的变量。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一起来看未来10年、20年里，那些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技术。

所以我们当时在课堂上看人工智能、看生命科技。当时有个很炫酷的词叫“超人类主义”，我们就推演：有没有可能大家以后把眼球都换掉？可能先从有疾病、有障碍的人群开始，但未来会不会因为大家都想成为“超人”而普及？想象力打开之后，再看技术实现度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会有商业模式产生。这些问题让我当时有一个念头：如果这些理性的推演是真的，那教育就出大问题了。十年、二十年后的世界，如果一个2014、2015年出生的孩子，到2035年传统上他还没大学毕业，可那时整个人类文明已经完全是另一个阶段了。再加上我个人对教育的兴趣、想做差异化的念头，我当时就希望给自己一点时间，先休学一年，去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事，看一看未来的教育可能是什么样。

当时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我在北京的生计问题，我得先把这些解决好，父母才会足够同意。我很感激的是，我去找北大附中的校长交流，说我觉得教育可能会出大问题，而我自己的经历又让我觉得教育对个体很重要，时代的背景加上个体的重要性，我说服他让我做实习生。结果他很开放，王铮校长直接现场带我去了北大附的人力办公室，说“你们面一下这个孩子”，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记得。

后来我在北大附中成了实习生，帮我解决了居住的问题，后来居然还有实习工资。我就开始做一些尝试，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对高中生做创业教育，但我那时候也还没开始创业，而且我也就比他们大一岁。我上周还在群里跟同事说：我2015年7月还是学生，8月就变成老师了。

当时其实是做“模拟创业”，因为高三那年的企业家精神课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把这种活动复制、做一些自己体感上的再加强，并和社会资源做链接。结果很快就变成北京市几乎数得上号的高中，都有学习者来参加这个孵化器。大家周末常来，北大附也很支持，给了一个空间让我们改造，叫“登月舱”。大家在那里碰撞：比如做街舞社、做动漫展，怎么能商业可持续、形成什么样的模型、怎么找赞助商，所以2015年我们做了当时叫“中国第一个高中生孵化器”的事。

还有一件我命运里很大的“特权”：当时北大附中正想开设一所完全不一样模式的新分校，我被安排去做这个新分校的核心组建成员之一，带着学习者的视角，也带着一些不受限的想法，去见证一所学校从0到1的整个筹建过程。这实在太不容易了，很多做教育多年的人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这两个部分，整体促使我后来敢于去开启探月的旅程。

陈茜：探月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

Jason：真正决定完全做学校，是2017年初。

陈茜：其实距离你高中毕业、在北大附做实习生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开一所学校是非常难的事，你为什么有如此高的自信，说“我可以做成”？

Jason：回到当时的心态，可能就是直接去干了，根本没想做不做得成。我记得探月决定做学校之后，在2017年三四月份，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位机构投资人。他和合伙人投完之后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你怎么会这么有勇气？”我当时很直观地回答：一件事如果对社会足够重要，你也很想做，我就去做了。

后来我发现，那时从家庭视角看确实我没有太多债务负担，这是客观条件。但还有一个更底层的部分，我觉得它是“人生的Transformer架构”：有了全局之后，“一生不能白过”的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强。怎么过都是一天，每天就这么86400秒，不能白过。一件事足够重要、你又很想做，那就得去做。我觉得这跟勇气无关，恰恰是认真对待生命的一种状态。

07

第一批相信者

陈茜：回到2017年，你拿了种子轮和第一轮投资人的资金，你觉得是什么打动了他们，让他们敢把钱投给一个高中生，而且教育不是一个很赚钱的赛道。

Jason：这可能要问他们本人，我自己能看到的因素大概有三个：

第一，这两位投资人要么非常在意教育，要么其实是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我觉得他们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了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以及“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共同去追寻意义”的那种过程。

第二，是当时的大环境比较鼓励去做一些摸索。2014、2015年那会儿，国内有一股创业潮，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第三，我们当时是在北大附里开始孵化的。虽然我们和北大附讲得很清楚，除了场地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希望大家干干净净、不带错误预期地一起往前走。但“北大”两个字，还是承载了中国人过去一百多年的很多历史精神底蕴，以及大家对年轻人能做什么的想象。我觉得当时蹭了这种氛围，也形成了一种“如果大家想做这件事，那应该在这里做”的集体决策。

陈茜：2017年开始创业时，你们最开始的校区是在北大附的。当时你是怎么进行第一批招生的？因为你也是刚毕业的高中生，高一的孩子进来只比你小5岁，你怎么说服家长把孩子交到你手里？

Jason：其实直到2018年1月，我都还有些不笃定9月能不能开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招到人。不过当时最大的支出除了人力就是场地，而场地是和北大附的合作关系，这也是北大附对校友的支持，探月只需要提供一些课程，所以资金压力不大，更多是在想“家长为什么要来”。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于是做了第一次招生活动，大概1月14号，来了十来个家庭，都是身边人的朋友、刚好适龄的。我们准备了好多预案：怎么保障录取、怎么给孩子托底、你们怎么有经验教、师资资源从哪来……结果那一场互动里，这些问题一个都没人问。大家关心的是：“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件事？你们要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为什么？怎么做？”我们太喜欢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它是第一性的，回到了培养目标本身、回到了这个时代本身。

那场活动里有一位家长成为了探月的第一位家长，他现在还是探月的招生官，她的孩子已经毕业了。活动最后，探月一位伙伴问了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你想象一下，假设今天是你孩子的人生第一天，他刚刚出生，你把他抱在怀里，你是什么感觉？你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我看到一些家长哭了。

陈茜：我刚刚也有点想流泪，因为这让我回忆起我儿子刚出生的第一天。你儿子快两岁，我儿子一岁，我的荷尔蒙还没完全消退。

Jason：我当时也几乎第一次在工作场合直接哭了。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在某个真正重要的层面上，其实可以很简单。当时我就觉得没问题了，后来的招生确实出乎意料地顺利，三月、五月各办一场，几乎就那么两三场宣讲，5月探月就收到了100多份申请，录取了30来位创始届的学习者。那年4月我飞美国见那对夫妻，他也问我：“你们怎么找你们要的学生？”我直接回答：“我们在找那些一直在找我们的人。”他说：“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双向的选择，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讲明白我们是谁。

陈茜：你当时还写了一篇万字长文，特别火，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招生吧。

Jason：可能会有一些帮助。2018年那篇写的是《未来教育的本质，就是顺应人的发展规律》。当时也没想太多，有时会有一种被指引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你该写点东西了，灵感就开始出现。尤其当内心有比较多感恩的时候，会写得更顺，当时我是这样的状态。

陈茜：所以你们就是这样招到了第一批学生，那老师好招吗？

Jason：这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第一次宣讲会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老师。当时家长的“心脏太大了”，有个家长说：“我就想我的孩子像你们这样。”还有我的联合创始人，比我还小一岁，是北大附的学弟，他爹妈当时可能有点不爽：“怎么我的孩子被你拐走去创业了？”

所以特别有意思，几乎每次宣讲的PPT，老师那一页都会多几个头像——上一次还坐在台下听的潜在老师，下一次就变成PPT上的人了。他们其中有一两位既是学生家长，也选择加入探月，到现在也还在，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重要。我们是在招生的过程中完成的招聘，一个“社区”可能在开学时才刚好成形，但大家好像有一些很底层的信任，在那之前就已经建立了。

08

自大、疫情与“流浪月球”

陈茜：之后这个旅程就正式起航了，但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吧？我知道你们换了好几次校址，包括一个保险公司的会议中心、一个老年活动区的空间。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为什么要换这么多次校址？

图片来源：探月学校

Jason：有很多外在原因，但我觉得最底层的原因，是我当时的自大。

从我自己的视角看，2017、2018年的顺风顺水，其实是把当时我心中的自大和傲慢，喂得越来越胖、越来越大，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我甚至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时代需要、大家也需要的事，命运就应该支持我，没想过“凭什么、为什么”。这就导致2018年表面上很顺利，又融了新的钱。而且探月当时一直说“要投的话就没有退出条款，因为教育是长期的事”，就算这样大家也都愿意投。

所以拿到融资、有这样的底气时，探月最早的想法是：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枢纽城市设立校区，再基于这些校区去做教育体系的输出，我们讲的是“怎么在10年、20年里支撑教育体系的变革”。这话现在仔细审视，是很自大的。人类教育体系这么复杂，如果真的要变，是不是要看一看它怎么才能踏踏实实地变？整个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又为什么？这种审视非常重要，但当时没有。

没有审视，战略就是膨胀的；战略一旦膨胀，再多的资源其实也都是有限的。如果当时不那么激进地去建新校区，我们可能会选择先慢慢做，先把一个模型搭出来，深刻地去践行教育的本质——先在这里“手搓第一枚芯片”，而不是先去考虑建芯片工厂。

陈茜：我觉得教育跟媒体有点像，都是基于信任，不像互联网产品，一旦“爆”了就能迅速复制。媒体需要一篇篇稿件让大家信任你，教育需要一个个学生教出来让家长和公众信任你。

Jason：是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的点是，我对教育本质不够理解和敬畏。探月当时提出的大的使命是：“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支撑文明的延续与繁荣。”有一位伙伴问我：“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平天下’，但是不是要先从‘修身’开始？”我当时的反馈是“不一定非要这个顺序”。可这段话出自《大学》的话，前面恰恰有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因为担心人们太自大、太傲慢才加的，我当时就忽视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内心丰盈、积极行动、支撑文明延续与繁荣”，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每天在往这个方向走吗？我在把自己培养成这样的人吗？”那对夫妻就是以他们自然生活的状态在影响我，他们不“教”，可能也在教。那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在“成为”？这是不是我人生的第一目标？如果我要做教育，那首先得是我自己要成为。我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就是那枚手搓出来的“第一颗芯片”，但我要为此尽一切努力。当时我没有这份敬畏，就会在那种状态下做出建新校区这样大投入的决策。

当时我们也做了所谓的法务论证，咨询了一些立法相关的法律顾问：“用培训资质来办非义务教育，OK不OK？”当时一些在上海、深圳很有名的学校，其实也是用培训资质在做高中，这是一种默许的状态。如果只是小规模也没什么问题，可一旦是很大的投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而且这是要对学习者和老师负责的决策。所以正是因为那种被喂得胖胖的自大和傲慢，加上当时意识不够清晰，即使去咨询，我也不是“一只空杯”，而是“一只装满水的杯子”，听不进去。

我们建新校区的决策做下去，就把大家都“带上船”了。我特别感激探月的家长，包括后来媒体也很照顾我们，把那段经历叫作“流浪月球”，鼓励说创新教育之不易。但我自己常常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心路——到底是怎么把大家带到那个“坑”里的。那个决策一旦做完、投入进去、新校区开始建，就赶上了疫情，疫情又延缓工期，导致我们没有地方开学，只能租酒店开学。当时特别有意思：有位广东的家长把孩子送来，很尴尬，因为家人朋友问“你们在哪开学啊”，家长说“在一个酒店里”。本来就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听起来不太靠谱的地方，最后又在酒店里开学，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过学习者很包容，大家都说那段经历其实成长了很多。可对当时的我来说，每每回忆到这里，我都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必须意识清晰，必须修身，必须做负责任的决策，哪怕大家不理解。所以当时是2019年做了盖新校区的决策，就赶上疫情，2020年连续经历了三个校区，其中包括两个酒店，直到2020年11月终于搬入建好的新校区。

09

“妻子的房产证”

Jason：我们一开始是在798那边，但因为后来“双减”了，所有培训机构都不能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做教学。虽然政策不是针对我们的，但恰恰把我们框在里面了，全日制高中教育就不合规了。我们得去更合规地办学，开始找符合资质的场地，比如在北京办学需要操场等等，当时的校区都不符合，所以必须继续找。

最后就找到了现在的地址——国家网球中心。这其实也是命运的安排，我很感恩。2021年不合规之后，我们和北京愿意接触、能接触到的民办学校都谈过，有些甚至到了协议阶段。可我心里一直不太安，越不安我就越拖。后来我发现，我内心深处其实知道：这跟大家的发心都没有关系，而是一个“到底能不能定得住”的问题。当时谈得再好，一旦出现经济周期或波动，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排序。而以我所经历过的商业、社会和教育界，能把教育真正的初心和理想始终放在第一位、坚定下来的，全世界也没有几位。

而王铮校长就是这样一位。我有时说他是个“光杆”：一个人，没有家庭，一辈子住在学校，没有什么牵挂，他可以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去支撑一片天地。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跟王铮有亲戚关系，你们都单眼皮、长得也像”，其实没有，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理想契合。

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我才意识到：如果真的进到一所民办学校里，在经济周期的变化中，进去前和进去后很可能完全不同，探月很可能就做不了了。也就是说，我明确地知道，这有可能会把学习者和老师送到一个“两三年后就不再是探月”的地方。如果我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我知道了，就不能装作不知道，这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我可以那时不知道自己自大，但一旦知道了，就不能骗自己。

后来我就去想：那我为什么还要考虑跟他们接触？我发现，我底层深处的恐惧在于，当时探月有债务和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如果出现大规模退学、办不下去，我个人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我当时已经结婚、有家庭，但我太太很支持我，2020年为了投入建设新校区，她把自己的房本拿出来去做贷款担保支持。我非常非常感谢她，也很感激有这样的家庭。

10

“教育根本不该考虑营利”

Jason：在几次搬校区的过程里，我已经意识到：教育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考虑任何商业的可能性。当时探月一位投资人，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就主动跟我说：“这件事可能要往非营利方向去，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支持。”所以2020年我就已经决定把股份都捐掉、完全非营利办学。我记得当时我在还没盖好的校区工地外发呆了很久，我在想：如果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而它又不赚钱，我还做不做？但我感觉这就像一条“取经路”——最早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有，然后它会不断淬炼你到底要什么。

2021年决定非营利之后，对我个人来说，我的“上限”就是放弃个人的物质利益，“下限”则是我可能会失去所有。当时我过不去这道坎，但得到太太支持后，我和两位联合创始人去找王铮校长。他当时已经卸任北大附校长，去了平谷农村，想实现陶行知、晏阳初先生当年想做的一些事。

当时我们觉得中国很大，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一些特殊的场域才能做成，希望得到王校长的支持，我们愿意去平谷农村办学。王校长也同意了，说那就一起吧。

之后我们就跟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做了一次沟通，当时因为疫情所以是线上沟通的。沟通之前，我在被窝里哭了几个小时，因为我觉得没法面对大家，我要把大家带到农村去，而且不知道哪些人会留下。当时有160来个家庭、几十位老师，平时都住在北京市区，要去通勤那么远的平谷，我觉得对不起大家。但我又觉得，那才对得起大家最初来探月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当时就直接退学、把钱退回去、去选另一所学校，而不是被我带去一所在平谷的学校。可现场沟通时特别让我感动：我一边讲，下面就在刷弹幕——“去平谷可以”、“住农院可以，自己养动物、养猪、种地”。

所以后来我常跟探月的家长、毕业生说，我是一个“养成系校长”，是你们把我养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时我特别被滋养，最后真的只有几位离开，大家都觉得要去平谷，连一些老师也被“忽悠”得跑去租房子、租农院了。

结果7月4号的时候，王铮校长突然说有个消息，让我一起开个会：清华附中国际学校也要“公参民”整改，不能再委托原本的那所民办学校管理，学校需要人接，但又不可能是另一所公办学校，只能由民办学校来接，而我们刚好有团队，7月底8月初就能直接接手。于是我就和王铮校长说，那我就带着探月团队把这个地方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网球中心。

这里之前是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大概在2022年7月18日，探月第一次在这里开会、开始做交接。所以大家都说，你们是不是早就约定好了？6月底还在沟通去平谷，怎么可能又突然改到这里？我说我们真的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交接的。

陈茜：所以你们跟这里签了10年的合约，到2032年应该都不会再搬学校了，你们这一路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Jason：对，我中间其实有很大的埋怨，尤其是接手之后，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历史问题需要去消化。那段过程里我内心很不丰盈，尤其2021年底到2022年。但现在回看，我非常感恩，这些挫折都成了成长的养料。在消化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一些捐赠人非常大的支持，渡过了难关，把学校完完全全地、合规地、纯粹非营利地办了起来，以至于一些监管的伙伴都说“没见过你们这么办的，你们图什么”。最近我还被监管机构问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清楚很多学校的数据情况。我很自然地告诉他们：“就图把这件事做出来。”一开始大家可能不愿意信，但我把自己一路的心路讲完之后，他们就理解了。

11

AI素养图谱

陈茜：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你现在会给探月的学生画“素养图谱”，去重新评判他们成长和成绩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在过去这些年的辗转和迭代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图片来源：探月学校

Jason：是有变化的，整体是排序的变化。探月从2017年开始筹备，当时的背景就已经在思考：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物质生产工作的“之前”和“之后”的这两个阶段，我们都要考虑。基于这两个阶段，我们找到了教育学里能把培养目标拆分清楚的一套框架，叫“素养”框架。“素养”本来就包含知识、可迁移的能力、思维习惯，以及更底层的attitude（心态）。

这套模式从探月刚建立时就是这样，我们去想：知识怎么培养？可迁移能力怎么培养？思维习惯怎么做？探月最早的教学模式到现在基本一以贯之，只是在不断微调。它的变化主要在排序上：最早我们没有把思维习惯和心态放在最高优先级，当时觉得可迁移能力更符合那个语境，因为当时那个阶段，人类对物质生产力还“有用”。等到对这种可迁移能力的教育完成之后，再过两三年，可能就会进入下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些年开始慢慢转移重心：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更成熟了，不需要再把全部精力花在已经成熟的体系上，所以在不降低对可迁移能力重视的同时，我们把精力投入到了habits of mind（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共同构成一个人底层的心态，也就是“心的形态”，或者说你注意力投射的形态。我对“心”的现代化理解，狭义上就是注意力，心态就是你注意力的参数结构。几个思维习惯放在一起，自然就构成一种心态。比如探月的几个思维习惯：自我关照、赋能同理、好奇心、想象力、持续精进的成长思维等等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结构化的心。

从教育体系的角度，我们办学第一天起，出口视角就是“学习者既能去大学，也能创业”，到现在也没变。大家总说“你们是不是又在做什么新东西”，其实我们一直只是在琢磨什么时候步子迈得太大，这是我们不断学习的智慧。

图片来源：探月学校

另外我们当时设计了三个学习场景：

第一个，与人工智能完全合作的个性化知识学习。我们现在的高中校长Ryan最早就负责这一块，那时叫Blended Learning（混合式学习），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早期的称呼叫“BL之母”。

第二个，AI学习+完全真实的项目。“探月的一小步”就是这个场景，先有AI学习，再以大约50%的时间做创业项目，这在2018年那篇文章里就写过。

第三个场景，是训练全局观。当时叫系统观和自我认知，也就是现在“人类文明拼图”在做的事：我们怎么拥有完整的全局观。所以探月很长时间里花很多精力做两门课，就是《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怎么对古往今来的圣贤和哲人、对他们凝练出的人类文明根基，做一种基于历史脉络的探究式学习。从2018年到现在，其他课你都可以自修、可以自己搞，只要达到那个能力就有足够的自由度；但你没有权限选择不上的，就是这两门必修课，江学勤老师上的就是西方哲学。

再加上我们的个人教练制，你思维习惯的发展，不仅要在真实场景里，还需要有反省、觉悟的时候：我的脑回路是什么样的？你需要安静下来去“观”，比如现在去观我以前的自大。而一个思维习惯一定不只出现在一件事上，会在很多事情上反复出现，它才叫“习惯”，这就需要教练对话的场景。还有答辩，去讲述你自己成长的journey（历程）、讲述你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变化。这些机制在探月创立之初的骨架里都已经存在，因为我们的目标没变、初心的背景也没变。背景、目标、方法的大框架不变，但我们在过程里非常细化地完善了中间的骨肉和循环系统，这是我和团队特别宝贵的一段项目制学习。

12

探月的老师们

在“道”不在“术”

陈茜：我们的前采中你提到，现在与AI的混合课程已经成熟了。硅谷现在Alpha School非常火，它有“两小时AI学习”的课程设计；你也提到过这种自适应、项目制的教学方式。所以在你看来，AI只是一种新的教学工具或方式，但学校存在的意义还是有的，对吗？AI来了之后，你觉得学校的意义还在哪里？

图片来源：Alpha School

Jason：这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首先，探月现在并没有说：AI学习已经成熟了，我们还在做很多探索。有些方法论可能已经完全可以用，但我们依然很谨慎。这恰恰和你最根本的那个提问相关——学校存在的意义。我们很担心，如果盲目拥抱，会和意义相左。举个体感上的例子：那对夫妻对我的影响，我觉得就不是AI能够完成的。

陈茜：这更多的还是在为人处世、价值观，这种更“道”的方向，而不是“术”。

Jason：是的。我觉得AI最大的帮助，是把我们从知识、甚至技能的反复训练里，迁移出巨大的精力和注意力。那接下来，这些精力投射到何方？探月当时之所以这样考虑，底层是关心文明的延续与繁荣，所以使命叫“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以支撑文明的延续与繁荣”。它有本末：本是内心丰盈、积极行动，末是这样一个结果。但它又是一个循环——你有更有文明的环境，也会更孕育这样的人。

我们很早就在做一种极限推演：技术会非常强大，强大到绝大部分生老病死的问题都可能被解决。人类马斯洛需求层次里与物质相关的部分，可能都会得到极大改善甚至解决，因为它无非就是能源足够多、AI效率足够强，两个放在一起就行了。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这么强的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在驾驭它？是内心丰盈的状态，你也可以叫它“有爱的状态”；还是内心不丰盈的状态，也就是“恐惧的状态”。如果是恐惧在驱动，那大家就想着彼此比肌肉；如果是爱在驱动，我们就会去想：彼此到底更需要什么？怎么才能更可持续地发展？

我对“道”的现代化理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路。不仅考虑十年、二十年，而是考虑整个一生、甚至超越一生的可持续。所以你会发现，越合“道”的东西，比如价值投资，就越需要时间来证明它。有的“道”甚至需要以千年的文明尺度去回看：哪些师是“传道”的师，哪些只是“传术”的师？这就是学校在未来更核心的价值——从学校走出去的人，会不会具备一种更“大我”的人性结构。这也对应了探月价值观的第一条，我们当时琢磨，第一个价值观一定要是什么，最后还是觉得是“善及万物”。因为无论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出发，万事万物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整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相。如果我们本就是一体的，终究会彼此影响，那么对万物的关心、对万物不偏爱的可持续视角，就非常重要。

一个人越具备这样的视角和心性结构，他用技术创造的价值，就越有可能支撑的不仅是个人和身边人的可持续发展，也更有可能支撑一个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不仅是探月，而是所有未来教育都会走向的方向。因为知识和技能已经可以完全被“蒸馏”放进一个模型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生不息的动力在驱动技术，就决定了一个文明演化的方向。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我觉得这句话，恰恰回到了未来学校和教育最本核的意义。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师者”。这个师者不一定是有教师岗位的人，可能是一位年龄更大的学习者在带学弟学妹，也可能是学弟学妹反过来启发了学长和老师。这样一种“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社区状态：今天这个人可能恐惧多一点，可他的爱多一点，提醒了他此刻该转变一下心态，就像当年那对夫妻在某些场景里对我所做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学校很重要的存在意义，也是老师们终究要以“立德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去考虑的这份灵魂工程师的工作。一群灵魂工程师在一起，彼此唤醒，共同走向一个更有希望的文明阶段，我觉得这就是学校的意义。

陈茜：老师非常重要，以前他的重要性在于升学率、他教授的知识、能不能让学生去到好大学、获得好成绩。AI来了之后，老师本身的为人、他的价值观，跟他想让学生成为的人是否一致，这一点特别重要。我是经历过特别差的老师的：小学时我被美术老师扇过耳光，大学时也遇到过一个有明显种族歧视的美国白人老师，这些老师其实会给学生带来非常糟糕的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在AI时代，对老师本身的ethics（道德）要求更高了。你们招老师时，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怎么评价老师的qualification（资质）？

Jason：每个阶段权重都不同，现在这个阶段越来越看重的是思维习惯层面。以前基本所有老师进探月，都会经过几轮对话或面试，最后一轮基本都是和我。我记得有一位心理老师的应聘者，面完之后说：“怎么感觉经历了一次心理咨询？”因为我会去了解他很多个人的成长经历，看他在重大决策时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背后到底为什么，以及他现在如何回看。

我们常说价值观，而价值观，其实就是思维习惯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结构。“观”这个字，一种解读是“又见”，就是持续地见、一直是这个视角。如果不是一直如此，那它只能算你的“价值论”，很难说是你真正的“价值观”。价值观越是在人生的重大决策里、越是在利害得失和压力面前，越能体现，当然也可能在你很放松的时候呈现。儒家讲“君子慎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面试时去交流一些话题，了解他底层的个性和性格。同样是教数学、甚至教完全一样的内容，可学习者问了你一个问题，你下意识反应那一刻的表情、态度、眼神、口气，以及你下意识传达的内容，那才是思维习惯和价值观，是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流动的能量，那才是未来真正的差异，也是无法被替代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看老师的一个视角。

但同时也有一个难点：我们可能很难招到老师。探月教学管理层甚至问过，“旧时代的人，我们怎么去想象新时代、还要培养新时代的人？”所以一种角度是“放下”：只要我们有学习者视角，教育者本身也具备自我关照、赋能同理、好奇心、想象力、持续精进的成长思维，放下“我是权威、我是要去教谁的”这个角度，翻转一下变成“我们都在共学”。

每个人的岗位就是我们各自的项目制学习，而多重项目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你的家庭是一个大项目，你的职业是一个大项目，几个大项目合起来，构成你的人生轨迹。你在其中成长，就会开始把对未来的想象引导进来，和自己的内心做苏格拉底式对话：我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再往前，我希望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这样的视角去引导自己，就会开始转动你的命运轨迹、转动你“做项目的方式”，包括对待家人的方式。

就比如我以前其实不做饭，烘焙也不是我喜欢的事，但后来换了一个视角：天天说“表达爱很重要”，口头的、文字的表达当然重要，可会不会做一顿饭、做一个面包，其实可以很直观地表达爱？再去琢磨这个问题时，行为也跟上了，某种意义上才开始变成一个“新人”。在自己变成新人的过程里，身边人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你自己“取了一些经”，就有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可以与老师、家长一起分享、一起成长。

13

人类终极追求

感知爱和幸福

陈茜：还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长大之后想做什么”，结果到了大学要忙于生计、要想做什么工作，这部分思维反而被打压了。想象10年、20年之后，等我们的孩子大学毕业时，AI肯定已经非常成熟，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到UBI（全民基本收入）的阶段。

当人类不用再那么工作、不用每天工作8小时、不用996，人的价值在哪里？前采聊天中你一直强调，人要有“感知爱”的能力，为什么这个能力重要？为什么它是让人类在“后AI时代”延续文明的一个基本能力？

Jason：这也是我一直在探寻的问题，我的回答仅供参考。庄子早就有一个很凝练的观点，叫“无用之用”。我的理解是，他讲的“无用”，可能不是我们以前预期的那种“有用”。人类正处于工业革命刚刚收尾之后的时代里，潜意识里的“有用”就是物质生产，而物质生产再往前是因为有物质需求。整个经济社会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供需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价值。于是我们的价值观，在潜意识里被塑造成：注意力的投射都在物质需求和物质生产上。

可是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从五层到完整的八层：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再往上是审美和认知，再往上是自我实现，以及“超我”。爱也有一种描述：越往上越是“超我”的部分，是全然的爱，因为它已经完全不以自己为中心了。

陈茜：但这种爱太稀少了，拥有这种爱的人也很稀少。

Jason：是的，我很认同。我以前甚至觉得这太“牺牲”了，后来发现可能是偏颇了，总想着“‘超我’了就没有‘我’了”，可它是“超我”，是包含但不限于“自我”的关系。从需求层次来看，人类还有好多机会：除了物质，你还有精神、思想、心灵，还有情感、认知、审美的部分。这些需求是非常广阔的、尚未被探索的领域。古往今来，有人已经完整地完成了那个部分，但非常少数。

比如那些圣贤：孔子、佛陀、“儒释道”的开创者；西方的话，像基督、耶稣；近代中国的王阳明等等，他们都是往这个方向探究的先驱者、践行者乃至推动者。我自己解读国家文件时也能看到，最近这十年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现在也能明显能感到，全球范围内的精神文明建设，都远远薄弱于物质文明。探月当时之所以觉得会有一个大的文明危机，底层就是觉得这两者失衡：人类在物质层面已经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却没有同样的爱去驾驭它。如果是用恐惧的状态，去驾驭这种自我毁灭能力，那文明危机几乎是个必然。费米悖论里就在问：为什么宇宙这么孤独？也许文明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一个大的自然筛选，而我们未必能过得去。

以“爱”作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建设，可能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视角。昨天我还和一位同事对话，他说自己经历了亲人离世之后，似乎变得更有生命动力了。当时我问他：你经历、看见、感知和尊重了这些事情，你和另一位没经历过的人，会不会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你的细腻度、捕捉能力、情感的传达和心灵的唤醒，会不会很不同？

而你刚刚问“为什么我会很重视感知被爱”，我回想自己最埋怨的那一两年，也就是2021、2022年，那时我恰恰失去了感知被爱的能力。

被爱是向外求的，但感知被爱是向内求的。是我们选择了去感知到爱，还是感知到了别的？我觉得内心丰盈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感知被爱的能力在提升——你越能感知被爱，就越丰盈。那时我觉得很难，什么都和我对着干，觉得“这个世界不爱我了，上天不爱我”。可我每天一出门：你有水喝、有空气、有三顿饭吃；我现在常常观察家门口的梧桐树和花；今天早起时窗户开着，听见鸟在叫，我觉得好美丽。以前因为没有训练这个“脑回路”，我就没有这种感知能力；而现在我可以很自然的感知，就像一根管道，电阻降低了，爱就很容易流淌进来。

就像苏格拉底当年引导大家对话，问“人生终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最后大家说是happiness（幸福）。可如果幸福是最终极、最需要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真正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当成一个自己可训练的能力、可学可习得的、真正长在内心的素养去练习它？好像很少。这可能就是未来，无论是教育的价值，还是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他自己能不能感知被爱，并把感知被爱、感知幸福的能力也给到他人、支持他人也拥有，这就是“感知被爱”和“付出爱”。从探月的培养目标说，内心丰盈、积极行动，某种意义上就是感知被爱和付出爱。

你自己体证了、经历了那种能感受到幸福和被爱的状态，再通过你独一无二的视角去引发他人的共鸣，用创造力、用新技术给他人也搭一个心灵成长、精神成长的阶梯，这可能就是很大的、甚至无法被计量的价值。因为那个时候，currency（货币）还有没有意义都不知道了，它可能会失去原本的很多意义。而在心灵这个层面，我们到底走到了多远、多深，就决定了我们能帮到自己和他人多远、多深。

陈茜：你觉得“感知被爱”这个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可以被培养的？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容易感受到爱的人，特别能resonate（共鸣）你说的“早晨的鸟鸣与风景”。我这次从新加坡到北京来采访，到的时候是周日晚上12点，上出租车已经是凌晨1点，我非常疲惫，但车开着的时候，我忽然发现：4月的北京好美啊。虽然是半夜，但街边的树都开花了，有桃树，红的白的，空气中还飘着柳絮。

虽然很多人吐槽柳絮，但对一个不过敏的人来说，它就像下雪一样美。当时我一下就觉得，累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这么漂亮的一个城市，我马上要去采访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一个想见的人，我当时非常幸福。但我也在想：有些人天生可能不那么容易感受到幸福，或者对他人、对自己要求都特别高，有点苛刻，很容易不快乐、容易有负面情绪。这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可以被培养的？

Jason：我觉得它既有天生的成分，也可以被培养；如果要绝对地回答，它一定可以被培养——在这一点上我会很笃定。只是大家天生确实有差距，比如你天生是七分，我可能天生三分。因为我自己完整地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我知道它可以被培养。但同时它也非常珍贵。乔布斯在离世前不久说过：“我愿意用我一生所有的科技，去换和苏格拉底的一个下午茶”，我觉得他其实是在为这个新时代“打广告”。他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很高，可他一生都在追寻：怎样才能幸福？怎样才能感知幸福？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像一个果农，说的不是“我要卖我的果子”，而是“我拿我所有的果树、我所有的科技，去换一个下午”。而这个下午指向的，是苏格拉底一生都在做的那件事：引导学生回答“什么是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并把人引向美德。我看到那句话时受到很大的触动，觉得乔布斯是在为这个时代做铺垫。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与我太太、身边的人、老师、一些学习者，包括探月的家长共同学习，核心就在学习“如何幸福”，一起喝茶、交流经验。

在这个过程里我观察到很多人发生变化，尤其是我太太。她的变化连身边人都说：“她简直变成了一个新的人。”我还跟她开玩笑，说你以前是不是故意“演”出那个特别高效、特别有事业心的样子，因为你现在那部分能力没有变低，却又能变得这么有温度。

陈茜：是什么样的事件，驱动你太太有了这样的变化？

Jason：是刻意练习，我和她都会练。其实思维习惯之所以能成为习惯，要么是从小就无意识地被练习；要么是你有意识地主动练习，直到新的这套运转模式把以前的模式迭代掉。习惯训练这件事我几乎完全肯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去看古往今来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他们很核心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训练的方式传递下来：你可以如何更好地感知爱、感知被爱，并更好地把爱传递出去。

14

当对人类失望的时候

陈茜：你有对人类这个种族失望的时候吗？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大，因为我最近有一些瞬间会对人类挺失望的。我一直做《硅谷101》、做科技报道，我们都知道科技是双刃剑，它有Tech for good（科技向善）的一面，很多频道、媒体专门去宣扬科技积极的那一面，但科技不好的那一面是我没办法忽视的。

AI来了之后，人和人的差距迅速拉大，一些政府、机构跟普通人的power dynamics（权力平衡）迅速变化，普通人非常无助。现在很多AI的发展是被恐惧支配着走的，这种恐惧在于“如果我不做，别人就会来做”，不是“我做这件事是为了人类好”，而是“我不做，竞争对手会做，而且他们可能会比我更坏”。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人类的命运是可以被避免的吗？如果我们真的拥有更多“有爱的人”，这件事能够帮助人类避免一个非常悲观的结局吗？

Jason：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需要我们直视一些很根本的点。其实我问过一些投资人或科技创业者，发现他们也不一定会花很多时间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我会从两个视角看：一个是很个体的、从自己出发，一个是从人类文明整体出发。

疫情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三篇万字长文，叫《为人类共同的命运而做教育》。写那篇文章时，我是把自己内心的能量做了最后一次完全的“撒出去”，因为当时我内心有一部分是很绝望的：越推演就越觉得，从文明整体的视角看，好像没希望了。人们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经验和实践，知识就很难变成智慧。一个经历过冲突、恐惧、没有爱的滋味的人，可能会极力想要避免那种处境；一个深度感受过被爱、感受过幸福的人，也会积极争取它。这些都会累积成智慧的一部分，影响他的决策。

可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增长，那些非常美好、非常有智慧的人会老去、会离开，而新来的人虽然知道这些“概念”，但对他来说只是文字，很难用这些文字去主导他当下的决策。我当时就觉得“没救了，好难”。但写完那篇文章对我有个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有点不敢直面这个问题，直面完之后反而有了一种放松。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已经无关乎文明到底能不能延续。

我当然觉得延续很好，即使只有0.1%的概率能延续繁荣、能过掉那个“大过滤器”。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回到我自己的个体，我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活。无论结局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去选择欣赏过程的风景，就像你凌晨1点看到的那些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放下”：哪怕文明会毁灭，可在这场“项目制学习”里，我自己心灵成长能做的部分我都做了，我就无憾了。所以我现在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突然一下就没了，我会不会有遗憾？我发现，我埋怨的那段时间会有，而我不埋怨的时候，真的就没有——我觉得我今天全力活了。这个“全力活”不代表我一天排很多会，其实我很多时候是很balance（平衡）的，有时候大家甚至会问“Jason你今天来学校了吗？”

我们以前在潜意识假设里对文明走向的论述，本来就会更悲观，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投资在一个物质主导的世界里，一个其实并不是“没有爱”，而是“过于偏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都是爱，只是过于偏爱，偏到自私；而非常博大的爱叫慈悲博爱，但它一定也没有放掉“自己”。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受过自己被爱、或自己去爱，他是没办法一点点扩大到那个程度的。

所以，也许是因为我们以前过于把注意力投射到物质上。其实资本主义相较于以前是一个大进步，以前财富和生产资料只属于极少数人，资本主义在那个意义上是一次生产资料的平权，你至少可以拥有了。它是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也合“道”、可持续。每个阶段都有它“道可道，非常道”的部分，但它不是恒常。我们被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考模式，所以得出的结论会更悲观一点。

后来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同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讲的一个角度：我们要去想美好的那一面。但我同时觉得，他想得其实还不够美好。我们甚至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去仔细琢磨“未来20年人类可以如何美好”。这方面投入的精力、技术脑力，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竞争、在当前一城一池的得失里，却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去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而那种描绘并不是不务实的，它恰恰要基于非常务实的技术推演，以及对人类社会、经济可能形态的系统性梳理。

假设从AI的视角来推演，黄仁勋说过有五层，能源、芯片工厂、大模型等等。如果第一年每一层的平均进步速度是30%，到第二年大概率不会只是30%，因为模型层的变化，会反过来推进材料科学等各方面的变化，甚至模型自身设计的迭代，可能第二年变成1.5的五次方，第三年变成1.7的五次方。所以我觉得凯文·凯利可能还不够乐观，我可能比他还要乐观一点点，而这还只是在技术层面。

我观察到很多科技巨头竞争的底层，可能还是对死亡的恐惧，虽然他们不愿意讲，我也只是揣测。那种个体死亡的恐惧，它表面上展现为“我的肌肉要足够大”、“你甚至可以害别人，但绝对不能害我家人、害我自己”，最终会触发人性很底层的恐惧。于是表征性的结果就是，“我要推动快速发展，我担心被超过、被主导”。

人类现在还在拿过往的时空观，去看未来的时空。时间在物理学意义上，是描述运动的一个维度，并不真是“一秒”；当运动足够快时，时间可以很慢。这对应到我们的经历也一样：我们现在还会假设“一年的变化”是某种固定速度，却很难想象，一种十天前还要一亿美金的基因治疗、延长寿命的药，十天后可能变成10美金。按刚刚那个指数去算，可能20年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十天前和十天后”，到后来，技术产物本身甚至不再有“时间”概念。

从这种视角看整个文明进程，它的乐观程度至少和悲观程度是对齐的。所谓以生产资料和资金堆积起来的权力和地位，可能只是处在一个“快速膨胀期”。一个人身价一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奇怪，怎么会“胖”成这样？可推演到极限之后，他可能会一下子回到一个“0”的起点，回归到很简单的物质层面。

比如佛家讲“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前面四个决定物质层面的苦，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被抹平。可一下子被抹平的时候，整个文明并不是就没有新问题了，而是有很多很多新问题：每个人怎么感知幸福、感知被爱。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巨大的风险：有可能跨过去了，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文明的内部问题”，也就是“繁荣”的问题；跨不过去，那就是“延续”的问题。

而延续的问题在于，此刻怎么让大家能够理性、又有足够想象力地去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且一群人愿意去建设那样的未来。有了这种描绘，人们才能脱离恐惧。否则我肯定会担心，它太强了，像捏蚂蚁一样把我捏掉，那我也很恐惧，就想成为一只更大的虫子、一个更大的“肌肉男”去对抗。可“虫子和巨人”，看似在以前的物质观里是有巨大差异的，但在灵魂层面其实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描绘，恰恰要基于可推演的技术：当技术发展到那个程度，分配制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做这样一种理性而美好的推演，我们就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其实是平等的。与其在此刻去争那10年、20年，不如想想20年后的事，并从现在就开始共建那个20年。这就是我尝试去和大家共创的一个视角，并且我是百分百全力投入在这个视角上的。

15

“让生命力冒出来”

陈茜：探月第一、第二年的学生，如果选择了大学这条路，今年已经毕业了。你还跟他们保持沟通吗？如果这是一个“验收成果”的时刻，你对他们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Jason：在我的视角里他们都挺好的，但关键也要看他们自己的状态、自己满不满意。我跟他们交流得不算多，整体上我是一个“大家不必非要把我揪出来”的状态，所以我更多去做我觉得该做的事。不过最近也开始有一些毕业生主动联系，说“要不要打个视频”，虽然在国外，也会有一些交流。我们同时每年都会做毕业生追踪，看他们在做什么、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度如何。我们会问他们：在过往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探月让他们达到现在这个满意或不满意的状态，他们认可的分数是0到10分的哪里？整体来说，我最近看到的大多在6到10之间。

在毕业生中，有创业的、做科研的，也有在公司工作的。前两天我刚和一位探月毕业生视频了两个多小时，我几次跟他表达感谢。我觉得有一种大家开始“在共事”的感觉，虽然在不同岗位、不在一个组织里，但那种共事，是大家都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努力。

陈茜：昨天你们设计课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些数据：你们高中毕业生，大部分还是会去选择念大学、申请国外大学的路径，而最多人选择的专业是心理学，其次都还是偏人文社科的选择居多。这跟你个人的气质、跟整个学校的价值观挺匹配的。你觉得为什么大家想学那些专业？

Jason：这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猜测。我感觉很多探月的毕业生、甚至在校的学习者，对“教育”和“人性的光辉该怎么被释放”这个命题本身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人性的负能量怎么被消化、内心的状态怎么得到疏解，他们都比较关心这些事情。最早大家以为探月都是搞“探月工程”的，会比较偏科技，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重视技术工具的学习者，但最终的价值指向，确实跟我们一以贯之谈的东西相关——文明怎么才能延续，我们要承担一份什么样的责任。

有时我也会问一些投科技的投资人或科技创业者类似的问题：“等过了三四年，有可能你所有的技术能力、工程能力都直接被拉平了，那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深度琢磨一些类似的问题，会觉得人类，或甚至超越人类、一切有生命的存在，最后在意的，一个是自己底层那种主观的幸福，另一个是“我和他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联系”，这个联系是有爱的、可持续的，还是彼此伤害的？

陈茜：跟你分享个小故事。我们应该共同认识一位探月第二年入学的学生，现在也跟我们有一些内容合作。我们之前跟他录了一期播客，下面很多人留言问“你们确定这不是AI生成的吗？这是真人吗？”更有趣的是，播客上线后，有一位顶级公司的创始人找到我的合伙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伙子真的不是AI吗，我们说真的不是；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要做什么才能让这个小伙子为我所用？”我们说：“他应该不会给你打工的，他也不会给我们打工，他一定会自己去做一件事。”果然，他现在在硅谷创业。我觉得你应该挺为他骄傲的。

Jason：是的，还是那种“一起共事”的感觉：大家有共同的志向，但也都发挥自己最美好、最有天赋的那部分。包括其他探月的学习者，我后来视频、了解他们的情况时，很难用“自豪”来表达，我觉得就是真的很赞叹，探月到底在里面发挥了多少作用我不知道。

陈茜：但至少你们不是那块“铁板”。

Jason：是的，我们应该不是那块“铁板”。他们真的很厉害。

16

成为父亲

陈茜：你现在也当父亲了，我家小男孩也马上满一岁。采访一开始你描述过一个让我很动容的场景：孩子刚出生时，医生把他放在你胸前做skin to skin（肌肤接触）。我想问，你第一次抱着孩子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觉？

Jason：有点不太真实，当时觉得“我成为爸爸了”，同时非常希望他能很茁壮，希望他是一个非常茁壮的灵魂和生命。

陈茜：你怎么定义这个“茁壮”？

Jason：他叫柠檬，我有时甚至会对他讲：“柠檬，加油”。他也才两岁，为什么加油？我会说，我有一天也可能会离开，但这不影响你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有时也会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好像能听明白。我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刚抱起来时觉得“哇，好容易受伤，他怎么这么软”。

我当然不会逃避“父亲”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重要，但同时我觉得，我是和他一起成长的一个灵魂，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对他这一份平等的尊重。

陈茜：你有任何时候会对他的未来有恐惧感吗？

Jason：我真没有。因为他出生时，我已经完成了前面聊到的那段推理。大家谈“灵魂工程师”或谈“灵魂”时，会觉得这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但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当你回到“万物一体”的那种感知时，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场的时候。因为万物本来就是一体，苏格拉底把它叫“灵魂”，儒家把它叫“良心”，每一家有不同的说法，但底层都是那个：你知道你从这个宇宙、从万物而来，最后也回归它。

太太在认识我之前特别关注生死，经常思考死亡。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死亡”。我当时心想，这是见对人了，我就说：没有真正的死亡，我们从那里来，也回归那里。不过说那段话时，更多是灵感一现，我自己当时可能并没有真正体证那种感觉。

后来我认真去琢磨“灵魂”这个词，因为总书记最早描述教师时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就很认真地去琢磨何为灵魂工程师。我觉得，灵魂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感受：我和万物是一体的，我被全然地爱着，因此我也可以很自由、很自在地去过这一生。这种感知有时会转瞬即逝，所以要学会怎么和它保持持续的连接，这可能就是“灵魂工程师”做的工作。所以我也相信，我的孩子是一个全然拥有这一部分的人。有了这种深切的认知和体证之后，我对我的儿子就没有恐惧了。他可能会经历很多挫折，我会心疼他，比如他摔了、流血了的时候，但不会有那种“失去”的、或者会让他陷入很糟糕状态的恐惧。从这个角度看，“心灵”其实就是“心”，就是注意力；当你的注意力能不断回归到那种关系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的、心灵的文明。

我甚至会跟他说：“你太幸运了，在这个时候降临到这个世界，有机会共同去创造这样一个文明阶段。你有可能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正处于一个连‘灵魂’这类话题都不再小众、随便拎一个人就能交流的时代。”

陈茜：那你真的非常乐观了。我刚刚指的恐惧，在于我不知道怎么去培养他。他成长路上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AI也好、人际关系也好、电子产品也好，我都没有经历过；他遇到的学习方式、老师、教育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的“经验论”对他来说一钱不值。

可能就是对这种未知感的恐惧，以及对未来20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时，我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有可能经历一次超大规模的失业潮，经济可能不是指数级上升，生产力的释放可能会经历一次很大的回调。在这个阵痛的转型期里，可能有很多公司倒闭，可能出现剧烈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甚至可能有战争。我对未来20年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我对自己还好，但对下一代，他这么小，怎么去navigate（穿越）世界这么大的变化？我对这点有一点恐惧。

Jason：我主要从两个视角看：一个是作为家长、或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一个是从孩子的成长视角。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好的应对未来的状态，其实跟2020年我应对那一波波冲击的方式一样，保持一种内心丰盈的状态：感知被爱、拥有爱、积极行动，更多地处在一种“爱与创造”的状态里。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家长，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什么职业上，都会有机会“往左”也可以“往右”。如果这个时候选择的是爱与创造的角度，它的排序就会很高。可能短期内换一种方式做事会有更大的、别的收益，但因为我们开始相信那样一个文明阶段、那样一个世界有可能到来，相信之后，就开始去“博学、审问、慎思”它的具体路径，并在其中贡献。比如我作为一所学校、一个教育者，去想“在那样的状态里，学校会是什么样”，然后每天日拱一卒地去做。作为媒体人，我相信也一定有这样的机会。

开始可能很模糊，仅仅是一种“相信”。但这种相信一旦变得有动力、有笃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群，或者至少先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大家不相信或怀疑的时候彼此安抚。“东边不亮西边亮”，今天我emo（情绪低落）了，但他还很在线，他就把爱传递给我。一旦形成了五个、七个人笃定地相信这个方向，哪怕有人偶尔“掉线”，也都很安全。

这种状态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动力，去深刻地思考。有时候人是没有能量去想“那种美好”的，而如果有了这份能量去琢磨，我相信一定能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角色里，找到一些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的事。一旦这个闭环开始形成，又会形成一层很强的保护，因为你每天做的事，开始和那样一个美好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合一”了。而这个合一的过程，本身就是“成为”那样一个人的过程，这恰恰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中庸》里有一段话是我特别喜欢的，我高中时其实还觉得“中庸”就是很折中。后来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偏见，开始调整自己、把自大放下去学习时，《中庸》的第一句话就直接击中了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一直在思考教育的本质，居然就在这一句话里。每个人天生就有这样一份使命，它在你内心最深处，在那个感知宇宙、感知万物一体关系的“性”里，那是你自己的本性。人性可能很复杂，像八宝粥一样，有“小我”的部分，但也一定有“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率性之谓道”，就是把这份你本来就有的感知越来越活出来，在家庭、在职业里开始相信、开始去活。“修道之谓教”，就是不断铺垫、修建这样一条人间正道的过程，这就是对自我和他人最好的教育。

后来我去找“教”这个词的来源，发现它最早是《易经》六爻的“爻”，加一个“攵”。“爻”最早来源于一阴一阳，《周易·系辞》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左边的“爻”就是“道”，右边的“攵”最早有推动、践行的意思。所以把“道”活出来，就是“教”本身。我感觉特别幸运的是，我在做学校，学校就是一个“未来社会的模拟器”，我好多具体的想法都可以试，可以和老师、和团队一起探讨这可能是什么样。这个过程里恰恰有质疑、有反对、有审问、也有认同，而这些都在帮我把事情想得越来越清晰，那我就已经“赚大发了”。

于是那种不确定感就会变少。《中庸》那段话也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恐惧会越来越少，笃定会越来越多，它是一个越来越“明”、越来越清晰的过程。

而对家里的孩子，我觉得我自己处在这样的状态，他自然而然会被影响。从最底层说，我的目标是清晰的，那方法是什么样的，我和他都可以共创。我们共创的目标很清晰：他内心丰盈、积极行动，能够更多地感知爱和付出爱。如果我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远，将来有些东西我还可以和他交流，但具体的方法他可能远远比我好，那时候他用的技术会比我更“高级”。可他底层的思维习惯，以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这个过程本身，是我们可以无尽地共同探讨、彼此影响的。我觉得这条路，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必然可以去走上的、最美好的一条路。有了这份笃定的目标和底气之后，剩下的事就是过程了，大家一起经历吧。

17

写在最后

2025年1月，距离第一篇文章整整十年，王熙乔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这篇文章的思考比十年前深了好几层。

他列出了五项最可能深远影响人类文明的技术：智能与自动化、环保与新能源、生命科技、增强与虚拟现实、太空探索。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话——“科技虽然是最大的变量，但它只是工具，是人性的放大器。人类文明的演化方向，依然是由我们自身的人性所决定的。”

在那篇文章最后，王熙乔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你也愿意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以自己的大我人性丰盈内心，并以此心外行的德行去影响身边的人、影响人类的下一代、影响文明的未来，那么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即使遇到很孤独、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是和你在一起的。这终究，是一条通往真正幸福的生命之路。”

在采访之后，我们收到了王熙乔的一份礼物，是一份他亲自烤的面包。很朴实，但很用心、很温暖，也真的很好吃。

很多人对探月学校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这就是一群有钱人家庭的前沿实验，这些孩子就算不上大学也有家长托底。确实，探月的学费很贵，这就注定了它在目前的阶段只是一个精品的、小众的“奢侈品”。但王熙乔认为，最开始的前沿探索，就像“手搓芯片”一样都是昂贵的，可一旦模式被验证、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价格也会变得大众化。而前沿探索这件事，一定要有人去做。

每天在报道AI的进展和科技突破时，我们都会害怕Dario Amodei等人警告的“人类大规模失业”会发生，担心“AI末日论”会真的到来，也恐惧AI的不可解释性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

但这场与王熙乔的对话，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未来：当我们普通人对人类未来命运无法预测、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能拥有的确定性，是培养孩子“给予爱”和“感受爱”、“给予美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而这，也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