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婷对话晶泰科技马健：AI破解制药魔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嘉宾商学 ，作者：嘉宾商学，原文标题：《吴婷对话晶泰科技马健：AI破解制药魔咒 | 我有嘉宾》

在医药界，一直有一个残酷的“双十魔咒”：研发一款新药，往往需要耗费10年的时间，砸进去10亿美金，但最终的成功率却还不到10%。这就好比在大海里捞针，不仅极其昂贵，而且充满了运气成分。但如今，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机器人，正在重塑这个古老的行业。科技也让新药研发变得更聪明、更高效。

在这场行业变革里，晶泰科技跑在了最前面。2014年，马健、温书豪、赖力鹏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量子物理的博士后，决定跨界进入制药圈。而马健作为公司的CEO，正是核心掌舵人之一。他从学术象牙塔转身，全面负责公司的整体业务运营与复杂组织管理，并幽默地称自己是啥都干的“Chief Everything Officer”（首席全面官）。

在外人看来，搞物理的去做药，多少有些不专业。但马健他们并没有讲虚无缥缈的“轻资产”故事，而是拿出了真本事。2016年，他们靠着一场极其严苛的晶体结构预测“盲测”，首个交卷并完美预测，彻底征服了国际巨头辉瑞，从此在圈内一战成名。之后，晶泰花重金建起了庞大的自动化自主实验室，他们让机器人代替人工去做实验，故意去收集海量失败的“负样本”。因为只有知道了什么是错的，AI才能变得更加全面和聪明，最终向着完全无人的“L5级自动化”实验室逼近。

在怎么赚钱这件事上，晶泰采用了一套两头赚钱的“杠铃模式”：一头提供标准化的平台软件，赚取安稳的收益；另一头则亲自下场，和药企一起去死磕那些耗时多年都搞不定的绝症“硬骨头”。这套务实的打法，不仅让他们在2025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更在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吸引了众多美国头部药企主动上门求合作，实现了底层硬实力的反向输出。晶泰科技如今已成长为能与全球顶级药企并肩作战的独角兽企业，他们的破局之路，正是中国前沿科技突围的生动缩影。

跨界入局：靠实力赢回“被质疑的目光”

提到新药研发，长久以来被“耗时10年、耗费10亿美金、成功率不足10%”的残酷魔咒所笼罩。2014年，马健、温书豪、赖力鹏三位没有大厂经验的量子物理学家跨界入局，创立了晶泰科技。面对传统医药圈极其看重资历的质疑与审视，他们并非靠讲故事起家，而是靠一场严苛的晶体结构预测盲测彻底征服了辉瑞。晶泰科技首个交卷，并完美预测了辉瑞三款药物的所有晶体结构，从此敲开了与全球顶级药企合作的大门。

深挖“负样本”，打造制药界自动驾驶

AI在数字世界迭代极快，但在真实物理世界却深受自然规律的约束，这被马健清醒地称为“AI减速带”。为此，晶泰科技没有走轻资产路线，而是重金建设了庞大的自动化自主实验室。因为科研的大部分过程是试错，晶泰通过自动化设备将大量失败的“负样本”数据沉淀下来，用以训练出全面、无偏见的垂直大模型。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研发的试错成本，更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部分科研场景推向彻底的L5级无人化突破。

两端发力的“杠铃模式”

在商业落地方面，晶泰科技采用了极具智慧的“杠铃模式”。他们不仅“卖铲子”，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平台软件服务来获取稳健的日常收益；更敢于直接“挖金矿”，亲自下场与大型药企共同推进那些高价值、高难度的研发管线，通过里程碑付款来分享高额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晶泰从不参与低端、低效的内卷竞争。他们选择去专啃那些大型药企耗时5到10年依然频频失败的“绝症硬骨头”，比如特定肿瘤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难成药靶点。正是凭借这种务实且高附加值的打法，公司在巨额研发投入下，依然在2025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

反向输出的中国底层科技

在中美科技脱钩的大背景下，许多行业面临着“卡脖子”的困境，但AI制药领域却上演了一场极其罕见的“供需反转”。得益于中国在软硬件结合领域积累的强大产业链优势，大量美国顶级药企不得不主动“向东看”，密集跑来寻求与晶泰的合作。

更具想象力的是，晶泰的底层能力并不局限于医药赛道。基于“结构决定性质”这一相同的微观物理规律，他们强大的AI平台正跨界延伸至材料科学，大步涉足新能源光伏材料、电子胶等千亿级蓝海市场，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延展性。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倒下了……

面对“如果有一天公司倒下了，会是什么原因”的灵魂拷问，马健的回答更加理性：真正能摧毁企业的，是失去了持续研发投入的战略定力，从而无法适应变幻莫测的外部时代环境。

对于未来，他充满敬畏却又极度乐观。随着底层AI技术的全面爆发和自动化科研的深入，越来越多曾经无解的疾病将变得可防可控。只要持续向前，人类活到150岁的愿景终将从科幻变为现实。

对话全文

吴婷：全球二十大药企有17家、18家已经在和你们合作过，现在是多少家了？

马健：这个数字一直都不是很准确，因为首先“全球二十大药企”本身排名也会经常变化。但最大的几家，包括礼来、辉瑞、比利时最大的药企UCB、强生等等，都在跟我们合作。我们可能更看重跟全球头部药企合作的质量，至于具体数字，我们合作的国际药企远不止17家。

吴婷：我以为是官方说法，二十大药企合作了17家。那在这么多合作药企当中，刚才一再给大家科普的就是“耗时10年、10亿美金、成功率不到10%”，和你们合作之后，你们真真切切地为他们省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节约了多长时间？

马健：这个问题有一些官方的答案，比如成本降低40%、60%，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等等。比如在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阶段，原来可能要两年，现在可能花一年多。但药物研发这件事确实是case by case的，不像消费品市场那样标准化。所以我想进入到对您这个问题真正的回答，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产业。

药企跟我们合作，更多关注的不是“标准周期从两年变成一年”这样简单的时间缩短，而是说“我们在这个靶点上做了5年、10年了，一直失败，能不能这次把它做成”。一些非常难治的肿瘤，一些难成药的靶点。这种难成药的挑战，几乎是我们跟这些药企合作中都会遇到的类型。

吴婷：像你说的这些人类攻克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个“玄学”，没有人知道什么时间能真正给出结果。所以跟客户之间的定价也会是持续博弈的？现在最大的一笔订单是多少？

马健：定价方面，简单来说我们的业务分两类。一类是按发展阶段来的，早期刚开始合作，比如我们的药物研发接触到一个共同的靶点目标，前期推进的费用比较好算，跟人力资源和算法等各方面投入有关。到了后面，比如进入临床前或临床阶段，会有里程碑付款等等，我们一般是按阶段来的。但大部分情况下，不同挑战的靶点以及它的商业价值，决定了我们很多时候合作的模式。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去年比较大的那笔合作，我们的创始人温书豪最近非常火的另一件事，在医药行业的人都知道：有一家叫Revolution的药企，在美国今年市值已经过1000多亿人民币，涨到1400多亿。大概若干年前，温书豪孵化了一家只有几个人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一个靶点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当时还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项目，后来这家公司就把这个靶点转让给了Revolution。

吴婷：去年全球的药物授权交易将近一半跟中国有关？

马健：这么多了。现在各种适应症都有——肿瘤、自免、神经类的，当然大分子药物会多一些。这个数字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600亿，接近去年全年的一半，所以这个窗口正在快速打开。

海外怎么看我们？我们原来出去做BD的时候，得尽量国际化，包括名字、包括团队。咱们今年1月份在J.P.摩根峰会上在旧金山见了面，您当时是从CES展过来的。我们说CES电子消费展，可能有一半的展台是中国的，另外一半中还有一半可能也跟中国相关。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出海做BD的时候，现在在海外你说你是中国的生物科技平台和公司，他们会觉得你确实很厉害。

吴婷：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了。那AI制药是已经进入了商业大规模爆发的前夜吗？

马健：医药的周期确实需要比较大的耐心，它不像数字世界中按个按钮就能转起来，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发过程。但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短期交易和各阶段的进展，未来两三年这个拐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就像上午翟总说的，我觉得这个信号已经很明确了。

吴婷：我有点感兴趣你们三个人创业的故事。上次翟总投资了晶泰，我记得在开学的时候他也上来发表演讲，说“马健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未来的千亿万亿市值。”但他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三兄弟会不会有一天掰了？我想听听你们三个人的故事，三个学量子物理的怎么走到一起的？而且你们的英文名也很有意思，XTALPI，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是三个量子物理学家的孤勇与繁花，因为你们是跨界过来做药的。你们会不会被那些老中医或者传统行业的人指责说“你们三个搞物理的来搞制药，像骗子一样”？

马健：第一，铁三角，三角形确实很稳定。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我可以讲一下。我姓马，但我不属马，而晶泰科技才是属马的一家公司，它是2014年创立的。今天是4月18号，整整12年前的大概就是这一两天，我们在一个邮件群里讨论另一个博士后同事把车从洛斯阿拉莫斯运到波士顿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微信，2014年上半年，创业之前连微信都没有。我们在邮件组里就像QQ聊天一样，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创业这个话题。

其实这是埋在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有的一颗种子的萌芽，内因都具备了。但当时外因也开始出现一些推动，包括大家都想到的，2014年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整个市场都很活跃，给了大家很多启发。

我自己，我不能代表两位大哥，只能代表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没什么选择。我知道我可能不喜欢那些事，但我也在找我应该做什么。其实很不像有的人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商业机会、一个风口才创业的，对我们来说那是人生中一次巨大的变化，是迈出的一步。

这就联系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公司的名字。XTALPI，很多人第一次不会念。学过工科物理的应该大概会念，它叫“Crystal Pi”。Crystal就是晶体，英文晶体。官方对外叫“X-tal-Pi”，X代表我们有非常多的探索方向。Pi呢，大家想学物理的应该知道是圆周率3.14，代表着我们对数字的追求、对精度的追求。也有人说它是Pharmaceutical Industry（制药工业）的缩写，P和I都对。但其实我们当时想到这个名字是跟那部电影有关——《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吴婷：我很喜欢。

马健：我们三个完全没有在大公司或企业工作的经历，完全是学术界的三个博士后，我们当时觉得创业就是一次冒险。我们认为未来就像是一场充满各种风景与险途的旅程。险途见风景，风景见险途，创业的路上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惊喜。这是一场冒险，所以我们三个人已经冒险12年了，后面还要继续探索。

吴婷：孤勇与繁花，你们都认为自己是那个船上的少年？

马健：对。

吴婷：很有意思。你们三个人平时怎么相处的？为什么你是CEO？

马健：我们仨其实分工很明确，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三个人非常团结和简单。书豪在战略、资本市场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多；我更偏公司的业务管理运营；力鹏在我们当中负责科学探索创新，做一些跟早期孵化和创新相关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背景比较接近，而且以前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可以说在创业之前就有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互相帮助。我记得当时我在波士顿有一段时间想转行找工作，两位大哥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至于为什么我当CEO，我有时候开玩笑说，CEO翻译成“Chief Everything Officer”，什么事都跟我有关。因为2014年我们三个人第一次比较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做了一个内部小选举，说“反正马健你的博士后最早要结束，你结束了就全职先扑上去”，然后我就成了这个“Everything Officer”。

但现在回头看，书豪的战略视野，力鹏在一线对创新的推动，也是不断在激励我自己往前发展。

吴婷：那你都“Everything”了，你是最辛苦的那一个。

马健：我觉得每个人操的心不同，有的是身体累，有的是脑子累，有的是心累。

吴婷：你是哪一个？

马健：我觉得都有一点。但大家在一起其实是互相inspire、互相激发的。

吴婷：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传统行业内的人说"你们搞物理的，搞什么药？能不能成功？

马健：这个问题很自然，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人这么问。我记得有人说“马健你肯定不做药，为什么？因为你头发都没白。”大家对生物科技公司创业者有一个典型画像，大概45到55岁之间，因为制药行业环节多、知识储备积累厚，所以非常多重要的创业者基本上都比较资深。

吴婷：那你已经不符合画像了。你们有没有遭遇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被人瞧不上或者怀疑的场景？比如在哪个大会现场之类的。

马健：我通常不会去记这种事情。在早期频繁出去见各种人，投资人见得特别多，想跟各种企业聊合作。那个阶段，我认为被质疑是正常现象、是自然的，而不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厉害、马上就能用你的东西才是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别人对你保持怀疑才是常态，而自己更需要做的是：第一把工作做好，把交付做好，通过不断努力去证明这件事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带来真正的价值。另外，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也在修正我们对很多行业的认知。

比如在专业上，现在还有人问“晶泰你们几个人对技术各方面怎么样？”其实公司发展到今天，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更多的工作确实是找到合适的人。

吴婷：你们在一起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它还只是一张PPT，第一个给你们钱的是谁？你怎么说服他的？

马健：我们的第一个种子投资人，实际上比腾讯还要早一点的，是人人网。很多人都不知道。陈一舟原来在MIT读过书，大家也知道在2014、2015年双创高峰期的时候，中美之间随便投资随便跑，非常多国内的天使投资人就在MIT、在Harvard、在整个波士顿，还包括加州，办各种沙龙和创业比赛。

吴婷：他是一下就听懂了你们的故事吗？还是因为你们三个人出身MIT这样的名校，马上就给钱了？

马健：那个时候对大家来讲，投资额度上这是非常小的一笔钱。现在我们看很多天使轮和早期融资，尤其在某些热门方向，可能出道就是几亿美元、几亿人民币的估值，我们当时真的都不值得在这提，非常非常少。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笔钱就相当于雇三个博士后干两年发的工资。

我们主要的天使投资是腾讯，2015年给了我们400万美元，作为比较正式的整个公司发展的开始。而且从2014年7月到11月这四个月时间，我跑了很多地方，包括书豪、力鹏都在跑。坦诚地讲，当时我们是叫好不叫座——参加各种创业比赛，拿了不少奖金。我们公司有营业收入之前，主营业外收入就靠创业比赛的奖金。大家觉得东西好、有趣。

你可以想象，2014年是互联网创业的高峰期，大部分项目都是各种App，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听得懂，每个人都能发表一下意见。还有3D打印、VR虚拟现实，在那个时候是见得最多的。

吴婷：看得见、摸得着。

马健：对，所以别人对我们提批评意见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文字都看不懂。

吴婷：太无人区了。

马健：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内很多硬科技投资人对什么是符合第一性原理计算都搞得很明白。

吴婷：那你们融资遇到过困难吗？

马健：刚开始那半年是最难的时候，叫好不叫座。之后的话应该反过来讲，我们其实跟市场整个融资周期始终保持同步。公司里我们有“survival version”，对于生存压力始终保持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公司的现金流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资本市场有融资机会的时候，争取多拿一点钱。

大家可能也知道，2018年香港推出18A，2019年是科创板，2020年疫情的时候是中国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融资的高峰期，2020年一级市场融资额相当于2018、2019年的总和。在2020年和2021年，我们就抓住了这个融资的好机会。

吴婷：还是非常聪明和有先见之明的。那你们真正让所有人相信的，是哪一场仗打出来的？

马健：我觉得是积少成多，从small win到big win。拿我们跟辉瑞的合作来说，2017年那个合同一签，当时我们的A+轮融资过了几天就确定了。之前大家尽调了很久，都在等你第一个真正落地的合作。后面我们不断在商业交付、行业口碑各方面持续积累，一直在赢得投资人和市场的信任。

吴婷：我听说有一场举世震惊的比赛？

马健：谈不上举世震惊，但在行业内确实有影响。因为一些技术要验证和落地，需要更多盲测。不像现在大家在朋友圈刷各种比赛结果、刷SOTA、刷各种Benchmark数据集。我们当时那个盲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和工程挑战。我们在全球晶体结构预测上排名第一。

吴婷：在那之后业内就认识了你们？

马健：我们应该是在创业后好几年才参加那个比赛的。之前通过企业合作，在企业内部的pilot study中其实已经确立了一定的认可。

吴婷：你是CEO，你现在还做科研相关的工作吗？

马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科研工作，具体带领一个项目。我现在有几个角色：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是行业和人才迭代急剧加速的时期。拿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又去美国，大概两个礼拜，接触了非常多的早期创建团队。我现在更关注“-1到0”这个阶段，去发现更多的种子和苗子。

吴婷：“-1”是高中生吗？

马健：-1我指的是创业从-1到0这个阶段——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后。所以我会把很多精力放在如何组织创新活动、发展创新生态，以及怎样把这些内化到公司中来。第二，我在内部也是“AI大使”，去年还带团队培训大家怎么使用AI Agent、怎么用Cursor等等。

吴婷：你觉得解科学问题更难，还是管理复杂的组织更难？

马健：我现在肯定觉得还是复杂的组织对我来讲更难。当年做科研的时候，理论物理本来深入研究就难，那时候我会觉得做科学更难一点。但这几年我的感受变了，原因在于：人是一个有机体，人是变化的，社会也是变化的，你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但科学毕竟是研究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所以在组织管理上给我带来的挑战更大。

吴婷：你们的杠铃模式是谁想出来的？

马健：“杠铃模型”本身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它在投资策略中大家都会用到，就是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的一种配置。有一次一个顾问跟我聊的时候说：“你尽量不要往中间走，去做那种风险也比较大、收益也不高的事情，要往两边去配。”这其实跟晶泰所在行业的生态和技术发展非常相关，你既要证明自己有商业化的能力，同时又要有前沿突破。去年我们叫“既要收入又要成果”，今年可能是“既要成果又要收入”。

吴婷：你们是一个成年人的团队，都要。

马健：都要。这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训练自己的过程。当然如果你有条件只选一个的话，可能会活得更轻松一点。

吴婷：熟悉晶泰的朋友会知道，他们的杠铃模式就是一头赚标准化产品软件的钱，另一头是挖金子——跟客户共同研发、共享成果，中间笨重的服务代工几乎被舍弃了。这个杠铃听起来很聪明，一边卖铲子一边挖金矿，但这个模式背后会不会导致团队分裂？在管理上有挑战吗？

马健：挑战确实有。但我们用耐心和信心在不断保持战略定力，去构建这样的结果。其实这一点也怪我们自己，很少有机会跟投资人和资本市场把晶泰耐心发展的过程讲清楚。有人可能只看报表，但报表结构跟我们整个发展不完全是一回事；有人可能只看一两个科技成果或新闻。

从晶泰的底层或者整个控股平台来讲，我们有AI Agent，有自动化智能自主平台。向下我们有各个场景，大分子、小分子、多肽、小核酸等医药场景。比如我们的大分子业务现在就是独立子公司，未来可能也会独立融资、走更快的资本路线，更多去“挖金矿”，而它的“铲子”就来自于集团平台的能力支持。

吴婷：所以需要通过组织的调配来解决这个分裂的问题。

马健：对。

吴婷：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分裂的点，有了AI算法的加持，找靶点的速度、在虚拟世界形成分子结构的速度可能很快，但现实当中要走完FDA、一期二期三期临床，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快和慢之间巨大的心理落差，你们怎么消化？

马健：这是个自然现象。我管它叫“AI的减速带”——凡是跟真实物理世界有关的事情，在数字世界中AI迭代非常快，但在物理世界中，应用和落地有非常多自然规律的约束，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对我们来讲，比如2020年面对数据枯竭的问题，就必须加快真实世界实验的数据质量和数据通量，这倒逼我们率先在内部推动把更多以人为主的科学实验过程让机器人、让自动化参与进来。这其实是构建技术壁垒和护城河的过程。

我甚至有一个“暴论”，在当前计算机中心主义、大家天天在谈大模型的时候，未来留给非常多行业的护城河一定是你自己核心的真实世界数据。因为很多东西从算法、从应用层面会不断渗透下来，所以要格外珍视自己的数据基础设施和产生数据的能力。

吴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花重金建设自己的实验室，把数据全部留存下来。AI制药现在确实很火，有没有一些时刻是AI说行，但最后人觉得还是不行的？

马健：这种时候其实非常多。因为药物研发是一个试错和探索的过程，可以说在生物医药行业，如果你做实验的话，正样本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负样本，这才是常态。但过去这些负向的结果很多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所以在晶泰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建设自动化实验平台？就是希望把大量实验的正样本、负样本，对的和错的，都记录下来，从而让面向药物研发场景的垂类AI模型能够更加没有偏见、更加全面。现在的效果在有些时候比人做得要好很多，正是因为研发的大部分过程其实都是试错，错的东西很多，所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AI之后，可以让你少试错。

我觉得我们内部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AI能点石成金、告诉你这个东西一定行，而是告诉你那一堆垃圾你可以不用去看。

吴婷：减轻了很多试错的成本。现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很多无人工厂，你们其实是在用一条AI的流水线来做整个创新药的诞生过程，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彻底无人化？

马健：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现在大家有叫“自动化实验室”的，也有叫“自主实验室”的。我觉得有一个翻译可能更精确，叫“Self-driving Lab”，就是“自动驾驶实验室”。国外有时候用这个词更多一点，“autonomous”这个词显得太专业了。

它更像自动驾驶，自动化更像轨道交通，比如从深圳到上海坐火车，有轨道，每个节点都按流程来。但科研探索就像开车，遇到红绿灯可能要走要停，遇到交通事故可能要绕道。它是一个从起点到目标的路径规划问题。

所以现在的无人实验室，如果类比自动驾驶的L0到L5，或者说hands off、eyes off、mind off，现在在哪？有些场景下可能已经做到L4、L5的自动实验室，因为有些实验环节流程相对比较短，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在绝大部分复杂的科研场景下，我觉得现在还在L3左右，需要人去接管、去维护。虽然替代了很多重复性劳动，但在决策性环节上还有很多断点。

吴婷：什么时候全世界都能实现L5的创新药研发过程？

马健：在研究早期这块，如果要彻底的L5，我认为可能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因为有非常多关键细节要解决，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就像智能手机，如果屏幕不合适或者电池不行，就不会出现智能手机的形态。我觉得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在晶泰现在面对的一些场景下，未来五年之内基本上快到了。

大家注意到2025年美国发布了“American AI Action Plan”，我们8月份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这两个其实都把锚点放在了AI和Science——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去年11月份特朗普还搞了一个叫“Genesis”（创世纪）的计划，要打造美国的机器人实验室、打造机器人科学家。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下一轮AI赋能产业科技革命的底层逻辑，所以必须在这个方向投入。我觉得五年之内，也是我们“十五五”期间，会看到重大突破。

吴婷：在AI这个领域，一个中国公司赚了那么多美国人的钱，这是难的。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你们是如何打消辉瑞、礼来这些公司对于你是一家中国公司的顾虑的？现在在你们这个层面有没有“卡脖子”之类的事情？

马健：从敏感度上讲，美国很多大型企业对“AI与中国合作”是敏感话题，所以很多进展我们确实对外没有披露。但实际上，虽然口号是那么喊的，他们的行动和身体是往中国走的。

像今年春节之后这两个月，实际上包括过去大半年以来，原来都是我们到海外去BD、去拜访海外药企，现在你坐在我们上海办公室，每周基本上都有他们来访，全球最大的那十家药企不断地、分批地过来。

我觉得我们在软硬两个方面的整合能力上显著体现了中国的优势，这一点他们非常清楚。

吴婷：我们在全球做到了遥遥领先，所以他们身体很诚实，需要先进技术来加持自己。那会不会有一纸禁令成为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马健：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供需关系的反转。从2019年以来，在半导体芯片某些领域，是他们对我们的技术约束。但正好是因为有了这些所谓的“卡脖子”，跑不来、要不来、买不来，就得自己做出来，结果把我们的产业在几个关键点上都推动起来了。

而在AI和药物研发的很多软硬结合领域，包括“Self-driving Lab”这种事情上，是反向的，他们现在在某些方面做不了、做不到，产业链各方面都达不到相应的程度，所以要来中国找。

吴婷：我注意到晶泰最近做了一些破圈的事情，比如联合协鑫、晶科开始研发新能源和光伏材料。可以看到你们的野心是往整个材料科学去延伸，那现在你们要怎么定义自己？以后你们给所有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样的？

马健：晶泰还是像刚才讲的，从业务结构上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平台+场景”的组合。什么叫平台加场景？小分子、大分子，包括钙钛矿，甚至封装材料、电子胶，如果从“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来看，底层的研究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致在两个方面：第一，都要到原子分子级的层面去看结构和机理性的东西；第二，整个研究范式是一样的，实验设计、合成、测试，这么一个试错迭代的循环。所以平台能够在不同场景下发挥作用。而晶泰在制药领域打造出来的算法和自动化实验室，延拓性是非常强的。

当然在场景选择上我们有很大的选择性，不会做泛材料场景，而是在每一个有高附加值产品的场景下把它打穿。过去几年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大厂下场做医药相关的事，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只有算法，没有数据、没有实验，没有办法把整个链条打穿，没有形成内部高质量、高效的迭代，更多只是在云端创造价值。

吴婷：你把这些场景翻译给大家，晶泰未来在攻克阿尔茨海默症上会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还有哪些病症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克服？你们正在研究的？还有哪些材料的改变将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马健：我觉得药是延长人的时间尺度，材料是延长人的空间尺度——让你飞得更远，飞出太空。

在疾病领域，您提到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还有一些肿瘤比如胃癌等等。我们的平台本身不是靶点或疾病依赖式的，它实际上是比较通用的，在很多药物研发项目中都可以帮助大家。

但整个医药行业这两年特别关注的方向我可以讲一下：一个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这关系到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的生存质量问题；还有自身免疫和代谢类疾病。反过来讲，肿瘤这个赛道现在很拥挤了，每一个靶点都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做，而且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肿瘤疾病不再让人谈虎色变，已经进入延长寿命的健康管理阶段。所以随着治疗手段和方案的发展，150岁也不是梦。

吴婷：这是从一个科学家嘴里真的说出来了，150岁不是梦？

马健：没有标准答案吧。

马健：我曾经想过一段时间，不光是晶泰倒下，我在想一个企业为什么有的是百年老店、几百年老店。我们医药行业百年老店特别多，德国默克都快300年了。那为什么很多大企业会走向衰落、会倒下？我觉得不一定是企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环境变了、时代不同了。每一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主题词，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永远跟每一个时代一致的，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

但就晶泰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调整自己，不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好战略定力，不能加大研发投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被下一个时代淘汰掉。

吴婷：你说到了默克，我想到默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应当永远记住，药物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当你记住这一点，利润就会滚滚而来。”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希望晶泰倒下，因为晶泰还要给人类那么多礼物。再次谢谢马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