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反垄断的“第三条道路”：思考与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nternet Law Review ，作者：张颖

2026年6月18日，苹果税在巴西作出重大调整：全面降低税率，同时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侧载和外链支付。这是继欧盟、日本之后，苹果在全球第三个主要市场交出"全渠道开放"方案。

巴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个不用专门立法、而借助反垄断执法，让苹果交出全渠道开放方案的市场。正因如此，随后中国开发者集体投诉才格外值得关注：6月22日，48名中国iOS开发者向中国政府提交投诉，核心问题简明而尖锐——苹果对华承诺的“最惠国待遇”是否有名无实？为什么中国开发者仍被困在苹果IAP 25%/12%的单行道上？

巴西与中国的处境有诸多可比之处：同为新兴市场大国，同样没有数字竞争领域的专门立法，同样与美国存在复杂的经贸竞合关系。本文以巴西反垄断机构——经济防卫行政委员会（CADE）对苹果、谷歌、微软三起案件的处理为重点，试图分析其解题框架与执行方法，探讨其对全球反垄断监管的启示。

一、对苹果税：用"前置防范"破解"恶意合规"

苹果在巴西让步的最直接推手，是2025年12月与巴西反垄断监管机构——（CADE）签署的《停止违规承诺书》（TCC）。根据协议，苹果必须在巴西启用第三方应用商店运营，允许开发者使用替代支付系统和外部链接。TCC有效期3年，设定了105天实施期，若未按期落地或后续违约，将面临高额罚款。苹果最终赶在罚则触发前完成了封闭生态的调整。

本案有两层看点值得深究。

第一层，投诉者的策略和时机。

举报方是拉美最大电商公司Mercado Libre（以下简称ML）。ML旗下拥有数字金融、游戏内容、商户SaaS等业务，其"电商+钱包+内容+SaaS"的交叉导流模式，一旦做大就会被苹果的"反引导条款"彻底锁死。于是，ML选择了趁自身尚未成长为"数字交易平台"之际，主动提前拆解苹果生态的封闭壁垒。

这种"在长大之前，先打破天花板"的策略，与此前Epic"做大后被掐"的被动路径构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一种值得深思的预防性反垄断思维。CADE乐于受理此案，也有其务实的考量：在拉美本土头部企业尚未崛起为国际巨头时就给予保护，政治示范效应高、潜在经济收益大、眼前市场震动小。

第二层，也是更具启示性的一层：TCC对苹果"恶意合规"的"前置封堵"。

所谓"恶意合规"，是苹果当年在欧盟《数字市场法》（DMA）监管压力下，祭出的一套"花招"——表面上配合监管、开放生态，实质上通过精心设计障碍，让开发者根本没有动力去采用开放方案。巴西TCC系统性地吸取了欧盟的教训，逐条预判并前置堵住了苹果可能钻的漏洞：

1、避免UI摩擦：禁止警告屏使用"安全"、"退款"、"数据"等恐吓性措辞，要求用语中性客观；允许用户一键关闭此屏，不得用二次确认增加用户离开的心理成本。这针对的是，欧盟推动苹果税改革时，当开发者试图引导用户去官网支付时，苹果会弹出恐吓性警告屏，声称"你将离开苹果安全环境"、"支付不被苹果保护"、"退款苹果不负责"，且用户需点击两次"继续"才能离开。

2、费率拆分：明确免收5%处理费，将外链引导佣金（Steering）上限设为15%，佣金归因期封顶7天，以及核心技术佣金（CTC）5%，但写明"仅数字品净销售额、不含IAP处理费"，防止苹果把CTC和IAP处理费叠加收两次。这针对的是，在欧盟，苹果表面上将IAP费率从30%降至25%，却暗中加收5%的核心技术费（CTF）或核心技术佣金（CTC），实则变相维持了原有抽成水平。

3、授权资格要求：要求第三方应用商店的授权标准必须"客观、透明、非歧视"，并设立独立监督委托人机制，每半年向CADE提交执行报告，形成动态纠错闭环。

巴西这套做法的精髓：

（1）体现“全面性”：巴西监管部门通过TCC的全面性、精细度和可执行性。这与苹果3月在中国仅发布了一组"25%/12%"的费率调整公告，不涉及第三方商店开放，不涉及外链支付，更没有任何执行标准、时间表和监督机制形成鲜明反差。一组模糊的费率数字，不等于一份有约束力的监管方案。

（2）体现"谨慎性"：监管者坦承自己写不尽所有漏洞，因此将后续问题交给监督委托人机制动态处理。相比欧盟"立法强制→苹果钻漏洞→罚款→再改"的非良性循环，既导致苹果被处以5亿欧元罚款，还导致欧盟自身执法成本高企、效率低下。巴西这一路径不仅更务实高效，也大幅节省了制度和社会成本。

以上正是48名中国开发者选择集体投诉的原因与动力——他们看到了巴西作为参照系的价值与意义。

二、不止苹果税：AI时代反垄断的巴西实验

苹果案展示了CADE用存量法律工具解决"古典平台垄断"的能力。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CADE在另外两个案件中探索AI时代反垄断的新边界。

1、谷歌搜索"AI摘要"案

2018年巴西启动谷歌搜索反垄断调查。到2024年，生成式AI快速发展带来全新变量。当谷歌在巴西搜索上线"AI Overview"功能，自动摘要新闻内容并直接呈现在搜索结果页上时，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新闻网站——谷歌实质上"抽取"了本该属于出版商的流量和广告收入。

CADE的洞察在于：这种行为既不是传统的排他性滥用（谷歌没有阻止出版商进入市场），也不是传统的剥削性滥用（谷歌没有直接收费），但出版商对谷歌形成了结构性依赖，在不对称关系中无偿流失了自身创造的价值。

2026年4月，CADE将此议题从原案中单独切出、升格为正式行政程序，由此诞生了拉美首个以生成式AI为对象的反垄断案件。CADE的处理方式尤其值得玩味：它没有另立新案，也没有简单地把"AI摘要"塞进原搜索案的旧框架，而是将新议题切割出来单独升级——这种精细的管辖衔接，折射出监管者合理运用旧法回应新问题的智慧。

2、微软/Inflection"准并购"案

2024年3月，微软以6.5亿美元"雇人+技术许可"的方式，将AI公司Inflection（美国公司，2023估值40亿）的核心团队纳入旗下Copilot体系，却刻意不收购任何股权，巧妙规避所有司法辖区的并购申报门槛。

按常规标准，Inflection在巴西零收入、零实体，根本无需申报。但2026年5月，CADE激活一项极少使用的"例外触发机制"——当交易涉及"资产、能力、技术、知识产权、关键人员或潜在竞争力的重大转移"时，CADE可主动要求申报——将反垄断管辖半径从"已发生的竞争效果"推进到"潜在竞争影响"。这种从"效果原则"到"潜在影响原则"的扩展，创新性地回答了AI时代"准并购"如何纳入反垄断审查的难题。

三、巴西实践：AI时代反垄断监管的三个新坐标

将巴西上述实践组合来看，CADE似乎捕捉到了AI时代垄断权力的微妙变化：随着平台拓宽了获取技术、人才和竞争能力的方式和范畴，反垄断的提问框架和判断标准也随之改变。

1、损害理论：从“价格/分流”升级到“抽取/寄生”

苹果税案和谷歌AI Overview案的本质，都被CADE解释为一种“强制通道税”，即平台利用支配地位提取价值链上其他参与者的利润——苹果是通过支付通道，谷歌是通过AI摘要。这个“抽取”视角，比传统的“消费者福利损失”或“价格上涨”更能捕捉AI时代反垄断损害的实质。

2、相关市场：从“服务市场”演变为“能力市场”

传统反垄断分析习惯把市场定义为“产品或服务的集合”，但AI时代的权力往往不附着在具体产品和服务上，而附着在“能力”上——训练数据、算力、人才池、用户行为数据。

谷歌AI Overview案里，相关市场不再是“搜索广告市场”，而是“训练+生成+替代”的能力闭环；微软案里，相关市场不是“AI聊天机器人”，而是"AI能力要素市场"——“AI人才+技术许可+未来竞争潜力”，因为能力从被收购方移至收购方让这一交易构成集中审查对象。CADE这两个案子的提问框架，已发出新的时代之问。

3、工具激活：穷尽所有可能性

苹果税案是第三方举报启动，谷歌案是总监察部SG（CADE内部的办案部门）依职权主动调查，微软案是法庭主动令——三种启动方式CADE都用上了。CADE的解释是，该机构可以“在法律限制范围内穷尽所有潜在的竞争相关性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CADE同期还启动了对英伟达与Run:ai Labs、谷歌与Character.AI、微软与Mistral AI之间的交易的调查。因此，不是巴西的法律工具比别人多，而是它把存量工具里那些“休眠条款”激活了。

四、来自巴西的启示：一种可借的框架

2025年9月，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有一段令人瞩目的表态："我们已向国会提交法案草案，旨在促进数字市场竞争。"在如此高级别的外交场合突出提及竞争政策，本身就是强烈的信号——巴西正在探索介于美国"自由放任"与欧盟"过度监管"之间的第三条数字治理道路。尽管代价不菲——美国已将巴西列入301调查名单并拟加征高额关税，但巴西的方向已经明确。

中国和巴西具体处境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的不是激进的态度，而是智慧的方法。具体到苹果税问题上，巴西至少为中国提供了两个清晰的参照路径和框架：

第一，从费率公告走向制度化安排。推动苹果将3月的模糊承诺，转化为具有明确执行标准、独立监测机制和违约重启条款的经营者承诺。巴西TCC的监督委托人机制和逐条封堵恶意合规的设计，尤其值得中国在制度细节上借鉴。未来苹果关于佣金，可落实的细则比形式上的承诺更有价值。

第二，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穷尽可能。巴西激活TCC、例外申报机制等"休眠条款"的实践，其启示意义超越了苹果税个案本身：有效的监管，不必然依赖一部专门的新法。中国《反垄断法》中同样存在可以被激活的工具条款，这些如被使用，将比当前的“监管沟通”更具执行意义。我们可以做得比欧盟的DMA更快，比巴西的TCC更稳。而苹果税，本身将是一块适恰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