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恒河公园,作者:大明湖底容嬷嬷,题图来自:AI生成
之前写过的“记账资本主义”以及对AI,MMT和UBI的思考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判断:AI繁荣不能简单理解成普通技术泡沫,也不能简单理解成线性的生产力革命。它更像一种由资本开支、长期合同、资产负债表、股市估值、美元信用和国家战略共同制造出来的增长现实。
所以今天所说的,不再从头解释“AI是不是泡沫”。真正要推进的是另一层问题:
为什么说AI是“美国城投”?
为什么美国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去消费化增长?
为什么capex本身就可以成为内需?
为什么AI比中国地产城投更硬?
为什么这种建制化泡沫不能按普通泡沫理解?
最后,若资本主义真的在“飞升”,它到底是在抛弃什么?人又会不会真的因为不再被资本定义为“有用”而失去存在资格?
先放几个数据锚点,便于把讨论从纯概念拉回现实。微软2025财年收入2817亿美元、经营利润1285亿美元,同时新增物业和设备支出645.51亿美元,物业和设备净额从2024年的1355.91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2049.66亿美元;公司还披露已承诺321亿美元用于新建筑、建筑改善和租赁改善,主要与数据中心有关。[1]
国际能源署估计,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约415太瓦时,占全球用电约1.5%;基准情景下,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接近945太瓦时,占比接近3%。[5]
斯坦福《AI Index 2025》显示,2024年美国私人AI投资达到1091亿美元,78%的组织报告正在使用AI,高于2023年的55%。[6]
Reuters在2026年6月报道,AI相关支出推动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债券、数据中心租赁支持证券等方式融资,过去一年大型科技公司发行约600亿美元债券,AI相关债务接近美国投资级债券发行的15%。[4]
这些数据说明,AI不是轻飘飘的“虚拟经济”。它是极重的实体经济;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由大众消费牵引的实体经济。它的特殊性正在于:抽象的未来符号,正在被铸造成最沉重的现实资产。
一、为什么说AI是“美国城投”:去消费化社会里的新内需
说AI是“美国城投”,不是说美国有一个中国式地方融资平台,也不是说美国科技巨头像地方政府一样运作。这个比喻真正要抓住的是一种增长机制:先把未来资本化,再用资本开支把未来建出来。
中国城投的经典逻辑,是土地、地方政府信用、基础设施、开发商拿地和居民按揭之间的循环。地方政府先融资、先修路、先建新区、先做产业园,开发商拿地,居民买房,土地财政和城投信用因此得到确认。它不是没有物质生产,道路、桥梁、地铁、园区、住宅都是真的;问题在于这些真实资产最终需要居民资产负债表来承接。
美国AI城投的逻辑类似,但终端承接者换了。它不是以居民按揭为核心,而是以科技巨头资产负债表、美元资本市场、美股指数、云合同、AI军备竞赛、国家安全叙事和能源基础设施为核心。数据中心可以先建,GPU可以先买,电力可以先锁,云合同可以先签,模型公司可以先融资,科技股可以先涨。至于普通人是否已经大规模、持续、付费使用AI服务,并不是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问题。
这背后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去消费化”趋势。这里的去消费化,不是说美国消费已经不重要,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仍然是GDP中最大的部分;而是说,在边际增长叙事和资本市场定价中,大众消费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最兴奋的增长发动机。普通人的工资、消费能力、负债能力和生活改善,不再是AI繁荣第一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AI给出的路径是:当居民消费受高利率、高通胀和债务压力约束时,可以用企业资本开支替代消费,尤其是用科技巨头capex替代传统居民需求。
这就是“美国城投”的核心含义:它把智能未来资本化,把资本开支变成内需,把数据中心变成新型基础设施,把云合同变成准预售,把GPU变成钢筋水泥,把科技股估值变成融资和继续扩张的抵押品。
中国地产城投把城市未来提前入账,美国AI城投把智能未来提前入账。前者等待人口、家庭、住房和土地财政来兑现;后者等待生产率、裁员收益、算力稀缺、企业AI化和国家竞争来兑现。两者都不是“假建设”,但两者都把未来需求提前变成了当期资产。
二、记账资本主义的原理:物质生产如何与劳动和消费解耦
记账资本主义不是“没有物质”,恰恰相反,它非常擅长制造物质。问题在于,它制造物质的起点不再是已经兑现的终端需求,而是先被会计、资本市场、债务和制度叙事确认的未来。
传统资本主义的循环大致是:人劳动,获得工资;工资形成消费;消费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带来利润;利润再投资。这套循环中,人的劳动和消费是关键中介。资本剥削人,但也需要人。它需要人工作、消费、借债、买房、缴税、投票,并相信未来。
记账资本主义的链条更像是:未来叙事形成估值;估值改善融资能力;融资和市值支撑资本开支;资本开支变成供应链收入;供应链收入又证明叙事真实;叙事真实继续推高估值。这里的物质生产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重。但物质生产和人的劳动、人的工资、人的消费之间的连接被拉远了。
AI就是这个机制的极端形态。资本不必先等待普通人购买足够多AI产品,也不必先等待AI应用全面进入企业利润表。只要资本市场相信未来所有企业都要AI化,只要科技巨头相信谁停止投资谁就丧失入口,只要云厂商和模型公司愿意签长期合同,数据中心和GPU就可以先变成投资,投资再变成收入,收入再反过来证明需求。
这不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二分本来就太粗糙。土地不是天然资产,必须进入产权、测绘、规划、抵押、税收和财政制度,才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土地;房子不是天然财富,必须进入婚姻、教育、户籍、按揭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才成为财富;工厂也不是纯物质存在,它必须进入公司、会计、折旧、订单、库存和融资安排,才成为资本。
所以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符号秩序的“纯实体经济”。所谓实体经济,是符号秩序已经稳定到让人忘记它是符号;所谓虚拟经济,往往只是符号秩序还在争夺承认、尚未完全沉淀成常识。AI看似建立在“智能”“AGI”“未来生产率”这些抽象符号上,但它落地之后就是电力、土地、钢结构、冷却系统、服务器、债务合同和折旧年限。它不是脱实向虚,而是符号铸造实体。
更进一步说,物质生产与劳动解耦,并不意味着人类劳动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的劳动不再是价值确认的唯一中介。人仍然修电网、建机房、维护服务器、设计芯片、运营物流,但增长的合法性越来越不由“多数人获得工资并消费”来确认,而由资产端扩张、capex规模、供应链收入、估值和国家战略来确认。劳动还在,劳动者的位置变了:他不再是需求的中心,而越来越被重新定义为成本、接口、风险和被替代对象。
三、AI为什么比城投更硬
AI比中国地产城投更硬,至少有几个理由。
第一,它暂时不需要居民资产负债表承接。中国地产城投最终要看居民买不买房、开发商拿不拿地、土地财政能不能回款。一旦居民收入预期、房价预期和按揭能力断裂,城投信用就会被向下拉。
AI不是这样。AI的终端承接者首先是科技巨头、资本市场、美元信用和国家战略,而不是普通家庭。普通人不买AI会员,并不会立即触发数据中心资产价格崩塌;普通人消费疲弱,也不一定立刻破坏“企业要用AI降本增效”的叙事。相反,消费疲弱、工资压力、裁员预期,有时还会被解释为企业更需要AI。
第二,AI资产端更有弹性。房地产的价值锚虽然可以被金融化,但最终仍然会回到房价收入比、租金回报率、成交量、按揭能力和人口结构。AI资产的定义则更加漂浮:算力是资产,模型是资产,数据是资产,云生态是资产,电力入口是资产,开发者生态是资产,未来劳动替代权也是资产,国家安全基础设施还是资产。只要市场继续相信“未来世界会被AI重写”,资产端就有持续重估空间。
第三,AI的玩家更少,泡沫更容易被寡头维持。房地产泡沫需要千万人接盘,需要居民、开发商、中介、银行、地方政府和建材企业共同参与。AI的核心玩家却高度集中: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Oracle、Nvidia、OpenAI、Anthropic、CoreWeave、少数主权基金、养老金、私募信贷和电力公司。玩家少并不一定让系统脆弱,反而可能让系统更硬。因为这些玩家彼此既是客户,又是供应商;既是竞争者,又是共同叙事的维护者。
第四,AI有国家战略和安全叙事兜底。房地产可以被说成民生,可以被说成地方财政,也可以被说成金融稳定;但AI还多了一层“不能输”的国家竞争逻辑。只要中美科技竞争、军事智能化、网络安全、产业链自主和全球技术霸权仍然存在,AI基础设施就不只是商业投资,而是战略投资。战略投资的失败不一定马上清算,它可以被延期、被补贴、被安全化、被基础设施化。
第五,AI的财务压力更容易被记账技术延后。资本开支先进入资产负债表,通过折旧慢慢进入利润表;买方的自由现金流压力,是卖方的收入和利润;数据中心租赁、SPV、项目融资和债券结构又可以把压力从科技公司表内部分转移出去。对指数来说,一部分公司的capex压力,可能被另一部分公司的利润爆发覆盖。于是系统层面看起来依然繁荣。
所以说AI比城投更硬,并不是说它没有风险,而是说它的风险不容易通过传统房地产式指标暴露。它的清算不是“没人买房”这么直接,而是未来生产率叙事、资本开支回报、债务期限、折旧压力、能源成本和市场估值之间的长期错配。
四、为什么没有清晰向下引力:capex就是内需
传统泡沫理论喜欢寻找向下引力。房地产有房租回报率、居民收入、按揭负担、成交量;股票有利润、现金流、股息和估值倍数;债券有利率、违约率和偿付能力。AI当然也有最终约束,但它没有一个短期、清晰、强制结算的向下引力。
AI当前面对的不是“谁来买房”,而是“谁敢不投”。如果对手都在扩建算力、训练模型、锁定电力、购买芯片,任何一个巨头停止投资,都可能被市场解释为战略失败。于是capex不只是成本,也是一种竞争信号、一张未来门票、一种护城河声明。
更关键的是,capex本身就是内需。按照国民经济核算,GDP可以从支出法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资本开支不是消费,但它是投资;不是居民买单,但它同样形成需求。建设数据中心要购买建筑服务、设备、服务器、电力设施、土地和工程;采购GPU是芯片公司的收入;修电网是电力设备公司的收入;长期云合同是云厂商扩产的依据。
所以不能说只有居民消费才叫内需。对AI城投来说,capex就是新内需。它把原本应由大众消费提供的需求,转移为由科技巨头和资本市场提供的投资需求。一个企业的资本开支,是另一个企业的订单;一个云厂商的基础设施预算,是芯片公司、电力公司、工程公司和数据中心运营商的收入;这些收入再通过利润、工资、税收、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扩散出去。
这也是AI繁荣难以被简单否定的原因。即便终端应用ROI尚未完全兑现,capex链条已经在现实世界制造GDP、收入、就业、电力负荷和资产。它不是“虚假需求”,而是投资需求替代消费需求。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实,而在于这种真实能否持续,以及它是否需要回到人的生活世界。
向下引力当然会在某个地方出现,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民购买力。它可能表现为:自由现金流长期恶化,折旧吞噬利润,电力和水资源成本上升,债务市场不再愿意展期,AI应用收入无法覆盖基础设施成本,或资本市场不再愿意继续把未来生产率提前资本化。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capex不只是泡沫的燃料,它就是内需本身。
五、建制化泡沫不能理解为普通泡沫
普通泡沫是价格偏离价值。建制化泡沫则更复杂:它不是简单偏离现实,而是在制造现实;不是脱离实体,而是在铸造实体;不是等待清算,而是在争取成为清算标准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泡沫只是散户情绪、短期杠杆和资产价格上冲,它当然会以市场方式破裂。但AI已经嵌入科技寡头战略预算、云计算基础设施、芯片供应链、数据中心融资、能源系统、美股指数权重、私募信贷、美元资产配置和国家安全叙事。它已经不是单纯市场事件,而是制度结构。
这类泡沫即使存在巨大错配,也未必以“砰”地爆掉的方式结束。它可能通过折旧长期化、债务展期化、低回报基础设施化、成本社会化、国家战略化、能源账单外部化和寡头垄断化来消化。普通泡沫会破;建制化泡沫更可能变成制度成本。
这就要求我们把“泡沫”这个词放松一点。AI当然可能过度投资,也当然可能出现局部清算;某些模型公司、数据中心项目、AI应用公司和供应商可能会失败。但如果说AI只是泡沫,就低估了它的制度化能力。历史上最强的泡沫,往往不是建立在假东西上,而是建立在真东西被过度、提前、重复资本化之上。铁路是真的,互联网是真的,房地产也是真的。AI同样是真的;真正需要分析的是:真实技术如何被提前记账,真实基础设施如何承载过度未来,真实capex如何替代真实消费。
因此,AI很难被简单定义为泡沫。它更像记账资本主义的建制化形态:资本市场、会计制度、国家战略和寡头竞争共同把一个尚未完全兑现的未来,提前变成资产、债务、折旧、能源需求和制度安排。
六、文明三角:阶级、属灵和符号秩序
讨论到这里,问题已经超过经济周期。要理解AI的真正风险,需要回到文明的底层结构。文明不是单纯生产力,也不是单纯技术,也不是单纯国家机器。文明至少由三个东西构成:阶级、属灵和符号秩序。
阶级结构回答:谁支配剩余,谁承担成本,谁拥有未来。属灵秩序回答:人为什么相信这个世界值得服从,痛苦为什么有意义,牺牲为什么可以忍受。符号秩序回答:什么被称为财富,什么被称为进步,什么被称为真实,什么被称为成功。
传统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明,不只是因为它有资本和机器,而是因为它把人安置在这三个秩序里。阶级上,人是工人、经理、消费者、借款人、纳税人、房产持有人、养老金投资者。属灵上,人相信努力、教育、买房、投资、消费、下一代会更好。符号上,人用工资、学历、职位、房产证、信用评分、股票账户和退休金理解自己。
资本主义支配人,但也给人位置。它剥削人,但也需要人。它让人痛苦,但也承诺痛苦有意义。它让人负债,但也告诉人负债可以买未来。它让人竞争,但也告诉人竞争可以上升。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制度,而是一套文明秩序。
AI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只强化符号秩序和寡头阶级,却削弱对多数人的安置能力。它的符号秩序非常强:模型参数、算力规模、推理成本、资本开支、市值、AGI叙事、生产率预期、国家安全话语。它的阶级结构也很清楚:拥有算力、模型、数据、能源接口、资本市场入口和国家战略位置的人,支配那些只拥有可被替代技能、可被采集数据和可被预测行为的人。
但它的属灵秩序是空洞的。AI当然提供技术救世主义:智能涌现、生产率爆炸、AGI、后人类、文明跃迁。问题是,这个救赎对象是谁?如果AI繁荣主要表现为科技巨头市值、数据中心建设、芯片利润、资本开支和国家竞争,而普通人越来越难通过劳动、教育、消费和资产积累进入未来,那么这种属灵叙事就很难继续说服人。
资本主义“飞升”中抛弃的,不只是某些岗位,而是它过去用来安置人的整套机制:工资作为参与增长的凭证,消费作为分享增长的方式,负债作为购买未来的门票,教育作为阶层跃迁的承诺,劳动作为价值和尊严的基础。它不是简单抛弃“低端劳动者”,而是在动摇“人为什么仍然是增长目的”的文明前提。
七、硅基取代人飞升?可是人已经失去压迫价值了
很多关于AI的想象,会走向“硅基取代碳基”“机器统治人类”“资本通过AI获得终极压迫工具”。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深。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人已经失去压迫价值,资本为什么还要压迫人?
资本主义过去压迫人,不是因为资本天然仇恨人,而是因为资本需要人。工业资本需要人的劳动,消费资本需要人的购买力,金融资本需要人的负债能力,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人的服从、税收和兵源。压迫不是单纯恶意,而是一种经济关系:你有可榨取的劳动,有可塑造的欲望,有可抵押的未来,有可动员的身体,所以资本要把你纳入秩序。
如果AI真的让资本相信自己可以绕过大量人的劳动、绕开普通人的消费、绕开居民资产负债表,资本对人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人不再是被充分剥削的对象,而可能变成被绕开的对象。资本不是更积极地统治所有人,而是对一部分人失去兴趣。
这听起来像解放,但其实更危险。传统压迫至少说明你还在系统内,你的劳动、消费、身体和未来仍然被需要。被抛弃则意味着你不再是资本积累的必要环节。资本不再需要给你工资,不再需要提高你的消费能力,不再需要让你负债买房,不再需要说服你相信下一代会更好。它可以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债务市场、云合同和估值体系里继续繁荣。
但这也带来反向问题:脱离对人的支配之后,资本甚至会失去作为资本的意义。资本的本质不是数字变大,而是通过数字组织人的生活、劳动、欲望和服从。如果这些数字不能转化为对人的支配,不能动员人的劳动、承诺人的未来、塑造人的欲望、购买人的服从,它就越来越像封闭服务器里的游戏币。它可以还在涨,但外面的人为什么必须承认它?
所以“硅基飞升”的真正悖论,不是机器太强,而是人对于资本来说可能变得不值得压迫;而一旦人不值得压迫,资本也就失去通过压迫和承诺来组织社会的能力。
八、资本主义和人的互相抛弃:定价基准的危机
更进一步,可能出现的不是资本单方面抛弃人,而是资本主义和人互相抛弃。
资本不再需要人,就不再愿意用工资、福利、教育、住房、消费信用和阶层上升来安置人。人感到自己不再被增长需要,也就会逐渐不再承认资本主义的定价权、意义权和未来叙事。过去资本主义能够让人接受价格、工资、债务、房租和资产差距,是因为人相信这些东西虽然不公平,但仍然和自己的劳动、时间、能力、努力和未来有关。
这里的“以人类劳动为基准的定价”,不只是狭义劳动价值论,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日常合法性。工资对应人的时间,房租对应人的居住能力,贷款对应人的未来收入,商品价格对应人的购买力,教育回报对应人的努力。即使这些对应关系经常扭曲,它们仍然维持着一种基本想象:只要人通过劳动进入系统,就能理解价格,并且有机会获得价格所代表的东西。
AI资本主义如果削弱劳动作为价值中介的地位,就会让这套定价想象发生危机。假如人的劳动不再是增长的核心,人的工资不再能支撑生活,人的教育不再保证职业,人的消费不再决定繁荣,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接受以资本资产为中心的价格体系?为什么要承认房价、股价、债务、租金、版权、数据资产和模型估值天然具有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
这就是资本主义动员能力的危机。资本可以不需要人,但也就更难动员人。它可以不通过人的劳动增长,但也就更难要求人接受劳动纪律。它可以不依赖大众消费繁荣,但也就更难用消费承诺安抚大众。它可以让资本在账面上飞升,但也就更难让人相信这套账面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这种互相抛弃可能表现为更碎片化的东西:对工作伦理的冷淡,对消费主义的疲惫,对房产和债务叙事的不信任,对国家再分配的要求,对地方共同体的回归,对身份政治和宗教政治的强化,对平台和金融系统的怨恨,对官僚保护、社群互助、地方自治和公共岗位的重新依赖。人不会因为不被资本需要就消失,人会寻找新的建制化方式。
九、重新理解官僚主义、社群主义和地方主义:人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有用”,而是自我建制化
这就必须重新理解官僚主义,也必须重新理解社群主义和地方主义。很多资本主义叙事把这些东西理解成低效、冗余、保守、阻碍创新、拖慢市场的东西。这当然有事实基础,但不完整。官僚、社群和地方共同体,首先是人类社会自我建制化的方式。
市场喜欢问一个人“有没有用”,资本喜欢问一个岗位“能不能产生回报”,技术喜欢问一个流程“能不能被优化”。但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只有被定义为有用才有活着资格。人会串联、结社、组织、立法、建档、设岗、设程序、设资格、设保障、设伦理边界。官僚主义、社群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共同功能,就是把人的存在从市场即时效用中解放出来,让人以身份、权利、岗位、成员资格、地方归属和共同体义务的方式存在。
所以要特别警惕一种很流行的说法:AI会淘汰普通人,但会利好聪明人、利好高认知人、利好更“有用”的人。这种说法看似精英,实际上非常幼稚。它仍然接受了资本和技术设定的考场,幻想自己可以在“有用”这个角度上从AI革命中幸存。问题是,AI革命恰恰是在不断降低人的“有用性”溢价。今天被淘汰的是重复劳动,明天被压价的就是专业知识,后天被重估的可能就是所谓聪明人的判断、表达、管理和创造力。不要幻想自己比普通人更有用,就能天然站在AI资本主义的胜利一边。
人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比机器更“有用”。如果比赛规则是效率、计算、可复制、可替代、可规模化,人很难永远赢。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串联、结社和自我建制化:人会组成家庭、宗族、社区、工会、政党、教会、学校、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公共部门、福利体系和国家;人会把私人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把零散不满转化为组织,把临时互助转化为制度,把无形身份转化为权利。
从资本视角看,这些东西常常是“增本降效”:增加程序、增加岗位、增加保护、增加协商、增加地方性、增加人情和摩擦,降低资本即时调度世界的效率。但从人的视角看,这恰恰是把科技发展和物质水平上升据为己有的本能。人类社会不是被动等待技术恩赐,而是不断把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财富积累和公共资源,改造成工资、福利、教育、医疗、休息权、地方公共服务、职业资格、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
这也是重新理解官僚主义的关键。官僚主义当然可能僵化、腐败、压迫和荒谬,但它也有另一面:它把社会关系稳定下来,把个人从纯粹市场竞争中部分保护出来,把权力关进程序,把任意性变成手续,把短期效率变成长期秩序,把“你是否有利润价值”转化成“你是否有身份、资格、权利和申诉路径”。在AI资本主义中,官僚主义不只是拖慢机器的旧制度,它也可能是人类保存自身位置的防波堤。
社群主义和地方主义也是如此。资本和平台喜欢抽象的人:用户、劳动力、流量、数据点、信用主体、消费画像。地方共同体却把人重新嵌入具体关系:邻里、学校、街区、宗教、语言、习俗、地方财政、公共服务和共同记忆。社群不一定天然进步,地方也不一定天然正义,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抵抗抽象定价的能力。一个人作为单个劳动力可以被替代;作为社区成员、地方选民、家庭成员、宗教成员、公共服务对象和制度权利主体,就不那么容易被简单删除。
因此,AI资本主义真正面对的不是一群被动失业者,而是一种更古老也更强大的力量:人类的自我建制化能力。资本可以绕开单个人,但很难绕开人类作为建制化群体的存在。它可以把岗位替代掉,却不容易把家庭、地方、官僚体系、公共部门、工会、宗教、法律、选举、税收、福利和国家一并替代掉。人不只是生产函数里的劳动投入项,更是会制造制度、制造意义、制造边界、制造保护和制造合法性的政治动物。
所以,不要把AI时代的生存问题理解成“怎样让自己更有用”。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落入资本和技术的定价框架。更关键的问题是:人如何重新结社,如何重新定义权利,如何把科技进步的收益制度化,如何把机器带来的物质丰裕转化为人的时间、尊严、安全和共同体,而不是让它只沉淀为少数资本的资产负债表。
这也是本文对官僚主义、社群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重新理解:它们不是单纯的低效,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残渣,而是人类把自己从资本即时有用性中保存下来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如果抛弃人,人就会用官僚、政治、社群、地方、法律和属灵秩序重新安置自己。
结语:问题不是AI是否会破,而是谁来重新安置人
再谈“记账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说AI都是假的。恰恰相反,AI越真实,问题越大。它有真实技术、真实投资、真实基础设施、真实能源消耗、真实供应链收入、真实国家竞争,也有真实的生产率潜力。正因为它真实,才不能用“泡沫”二字草草概括。
AI的核心变化,是把资本主义最深的倾向推到极致:把未来提前资本化,把capex变成内需,把符号铸造成实体,把人的知识和语言变成模型资源,把劳动者从需求端重新定义为成本端,把增长从人的生活中部分抽离出来。
所以问题不是AI有没有用,而是它有用之后,这个用处服务于谁。问题不是AI能不能创造繁荣,而是这种繁荣是否仍然需要人、尊重人,并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问题不是泡沫会不会破,而是建制化泡沫如果不破,会不会变成一个长期运行、极其真实、但越来越不需要人的制度。
资本主义过去统治人的方式,是把人纳入增长:工作、消费、负债、买房、投资、教育下一代。AI记账资本主义的危险,是资本可能以为自己终于不需要人了。但资本不需要人,也就不再能通过增长动员人;不再能动员人,也就很难让人继续承认资本的定价、符号和未来叙事。
最终,人不会因为资本认为自己“无用”而消失。人会串联,会结社,会政治化,会宗教化,会官僚化,会社群化,也会地方化,会重新发明制度。文明的本质不是效率,而是阶级、属灵和符号秩序的重新闭合。AI资本主义若只剩资本和机器的飞升,而不能重新安置人,它就不是文明升级,而是文明三角的断裂。
最简短地说:AI不是让资本获得了终极自由,而是让资本暴露出一个根本问题——当资本终于可以不需要人时,人也就未必还需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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