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徒步近100公里，遇到绿巨人与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作者：索耳，编辑：于蒙，顾问：王天挺，创意：Vicson，出品人/监制：曾鸣，题图来自：索耳

我小时候有个邻居，是个高鼻深目、皮肤白皙的混血越南女人，她在一九七零年代末通过水路流亡到我的家乡雷州半岛，变成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她学了一口流利的当地话，嫁给我们院子的保安，生下两个孩子。我从小和她孩子玩耍长大。后来经历搬家、离家，我和他们渐渐失联。但那位越南邻居阿姨，她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愈发神秘。我好奇于她的来处，也好奇于她如何而来。

2022年底，我在写作长篇小说《伶仃世》时，以她为原型构造了一对华人姐妹，也构造了她们的水陆逃亡之路。其中的陆路，从胡志明市（旧西贡）北上，以最终经芒街过关、进入广西境内结束。本来计划先去现场考察，结果碰上了疫情。这部分在半想象、半二手经验的情况下写完了，我把它丢在电脑里，也不想管。像晾葡萄干一样，让它的水分风干一下。过了两年，我觉得是时候回收了，也是时候去越南了。只有走一趟，我才能把它修改好。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和牛没什么区别。

2025年4月，我终于来到越南。这个过程，与其称之为田野调查，不如叫具身化（embodiment）更恰当。用眼看，用鼻子嗅，用耳朵听，用舌头尝，用皮肤去感受那极端的溽热。你不能以广东的热来体会越南的热。或者，换一个更本质和通俗的说法——行走。相对于我的大脑，我更信任我的双脚。大脑有时会固执、偏见、犯糊涂，脚不会。脚只是在走路。

这条陆路最难的一段，是波来古和绥和之间的难民之路，之前叫7B公路，现在叫二十五号国道。越南战争结束前夕，约三十万军民通过这条连接高原与海边的道路撤离，最终只有极少数人抵达目的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路上。

谷歌地图上显示这条路的长度：二百零一公里。考虑到时间和体力有限，我临时决定把徒步的起点定在公路上的富足公社（Phú Túc），而非一开始的波来古市。大概是原定路程的一半。无论如何，我要亲自用脚走过它。

“绿巨人”

从大叻出发，我准备去富足。下午两点，阳光猛烈，透过树木的枝叶投下明晃晃的影子，地面则返以蒸腾的暑气，鸽子都不敢长久落脚，四处蹦跳。我在汽车站的大门前踯躅，问车站人员、旅行社和私家车司机。几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阿叔也围成一团，帮我查班车信息、打电话。但所有的询问对象得知我的目的地时，都连连摇头，那里太远也太偏僻了，根本没有车直达。这时有个大叔用手指了指广场上的两个绿色身影，意思是，我可以试试问问他们。

那是最后一招。绿色身影是穿着Grab制服的摩的司机。Grab是东南亚排名第一的打车叫车应用程序，不管我去哪里，只要输入地点，它就会根据算法算好不同车型的价格，安排司机接单。我看了一下，打摩的去富足的价格是一百六十多万越南盾，约等于人民币四百多。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咬咬牙打定主意，下了单。不多时，那两个绿色身影向我走来。

接单的是一个国字脸、身材敦实的汉子，他苦笑着，似乎我要去的地方给他添了很多麻烦。跟我反复确认后，他用手指着身旁的同伴，用谷歌翻译对我说：他会载你。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同伴，长得很瘦削，脸型也像一个梭子，包裹在严密的头盔内。我不由得多看他几眼，他微小的眼神透出来，有几分神似打羽毛球的李宗伟。他说：我可以载你，但不通过程序，你按照这个价格私下支付给我就行。

我明白，这样他能收入更多的钱，也意味着他这趟搭载我，属于个人的行为，就像是，do me a favor。我当然没有意见，就这样上路吧。

于是，一辆二轮摩托车，两个人，中间夹着一个行李箱，一同扔入越南中部高原的褶皱里。上车前，我已经预计到这是一趟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摩托苦旅，但只有随时间推移，才能体会到这对腰臀是怎样的一种酷刑。已经多久没坐过这么久的摩托了？我只记得童年时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从城里回老家，一样的阳光炙烤；小时候并不觉得什么，车驶过家乡平坦的赤色冲积平原，广袤、未知但安稳。而此时在越南蜿蜒的高原公路上，我实在地感到了眩晕，还有一种危机感。危机来自我面前这个男人，还不知道他名字，姑且叫他Grab大哥吧——他双手紧紧抓着车把，隔一段时间，他就像做引体向上一样，让臀部离开坐垫，扭扭腰，放松僵直的上身，差点把夹在我们之间的行李箱带下车。我想说，当心啊！但转念想，他听不到，更听不明白——只有呼呼的风灌满我的喉咙。

我们的车从扬辛山脉边缘滑过，汇入二十六号国道，随后翻越另一处高原。铅灰色的浓云从身后追上，沉下来，变成雾，先在山林间游弋，后向我们围困过来。那简直就是电影《寂静岭》的场景。摩托车左冲右突，难得寻到雾的缝隙，溜进去，钻出来，头盔上已都是露珠。下高原时，天气又变得晴朗，Grab大哥抓住机会，驱车加速向下俯冲，马达震天响，我忍不住哇的一声。他扭过脸来，咧嘴笑，露出外凸的大门牙。

这一路，远处蓝色的山脊就在我的视野边缘凸起又消失。有时看见小瀑布挂在树林，不知名的神像突然从山岩间冒出来。地势渐平，城镇和荒野像两张在面前摊开的幻灯片。暮色渐渐燃尽，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线遁去，这时我感到了一丝焦虑，因为距离目的地还有大约一半的路程。光消失时，夜里最壮硕的蛾子也会六神无主。

四周变黑后，我们错过了上一个加油站。Grab大哥瞟着油量表，示意没关系。他知道一些应急的办法。驶过村庄，道路两侧的小卖部、轮胎店、种子和化肥店陆续亮起白炽灯，伸手可及。Grab大哥就像启动了体内的某种感应器，他左望右望，搜索着可能加油的地方。找到第三家店时，有个四五十岁的大姐迎出来，大嗓门打招呼，很热情，Grab大哥冲她招手，仿佛远方来的故友。他们用越南语交谈，我听不懂。过一阵子，大姐从店里拿出备用的桶装油，倒入摩托车饥渴的腹腔内。车吃饱了，人呢？

Grab大哥抵达目的地的愿望比我更强烈。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是饥肠辘辘，他把车停在一家餐店，搭得很简单的铺子，门口摆放着农具，一捆甘蔗和几个蓝色塑料凳。狗无精打采趴在地上。我们从车上走下来，舒缓酸痛不堪的腰臀。店里仅剩了几碗米粉，我和Grab大哥各点一碗，我说我请客。那大概是我在越南吃过最好吃的米粉，汤底有鱼露的咸香，粉在口中既酥又韧。因为太热，店主把一台车轮大的风扇搬到我们面前。搬动过程中，他赤裸的上身已经覆上了一层汗珠。

我和Grab大哥边吃粉，边借着翻译软件聊天。我知道了他叫阿俊，有两个上小学的儿子，还有一个去年才出生的小女儿，还不到周岁。原先租的房子逼仄了，他在大叻郊外买了块地，今年建房子。为了省钱，很多部分他打算自己做。比如墙——他向我展示手机里存下来的TikTok教学视频，怎么砌砖、抹灰、抹平水泥。地基他自己挖了一部分，亲手一锹一锹下去的。平时他白天跑车，晚上或者清晨就去那块地干活。当然，今天是个例外。

我问他：这是你跑的最远的单吗？他说不是，还有更远的，远得多。有几次他接送客人去岘港，一趟要六百多公里。

我突然想到，他把我送到富足后，该如何呢？摸黑折返回去太辛苦了，又是七个多小时的路程。不如就在富足住一晚，明天接单再回大叻。他却摇摇头，坚定说他今晚就要回去。

吃完粉，事不宜迟，我们继续上路。夜色更浓了，从四周围堵过来。在远离乡镇的公路上，只能碰到载着甘蔗的大货车，有时是十几辆的车队，它们闪着红光压过路面，像沉默但遵守规则的大象。阿俊小心地驾驶摩托从它们身旁绕过。不知又过了几个路口，几个村庄，来到了一片湖，道路沿着湖的形状向黑暗延伸。借着车灯模糊的光，我看到前方路面有许多癞蛤蟆纷纷跳走。左右两侧，我几乎看不见什么，只有黑魆魆的树影。横亘我的面前，就是这个认识不到几个小时的男人，他仍然时不时、毫无征兆地活动他僵硬的上肢，但我已经习惯了护住自己的行李箱，令它不至于掉下车。或者说，此时此刻此地，黑暗淹没一切时，他这个动作反而让我亲切而安心。

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打开闪光灯给他的背影拍下了一张照片。Grab绿色的制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黑夜中的绿巨人！我脑海里蹦出了这么一句。

夜里十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富足。那是个疏落的乡社，此时街上已没什么人，狗也不吠。阿俊把我送到旅店门口，我过意不去，多付了他的费用。他嘻嘻笑，冲我竖大拇指。我再次问他，真的不考虑明天再回吗？他说：不行，我得回去见我的女儿。

好吧，我们相互拥抱，告别，我亲眼见到绿巨人重新骑上摩托，向着夜的远端越来越小。

牛的眼睛

第二天清晨七点，我离开入住的旅店，开始沿着穿过富足公社的二十五号国道徒步。

我其实理应出发得更早。太阳在五点半左右升起，七点钟时，阳光从彤红变成白炽，照在皮肤上，已经开始温热。我自带了干粮当早餐，边吃边走，没过一会儿，身上起了汗，涂的防晒开始摇摇欲坠。我看扁了越南的太阳。但我犯的错何止一处，接下来的两天里，现实将对我的习惯、短视、愚蠢和考虑不周，予以狠狠的回击。

行李箱是另一个计划之外的要素。如果我把它换成徒步背包，固然显得更“专业”，但也会增加行走的负担。好在二十五号国道是一条修得很好的柏油路，在这样的路面上，拉一个小行李箱并不费力，考验的只是轮子的耐久度。走路的不仅有我，还有轮子。它划过路面，发出吵闹的沙沙声响。

开始的两三个小时算是轻松的，我走了超过十公里。每隔半小时，找个阴凉处歇息五分钟，继续走。从野外走到村庄，再从村庄到野外。抵达第三个村庄时，我把水喝完了。大部分店铺还没开门，沿街的榄仁树下，只有狗和鸡到处乱走。几名妇女席地而坐，把晾晒成深黄色的烟草叶收集成捆。一个男人在一家餐厅门口摆帽子摊，挂个牌子，写着一顶帽子卖两万越南盾。他手上拿着一罐Larue啤酒（一款风靡越南中部的老啤酒品牌），地上还有两个空酒罐，显然有些醉意了，看到我路过，冲我眨眼，指指地上的帽子，说了些什么。我没理他。

我需要的不是帽，而是天上的云。接近中午时，一大片云追上太阳，我得以在这短暂的阴翳中挥发身上的热量。过路的人渐渐变多，有背麻袋的拾荒者，扛农具的农民，穿着传统服饰的埃地族人。更多的人骑二轮本田或雅马哈踏板车，呼啸而过，丈夫载着妻子，妻子再背着一个巨大的行李或箩筐。也有骑三轮车的，载着柴木、甘蔗和水泥。这一路碰到的当地人，都穿着干活的粗布衣服，戴草笠，手臂穿袖套，为了防晒，脸和脖子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眼。我少不了要经受他们的凝视。一个穿着衬衫和休闲裤，拖着行李箱在公路上行走的人，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怪异的、和当地格格不入的形象。

好几个人骑着摩托凑过来，用手机的翻译软件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笑着摇摇头。他们没放弃，继续跟我说，如果我想要去什么地方，他们可以载我去，或者，可以帮我叫车，他们来付钱。我很感激他们的善意，但只能一一谢绝，并用手指着自己的大腿，告诉他们我打算走下去。他们带着不解离去。

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靠干瞪眼和打手势，人和人是能相互理解的吗？

我同样引起了牛的注意。牛到处都是，在田埂上、荒地里，也有在铁丝篱笆里啃着新鲜的蔗秆。我拉着行李箱走过时，它们都会抬起头看我。我们相互对视。它们有硕大而深邃的眼睛，一边看，嘴里一边嚼。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和牛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没法交流。语言在这里失效了，彼此只能用目光表达惊奇和不安，用目光迎接，用目光送别。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一个离开熟悉世界的人，本质上也是这样吧。

我脚下走的这条宽敞平整的公路，从形态上看，断然不是当年的路了。1975年春天，越战局势变得明朗。3月下旬的邦美蜀战役后，南越军队溃败，总统阮文绍下令军队和平民沿着7B公路撤退，也即我脚下的这条道路。事实证明，这次撤退是灾难性的。大量军车、坦克、私家汽车和步行平民无秩序混在一处，堵在这条路上，难以前进。民众缺粮少水，苦熬了许多天，等来的却是乘机追击的北越军队，他们无处可躲，死伤惨重。后来美国媒体报道时，将其形容为“泪水车队”（Convoy of Tears）。当然这只是一种美化，覆盖道路上的何止泪水，还有血液和横飞的肉体。

到了正午，太阳猛烈，热仿佛是一堵墙，喘不过气。为了散热，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出汗。防晒霜无论涂多少层，都被洞穿。腋下和大腿根摩擦汗湿泡胀的衣服布料，一阵阵磨痛。强光让我不得不眯着眼睛，远方只剩下长条状的虚影。路过村庄，沿路都有摆摊售卖冰镇加盐的蔗汁，两三万越南盾一杯。没有什么比这更解渴的饮料了，简直是续命水。

补完水后，我直接找了一家餐店吃午饭。餐厅其实是店老板自家宅院，院子里搭个棚，摆好桌椅，也能做起生意来。我点了牛肉炒面。店老板是个浓眉大眼、留一头自然卷中长发的中年男人，他的妻子身材结实，扎着毽子头，在灶台前掌勺。店老板用越南语问我：中国人？

越南语里的“中国”是汉字词，发音很好辨认。我说是，他呵呵笑，打手势兼简单英文，大概是问我去哪里，为什么不坐车。我说，去绥和，同时做走路的动作，告诉他我要徒步过去。他一脸难以置信，摇摇头说太远了太远了！

他对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我一边吃面，一边用翻译软件跟他聊天。得知我走这一趟的缘由后，他瞪圆双眼，说，他从来不知道这条路有这段历史。即便他从小在这条路旁边长大。他见证它从走牛车的路变得越来越宽，沥青铺过几轮。十多年前，这条路经过一次大改造，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至于那场战争，他是知道的，但也过于遥远了。半个世纪已过去。1975-2025。这个四月，人人都在准备国家解放五十周年庆典。前阵子我在胡志明市，亲眼见到市民挥舞着红旗上街，欢呼喜庆，挤得水泄不通。当年战争结束时，店老板还没出生。记得的只可能是他的父母。他父亲几年前去世，母亲得了老年痴呆，记忆也就破碎、遗失了。

我才意识到，坐在大门外的塑料椅上的是他母亲。她一头银发，黝黑干瘦，就静静坐在那里，望着这条公路出神。店老板又补充说，除了头脑，他母亲身体其他部位很健康，尤其一副好牙口。她什么也不爱，就爱啃甘蔗。她怄气时，只要把甘蔗递到她面前，她就和好了。她能一直啃一直啃。店老板甚至怕她啃太多而把甘蔗藏起来。

我确实没看到甘蔗，只看到木薯，就铺在他家院子进门处。阳光暴晒下，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淀粉发酵的味道。这种薯在我老家雷州半岛也种植不少，细长茎骨，狭椭圆形裂叶，老一辈常说，别多吃，吃了会醉，头晕乎乎的，只想睡觉。其实是薯的块根吃进去，在肠道里会分解成氰化物，量足够多时，便会引发身体不良反应。

前几天，我在胡志明市郊外探访古芝地道，那是当年北越游击队的秘密基地，一个系统完备的地下迷宫。全长两百公里，有会议室、弹药库、悬着吊床的休息室、烟囱通向地面的炊房和长满毒刺的陷阱，一个个虫洞似的空间，都由不足八十公分宽的孔道相连。最窄的地方，要匍匐在地上，手脚并用才能通过。当地的向导带我爬，他在前面爬，我在后面追，爬了两公里，出来时气喘吁吁，感觉重回人间。

向导说，当年越南人打游击，吃得最多的就是木薯。木薯好生养，砍倒一棵，生出一大片，无穷无尽。除此之外没别的东西吃。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们又瘦又小，却很适合在地道中钻行。那些吃汉堡和炸鸡的美国佬人高马大，进来地道里，只会被卡住。说这些时，向导用了一种滑稽的语调。

我问店老板这些木薯哪来的，他回答说从自家地里挖的。当地人吃木薯，直接煮熟，配椰奶，蘸糖或花生碎。他拿来给我尝，木薯带着奶香，还有一种很淡的酸味，似乎跟老家吃的不太一样。店老板说，现在大家也少吃了，都喂给牲畜吃。以前这里大片大片的木薯林，小时候他不想回家，就躲在那里。现在没有了，土地都改种胡椒和咖啡，经济效益更好。

离开餐店，在暴晒中我又走了大约两公里，实在热得受不了了。沿路我发现了一顶公共凉棚，棚下有几张网织吊床，此时空荡无人。我把行李放一旁，钻进网床，迷迷糊糊中，我进入了酣梦。梦中我感觉有什么舔舐我的头，又有什么鞭子似的东西划过脸。睁眼一瞧，竟然是一头牛，牛屁股正对着我。我被牛叫醒！

迷乱

下午，因为高温和暴晒，我的速度变慢了很多。从两点到四点半，我走走停停，只走了五六公里。每次停下歇息再走，都要鼓足勇气。烈日刺透我的帽子和衣服，皮肤有焦烂感，汗出了又干，前胸后背黏成一团。热气从鼻子吸进去，烤得喉咙冒烟，再往下，似乎影响了腹腔，有些闷胀和反胃。我有时走着走着，发现前方景象模糊，不是汗滴到了眼睛里，就是地面蒸腾热浪，田野和草木摇摇摆摆，出现了“阳炎”现象。

直到五点左右，太阳斜了一些，才渐渐没那么灼人。但这也意味着距离日落只剩一个小时了，我咬咬牙，得加快脚步。本来今天计划的落脚地是山和县的山河公社（Sơn Hà），考虑到时间有限，我改成了更近的绥北公社（Suối Bạc），同样在二十五号国道边上。地图上显示还有十六公里，步行需要将近四个小时。

此时已进入富安省的山和县境内，沿路的公社和村居聚落见到不少传统的木制高脚屋（Nhà Sàn），屋顶是一个钝角三角形，铺的瓦有砖红色，也有绿色和蓝色，夕阳照在上面很漂亮。我其实很享受黄昏这一刻，安静，舒服，坚硬的路也变得温柔起来。路无限开阔。天快暗下来时，村居和旷野蒙上的是一层沁人心脾的蓝色，仿佛深色的海水从四周合围。

就在我走出村时，一辆摩托车朝我迎面驶过，座位上前后坐着两个男青年，不多时，我听到声响，那辆摩托车又折返了回来，朝我靠近。

打头的男青年圆脸，有些壮，穿着黑色T恤，坐在后座的瘦一些，穿一件很旧的条纹衫。圆脸男青年不知怎么看出来我是中国人，用翻译好的中文打在手机屏幕上给我看，问我去哪里，表示可以载我。我当然谢绝了，再怎么说，他的车已经载人了，不可能再载上我加行李箱。但他们似乎很坚持，骑车跟在我旁边，用越南语混以英语，试图跟我交流。我其实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摆手。

我的警惕和不安在快速凝聚，抓紧行李箱把手，预备随时做出反应。他们跟着我走了两百米左右，终于觉得无趣而离去。我松出一口气，庆幸无事发生。如果他们真要做点什么，我是奈何不了他们的。孤身一人暴露在异国野外的公路，很容易成为活靶子。但我后来回想，或许他们真的是出于好心呢？夜带来黑暗和不确定性，会放大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如果是白天，我可能会自如很多。人毕竟是昼出夜伏的动物，过于依赖光亮和眼睛。

黑暗也有层次，这也是在行走中才感知到的。跟随着步伐和呼吸，我渐渐走向夜里去。最后一丝光芒从天边离开，逗留在周围的草丛中，然后离开地面。最终变得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脚底传来路的触感，行李箱轮子的摩擦声。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着微光，辨认路的形状。路在暗中会变形。这时，突然“哗”的一声，一只大鸟扑翅离开树枝，吓得我心脏猛跳。

越战期间，美军有个“第六心理作战营”，他们研究过，越南人怕鬼，也相信死者若没有被安葬，灵魂就会在世间游荡。于是，他们觉得可以利用这点大做文章，一个所谓“游魂行动”诞生了。美国人录制了各种奇奇怪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甚至用真人扮演鬼魂之间的对话，把这些声波装置安在战场上，或通过直升机携带，于夜间来回播放。这确实起到了效果。这些可怕的声音不仅影响到了越共，甚至也吓坏了南越的军民。在小说里，我写主角在逃亡中迷路，困在野外，也是这样的黑夜里，她听到了残留在战场上的扬声器放出来的幽灵之声。

当我身处同样的夜色和荒野中时，我并不比她的胆子更大。何况在这条无数无辜之人丧生的难民之路上，很难不引起乱七八糟的联想。我甚至隐约感觉，除了轮子和脚步声，还有第三种声音贴着地面传来。

偶尔汽车的远光灯突然从我身后照过来，照得四周的草丛发白，我不禁攥紧行李箱，躲到一边，害怕被车撞到，也害怕它停在我面前。车驶过后，一切又堕入黑暗。我害怕有人来，也害怕独自一人。

最怕是载甘蔗的大货车，接二连三，轰隆隆驶过来，占据大半个路面。经过我身旁时，甘蔗从车上掉下来，险些砸到我。我有些慌乱，不小心从路的边缘滑到土坑里，扭到了脚。我蹲下身去，深吸几口气，等疼痛慢慢消散。好在不算严重。短暂调整后，我继续拉着箱子摸黑前行。

不知走了多远，终于看到了一个亮着灯的加油站。我简直像只飞蛾，看到光欣喜万分。加油站之后再走一小段，就是一个休息区，入口处就有个餐馆，立着很大的霓虹招牌。这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店老板招呼我进去，向我递来菜单，我看了一下，比平常的价格高出好几倍。我把菜单还给他，告诉他，太贵了，然后问他附近还有没有别的餐厅。

店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板寸头，像《精武英雄》里李连杰饰演的陈真。他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朝我摆摆手。他用翻译软件告诉我：除了他家，没有别家了。现在也很晚了，他这里还有一些饭菜，他请我吃，这餐免费。还没等我答应，他就转身去锅里盛了一些咖喱鸡块，配上米饭，递到我手里。我难以拒绝他的热心，认真向他道谢，找了位置坐下来吃。鸡块已经凉了，我把它放在嘴里，慢慢嚼。我心想，他是不是也觉得我是落难的异邦人？

我吃完走出来，店长继续用手机翻译跟我交流，问我去哪。我说绥北公社。他问，你要走过去吗？我说对。他微笑摇头，又做出了那个熟悉的摆手动作，随后在手机里打了一行字，翻译过来给我看：夜里在公路上走太危险了！很容易被车撞到！

这行中文字里，连着出现了两个感叹号。我觉得有点好笑，隔着翻译机器，似乎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绪。重新走入那片黑暗中，我也有些犹豫。而他的解法是，不如今晚就在这里歇息，他的朋友开了个家庭旅店，就在休息区的后面。今晚还有空房，可以给我个优惠价。

他的朋友看起来年长一些，黑黑瘦瘦的，灰色Polo衫配短裤拖鞋，腿上有个疮。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我，有一种豹子般的热切。我同意了店长的提议。或许他那一顿免费的晚餐，对我产生了作用。

于是我坐上Polo衫大哥的摩托，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院子。路灯下，院门透着绿漆色，还挂着个信箱，旁边插着花。进去有两栋屋子，一栋是给客人住的主屋，另一栋靠近院门，是房东Polo衫大哥一家住的侧屋。屋门开着，他的妻子看起来很年轻，忙着给小孩喂饭。

Polo衫大哥让我把护照给他妻子，她负责登记。我付过款后，他给我一把锁，一把钥匙，我的房间就在主屋二楼最里面。我安顿下来，等了好一阵，房东迟迟没有把我的护照还回来。

我便下楼去问。Polo衫大哥刚洗完澡，光膀子湿漉漉，我们面对面眼瞪眼，拿着手机你一行我一行地打字。

他说：我要登记之后才能把护照给你。

我说：这么久还没登记好？

他说：今晚系统坏掉了，登不上去。明天可以。

我说：明天我要早起赶路，等不了你。

他说：明早九点钟后我可以还给你。

我们的对话隔着手机翻译，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我有些着急了，没有护照我哪儿也去不了。我忍不住用英语向他开口，我必须要回我的护照，否则我会报警。Polo衫大哥显得很为难，又拿起手机打字。这时他的小孩突然跑过来，嘻嘻笑，手里拿着的正是我的护照。小孩作势递给我，我正准备接，被Polo衫大哥抢在前面夺过去。我正准备发火，却看到他举起手机，拍下了护照的信息页。随后他把护照还给我，告诉我说，他明天会用照片登记试试看。

回到房间，洗完热水澡，我才有空检视身体这一天的遭遇。脚踝的崴伤还好，已经无碍了，脚底虽然酸痛，但好在没有起水泡。脸和脖子露出来的部分则完全晒伤了，摸上去火辣辣地疼。看来只涂防晒远远不够，要入乡随俗，像当地人一样用面巾和脖套把自己裹得像个恐怖分子才行，只露出一对眼睛在外面。不到晚上十点我就躺下。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早、这么沉了。

“活过来了”

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我五点十分出门。今天的任务更重，由于昨天少走了十公里，今天我要抵达绥和，就得走更多的路。我把锁和钥匙留在房间，穿过院子里的三角梅瀑布，走到院子门口。房东一家还没有起床，静悄悄。依稀看到一只珠颈斑鸠落在窗台上，可能是它每天必经的路径。

野外覆盖着一层轻雾。还没到日出时间，天空东边透露出一些粉白。清凉湿润的空气钻进鼻子里，涤清了我的困意。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晨光从地平线向上晕染，逐渐布满天空，向四野游移。远处山上的村庄，像许多格子堆积在一起，被阳光一一填亮。

清晨确实是最好的赶路时间，虽然它跟黄昏一样短暂易逝。两个小时后，我走到了山河公社，阳光明媚，周围都是逛早市的人声和车声。我在路边找了个早餐摊坐下来充饥。摊主是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染一头金黄色短发，穿着很宽松的工装裤和围裙。她很快就把我点的碎米饭（Cơm Tấm）端上来。我在胡志明市也吃过，但和乡下的这一顿没得比。烤猪排固然好吃，透着鱼露和香茅味，橙黄色蛋皮包裹的肉糕和两片本地烤肉肠更是咸香可口，只嫌量不够。我把盘子吃得一干二净。

当地人吃完饭，付完款，都会热情地跟摊主道一句别，发音类似于中文的“很嘎赖”。我也学了这句，临走前大声对她说：很嘎赖！她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回应：Goodbye！

长途行走中的告别，往往是一次性的。再也不见，不是“再见”。屡次见的是大片大片的甘蔗，无限繁殖的生物，无论村庄或田野。它们可能像围墙一样困住房屋，也可能像长城一样横亘在山坡和低地。它们可能填满两根电线杆间的空隙，也可能三三两两长在公路边，界定硬地和软土的分野——最初大概是从运载甘蔗的货车身上遗落，竟然落地生根。

路过坡地，偶尔遇上几间小型糖厂，仿佛漂浮在蔗田之上，向天空伸出两根细长的烟囱，放出棕褐色烟气。这烟便是甘蔗的气态。甘蔗榨成蔗渣，蔗渣再燃烧成烟，蔗分子无处不在。我已经闻到了空气中熟悉的甜味。我想到我的老家，阿公阿嬷所住的乡下，同样有糖厂和大片的蔗田。糖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剩余物，至今还在使用。它的烟囱比这高大得多，我小时候在阿嬷家做客，她哄我说烟囱是糖厂的眼睛。每逢榨糖，她指着那飘烟的烟囱跟我说：快看！糖厂和你一样喜欢流目汁（方言：流眼泪）！

这片被甘蔗占领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为了让打游击的共产党人无处藏身，美国人实施了所谓“牧场手行动”。他们驾着飞机往越南的丛林里泼洒了约六万吨的橙剂（Agent Orange），那是一种化学药剂，能使草木枯死。染上橙剂的土地确实赤裸了，共产党人却源源不绝。越战结束后，因为橙剂中的剧毒杂质二噁英（TCDD）残留在土地上，数百万越南人因此患上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和先天性畸形。这是惨痛的历史和记忆，当然，也被反复地书写，凛然钉在博物馆的展示墙上。

如今走在这片土地深处，我却生出了一种惶然。习来的熟悉经验在这里断裂。我的所见所感，这些亲切的具体的人和事物，很难让我相信这里还盘旋着战争的幽灵。越南裔的美国移民作家阮清越（Nguyễn Thanh Việt）说，所有战争都会经历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对记忆的争夺中。而记忆，附着于作为有机体的人的身上，最终也成为物质循环的一部分。死者的肉体滋养了土地，最终变出这片甘蔗林来。热烘烘的风从远处吹来，搅动甘蔗叶轻响，是他们在低语。

此时靠近正午，汗不停地顺着下颌和手肘滴下，但感觉没有昨天那么难受。可能身体已逐渐适应了这种热。我找了块毛巾裹住已经晒伤的脖子。突然，身后一阵喧闹，一群摩托车和电动车整排驶过路面，是家长载着小孩去学校。我赶紧让出道路。过一阵子，又有一些电动车陆续追上来，骑车的是穿蓝白校服的高年级学生，十二三岁的年纪，有着黝黑而精力旺盛的四肢。他们车速不紧不慢，只顾着沿路有没有好玩的。有的捡了路上的蔗秆，拿着甩来甩去，看到我后，眼里放精光，不住朝我做鬼脸。

你叫什么名字？他们用英语冲我喊。

Nobody！我回应说。

此后，我一直在赶路，刨去断断续续的休息补水，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总共也走了十几公里。距离二十五号国道的终点还有五公里时，来回的车辆越来越多，我只有更小心地避让。我其实已经很难迈动腿了，体能到了极限。痛感被无限放大，鞋和路面变得硌脚，温和的夕阳照在身上也会刺痛。

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从我身旁经过，突然降速停在我前面。车门打开后，走下来一个戴眼镜、穿红外套的大叔，朝我大声嚷嚷。等我走过去，才意识到他是想搭载我。他反复确认我是要去绥和，然后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让我上车。

今天这一路上，我其实也谢绝了不少要搭载我的好意。但这次，我竟不知道怎么拒绝。我突然有种感觉，在我故作姿态完成行走体验与当地人出于直觉的善意之间，后者显然要真诚得多。粤语里有个词叫“神推鬼㧬”，意思是仿佛被鬼神驱使，不由自主被推着向前的状态。我就是这么浑浑沌沌上了车。当然也可理解为，鬼神并不存在，这只是意志薄弱者的借口。

我连着行李箱一起坐上副驾驶位。舒服的软垫椅，空调吹来的凉风，散入我的四肢百骸，我忍不住长长地感叹了一声。大叔转头来，嗯？我顾不上他听不懂中文，脱口而出：我活过来了。

大叔把我送到绥和，随后和我匆匆告别。坐在车上，这最后的五公里竟是如此短，如此轻易，仿佛一眨眼。而当年坚持抵达目的地的难民，人数不足出发时的十分之一。他们涌入绥和后，这座海滨古城也乱作一团。另外一部分难民则南下汇入西贡（后来的胡志明市），继而投入南海的怒流之中。

后来我们都知道，越南难民的逃亡酿就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他们漂到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国，被收入临时难民营，随即转置到更远的发达国家去。大量华人则漂流到当时英治下的香港。有的甚至漂到我的老家雷州半岛，上了岸，变成我小时候的邻居。

他们的时间跟我是错开的。在那条远去的时间线上，他们的行走和迁移远未停下来，而我的行旅到此为止。我远远触及不了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就像我可以上车，退出这次徒步，而他们无路可退。

我曾想让自己像变色龙一样，尽量变成他们的样子，但最终，我既不是小说里的主角，更不是真实逃亡的难民。我只是我，这是我个人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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