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的禁与解禁，暴露出AI“风险定义权”在谁手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原文标题：《Anthropic的禁与解禁，暴露出AI「风险定义权」在谁手上》

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模型，被其诞生的国家亲手禁用——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2026年6月真实发生在美国的行业变局。当出口管制的利刃落在本土科技企业身上，硅谷一路狂飙的AI产业，突然撞上了华盛顿日益紧绷的安全焦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费罗曼（Michael Froman）撰文指出，这场突如其来的禁令，暴露的不仅是一次政策失当，更是全球AI治理体系一个根本性、结构性缺陷，标志着AI发展与监管的博弈正式进入全新阶段。

硅谷的“不可用”时刻

顶尖AI模型实质全面封禁

费罗曼在文章开篇便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口吻写道：他撰写这篇评论时没有借助Anthropic公司最新发布的“Claude Fable 5”模型——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无法使用。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切身受到了这一禁令的实际影响。

2026年6月初，美国政府正式动用出口管制权力，发布了一道针对“Mythos级别”模型的禁令。该命令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外国公民——无论身处美国境内还是境外，包括Anthropic的外籍员工”使用Mythos级模型，包括面向消费者推出、经过安全降级的民用版本Claude Fable 5。

从法律文本来看，这项管制的靶心是外国用户，看似是针对性的境外技术管控。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它产生了远超预期的溢出效应，演变为对Mythos级模型的全面封禁。道理并不复杂：对于一款以API和应用程序形式广泛分发的软件产品，要在短时间内甄别全球范围内每一位用户的国籍并实施差别化准入，技术上几乎不可能完成。

更关键的是，Anthropic公司的部分核心员工，包括创建和维护Mythos级模型的技术骨干本身就有大量外籍员工。如果连开发者都不能正常访问自己创造的模型，这款产品在实质上就已陷入全面冻结状态。

费罗曼从硅谷传递出行业信号：整个科技圈此刻只在讨论一件事，就是Mythos封禁事件，以及AI监管与创新之间日趋紧绷的平衡关系。

三种触发假说，与一个确定结果

围绕这场事实上的封禁令究竟因何触发，业界存在三种主流解释，且至今没有统一定论。

假说一：未经授权的尖端技术跨境分享。有说法称，Anthropic在未获得白宫许可的前提下，擅自将Mythos级模型的强力版本分享给了一家韩国电信企业。此举触碰了美国政府在尖端AI技术出口问题上的红线。

假说二：政企军民关系冲突的升级。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与Anthropic长期争端的延续与激化。双方的裂痕始于Anthropic坚持为旗下Claude模型设置应用护栏，以此限制五角大楼将其用于“完全自主武器和大规模国内监控”。Anthropic主张，即便面对政府客户，企业既有权也有责任，对产品的使用场景和安全边界设置底线。五角大楼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私营承包商无权干涉军方在合法范围内的工具使用权限，双方矛盾持续积累，最终以禁令形式彻底爆发。

假说三：模型越狱引发的安全失控风险。第三种解读指向外部安全漏洞，第三方研究人员成功破解了新模型的安全防护机制（AI越狱），将其用于各类潜在攻击性网络活动。该安全事件让美国政府判定，新一代AI模型的风险已超出现有管控能力，存在极大的系统性安全隐患。

费罗曼坦言，“究竟哪根稻草压垮了这头骆驼”，外界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确切答案。但相较于纠结于单一触发诱因，更关键的是认清一个既定事实：全球AI治理已然迎来历史性拐点。各国政府对顶尖AI的定位彻底转变，不再将其单纯视为产业扶持、商业创新的对象，而是正式纳入国家安全威胁的框架。

AI安全脱离空谈

投资逻辑面临挑战

费罗曼进一步指出，AI安全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学术界和伦理委员会中的抽象辩论，而是切实地进入了国防与情报系统的决策范畴，成为国家级战略安全问题。

尽管人工智能在医疗研发、科研创新、社会生产力提升等领域展现了巨大的正面潜力，但在政策层面，最新一代前沿模型已被视作潜在国家安全威胁。这是一个质的跃迁——从“如何促进AI发展”到“如何防止AI失控”，政策天平正在向后者倾斜。

当前AI治理的核心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安全管控与技术创新进步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而这一博弈又嵌套在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之下。美国既不希望放慢脚步被中国赶超，又惧怕尖端技术无序扩散引发不可控的安全风险。

此次禁令带来的深远间接影响，正在冲击整个AI行业的资本布局：监管的不确定性正在动摇AI投资热潮的底层逻辑。当前全球AI领域海量资本涌入，核心前提是顶尖AI能够被快速、广泛地落地和商业化部署。但Mythos模型的封禁证明，前沿AI产品随时可能因一纸行政命令而被冻结甚至下架，这让原有投资假设彻底失效。投资者需要重新评估AI赛道的政策风险溢价。

而这一事件，恰恰暴露了美国AI监管体系的深层缺陷：时至今日，联邦层面仍然不存在任何全面的AI监管法律。缺失完善的立法框架作为支撑，政府想要有效管控AI企业的行为，就只能诉诸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认定这类原本为其他目的设计的法律工具——本质上是在进行“即兴的法律干涉”，临时拼凑，边界模糊，效果存疑。

谁有权定义“太危险”？

答案已经揭晓

在政府与AI企业的权力博弈中，费罗曼认为有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清晰浮现：判断一款AI模型、一类AI应用是否“太危险”的最终裁量权，归属于政府而非科技企业。

这一结论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得到印证。一方面，五角大楼在今年早些时候严厉驳斥了Anthropic试图对特定机构施加使用限制的做法。Anthropic的立场是，即便产品已交付给相关客户，企业仍保有对用途的“道德否决权”——它明确将部分高风险场景列为不可接受的应用边界。

但官方明确表态，AI技术的安全适用边界，绝非私营企业可以自主定义。另一方面，此次禁令的落地，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政府直接判定Anthropic的另一款产品风险超标，禁止向公众开放。

费罗曼总结，这种双向管控的格局，让美国AI私营企业陷入极度脆弱的被动处境。企业既不能自主划定服务便捷、拒绝高危应用场景（会被政府否决），也无法判断自身产品何时会被政府叫停下架（无明确规则可依）。政策决策者的意志高度灵活、干涉范围几乎无制度化约束。企业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清晰边界、不可预期的监管黑箱，合规成本不可预估，长期战略规划也就无从谈起。

风险外溢全球

AI地缘格局加速碎片化

如果说Mythos级模型的禁令对美国国内是一道棘手的监管难题，那么其对全球AI产业、地缘科技格局带来的冲击，则更为深远。

费罗曼用精准的地缘类比点明核心：正如中国掌控稀土和高性能磁铁核心资源、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要道，美国通过此次禁令，正式确立了自己对全球顶尖AI技术的绝对控制权，牢牢攥住了全球AI产业的核心“咽喉要道”。美国已用实际行动展示了自身意愿、有能力随时切断全球境外主体对顶级AI技术的访问权限，这道闸门，可以随时打开，也可以随时关闭。

这种局面让美国境外的全球开发者、企业和政府陷入两难选择。一条路是继续基于美国模型构建应用和业务流程，但必须承受一个结构性风险——访问权限可能在任何时刻、因任何原因被撤销。另一条路是转向本国自研或开源替代方案，但这些选项目前在性能上普遍落后于美国最前沿模型，且多数优质开源方案来自中国，会带来全新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顾虑。

美国长期以来投入大量外交和商业资源，致力于将尽可能多的盟友和伙伴嵌入美国技术栈——让它们的数字基础设施深度绑定美国平台和标准。但Mythos禁令暴露了这一战略内部的根本矛盾：推广技术栈意味着分享先进技术，而分享先进技术又触发安全焦虑，安全焦虑进而催生管控限制，最终瓦解盟友对美国技术栈的信任和依赖意愿。

在这种信任动摇的环境下，其他国家很大概率做出一个理性但令美国不乐见的选择：“AI主权”优先于“AI依附”——即便本土自研或第三方替代方案在性能上不是最优解，但至少可控、可预期、不会被域外力量单方面限制。这一趋势如果蔓延，将加速全球AI版图的阵营化、碎片化分裂，阻碍跨境数据流动与技术协作效率，拖累全球科技与生产率增长，并最终削弱美国主导全球AI技术架构和治理规则的战略目标。

针对当前无解的AI监管困境，AI安全研究者安德里亚·米奥蒂（Andrea Miotti）提出了一套“禁止超级智能国际条约”构想。其逻辑链条极为简洁——与其绞尽脑汁地治理那些最强大模型带来的风险，不如从立法源头上直接禁止超级智能模型的研发与落地。这一提议能否获得国际共识暂且不论，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折射出一种焦虑：传统渐进式的监管路径，已经跟不上前沿AI能力的迭代速度。

弗罗曼坦言，解决这一前所未有的监管挑战，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引述一位前同事的观点作为警示：一个问题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不代表可以置之不理。在AI治理这个议题上，政策不作为的代价会持续积累、复利放大，无论表现为潜在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还是生产率增长的持续放缓，最终都会形成难以挽回的系统性损失。

如今，全球AI治理的钟摆已然彻底转向。接下来的问题早已不是“是否要监管”，而是以什么样的立法框架、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国际协调机制来实现有效治理——同时最大限度保留技术创新、赋能人类发展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