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不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坡原创 ，作者：西坡

什么是黄金时代？人均百万富翁？人人长命百岁？所有人都在旱涝保收的“岸”上？

从梦想的方向，就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底色。急于锁定未来全部收益的时代，一定不是黄金时代。但我们也不能说梦做得越大，越离奇，黄金的成色就越足。红楼梦里贾瑞也做梦，梦做完人也完了。鲁迅笔下阿Q也做梦，对吴妈跪下“我和你困觉”是文梦，在无人的地方“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是武梦。虽然文武双全，我们却不能说阿Q生活时期的未庄是黄金时代。

所以做梦这事不能不辨一辨，辨析的辨。众所周知，人在梦里，一旦开始动念我是不是在做梦，很快就会醒了。所以做美梦的时候，要有做贼的觉悟与投入，尽情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要找摄像机藏在哪个草丛里。如今我们是普遍都醒了，干巴巴杵在屏幕跟前，一时半会想再入梦也不太可能。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我现在倒觉得，人生最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梦可以梦。

从前很多年里，我都以自己的入睡能力为骄傲，为屏障。不管度过怎样难熬的一天，只要头碰到枕头，几分钟就着。清晨醒来又是一条不知天高地厚的好汉。这两年却得到一些个失眠的夜晚，翻来覆去总是醒着，好像人的困劲也成了稀缺资源。闭着眼睛睡不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间断的思考是怎么一种可怕的诅咒。只让硅基生命永远醒着吧，人类需要黑甜的梦乡。我这才知道怕，知道生命蛋壳的脆薄。

理性远光灯得关起来了，你不能把自己照得彻夜难眠。就是打仗，也得吃好睡好。调整起来比想象中难。但这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生活需要阴影，生命需要节律，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把最大化定为目标。先让自己结实起来，剩下的往后再说，先有往后才能有的说。

我发现，现代人很容易被理性之光烧穿。我们有那么多设备，那么多理论，那么多专家大师大神大模型。我们的每个行为每个动作对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可以提取出来投到一个公式里去详加计算，得到一个“科学评分”和“合理建议”。

可是如果我们“醒”得太细碎，太彻底，太连贯，“醒”得连觉都睡不着，连梦都做不出，那么这种“醒”就是自我强迫，成了一种病态。

罗斯金（John Ruskin）说：“伟大的民族在三种手稿中写下它们的自传，这就是行为之书、语言之书和艺术之书。如果不读其他两本书的话，其中任何一本都无法读懂，但三本书中只有最后一本是值得信赖的。”个人也需要自己的艺术之书，我就喜欢干点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说不出所以然，但它能让我感觉好，感觉自己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今时今日，对我们这种人类创作者来说，恐怕很重要的一项差异化优势，不是帮人抵近理性边界，而是帮人找回做梦的能力，首先是看见做梦之于做人的必要性。

喜欢做梦的人，在别人看来都有些作。所谓作，就是不合理性，不合规范，不合共同预期。现在大家全都见多识广，用知识武装过头脑，而且失去了耐心，所以“作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然而，作其实是人性的表现。AI永远不会作，它会720度空中转体去稳稳地接住你，可究竟是什么接住了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

我今年看了两部老的爱情剧，一部日本的，《东京爱情故事》，一部本土的，《过把瘾》。它们的年龄，按现在网络的算法，都已经是上古了。好处是，都很短。共同点是，剧中人都很作。明明可以好好过日子，就是要闹；明明早就可以分开了，就是不分。还有一点，现在的网友比当年的观众更加不能容忍剧中人的作。

我今天不想评价这两部剧的艺术水平到底有多高，只想继续谈谈作。反正我看完之后，都感觉很过瘾。我想很多网友一边不理解一边还是要翻出来看，可能也有身心分裂的因素，脑袋觉得不合理，“换我早就不玩了”，身体却感到很爽很痛快。这种难以言传的爽感，很值得我们停下来琢磨琢磨。

我认为，《东京爱情故事》和《过把瘾》都是黄金时代的产物，它们的拍摄和播出年代当然不是各自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候，因为文化黄金时代和经济黄金时代并不那么吻合。文化黄金时代的标志，就是人们对作的善于联想和高度容忍。黄金时代过去之后，人们自己不敢作，也不再容忍别人的作，所以对文艺作品里的“作人”也会喊打喊杀。

对作的无限恐惧，实在是比作本身带来更大的伤害，只是这种伤害找不到元凶。

之所以说不作不活，最后我想提出一个伪哲学的解释：人不是一种固定形状的存在，而是一种发散的氛围式的存在，无时不在自我和环境之间碰撞与变幻，所以每个人要想活得充分，就不可能不出现作的症状。那些动人的文艺作品，总会在字里字外提醒我们：去经历，不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