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克两篇论文被撤稿，期刊主编：这太离谱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返朴 ，作者：Ren

2026年5月初，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正在浏览Retraction Watch网站。这是一家专门追踪科学论文撤稿事件的网站。金格拉斯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的物理学史学者，对撤稿新闻并不陌生。

但当他点开一个名为“诺贝尔奖得主撤稿名单”的页面时，第四个名字让他愣住了：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900年提出能量量子假说、开创量子理论的物理学家，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其名下竟有两篇被撤的论文。

马克斯·普朗克|图源：Max Planck Society

普朗克在物理学界的形象近乎完美。1933年，他曾当面向阿道夫·希特勒抗议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令；历史学者约翰·海尔布隆（John Heilbron）在其权威传记中称他为“正直的人”。此前，金格拉斯从未听过任何关于普朗克学术不端的传闻。他立刻联系了同样研究物理学史的同事，魁北克大学三河城分校（UQTR）的马赫迪·凯尔法维（Mahdi Khelfaoui），两人决定查个清楚。

两篇被撤稿论文

Retraction Watch由伊万·奥兰斯基（Ivan Oransky）和亚当·马库斯（Adam Marcus）于2010年创立，如今已收录成千上万篇撤稿论文，是学术界追踪论文诚信问题最常用的数据库之一。其“诺贝尔奖得主撤稿名单”最初带着几分调侃意味——网站创始人曾在Slate杂志撰文，标题就叫《想拿诺贝尔奖？先撤一篇论文》。

不过，调侃归调侃，这份名单本身是认真统计的结果：按该名单最近一次更新的数据，至今已有至少22位诺贝尔奖得主名下出现过撤稿记录，格雷格·塞门扎（Gregg Semenza）以15篇撤稿位居榜首，普朗克以两篇撤稿排在第四位。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查到的两篇论文，都发表在《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这是德国最重要的综合性科学期刊之一，1913年由阿诺德·贝利纳（Arnold Berliner）创办，定位类似英国的《自然》（Nature），自创刊起就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现为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一部分）发行。

除了专业论文，该刊还常刊登讲座稿、会议报告和带有哲学色彩的科学评论，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都曾在上面发表过类似文章。这正是普朗克这两篇短文得以问世的背景：它们并非实验或理论研究报告，而是两篇哲学性质的反思文字。

其中一篇发表于1942年，题为《精确科学的意义与界限》，源自他1941年11月在柏林威廉皇帝学会的一次演讲。这篇讲稿之后辗转出现在多个地方：1942年由莱比锡的Johann Ambrosius Barth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同年又发表在文化评论刊物《欧洲评论》（Europäische Revue）上，1943年还被收入普朗克本人讲稿合集《通向物理学认识之路》的扩充版。施普林格出版社自己甚至在2001年把这篇1941年的讲稿收进一本普朗克哲学文集再次出版。

另一篇发表于1940年，题为《自然科学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篇幅只有两页，背景是一场学术辩论：哲学家阿洛伊斯·穆勒（Aloys Müller）当年早些时候在同一期刊上用《自然科学与真实的外部世界》为标题发文，批评了普朗克1931年的一篇论著，普朗克随后用相同标题撰文回应。这是一篇典型的“接话”式短评，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没有找到它曾以任何其他形式重复发表过的证据。

发表这两篇文章时，普朗克已年过八旬，正处于德国二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数十年后，这两篇文章会被打上“撤稿”标签。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的调查，指向了一个令人一头雾水的技术原因。大多数科学期刊在2000年前后完成了从纸本到电子平台的转型，出版商在此过程中把历史卷宗扫描后整合进可检索的数据库。

通过Crossref的应用程序接口查询，两人发现这两篇论文对应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OI）记录创建于2005年4月，时间点与施普林格当年大规模数字化历史期刊的节奏吻合。但撤稿通知本身没有标注具体日期，《科学》（Science）杂志记者萨姆·基恩（Sam Kean）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提到，两篇论文是在2011年被悄悄标记为撤稿——具体是哪个环节、哪个时间点做出了这一决定，至今没有完全清楚的答案。

更耐人寻味的是撤稿页面本身的呈现方式。论文的PDF文件上写着一句不太通顺的英文，称文章因“文章侵权”（article violation）被撤回，而施普林格官网给出的解释则是“版权侵权”（copyright violation）。通常情况下，一篇被撤稿的论文仍会保留原文，只是加盖“已撤稿”水印，但普朗克这两篇论文对应的页面却是空白——1940年那篇两页全空，1942年那篇九页全空。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施普林格之前仍以39.95美元的价格出售内容空白的PDF文件（后来改为免费）。

“这太离谱了”

伍斯特理工学院的化学家苏珊·斯卡拉塔（Suzanne Scarlata），是《自然科学》的现任主编，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前，她从未听说过这两起撤稿。

她的反应很直接：这太离谱了，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被标记。她猜测，施普林格内部用于排查版权和重复发表问题的审查系统，可能在没有人工复核的情况下自动执行了撤稿，背后或许是一个算法，而不是一次人为判断。

至于施普林格方面，他们一开始拒绝回应具体细节，只表示撤稿详情通常属于保密信息。但在7月6日，他们又在网站上恢复了这两篇论文，并表示“撤稿是人为错误，没有软件参与其中”。可是撤稿行为背后的一系列操作、决策和记录，似乎都成了未解之谜。

在给 Ars Technica的回复中，施普林格表示撤稿风波的背后是“人为失误”，没有软件参与其中 | 图源：Ars Technica（机翻）

对于施普林格的解释，金格拉斯表示怀疑。 “谁能相信，早在2011年，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某位员工会用纯人工的方式浏览几十年的期刊存档，然后偶然发现普朗克的两篇短文，而这两篇短文恰好疑似存在版权问题？我们仍然认为，鉴于施普林格出版社数字化项目和期刊存档的规模，某些自动化工作流程（与版权审查或重复检测相关）会将这两篇论文标记出来进行审查。最终决定很可能是由人做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是‘纯人工’进行的。事实上，我们在论文中确实指出，尽管该过程是自动化的，但很可能由人监督，甚至可能还有法律顾问的协助。”

把这两起撤稿放回历史语境，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时代错位。“自我抄袭”（self-plagiarism）和“重复发表”（duplicate publication）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概念，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计量学和论文绩效评估体系的兴起而成形——在这种评估体系下，论文成了可以计数、可以衡量学者“产出”的单位，重复发表同一篇文章因此显得像是在灌水。

但在普朗克生活的年代，学术圈对论文的理解是另一套逻辑：当时各国科学界相对割裂，外文文献获取也不便捷，把同一篇重要讲稿翻译、转载到不同语言和刊物上，被普遍视为扩大知识传播的正当做法，而非剽窃。一篇发表在英国《哲学杂志》上的论文，同时以德文形式出现在《物理化学杂志》或《物理学杂志》上，在当时并不罕见。

普朗克两篇论文的截图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那篇提出“互补原理”、奠定哥本哈根学派理论基础的著名演讲《量子假设与原子理论的最新发展》，1927年9月首次在科莫会议上宣读，随后先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以英文发表于《自然》（1928年），又被译成德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

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904年在圣路易斯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上关于相对性原理的演讲，也先后出现在《思想评论》（1904年11月）《数学科学通报》，并于1905年1月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一元论者》（The Monist）杂志上。爱因斯坦本人也曾这样反复发表同一份讲稿内容，只是他的论文从未被贴上“撤稿”标签。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认为，把论文当成可计数、可标价的独立产权单位的观念，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固化的。二战后大学和国际科研共同体迅速扩张，学术出版变成了围绕订阅制和版权管理运转的高利润行业。与此同时，论文记录也成为高校决定聘任、晋升与经费分配的依据，出版商则借助版权转让协议、再到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不断巩固自己对科学文本的法律控制权。

普朗克的两篇文章，正是在这种逐步收紧的版权与计量逻辑下，被施普林格的数字平台事后追认为“问题文献”。

讽刺的是，这种版权焦虑本身可能站不住脚。普朗克1947年去世，按多数司法管辖区的版权法，他的著作如今早已进入公共领域。出版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作者签订的协议，显然也从未预见到日后会出现可以全球检索的数字PDF档案库。两篇论文至今仍能在非营利数字图书馆Internet Archive上免费读到——该网站保存了《自然科学》从1913年到2001年间几乎全部卷期的扫描版本——而在版权方施普林格自己的平台上，读者只能看到几页空白和一个“已撤稿”提示。

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在论文中直言，这起事件说明，由商业出版巨头掌控的数字学术基础设施，正在不动声色地决定哪些历史文献还能被后人看到，他们呼吁施普林格恢复这两篇文章在期刊官方平台上的完整内容。

7月6日，他们的呼吁得以实现，两篇撤稿论文被恢复了。

施普林格在7月6日恢复了两篇论文 | 图源：施普林格

普朗克案例的特殊性

普朗克的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和绝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的撤稿记录性质完全不同。把Retraction Watch名单上的案例摆在一起看，撤稿原因大致可以归为几类。

第一类是真正的学术不端。榜首的塞门扎，因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水平变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分享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名下第一篇撤稿出现在2011年，原因是一名合作者被指操纵了多篇论文中的图像；此后，PubPeer上的匿名用户持续指出他参与的更多论文存在图像重复、拼接痕迹，相关审查在2020年前后逐渐扩大。

截至目前，塞门扎名下被正式撤稿的论文已达15篇，是名单上撤稿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诚信调查者伊丽莎白·毕克（Elisabeth Bik）等人指出，他另有数十篇相关论文仍处于编辑部调查或被要求更正状态。

Retraction Watch整理的诺奖得主撤稿案例|图源：Retraction Watch

第二类是因合作者数据问题被牵连的复杂案例。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其撤稿记录中最为人知的一例，是1986年与免疫学家特雷莎·伊曼尼希-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等人联名发表在《细胞》（Cell）上的一篇论文，被实验室内部的举报者指控数据造假。这起事件后来演变成持续多年的国会听证与联邦调查，巴尔的摩本人始终未被指认存在不端行为，却在1991年同意撤回论文，并因此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1996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上诉委员会最终驳回了对伊曼尼希-卡里的全部指控，巴尔的摩也被正式平反，但他后来表示，这场风波几乎影响了他的余生。

第三类是当事人主动承认错误的“体面”撤稿。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朗西丝·阿诺德（Frances Arnold），在2020年1月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撤回自己实验室2019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原因是团队无法重复实验结果，且第一作者的实验记录缺失关键数据。她写道，这件事很痛苦但必须承认，并为自己当时疏于把关道歉。这次撤稿在学术界获得几乎一致的好评，被视为科学家应当如何面对错误的范例。

还有一类更为微妙：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奥尔格·维蒂希（Georg Wittig），曾与合作者沃尔克·弗兰岑（Volker Franzen）报告过一种环丙烷化反应，后来又在1964年的一封信中自我否定了这个结果；但2015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化学家彼得·陈（Peter Chen）等人重新做了类似实验，发现他最初的结果很可能是对的——某种微量金属杂质可能恰好催化了那个被他自己推翻的反应。这起“撤稿被撤稿”的插曲提醒人们，撤稿本身也未必是科学共识的终点。

普朗克的两篇论文显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它们没有造假，没有数据争议，甚至从未在他生前或身后的几十年里被任何人质疑过。直到一套现代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出现，加上语焉不详、记录缺失的“人为失误”，把九十年前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学术表达习惯，误判成了今天意义上的违规。

这正是金格拉斯和凯尔法维这篇论文真正想提醒读者的事：撤稿这个词，看似只是一项学术诚信工具，但它的含义本身也在随时代变化。

当历史文献被装进一套为今天的出版市场设计的分类系统时，如果审稿人只是机械式地按照系统检索出的信息做判断，而缺少对学术研究发展历史的了解和敬畏，那么“撤稿”完全可能从一种纠错机制，变成一种抹除记录的意外。

幸运的是，两位科学家对普朗克被撤稿事件的较真，修正了这个意外的错误，帮他洗脱了可能已经蒙受了十余年的冤屈。

参考资料

[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why-have-papers-one-history-s-most-famous-physicists-been-retracted

[2] https://arxiv.org/pdf/2605.17534

[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1475382

[4]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1488952

[5] https://retractionwatch.com/retractions-by-nobel-prize-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