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速度”或正成为政府决策的负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艾伦·R·沙克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政府运作。从处理公民咨询的聊天机器人到指导资源分配的预测分析，人工智能正在提供更快的答案、更及时的洞察和更高效的运营。对于公共部门领导者而言，采用这些工具并跟上其速度的压力与日俱增。

然而，在这股势头之下，却隐藏着一个常被忽视的风险：将速度与合理的决策混为一谈。人工智能可以瞬间运行，而良好的政府决策却鲜少如此。

在最近的讨论中，我指出了人工智能难以真正复制的两种人类特质：好奇心和拖延。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但无法企及这两种人类品质。好奇心驱使人们探索超越眼前需求的事物。拖延虽然常被批评并被视为一种负面特质，但有时却反映了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在采取行动之前给予想法充分的思考时间。这第二种特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我们通常所说的拖延，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特质：一种深思熟虑的停顿。

当速度成为一种负担

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快速生成响应的能力。它可以在几毫秒内综合信息、识别模式并生成建议。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速度至关重要。但速度也可能带来一种微妙的压力。当答案立竿见影时，人们便期望决策也应如此。然而，公共领导并非如此运作。

政府决策存在于各种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之中——公平与效率、创新与风险、透明度与安全。这些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们需要判断、背景信息，并且通常需要深思熟虑。危险不在于人工智能提供答案，而在于这些答案可能被过快地接受，而缺乏充分的审查和反思。

深思熟虑的作用

高效的公共领导者明白，并非所有决策都应急于求成。事实上，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决策恰恰需要时间。例如，一位首席信息官正在评估部署一套用于市民服务的AI系统。技术或许已经成熟，供应商或许极具说服力，潜在的效率提升也显而易见。但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些决策？现有的治理结构是什么？如何识别和纠正错误？这些决策会对公平性和偏见产生哪些影响？

这些问题不应立即得到解答。它们需要所谓的深思熟虑——即停下来，反思并考虑二阶和三阶效应的能力。这并非犹豫不决，而是负责任的领导力。类似的动态也体现在应急管理中。危机时刻，速度至关重要。但即使在高压情况下，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也知道何时应该停下来——哪怕只是短暂地停下来——重新评估信息，验证假设，避免错误叠加。基于不完整或有缺陷的数据仓促行事，只会让糟糕的局面雪上加霜。

好奇心依然重要

好奇心是人类的另一项特质，它难以被自动化所取代。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答案，但它无法决定哪些问题值得提出。公共部门的创新往往并非始于解决方案，而是始于问题：我们是否在解决正确的问题？是否有更好的服务提供方式？我们遗漏了什么？

这些问题并非仅仅由数据驱动，它们源于好奇心、经验，有时也源于挑战既有做法的意愿。在人工智能赋能的环境下，好奇心显得尤为重要。缺乏好奇心，就可能仅仅停留在优化现有流程，而忽略了对流程的重新思考。机构可能会在做错误的事情上变得更加高效。

问责制无法像人工智能那样规模化。

另一个关键区别在于问责制。政府决策一旦做出，就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这项责任包括解释决策、捍卫决策并承担后果，还包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调整方向。人工智能系统不承担责任。它们生成输出，但不对结果负责。

这一现实凸显了人工监督的必要性，以及妥善行使监督权所需的时间。仓促的决策与糟糕的决策一样，都可能削弱问责制。领导者行动过快时，可能会过度依赖自动化输出，而没有充分了解其局限性。在公共部门，信任至关重要，这种风险几乎无人能够承受。

克制的价值

同时，我们也越来越需要保持克制。并非所有人工智能功能都需要立即部署。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自动化解决方案。也并非所有建议都应该不加质疑地采纳。公共部门领导者必须愿意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甚至“完全不考虑”。

这一点在各机构尝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尤为重要。人们很容易倾向于广泛部署这些工具——涵盖客户服务和内部运营等各个方面。但深思熟虑的领导者认识到，在规模化应用之前，进行试点、测试和评估至关重要。克制并非抵制创新，而是致力于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创新。

重新思考“拖延症”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领导力语境下的拖延问题。诚然，无效的拖延确实存在——例如逃避、犹豫不决或缺乏自律。但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拖延，它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有益的：它为想法的成熟、风险的评估以及更优问题的涌现留出了时间。从外部来看，这可能像是无所作为。但从内部来看，这往往是判断力的体现。你可以称之为深思熟虑，也可以称之为酝酿，或者称之为暂停。无论如何称呼，这都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

灰色地带的道德判断

公共管理很少提供清晰的二元选择。领导者经常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效率与公平、透明度与安全、创新与风险。人工智能系统从设计之初就旨在优化实现既定目标。相比之下，人类则需要应对模糊不清的情况。

城市管理者决定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不仅仅是在解决一个技术问题；他们还要做出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受到社区价值观、政治现实以及公平感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无法被简化为算法。人工智能可以为这类决策提供信息，但它无法主导决策本身。

让人类参与其中

人工智能将持续进步，速度更快、精度更高，并更深入地融入政府运作。它将提高生产力，拓展公共机构的职能范围。但它无法取代人类判断的必要性。

公共领导者面临的挑战并非放慢创新步伐，而是确保速度的提升不会以牺牲深思熟虑的决策为代价。这意味着要留出反思、质疑的空间，并在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延迟。归根结底，政府最重要的决策并非取决于决策的速度，而是取决于决策的周全程度。人工智能可以即时响应，但良好的政府决策却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