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偲骕：数字时代的藏富于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徐偲骕，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徐偲骕：数字时代的藏富于民》

自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开始张口吟诗，童贯秦桧贾似道对着屏幕要网友“回答我”，朱元璋努尔哈赤跳起来挨个训斥身后的不肖子孙，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把内容生产的参与门槛降到了只要有“想象力”，人人都可以越过思想和表达之间的“天堑”。新年伊始，个别“AI魔改”视频被整治，主要针对的是“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孙悟空骑着摩托车取经”等类似经典作品的二创视频。人们担心时间长了，会忘记这些作品原本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导致文化传承混乱和碎片化。有意思的是，成片于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火爆程度和长尾效应不亚于八十年代四大名著连续剧的《甄嬛传》也被各种剪辑和魔改，似乎还挺受欢迎，好像没有成为要被举报下架的对象。也没有听说哪个演员对自己的形象被各种改造心生不满，相反因为持续的曝光，演了《甄嬛传》堪称上了“养老保险”。

笔者无意讨论“改编”的边界在哪里，也没有能力判断哪些作品因为要传承文化认同而不能被乱改。遥想互联网刚刚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年代，网上到处都有免费看的电影电视剧、开放下载的电子书 PDF，还有可以一键保存到本地的 MP3 音乐。不过好景不长，随着版权治理收紧，慢慢地长视频网站开始用会员制来给影视剧“上锁”，本质上是用流媒体服务取代了销售的概念，付费获得的只是限时的使用权；免费电子书开始在网上消失，当年新浪爱问知识人一夜之间清空了全站的图书 PDF，令人记忆犹新；音乐也开始一首一首变成灰色，要么显示“在和版权方争取”，要么充值了才能播放。

然而，互联网的再封建化趋势似乎并没有让中国人的在线文化生活变得枯燥和凋敝，影视作品不让看？没关系，有人会剪辑“五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一个视频带你追完四十八集连续剧”，或者画面原样搬运过来，但自己给台词配上方言。还有的则把名场面剪在一起，别有一番超燃的风味，结果爆火。电子书不让下载？只要有一个人下载了，互联网的点对点传输技术迟早会让大家人手一份的。音乐听不了？也不要紧，会乐器的人把旋律弹下来，传到 B 站上，其他用户照样可以欣赏自己喜欢的天籁，于是网上有了那么多不需要版权和购买的流行歌曲钢琴纯音乐版。数字文化不但不贫瘠，反而日渐丰裕——没钱去看原版的“穷”带来了在线内容的“富”。赵鼎新说过，道德控诉很容易，仰头开骂就可以，而一旦脱离了简单的道德谴责，问题就开始复杂了起来。比如大家没有耐心看长剧，注意力日益涣散，可能是短视频普及的原因，短视频又为什么普及？还不是因为长视频和严肃内容都要付费？

在《国富论》里，是劳动分工、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守夜人国家和理性经济人共同创造了财富。那么，互联网又是怎么“富”起来的呢？

一、互联网时代的“包产到户”

二〇二五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的重要著作《网富论：社会生产如何改变市场与自由》一书被译介到国内。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基于同侪生产与社会分享的网络信息经济，在效率和民主化的潜力上，都要优于建立在排他专有权和市场交换之上的工业信息经济。它不受价格机制和传统科层组织制约，比如资本密集型的大公司，也把内容生产能力从机构生产者手中解放出来交给个人。这种互联网共创是分布式的众包生产，它颗粒度细，具有模块性，加入随心、上手方便，易于协作却不用发生交易。全球数以亿计的用户利用自己的兴趣和交流能力分享知识、表达新见、即兴创作，根据自己的意愿平等地使用开放的公共资源，客观上也降低了他人获取内容的成本。这本关于信息生产力的经济学著作，讲述了经济上边缘性的社会行为如何在今天成为互联网上的主流生产方式。

通信工具和端侧个人设备的普及当然是硬件层面的原因，降低了内容生产社会化的物质资本门槛。有了劳动工具，当然还需要劳动对象，同侪生产靠的是连接-调动和整合过剩的资源。什么是普通网民的闲置生产资源？电脑里的闲置容量、闲置算力当然是最基础的。然后就地取材，自己的闲暇时间、灵感创意、才华智慧、颜值身材、房前屋后……有什么用什么。

当然，量大而且永远不存在短缺问题的，是信息这种允许开放使用的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真正的原创是很难的，绝大部分创作都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学习、模仿、挪用和改编之上。除了非竞争性，“累积性”也是信息经济重要的特征（新知识建立在旧知识之上）。切割、粘贴和重新混合现有文化构成了今天互联网上的基本内容生态样貌。无数《雍正王朝》的粉丝贡献了千奇百怪的解读，表演系一整个宿舍的学生扮上妆演绎老三国的经典剧情，新老版本《红楼梦》也被网友拿来逐段吐槽式对比，连热门电视剧的穿帮镜头都能被搜罗起来养成一个账号。早期我们看到的是背景音乐声很大的粗糙的切条短视频，或者时长四个小时，其中一半是电影，还有一半是“请您欣赏风景”。后来，加解说、贴字幕、搞配音、混剪，直至AI 魔改这种为了防止被控侵权的自保“伎俩”，释放出了意料之外的巨大生产力，有的甚至带火了沉寂多年的老剧，比如让《大明王朝一五六六》重新翻红。这增加了传承的可能性，也拓展了原作的新疆域，有一些改编在邻接权的意义上都能够达到一个新作品的高度了。法律规则尽可能地把更多内容留在公域中，对转换性使用保持宽容，允许大家仅凭使用权即可介入“知本运作”，在合理使用上各显神通，选择性地保护具体表达而不限制思想的流通，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知识产权过度扩张从而增加后续创新成本。让资源绕过市场或等级结构，沿着适合于社会关系的分散方式来配置。只要不人为加以限制，互联网内容是不可能稀缺的，信息生产一定是繁荣、开放、社会化的。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有用，也是因为存在大量可供公开抓取的开放网页。也许，那种把信息封装在一个固定的“工业化产权容器”（如书、光盘、软件、数据库、视频会员……）中，对“肆意复制”严防死守，然后在每一个副本上设卡收费的传统著作权经济才是历史上的“插曲”或“弯路”，具有某种阶段性，未来可能会消失。趋势已然明朗，这个容器越是电子化、网络化，就越是四处漏风，很难锁得住内容。

博主“灵霖七”翻拍“宿舍版《红楼梦》”（来源：rednote.com）

这不就是信息生产领域的“包产到户”乃至包产到人？稀缺的土地要素能够通过包产到户提高粮食产量，不稀缺的信息当然也没有理由由少数人控制，只要让人以能够被看见的方式说话，文化研究意义上体现受众能动性的解码过程就再也不是暗气暗憋或是独自喜悦了。互联网的可写性（writability）让人们从被动阅读转向主动参与，随时随地开展针对文化对象的交流，哪怕只是注释、评论，甚至只是点了个赞，在信息经济上都是有意义的。这增加了对他人有价值的回应和反馈，几乎是一出“公地喜剧”。想一想，我们日用而不觉的“大众点评”就是这么成功的。再比如，相比一篇浏览量十万+却不开放评论的微信推文，一个浏览量几千却有上百条鲜活评论的小红书帖子可能具有更高的价值，不然“我是来看评论的”也不会成为一句流行语，看评论有时才是我们打开一条内容的原动力。一部被清空了弹幕的长剧，在流量上可能敌不过带着成百上千条弹幕的二创短内容，有很多人正是奔着看弹幕才去二刷、三刷甚至 N 刷。

二、“当饭吃”与数字时代的藏富于民

《网富论》提到网络信息经济有助于克服个体贫困，淡化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影响，提升公共福利水平。因为免费使用信息就是普遍赋权，这能够抵消人们在财富上的运气不足，从而有了参与经济的机会。恰恰是这个“经济机会”，本科勒没有着墨太多，读着不够过瘾。书中提到的，要么是农业科学、药品研发、软件开发等技术领域的知识共享和代码开源，要么是音乐的零成本复制，大家一起创造民间文化、对抗孤独，互相生产快乐。这种情况下，信息当然是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但是它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似乎并没有打通。换句话说，互联网让人们都有了开口的权利，而开口除了说话，最重要的，还是吃饭。

医学和农业知识生产需要比较高的教育门槛，解说电影、拍视频更新小红书的账号，又不能直接当饭吃——没错，能不能“当饭吃”，才是国人对一件事、一种兴趣爱好是否“务正业”的最低判断标准。就好比电子竞技能够被社会接受，也是因为其职业化了，玩好了能够“当饭吃”（哪怕是青春饭），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游戏”了。绝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认知水平上，用能够获得的免费素材和平台内置的各种炫酷工具，充分发挥想象力，生产一些可能会被污名化为“数字泔水”的东西。

“直播电商”用户规模（来源：wrd.cn）

但网络内容的社会化大生产趋势显然已经深刻影响了下一代网民的择业和生存观。笔者这些年在研究生面试中的一个最直观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介绍自己在各类社交平台上运营自媒体账号的成功经验，有的甚至在求学期间就凭此实现了经济独立。不少同学透露选择深造的目的就是希望学习如何实现粉丝数量的指数级倍增，然后接更多的商业合作。如果说，以前的网络内容生产是“兴趣型”分享，为了获得认同，享受赞誉，而今天已经转化成明显的“生计型”挪用了。躲在学习、分享、审美、鉴赏等“传统”合理使用挡箭牌后面的，可能是急迫的转化需求——一种以内容创业为形式的“副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社会生产日渐呈现“数字后福特主义”的趋势下，当现实中的经济机会减少，这甚至是很多人的主业。或许这就是约翰·费斯克说的能对电影工业起到一定制衡作用的“影子文化经济”，从规模而言，这种经济在今天已经不是附带性、衍生性的“影子”了。

一项针对短视频行业的调查显示，51% 的受访者开设自媒体是为了赚钱，28.5%是为了兴趣，18%是为了追求名气（数据来自新榜[NewRank]）。大多数人专注于实现更高的估值、将注意力货币化以及寻找合作商机，且呈现日益专业化、标准化的特征，直至成立公司。学者方可成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媒体很大程度上只是初创公司基于“注意力经济”的现金流工具。于是无数网民在“起号”上各显神通、费尽心思，懂点技术的，用起了 AI 爆改各种知名 IP 内容、编点儿烂俗段子；有点才艺的（哪怕不多），穿上奇装异服在镜头前面卖力表演；哪怕啥也不会的老年人，也可以在简陋的房舍里，对着直播平台卖卖小商品，求走过路过的好心人即使不下单也点点“小爱心”。笔者曾以“低端平台化”（《读书》杂志二〇二六年第一期）来形容这些现象，每每深夜时刷到套在青蛙服里的人，为了求一个爱心就跑上三圈，做上十个俯卧撑，我总是泛起一股心酸。相比看到低端内容就马上加以贬低和讨伐，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是需要通过起号来获得一定收入的拮据家庭。

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一个购物广场的“非遗夜市”上，主播正通过探店的形式推介非遗产品（paper.people.com.cn）

今天网民们的内容生产是要当饭吃、动真格的，他们没有很多闲心用来娱乐，却要在网上“刨食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内容越来越多、流量越来越大，但如果没有一样东西在信息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连接，那么这些内容和流量就是“空转”的，就像没有流入实体经济的金融泡沫。信息或许可以去商品化，自由地生产和交换，但真实的商品还是要在一个产权市场上流通和消费的。这座连接二者的桥梁，以往是广告业，而今天的说法是“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普通个人能用自己的网络账号接商业合作，搞直播带货，其实是广告收益作为一种经济机会从传统媒体手中系统性地转移到了广大网络用户手中，是一场向民间的巨大“让利”。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过程，而是消中带长、转中带增的新质生产力。自媒体并不是简单劫夺了传统广告市场。只需看看数字广告与传统广告之间日益拉大的产值差距便可知，何况有更多的在线经济收入并未计算到广告业的增长里去。新增的生产力从什么地方来？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内容只是表象，当信息生产不受版面大小、频道多寡、自然时长和规定栏目的限制，十几亿人乘以二十四小时，时间以其厚度突破了渠道的稀缺性，稀缺的反而是注意力了。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小商家而言，能够以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量力而行地选择负担得起的账号来带货——有钱的请头部大V，预算不多的找腰部小网红，总好过只能去挤破头竞价某个电视频道的黄金时间。当渠道成为一个可以竞争的开放市场（尽管还是存在大玩家），实体经济也从自媒体内容产业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这也可以解释当 TikTok 和海外版微信数度命悬一线的时候，站起来反对美国政府的是这些平台上大大小小的用户以及他们身后的无数商家，他们已经积累起可观的粉丝和渠道，取缔了他们，波及的将是美国国内经济和跨境贸易，殃及普通人的生计。就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而言，文化娱乐其实非常重要，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自我循环的信息产业。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石门街镇党员干部为贫困户种植的红桃做直播带货（来源：paper.people.com.cn）

在提高生产力的意义上，信息的“包产到户”和土地的“包产到户”一样，都是在供给侧发力，不同的只是前者用内容的供给带动了需求侧。可以说，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低责任规制路径，不管是早期的美国“230条款”，还是后来发展到全世界的避风港规则，抑或是合理使用和思想/表达二分法，等等，固然出现了平台的再中心化，科技巨头征用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同侪关系，在分配中拿了大头（恰如收“公”粮）；但允许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利用开放的在线资源（可能伴有侵权和创造性破坏），公粮之外的收成归自己，本质上是一场大规模、整体上藏富于民的经济平权运动。

三、表达自由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

我非常喜欢聂辉华的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的最后落脚点是：网络法其实是经济法，针对平台内容治理制定的大大小小的政策，其实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会波及普通人生计。它如果温和谦抑，容忍创造性破坏，业态可能欣欣向荣；它如果长牙带刺，网上可能就哀鸿遍野，四处都是“腐烂”的链接（指互联网上的超链接逐渐不再指向其原始目标——某个内容忽然“打不开”或“无法访问”了）。剪视频、做网红、搞直播，在今天是比外卖更大的灵活就业蓄水池，这个领域的公共政策就不宜只考虑内容是不是符合公序良俗、舆论生态清朗不清朗的问题，或者把管传统媒体的标准简单套用在网络内容上。“鲁迅抽烟”好像并不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社会危害，但整治过当可能就会对内容背后数以万计的小微民营企业构成真正的杀伤力。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同一套舆论治理规则面前并不平等，前者要付出更大的、看不见的经济成本。这看起来是浅层的文化自由，背后其实是市场经济的自由，以及治理者是否真正理解今天的微观经济活动对内容和文化先行的极大依赖——符号消费是能带动真实的就业、生产和消费的。正常的表达自由直接关乎生产力，刻意限制它，等于是间接地在给经济减速。而且，能够吸引流量并转换成经济利益的内容，可能很大程度上本就是某种实际存在的社会情绪反映。布莱恩·克里斯汀曾在《人机对齐：如何让人工智能学习人类价值观》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说法——今天的大模型是某种更为高效的“议会”，而其赖以训练的动态数据（尤其是在线内容和人们使用的语词）则是“选民”，它是嵌入某个时间点的快照的集合，一种文化变迁史和社会诊断工具。

社交媒体中的经济效益（来源：theatlantic.com）

封号在字面意义上只是关停某个虚拟的账号，但对于短视频从业者本质上是宣判公司倒闭，连带着几十上百号人失去收入。再要把一个账号做起来，几乎需要从头来过；这是极大的经济处罚。如果不涉黄、不诈骗，也不是政治或是灾害谣言，是否应该引入阶梯式惩罚规范，比如标准透明的罚款，同时给予听证、申诉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左亦鲁曾说：“今天的互联网表达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人们以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方式表达关切，其中可能包括严肃的政治讨论，但更多时候是轻松的调侃，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这才是言论自由的主体。如杰克·巴尔金所言，人们只是“写歌、进行艺术创作、歌唱、八卦、交谈、指责、否认、抱怨、庆祝、热衷、吹牛和戏仿”。

但平台企业为了自保和避责，秉持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态度，就会出现层层加码、顶格裁量等过度执行和侵害用户权益的问题。因此，互联网政策法规出台前，可能需要谨慎评估是否会对民间内容产业带来经济打击、可能造成多少经济损失。如果政策之间要产生协同性效果而不是互相掣肘，这些方面都需要被纳入决策依据。网络审核尺度不断变化，周期越来越短，甚至每天都要更新词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平台内容生态的治理亟须纳入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向内容生产者提供稳定的预期。运动式治理“常态化”和常态治理“运动化”的结果是内容生产者无所适从，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被用于学习适应新的规则、规避特定表达、转换用词和揣摩红线，久而久之网民都不会好好说话了。这对于平台经济生态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它的本质也是在减缓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效率，压抑生产力的充分释放。

以今天中国网民的规模和数量来看，数字时代的藏富于民就是藏富于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