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穷越要生孩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杨素秋

01.

烂人可以有真情吗？

《街角》的作者对于人物内心的沟壑刻画得非常之深。他们矛盾重重，反复地摇摆，堕落的时候，作者也不会偏袒他们说好话。

书中有一位母亲，名字叫芙兰，从小长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贩毒街区，全家人都吸毒，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毒品。

一开始她使用的是不太能成瘾、程度轻的药物，但是她心爱的姐姐突然死了，她在葬礼上哭得不能自已。这时候有个人给她递过来一面镜子，上面排列着海洛因的粉末。

作者写道：“在守灵仪式的当天，她把头埋到了那面镜子上，能吸多少就把那堆粉末给吸了多少进去，随后就忘记姐姐去世了。”

这让人想到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妾李瓶儿去世的情景。西门庆痛不欲生，因为李瓶儿是他所有妻妾里最爱的一个。他为李瓶儿守灵，漫漫长夜，突然就把女佣揽过来求欢。他心如刀割，几乎坍塌，要用性欲来发泄。

在灵堂放荡至此，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是不可饶恕的。但是，作者“兰陵笑笑生”随后写，西门庆在吃饭的时候给李瓶儿常坐的位置摆了碗筷，向着空座位说“你请些饭儿”，他的泪就流下来，满座人的泪都流下来。

灵堂里禽兽般的做派和饭桌前“祭如在”的深情，都是真实的。

“兰陵笑笑生”的了不起，在于他看透了人性的软弱和一时的放纵，根源在哪里。同时他给这个鄙俗的人物一定的发声机会，依然允许他发出真情。

回到《街角》，芙兰也是这么复杂的人物。她当年结婚的时候，丈夫是勤恳工作远离毒品的好男人。丈夫为她带来安定和财富，让她的娘家人疯狂嫉妒。后来丈夫想要搬到更好的中产聚集区去，芙兰拒绝了，因为她难以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

环境的长期浸染，让她的丈夫几乎不可避免地摄入了毒品。

这是芙兰算不上“好”的一面，可是与此同时，她会记住孩子的生日，给孩子买蛋糕，圣诞节也一定会给孩子准备玩具。她的四周已经一片拉垮，还保有一点生活的秩序，还没有放弃。她还把儿子的女朋友视作亲生女儿，鼓励她读书，帮助她把孩子养大。

她的大儿子迪安德尔15岁，开始贩毒，她想办法阻拦，也斥责。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想从中谋利，因为孩子贩毒得来的美元或者毒品又是她需要的。所以她一边痛恨着这一切，一边无奈地从中拿走一些东西。

“她在迪安德尔的卧室门口等了4个小时，听着他的呼吸，耐心地等着他陷入沉睡的瞬间，然后她可以摸遍他的夹克口袋，找钱，找毒品或者两者都要，但迪安德尔在连续熬了5天夜后，强迫自己保持了清醒，希望抓个人赃俱获。

这次对峙一直持续到黎明，当时迪安德尔终于起身要去上洗手间，芙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等着那阵漫长的排尿声响起，然后她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洗劫自己家儿子的房间，她到手了40美元。”

作者认为，在这个街区，“言必行，行必果”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就像有些孩子从自行车上跌下来骨折了，需要家长带着去急诊室，但是他的爸爸也可能搞不清楚这个状况有多紧急。因为爸爸自己就是一个紧急医疗状况，可能正在毒瘾大发，急需拯救。

芙兰想过戒毒，但戒毒中心一直告知她床位非常紧张，要她等待。她自己又在究竟戒不戒毒的念头中挣扎着，就像溺水一样，一会儿头被摁进水里，一会儿又浮出来。

后来她戒毒成功，出来以后需要到教堂定期分享自己的戒毒经历，每周领取戒毒纪念。当她终于攒到两个月，整整60天没有碰毒品的时候，她骄傲到流了泪。

但是，不久，她又复吸了。

还好，最后这个人物终于战胜自己的欲念，在《街角》的同名剧集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已经戒毒4年，并且被引荐到剧组扮演戒毒中心的接待员，让她去告知剧中的芙兰没有床位。后来这个作品获得艾美奖，她也穿上礼服走红毯，迎来了重生。

书中还有一个典型人物，是芙兰的前夫加里。加里的父亲早年拼命工作，他的勤奋天性遗传给了儿子，儿子也一天打好几份工，而且喜欢读哲学书和历史书，看老电影。加里结婚以后，被妻子影响着吸毒，然而他每次服完毒的表现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去做为非作歹的事，而是陷入沉思，继续阅读、看电影。有一次他提议和作者一起去电影院看《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讲的是二战期间一位纳粹商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

作者本来觉得这部电影不会触及加里的生存状况，没有想到加里看完以后大为震颤。他认为，他们这样的人又何尝不是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被追捕、被绞杀，但是他们已经被整个美国社会抛弃，人们见到这些毒虫都躲得远远的，唾弃他们。

加里付出了许多努力，想要赚钱回来，养儿子，养孙子。他的老母亲恨铁不成钢，对他已经失去信心。

有一次他老母亲给他钱，让他去买杂货。当一张现金钞票来到一个吸毒者手中，他的感受是什么？

作家阿特伍德曾说，一个好的写作者要训练自己的感官，想象在异常环境下，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当一个人的情感和文化活动都被关闭太久的时候，一个最普通的方块，都能让她的指尖和舌面产生呼啸。

同样，一个普通人拿到钞票，跟一个毒虫拿到钞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加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盯着那张钞票，看着它灼烧自己的手掌，但是他犹豫了，脑子里突然残存的良善区域开始运转。他觉得：我应该让我母亲信任我一次，我应该去诚实地替她把东西买回来。

在这一刻，作者如此体谅加里。当常常在沉思的加里已经决定戒毒，却又突然来了一发毒品的时候，作者被痛苦淹没，写作卡住，好几个月一点都写不出来，整个街角已经把作者卷进去了。

这种写作非常耗费人的精神，作者自愿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扑进去，让自己心灵做好准备，迎接希望，迎接失落，迎接猝不及防的打击。

02.

生孩子是街角唯一的价值感来源

我们常常在有关美国的视频里，看到瘾君子们眼神空洞，形容枯槁，在街上几乎要栽倒，如僵尸一样。这种视频的点赞量很大，大部分人看过以后会评价说好可怕，这不是人待的地方。

这些视频太表面，从来不会探究这个街区的来龙去脉如何，这些人为何变成这样。所以《街角》这类书籍，才如此可贵。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所有的社会情景或者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聚集起来，一定有一种在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

因为人类的每个个体，都需要从他者的反应里获取一定的意义。他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也遵循这种意义，这样他的生活逻辑才能够闭环。那些看起来跟我们断然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价值观，也是被某些团体认可的。

在这样的街区里，流行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流行？是什么把这些人绑定在这个街区里难以逃离？如果要改变这种意义体系和价值观，必然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关系。

先来追溯历史，美国长期的种族隔离，是从联邦到州再到地方政府，层层立法和行政干预之后的结果，是被法律塑造的不平等。

黑人在19世纪后半期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发展和生存资源，比如某个时期，住房管理局拒绝为黑人和白人混住区提供房贷担保，导致白人和黑人严格划定边界。政府在学区划分、公共绿地、医疗设施等方面，也向白人倾斜。

这些因素合力，制造出重大隐患，使得黑人从事非技术行业的比例非常大，大部分只能去干苦力活。

如果工作不稳定，还压榨人，不能给人带来满足感，人就会有一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拿着钱要立即花掉，不储蓄，也无法去体会什么叫做延迟满足，对于成本结果未来都不加考虑。

这是非常典型的街角的心理取向，叫做：当下取向（present time orientation）。

在这种当下取向中，人们不能延迟满足。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美国黑人的街区，在其他国家的一些重体力的工作环境中也会出现。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拍摄的是深圳三和市场的日结工。那里所有的工人都不储蓄，工作一天，拿到日结工资，躺三天，住肮脏的八人间旅店。他们不租房，抽烟喝酒，打游戏，花得一干二净，再去上一天班，再躺三天。

他们说：“因为我们没有未来，只有现在。”

这类人不管是经济还是心理上，都没有足够的余额。所以他们对于简单的生物性满足，是要召之即来，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逐渐衰退的自尊也于事无补。

美国黑人的情况更严重一些，附近工厂陆续倒闭，他们在技术上没有竞争力，找工作老是挫败，也就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没有养家的自信。然后他们诉之于自尊心，产生了逃避心理，逃到街角去。

这样他与孩子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有的时候他也后悔，会哭泣，会惭愧自己养不起家，但是由于家庭不断见证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他还是觉得街角更安全，因为街角具有影子价值系统（shadow system of values）。

这是街角的男人共同造出的一个有些自欺欺人的价值系统。在他们看来，男性如果可以攫取女性，或者说控制女性，不养孩子，还能不断吸引新的女性，这个事可以拿出来沾沾自喜。养不起孩子在街角不是弱点，似乎还能转变成优点。

巴尔的摩是全美国青少年怀孕比例最高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人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人生的机遇。当一个母亲或者父亲，至少可以有一个跟自己紧密联系的娃娃。

作者说：“对一个预期自己到了20岁就会死掉，或者入狱的16岁的毒贩来说，还有什么比婴儿更好的遗产呢？对于一个渴求着来自另一个人类毫无条件的爱意的未成年女孩来说，还有什么是对自我更好的认可呢？”

你让他们去学美国的五大湖是哪五大湖，并不会帮助他们判断街角的一场打斗该如何站队。你让他们了解欧洲的历史，古希腊的哲学，也不会让他们在毒品交易中占到上风。

制造生命，就是他们能够做的一种最微小的成功实践。因为他们生活被剥夺了其他方面的意义，只剩下婴儿这样一种少见的温情话语。

街角的价值系统与全社会的价值系统相对立。在别的地方，人们的精力可能花在自我的提升，职业的变动，家庭社区活动，文化休闲兴趣，公共社会的政治议题等。但在街角，这些男人的所有精力都在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交易圈，这个系统自成一体。

举个例子，他们有职业的分工。有专门招揽客人的，有跑腿的、望风的、运货的、打劫的，有偷毒品的、卖假毒品的，还有警方的线人。

街角有自己的经济引擎，这个引擎的利润率不会下滑，也不会有糟糕的财务季报，也没有裁员，这里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契约在运转。男人们在这个地方能找到他们的位置，能够立足，能够给自己一个定义和命名。

对于他们来说，家庭的作用很小，除了偶尔的吃饭睡觉以外，他们很少待在家里。如果朋友们要找他们，也总是到街角去找。

街角难以垮台，但是街角同时也有重大问题，那里没有自我驱动、自我提升的系统，而且跟周围更大的世界的连接是不够的。

《三和人才市场》

03.

街角还有救吗？

作者说：“街角根植在人类的欲望当中，是那种天生的必然的需要立刻被满足的欲望，残酷的真相则在于，全世界所有的执法机构都招惹不起欲望。”

这本书在展现着街角的立体样态的同时，也在抨击美国执法机构粗暴的行为。美国一贯使用强有力的暴力机器，试图将街角的污浊冲刷干净，但是街角的人性之恶愈演愈烈。

作者认为，美国的毒品战争，是打不完的。一方面，黑人在街头深陷毒瘾，另一方面，一部分白人也陷入药物依赖。

整个美国的医疗系统在开具镇痛药物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和利益链。自然界没有哪一个分子能够像吗啡这样，既给人温柔的镇痛，又将人牢牢套住，无法逃脱。

探讨美国药物泛滥的《梦瘾》一书认为，今天的社群有这么多的药物滥用问题和孩子多动症问题，根本上在于人们被iPad和游戏机隔绝，彼此的交往越来越少。

人们对于事物抱着急躁而功利的想法，相信天降神药就能解决疼痛和孤独，而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户外的活动才是正途。该书明确指出，海洛因的解药就是两个字：社区。

这个结论与《街角》相似。《街角》的作者说毒品战争打了三十多年，层层败退，原因是严苛暴力的执法不能抚慰人类的孤单绝望，也不能让街角的孩子们缺乏支持的情况得到缓解。

然而政府是用统计数据来看问题的，各个城市的警察局都照例炫耀自己的数据，打散了多少犯罪团伙，逮捕了多少毒枭。这些数据也会成为政客在辩论时的论据，但是没有实际用处。吸毒的人有增无减，监狱爆满，根本住不下。

面对这种虚假政绩，作者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像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某个西贡的军官作简报一样，这是意识形态自己在骗自己。

街角的作者之一大卫·西蒙，在编写剧集《火线》时，也不希望观众把这部电视剧看成警察抓坏蛋的二元对立的故事。而是要深入地想一想：好是什么，坏是什么？警察做这一切，成效如何？警察世界的运转逻辑是什么？街角世界的运转逻辑是什么？

他希望人们能够质疑政府的思路，能够关切街角的人。

目前，民众惧怕街角，会抱怨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让他们没有安全感。这些民众并不是担忧毒品本身戕害了人，而是害怕这些吸毒的人妨碍社会安全。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也很少有悲悯之心，基本觉得这些毒虫就是罪有应得。而作者，希望读者能去跨越种族的偏见和鸿沟。

作者建议我们站在街角人物的立场想一想，比如书中的加里，当他为身体里的欲念煎熬，缓慢寻找垃圾堆里的废铁，想要出去卖一点钱换毒品，同时也不想辜负他的老母亲的期待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耐心真正去认识街角的人，街角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个社区被大社会遗弃了。

我们国家很少有毒品成瘾的例证，但会有手机成瘾的例证。手机成瘾指的是深度陷入，难以剥离。手机成瘾的家庭都有一些共性。

首先，孩子和家长的关系不太密切，交流和沟通不充分，彼此冷淡或者吵架，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能流动起来。孩子在家长身边获得不了支持，就只能到虚拟空间里找队友支持。

第二点，家庭除了手机以外，不能给孩子提供其他更好的娱乐和放松形式。不管是下棋、打牌、打球、唱歌、做手工、变魔术、养小动物，还是登山、阅读、看电影、看脱口秀，家长都需要提供。如果没有其他的可选项，孩子就只能钻进手机里。

所以，究竟是因为孩子手机成瘾才使得亲子关系鸡飞狗跳，还是因为亲子关系不够好，所以孩子更容易手机成瘾？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前者，但实际上深层的原因是后者，家长没有真正尊重孩子的需求。

最让人难过的是，这样的家长，往往不愿意承认自身的问题，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和孩子战斗。甚至还有一些家长，把孩子送到某些电击网瘾治疗机构去。可孩子需要的不是被制服，而是倾听和连接。

把这点认识扩展到街角。这些青少年之所以一头扎进了毒品，首先因为缺乏家庭支持，其次，他们也缺乏别样生活的典范路径。在他们的周围，体面生活的人太少了，而他们手里可选的选项也太贫乏了。

书中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艾拉，她的女儿曾经被这里的街头帮杀害，但她依然选择留在这里，建设社区的娱乐中心，对来到这里的青少年提供热心的服务。

即便她自己的家被青少年打劫，她依然会回到娱乐中心认真工作，跟大家一起开垦花园，组建篮球队，修建游乐场等等。她始终想营造健康的公共空间，经年累月，也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作者指出，街角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大体是失败的，这些黑人居民被边缘化了。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在经济上不要忽视街角，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技术培训机会。

另外，不要与这些人隔绝。中产阶级对街角黑人的善意应该扩散，要协助黑人来分享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积极建设社区文化。如果不这样做，也许整个社会的孩子将来都无法继续享受这些事物。

作者跟街角的人保持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他们不希望仅仅从学术层面进行分析报道，非常珍惜这些人掏心掏肺分享的人生故事。

他们批评传统的新闻报道范式，在那种范式下，记者可以获得一个故事以后全身而退，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可是亲密正是这些社区欠缺的东西，他们需要付出自己的亲密，并且承担亲密可能带来的侵扰。

在我国也是如此。虽然不存在街角吸毒群体，但是另一些群体可能被边缘化，或者污名化。比如网瘾少年，艾滋病人，“三和大神”日结工，职高学生，亚文化群体等。

主流文化对他们有偏见，有时当作一种奇观来想象。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去了解他们的爱、迷恋和自我放纵从何而来，到哪儿去？关于社区文化、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不是在我们这里也可以奏效？

《街角》的作者一再提醒人们关注公共文化服务，而近年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学者项飚，也提到了社群文化和“附近”的重要性。当代人的迷惘和孤独，如果有解药，也许真的不在房门里，而在公共空间。任何一个国度，安定的人们理应帮助苦难的人们疏通这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