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的非洲转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小聂说非洲 ，作者：聂少锐

最近，东非接连发生两起中国公民被大规模抓捕的新闻。先是肯尼亚警方突袭内罗毕Kilimani区Kindaruma Road的一栋高档公寓，在十八楼的数套房间里发现大量电脑、手机、路由器和现金，先后控制十九名中国公民。警方怀疑，这些人把内罗毕当成网络诈骗的中转站，主要针对境外账户实施诈骗，再把资金转到肯尼亚套现。现场一共发现三十九本中国护照和七本马来西亚护照，护照数量远远超过实际抓获人数，说明还有一些人已经提前离开，或者在行动中逃脱。几天以后，这十九人被肯尼亚政府直接遣返回中国，没有在肯尼亚经过漫长审判，显然中肯两国执法部门之间已经有所协调。

紧接着，乌干达又传来消息。乌干达安全部门在恩德培附近的瓦基索地区突袭两家度假酒店，抓获三百六十七名中国公民。当地一些媒体最初声称抓了七百多人，甚至一千多人，但乌干达移民部门后来确认，目前正式登记的是三百六十七人。乌方公开确认的主要违法事实，是这些人持访问签证入境，却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集中工作；至于是否全部参与网络诈骗，目前还没有法院判决。部分乌干达媒体称，警方怀疑这些酒店内存在非法呼叫中心、网络诈骗和数字犯罪活动，但这些指控仍然需要通过电子设备取证和司法审理加以确认。我们不能因为几百名中国人同时被捕，就未经审判给每个人都贴上诈骗犯的标签，其中可能有组织者，也可能有技术人员、普通雇员，甚至可能有被骗到非洲、护照被扣、行动受到控制的受害者。但是，三百多名持旅游签证的人长期住在度假酒店里，既不旅游，也不做正常商务考察，每天对着电脑和手机集中“上班”，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很多人看到这两则新闻，第一反应是震惊：电信诈骗不是主要集中在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吗，怎么突然跑到非洲来了？其实，它不是突然跑来的，而是已经悄悄转移了好几年。只是过去非洲的案件规模不大，或者发生在尼日利亚、赞比亚、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没有引起中国舆论足够重视。现在乌干达一次抓了三百多人，肯尼亚又发现整层公寓被改造成诈骗工作站，这才让人意识到，东南亚那些臭名昭著的电诈产业，正在把触角伸进非洲。它们不是带着铁丝网和武装哨兵浩浩荡荡地搬过来，而是化整为零，躲进高档公寓、私人别墅、度假酒店和所谓科技公司里。表面上没有“园区”，实际上每一套拉着窗帘、摆满电脑的公寓，都可能是一个缩小版的诈骗园区。

非洲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尼日利亚。2024年年底，尼日利亚经济与金融犯罪委员会突袭拉各斯一栋七层楼，抓获近八百人，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八名中国人和四十名菲律宾人。调查显示，这个团伙大量招募尼日利亚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欧美受害者，如何建立感情，如何包装成功人士，最后再把对方引向虚假的加密货币投资平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中国人设计话术、搭建平台、控制资金，当地年轻人负责用英语聊天、寻找猎物。这已经不是几个骗子躲在房间里打电话，而是一条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跨越国境的犯罪流水线。后来，部分中国籍被告在尼日利亚被判刑，另有多人被分批遣返中国。

赞比亚的案件处理得更重。2024年，赞比亚警方突袭卢萨卡一家名为Golden Top Support Services的公司，抓获七十七人，其中包括二十二名中国人。现场发现一万三千多张手机卡、大量电脑、手机，甚至还有枪支弹药。这个团伙的目标不仅包括赞比亚人，还包括新加坡、秘鲁和阿联酋等地的受害者。二十二名中国籍被告后来认罪，被赞比亚法院判处七年至十一年监禁。这个判决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不要以为非洲国家司法能力薄弱，就可以把这里当成法外之地。在有些非洲国家，网络诈骗一旦与洗钱、非法持枪、人口贩运联系起来，判得可能比在中国还重。

安哥拉也曾抓获四十六名中国公民，涉嫌经营面向安哥拉、巴西和尼日利亚客户的虚假网络赌场；纳米比亚则破获过一个由中国籍人员参与的加密货币诈骗团伙。该团伙以“网络营销”“客服工作”为名，招募大批当地年轻人和学生，实际上让他们从事网上引流、虚假投资推广和诈骗。2025年，国际刑警组织协调十八个非洲国家开展大规模网络犯罪打击行动，共抓获一千二百多名嫌疑人。可见，电信诈骗向非洲转移，已经不是一句耸人听闻的猜测，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

为什么是非洲？原因并不复杂。东南亚电诈园区近年来遭到持续打击，缅甸、柬埔寨、菲律宾等地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一些犯罪团伙自然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非洲很多国家签证相对容易，外国人短期入境不会受到太多盘问；大城市里高档公寓和酒店众多，租下一整层并不困难；部分国家警力不足，网络犯罪调查能力有限；只要买通个别房东、中介、警察或者移民官员，就可能获得一段时间的保护。更重要的是，非洲拥有庞大的英语和法语人口，还有大量失业青年。犯罪团伙只要用“互联网公司”“跨境电商”“客服中心”的名义招人，每月开出几百美元工资，就能招到一批会英语、熟悉社交媒体的年轻人。再加上移动支付、加密货币、网络银行在非洲迅速普及，钱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账户之间快速流动，非洲就具备了电信诈骗产业落地的基本条件。

但这些诈骗团伙带到非洲的，远远不只是犯罪。他们正在透支所有中国人在非洲积累起来的信用。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本来就很复杂。几十年来，中国企业修铁路、建公路、架桥梁、盖工厂，成千上万普通中国人在非洲开商店、办企业、做工程、种蔬菜、经营餐馆。他们顶着高温和疟疾，忍受停电、抢劫、汇率波动和政策变化，一点一点建立起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很多非洲人相信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讲效率，会把一块荒地变成工厂，把一条烂路修成公路。可是建立信用需要二十年，毁掉信用可能只需要一栋公寓、几百台电脑和一则新闻。

十九名中国人在肯尼亚被抓，损害的不只是这十九个人的名声。第二天，一个在Kilimani正常经营贸易公司的中国老板去银行开户，银行的合规部门可能就会多问十个问题；一个中国人去租公寓，房东可能担心他要把房子改成诈骗窝点；一家中国公司申请几十名员工的工作许可证，移民部门可能怀疑这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乌干达一次抓捕三百六十七人之后，当地警方和移民部门必然会扩大对中国公民的检查。过去查护照只是看看签证有没有过期，以后可能还要检查电脑、手机、银行流水和公司业务。真正做生意的人，要为犯罪分子留下的烂摊子承担额外成本。

更严重的是，它会改变非洲社会看待中国人的方式。非洲普通人不会仔细区分你来自湖北、福建还是广东，也不会区分你是国企员工、合法商人还是网络诈骗犯。在街头舆论里，几个中国人犯案，很容易被概括成“中国人在诈骗非洲人”。当地媒体再配上几十张中国护照、成排电脑和被押上警车的画面，普通人形成的印象就更难扭转。中国企业在当地创造的一千个工作岗位，可能没有一条“中国人诈骗当地青年”的短视频传播得快。犯罪团伙赚走的是美元，留下的却是所有在非中国人的信用债。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简单化：不能因为一些中国人参与电诈，就把所有在非中国人妖魔化，更不能把每一个被抓的人都视为主动犯罪者。东南亚诈骗园区早已证明，诈骗产业本身也伴随着人口贩运。有人被高薪招聘广告骗过去，到了目的地才被收走护照；有人想退出，却被殴打、拘禁或者索要巨额“赔偿”；有人既是诈骗行为的参与者，也是被控制的受害者。如果非洲出现同样的模式，执法部门就不能只做简单遣返，而应当查清谁是老板、谁负责财务、谁控制护照、谁实施暴力、谁只是被诱骗来的普通员工。真正的组织者不能混在普通人员中一走了之，真正的受害者也不应当被不加区分地当成罪犯。

但“可能有人是受害者”，绝不能成为整个行业的挡箭牌。一个成年人持旅游签证进入非洲，住进封闭公寓，每天使用几十部手机和大量虚假账号与陌生人聊天，如果长期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利，就很难永远用“不知情”解释。尤其是那些负责招聘、培训、技术平台、资金转移和暴力管理的人，更不能以“公司安排”为借口。公司让你修路，你可以说自己是工程师；公司让你骗人，你首先应当问一句，这到底是什么公司。出国不是免罪牌，非洲更不是法外之地。

电信诈骗的非洲转移，也暴露出一种极其丑陋的“出海观”。有些人嘴上说出海，实际不是输出产品、技术和管理，而是输出骗局、赌博和灰色产业。他们不是来理解非洲，也不是来创造就业，而是看中了这里的监管漏洞、青年失业和司法薄弱。他们把非洲当成一个可以低价租用的犯罪机房，把当地年轻人当成英语客服，把腐败官员当成保护伞，把中国护照当成最后的退路。事情败露以后，他们拍拍屁股被遣返回国，留下守法的中国商人继续面对当地社会的怀疑。这不是出海，这是把祖国的信用当路费，把海外华人的名声当一次性消耗品。

在非洲生活久了，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在这里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不是矿山，不是仓库，也不是银行里的美元，而是信用。一个中国人按时发工资，当地员工会告诉他的家人：中国老板是讲信用的；一个中国公司修好一条路，沿线居民会记住中国人的能力；同样，一个诈骗团伙骗走一批人的积蓄，他们的受害者也会把仇恨投射到所有中国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在非洲做的事情，都在给“中国人”这三个字增加含义。有人往里面增加勤劳、建设和责任，也有人往里面塞进欺骗、贪婪和犯罪。

所以，面对这些案件，在非华人社会不能再抱着“不要声张，免得影响中国人形象”的鸵鸟心态。真正损害中国人形象的不是揭露犯罪，而是包庇犯罪；不是警方抓了诈骗犯，而是诈骗犯把窝点建到了非洲。华人商会、企业协会和侨团应当主动提醒会员，发现以高薪招聘“客服”“推广员”“币圈交易员”为名，大量租赁公寓、集中收取护照、要求员工昼伏夜出的可疑公司，要及时报警。房东、中介、翻译和律师也不能明知业务异常，仍然为了赚一点租金和服务费替对方办理签证、注册公司、租赁房屋和转移资金。电信诈骗能够落地，从来不只依靠几个坐在电脑前的人，它背后一定有房屋、账户、网络、车辆、身份文件和地方关系组成的服务链。

肯尼亚的十九人已经被遣返，乌干达的三百六十七人仍有待司法程序确认责任。但这两起案件已经敲响警钟：电信诈骗正在寻找新的非洲落脚点。如果我们不正视它，今天是在Kilimani的一层公寓，明天就可能是工业区的一座仓库；今天是在恩德培附近的两家度假酒店，明天就可能发展成像东南亚那样封闭运行、控制护照、买卖人口的真正诈骗园区。等到那一天再治理，付出的就不只是执法成本，还有中国人在非洲几十年积累的声誉。

非洲不是诈骗产业的下一站，也不应当成为犯罪团伙逃避打击的避风港。那些准备把电诈从东南亚搬到非洲的人，或许以为这里警察好糊弄、官员可以买通、法律执行缓慢，却忘了非洲国家也在学习，也在联网，也在联合行动。肯尼亚四天之内就把十九人遣返，赞比亚直接判了七年至十一年，尼日利亚连续突袭、定罪并遣返，已经说明这条路不会永远畅通。

真正的出海，是把产品带出去，把技术带出去，把工作机会留下来；电信诈骗的“出海”，却是把谎言带出去，把犯罪带出去，把仇恨留下来。前者让中国人在非洲站得更稳，后者则是在所有中国人的脚下挖坑。这个坑，必须趁它还没有变成深渊之前，尽快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