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子厂的两个半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题图来自：AI生成

我本科时有一个老师，他是给我们做新生入学教育的，我对于学术上的“国家”“社会”“市场”等名词的最初印象便来自他。后来他被调去其它学院，因此我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很多。唯独有一句话是很有印象的——在中国，要想做好社会科学研究，那你去电子厂打一个月螺丝就好了（也许是因为我恰好在大一前的那个暑假在重庆的一个电子厂打过一段时间的暑假工）。我虽然一直记得这句话但并从来没有尝试去分析或者审视过那段时光，现在，刚好借这一篇随笔来做这件事。

电子厂与我

既然是电子厂，那自然就有流水线，我所在的那个流水线是生产笔记本电脑的，我的回忆也多关于此。流水线分为三段：前段是做笔记本的整机安装、中段负责系统安装、而尾段负责包装和扫码登记工作；管理对应分段的人应该是叫段长，也可能是组长，段长的工服与我们普通员工一致，衣服帽子为蓝色，管理整条流水线的是线长，穿白色牛仔工服戴黄色帽子。我的工作便是在尾段，负责在前面所有流程走完以后将装着电脑的硬质包装盒折好，在我的流程之后还有最后一个流程：包装盒外二维码扫描，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就此完成。要讲清楚这两个半月的故事，还需要介绍一些人，如下图：

这几个人中，我印象最深、交流最多的其实是小B，跟她的交流发生在我接手老C的工作以后。由于最重要，我放在最后，在那之前先说一下我和小A以及老C的故事。

小A个子不算高，是一个比较敏感，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有一次，应该是线上要加班，她不想，跟段长好说歹说终于同意她不用加班。然而，后续还是要她加班，因此她深受委屈，哭着直接走了，好歹是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次日，线长跟她道歉了。不过她比较有趣，当时“牛马”这个词在网络上刚刚火起来，有一次我戏称她是小牛马。她好奇这个词是什么，我跟她解释以后，从此她就叫我老牛马，而我就管他叫小牛马。

她跟我一样，都在期待着开学，也庆幸自己还要开学，不用在厂里一直熬着。她比我早离职两天，还记得她那天很激动，蹦蹦跳跳地走了。她和小B比较亲近，可能是因为她们两个坐的比较近，然后又都是女生。她俩平时会带一些零食来线上分给我们吃。

我负责的工作应该是整个流水线上最辛苦的一个工作了，一是因为要折硬纸箱，所以极其费手，即使是一次性穿三双发放的手套也无济于事，而且穿着手套还会降低你的速度，如果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导致没有折好的箱子进入了下一个流程，就得停线，段长和线长就会来压力你，我大概是在五天后才能够比较良好地完成这个工作；二是我的那份工作休息时间更少，我没记错的话，每工作两小时会停线休息十五分钟，但是如果我那里堆积太多得待折纸箱，我就不得不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折好这一部分硬纸箱。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老人都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导致这个工作基本都是新人在做。

如果我没有猜错，在我没来之前，老C 就是负责我那个岗位工作的人，因为我来了，他就把那个工作转给我了。在我的印象里，老C是属于那种比较“中年油腻”的人。他喜欢逗段上的几个女生，跟我表达过一些对于生活的看法，我之前精神健康批次读书报告中的一部分思考就来自他。他辞职的原因好像是说不想在这个厂干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厂子找不到对象。

小B，个子比小A高一些，不太会主动跟人说话，但要是你主动跟她说话，她也很乐意与你交流。她是从重庆所辖的一个边缘县城来的，跟我说过自己初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其实还不错，是可以读普高的，但是当时家里来了一个职高的招生老师，跟她家里讲各种职高的好，她也因此被“哄骗”去读了职校。她跟我讲过职校的一些事，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她和其它同学被拉去江西（也可能是江苏）的一个电子厂工作，美其名曰实习，不去的话还拿不到毕业证（那几年，职高好像挺盛行这种事，后来国家应该是出台规定制止了），她们是坐双层大巴去的，坐了两天一夜，那天夜里她们就直接睡在大巴上的。

后来，她毕业以后，觉得读专科也没什么好的，索性就来电子厂打工了。我和她谈过对未来的畅想，我问她以后想干嘛，她说这辈子应该也就这样了吧，大概就是正常地结婚过一辈子了呗。我说你不是还这么年轻么，你该去外面看看，可以存点工资去看看外面好看的风景。她只是无奈的笑一笑。小A离职的第二天，我问她会不会比较难过，毕竟算是一个好朋友。她说在电子厂工作就是这样的，可能前一天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她人就不来了，现在自己已经习惯了。

小B跟我和小A最大的不同是她期待加班，一方面加班的时薪比平时高；另一方面是重庆的七八月的天气实在是糟糕，不如坐在流水线上吹空调。要说哪一方面是导致小B期待加班的主要原因，那一定是前者。事实上，除开像我一样的短期工和极少数比较混的人以外，其余绝大部分员工都愿意加班，甚至会因为没有加班而抱怨。

抛开这几个线上的人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印象深刻。

他是我刚进去时候认识的一个室友，暂且叫他小E，一个黑黑的瘦小的男生，穿着打扮看上去比较符合所谓的精神小伙穿搭，年纪不算大，估计比我当时还小一些。入职的前两天是做一些培训，不用工作，所以结束回寝室后还可以跟室友吹吹牛。有一天下班后，我和小E正聊天，他突然拉出来一整条烟（是比较廉价的一个品牌，具体是什么就不记得了），然后给我散了一些。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正要睡觉，他接到一个他的好哥们打来的电话，然后换上衣服冲我说：“老安，走！我带你去潇洒潇洒，我们去江北区玩（现两江新区）。”当然，我并没有去，一方面是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比较担心；另一方面是我不喜欢这种娱乐场合。第一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好奇厂房里里面的一个按钮，所以按了一下（培训的时候严令警告不准触碰的按钮），于是就被辞退了（也可能他自己本身就不想再在那里干，所以故意做的）。

以上是我对那两个半月的大部分印象，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以下是我对电子厂生活一些思考。

电子厂工人的异化劳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作为批判私有制雇佣生产的核心范畴，其逻辑是：劳动本是人确证自身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但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劳动活动本身，会反过来成为外在于人、支配甚至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劳动者创造的产物越丰富，自身就越被自身的创造物所统治。尽管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在电子厂这一生产场域中，生产资料、工具与最终产品均与工人相分离，异化劳动发生在每一个工位的日常工作之中。结合两个半月的经验，可以确认的是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在厂房的生产中均有显现。

（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的对象化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共性——人将自身的体力与智力凝结在产品中，使劳动成果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体现。但在私有制雇佣关系下，这种对象化会转化为异化——劳动产品作为独立于劳动者的异己存在，反过来与劳动者相对立。

这一点在流水线生产中体现得极为直接。流水线组装与包装的笔记本电脑将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转化为企业的利润与资本积累，但它们从始至终与工人没有任何归属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些本是工人劳动结晶的产品，反过来成为支配工人劳动的标尺：产品的合格标准、产能目标直接决定了工人必须保持的手部速度，流水线的速度完全由产品的生产效率设定；产量越高、产品的市场价值越大，工人的劳动就越被视为可替代的廉价环节。也就是说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自身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产品不仅不归工人所有，更会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力量，持续强化对劳动者的支配。

（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

产品与劳动者的对立并非凭空产生，其根源是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是外在于劳动者的、不属于他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一点在我最初负责的折纸箱工位上最为明显。

小A的事更能说明这种劳动的强制性——她因不愿加班与段长达成共识，最终却仍被强制要求留下，直至委屈落泪才得以离开。在这里，劳动从不是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创造活动，而是被流水线、被管理制度、被生存需求共同强制的被动过程。劳动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换取生存资料的手段；人在劳动中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作为流水线的一个附属部件而存在。而后续小A离职时的蹦蹦跳跳倒是生动的体现了马克思的论断：一旦外部强制解除，人们便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这不是厌恶劳动本身，而是厌恶这种异化的、摧残人的雇佣劳动。

（三）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当劳动过程从人的自主活动降格为单纯的谋生手段，更深层的异化便随之发生：人被剥夺了自身的类本质，从“类存在物”退化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在于人是“类存在物”——人能够把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进行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这是人的类生活、类本质。而异化劳动的颠覆性作用，就在于它把这种人的本质活动，颠倒为仅仅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

高度分工的流水线是对这种类本质的消解：整条生产线被拆解为数十个重复、单一的机械动作，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极小的一个环节——有人只负责拧某几颗螺丝，有人只负责扫几张标签，我则只负责重复折盒的动作。工人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创意，甚至不需要理解整台电脑的构造，只需要跟上流水线的节拍，像机器一样精准重复。人的全部能力被压缩为一个单一的动作，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与发展可能性，都被生产效率的要求彻底压制。

我和小B聊起未来时，她那句平淡的“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正是类本质异化的深刻说明。我相信她并非没有过选择的机会，却在职校的强制实习、流水线的单调循环中，慢慢磨掉了对生活的想象。当劳动不再是人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途径，而只是日复一日消耗生命的谋生工具时，人便会逐渐丧失超越当下的能力，默认自己只能困在既定的轨迹里。原本应该用来丰富人性、拓展人的可能性的劳动，反过来把人的可能性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四）人与人的相互异化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既生产出资本所有者同劳动的统治关系，也生产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疏离与对立。因为人的异化，最终都要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在电子厂的生产秩序中，这种人与人的异化首先体现为管理阶层与普通工人的对立。穿白色工服的线长、同穿蓝色工服的段长，与一线工人之间首先是命令与服从、考核与被考核的关系。他们的核心目标是保障产能与效率，而工人的身体消耗、情绪感受都要让位于生产指标。这种关系不是平等的协作，而首先是建立在生产支配权之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其次才会产生一点微薄的友谊。

即便在工友之间，由于流水线的工位彼此孤立，每个人都被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赶进度，少有深度交流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岗位的高流动性让人与人的联结变得极其脆弱——老C离职后很快有新人补位，我离开后也马上有人接替我的工位，每个人都是可被随时替换的生产单元。大家因打工短暂相遇，又因流动迅速离散，交往大多停留在表层的寒暄，很难建立真正深入的、属于“人”的联结。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被简化为生产流程中的功能配套关系，疏离成了车间里默认的常态。

整体而言，这并非彼此孤立的四个侧面，而是一个闭环：异化的劳动过程生产出异化的产品，异化的产品反过来巩固异化的劳动秩序，二者共同消解人的类本质，并最终塑造出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电子厂的流水线，就这样成为了异化劳动最具象、最日常的场域之一。

关于“人”本身的思考

如果去问流水线上的工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我想不大可能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多数人只会摇摇头说“没什么问题”，打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你问他们快乐吗？那大概率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如果我们讨论电子厂工人的异化劳动算一个社会问题吗？很难说，因为要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人”：活着就算人？活得有尊严、有自我才是人？我想后者肯定是更被认同的答案。

事实上，这种找不到明确问题，却又真实的不快乐恰恰是异化劳动最隐蔽也最深刻的地方。它不像欠薪、体罚那样有清晰的是非边界，而是一种弥散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消耗：车间有恒温空调，工资会按时到账，可你就是觉得日子像被按了循环键，空落落的提不起劲，却说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错。而这种“说不出”本身，就已经和我们对“人”的默认标准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如果我们对人的定义只停留在生物生存的层面，那电子厂的生活非但算不上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稳妥的出路”。对于从县域乡村走出来的打工者而言，比起风吹日晒的务农、漂泊不定的零工，流水线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遮风避雨的宿舍和规律的作息，足以支撑一个人安稳地活下去。也正是在“活着即为人”的尺度下，异化常常被一句轻描淡写的“打工不都这样吗”消解殆尽。小B主动期待加班，本质上也是在这套生存逻辑里做最优选择：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换取更高的时薪，让物质生活更安稳一点。站在这个标准看，一切都合情合理，既没有加害者，也没有受害者，不过是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

可一旦我们把人的标准抬到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的高度，问题就立刻清晰地浮现出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从来不是因为能维持肉体存活，而是因为人能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创造价值，在亲手产出的成果里确认自身的力量，用实践拓展自己生命的边界。但流水线把这个核心本质给剥离了。小B说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背后正是这种本质层面的损耗——不是物质匮乏的苦，是一眼望到头、没有多余可能性的空洞。当劳动从人的本质活动降格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人即便完好地活着，也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最核心的部分。

再往深处看，这种无从言说的不快乐，也来自人所必需的意义感与联结感的缺失。涂尔干说，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存在，只有嵌入紧密的社会纽带、共享一套集体价值时，才能获得踏实的归属感；韦伯也告诉我们，再辛苦的劳作，只要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人也能从中获得支撑。

但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恰恰在系统性地消解这两样东西：高度细分的工位把每个人固定在方寸之间，传送带隔开了人与人的深度交往，人员的高速流动更让所有同伴关系都变得短暂而脆弱；劳动本身也被剥去了所有价值内涵，只剩下“干一小时拿一小时钱”的赤裸交易。于是工人只会模糊地觉得“不开心”，却不会意识到问题出在哪——他们不会用“异化”“类本质”这样的词，只会觉得日子像在熬，熬到下班、熬到发薪、熬到过年，却不知道熬完之后要去往哪里。

更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明明感受着不快乐，大多数人却依然会说“生活没什么问题”？这正是福柯笔下的规训！权力最隐蔽的运作方式，从来不是暴力强迫，而是让你主动认可规则，把不正常的状态当成天经地义的常态。从入职培训的规章制度，到流水线的节拍管控，再到车间里“手脚快才是好员工”的共识，工厂一直在悄悄塑造“合格工人”的标准。

这套标准慢慢内化成工人的自我要求：大家都在这么干，大家都没抱怨，我觉得难受，那一定是我不够能吃苦、太矫情。就这样，结构性的异化被归因为个人的心态问题，本该被质疑的生产秩序，反而成了衡量个人是否合格的标尺。工人们默认了“打工就不能谈快乐”“干活本来就是吃苦”，却很少停下来追问：为什么人的劳动，就天然该和尊严、创造与快乐对立起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流水线上的人都是被动麻木的。正如格尔茨所说，人永远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哪怕在最逼仄的环境里，也会主动给自己搭建意义的缓冲。我和小A互称“老牛马”“小牛马”的自嘲，在互相戏谑间又的确消解劳动的沉重；小D分给我们的糖果，是在冰冷的生产关系里挤出一点人的温度。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种异化，在有限的空间里保住属于人的鲜活。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自发生长出来的意义，只能缓解情绪的疲惫，无法从根本上填补本质的空洞。就像一张在缝隙里织出的小网，挡得住偶尔的茫然，挡不住整个生产体系对人的持续消耗。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电子厂的异化劳动，到底算不算一个社会问题？答案最终取决于我们愿意站在怎样的高度看待“人”。如果我们只要求人能活着、能生产、能消费，那它确实不是问题，甚至是经济高效运转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相信，人有权利有尊严地劳动，有资格在工作中获得创造的快乐与成长的空间，有机会拥有不止一种人生可能，那这就是一个再重要不过的社会议题。

结语

那些流水线工位上沉默的疲惫，那些被慢慢磨平的少年心气，那些“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的无奈，从来都不是某个人的脆弱与不努力，而是人的本质被压抑的信号。而我们之所以要谈论异化、追问“人是什么”，最终也不是为了堆砌抽象的理论，而是为了看见这些藏在“正常生活”之下的、本该被看见的人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