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堡经济学：富豪担心某一天钱成废纸了，如何维护保安的服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科生看AI 时代 ，作者：小兔子斯嘉丽

今天想写这个话题，起因在于和同事的一次谈话，她是马斯克的信徒，认为AI革命后将带来物质的极大丰裕和劳动力的解放，如首富所描述，我们的精力将放在更有创造性、更体现个人价值的事情上去。真是这样吗？

有一个场景，这两年我反复想起。

2017年，媒体理论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收到一份报酬高得反常的邀请：去一处偏远的度假村，给一群“超高净值投资人”讲讲技术的未来，出场费大约相当于他半年的教授薪水。他以为台下会坐着上百个投资银行家。结果他被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桌边只坐着五个来自对冲基金世界的男人。

他们对演讲毫无兴趣。寒暄的问题还算正常：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虚拟现实还是增强现实？然后话锋一转，开始逼近正题：气候变化真来了，新西兰和阿拉斯加哪个更安全？最后，他们问出了真正付大价钱的想知道的问题。他们管它叫“事变”——the Event，一个把金融崩溃、核交换、瘟疫、社会失序全部装进去的委婉语。其中一位已经建好了自己的地堡，他的问题非常具体，应该是在脑子里预演过很多次：事变之后，钱不管用了，我拿什么维持保安对我的服从?

那天下午，这五个人认真讨论过的方案包括：给粮仓装只有主人知道密码的锁；让保安戴上某种“纪律项圈”；或者干脆用机器人换掉人类保安，如果来得及造出来的话。

拉什科夫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又写成书《最富者生存》，2022年出版。这个事情最诡异的地方在于，五个财富大到几乎不受任何对话影响的人，聊了一下午末日，却没有一分钟用来讨论预防。预防根本不占用他们的脑细胞。

如果这只是五个怪人的密室游戏，当个笑话就好了，可他不是。2017年初，《纽约客》记者奥斯诺斯写过一篇《超级富豪的末日准备》：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估计，硅谷的亿万富翁里，买了某种“末日保险“的超过一半。Reddit的CEO哈夫曼去做了激光近视手术，理由是灾后世界里眼镜是一种负债。堪萨斯州一座冷战导弹发射井被改成十五层的“生存公寓“，带泳池和影院，一百五十万美元起，早已售罄。彼得·蒂尔2011年在新西兰累计只待了十二天拿到公民身份，他2009年就写下过那句自白：“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相容的。”据《连线》2023年报道，扎克伯格在夏威夷考艾岛的庄园造价约2.7亿美元，内含约五千平方英尺的地下庇护所，能源食物自给，施工者签保密协议。奥特曼更早，2016年就对《纽约客》大方承认，自己囤着枪、黄金、抗生素和防毒面具，在大苏尔还备着一块可以直接飞过去的地。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23年夏天OpenAI内部的一场会。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对新入职的研究员谈起AGI之后的安排，语气平静：“我们肯定会在发布AGI之前，先建好一个地堡。”有人问：地堡？他补了一句，进不进去当然是自愿的。记者郝珂灵把这段对话写进了《AI帝国》，几位在场者都证实确有其事。苏茨克维的理由是：那样的技术必将被各国政府激烈争夺，核心科学家需要被保护。

请注意他和拉什科夫的五个富豪的区别，苏茨克维在为自己正在制造的东西，提前挖掩体。

经常关注这些科技大佬的朋友们越来越意识到：少听这些人说什么，多看他们把钱放在哪里。在市场上，没人在意散户的观点，都盯着内部人士的持仓。而这里的内部人士，对技术曲线看得最清、对系统脆弱处知道得最多的一群人，正在用真金白银建立同一种头寸：给文明买看跌期权。这是他们言论表演之外实实在在正在干的事儿。

AI可能真的会带来人类社会的极致丰裕，但不会被分享。

我们首先要理解，不是资本家贪婪，可以说他们不是一群坏人，只是深陷一套让所有参与者都别无选择的程序中。马克思说：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做个思想实验就明白了。A、B两家公司同时用AI省下一半人力，A把省下的钱分给员工和社会，B全部投回算力、收购和价格战。几年后，活下来并吞掉A的，是B，哪怕A的老板是个圣徒。竞争会替资本完成筛选：不把利润投回增殖的资本，会被增殖更快的资本吃掉。所以资本不可能去自愿分配。

那么历史上，分享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过的?

把史书翻一遍，答案是：每一次，都是被迫的。黑死病之后西欧工资上涨、农奴制松动，因为人死了三分之一，活着的人变得稀缺而昂贵。八小时工作制来自罢工，而罢工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工厂离了工人就熄火。政治学者斯凯夫和斯塔萨维奇在2016年出版的《向富人征税》里考证过，现代累进税的两次大跃升都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要每一个青年去流血，就必须让资本也流一点血以示公平。还有一条很重要的：1945到1975年，西方福利国家最慷慨的“黄金三十年”，恰好与苏联作为一个可信替代方案存在的年代重合。有历史学家论证，那份慷慨里有相当成分，是资本为“隔壁存在另一种制度”付的保险费。1991年之后，皮凯蒂的不平等曲线在1980年代重新抬头。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强迫分享发生的那个筹码，从哪里来？权力之所以让步，是因为权力需要多数人。硬币的另一面是，当这个需要开始消失，钱会往哪里去？

地堡，某种意义上已经提前给出了答案。

当然总会有人说，资本再冷血，也需要有人买单。东西造出来总得卖掉，所以资本终究会花钱养活自己的顾客。

我也曾经信这个。还有一个流传了百年的神话：1914年，福特把日薪翻倍到五美元“付钱给工人，好让工人买得起自己造的车”。可惜经济史学家发现，福特真实的动机，是治理高达370%的年离职率。流水线太苦，人留不住，他在为留人付溢价；“养顾客”是事后创造的神话，它安慰了整个二十世纪：只要资本需要顾客，普通人手里就永远有一张底牌。

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的美国国民账户。

哈佛经济学家弗曼算了一笔账，2025年上半年，信息处理设备与软件投资只占美国GDP的4%，却贡献了同期92%的增长；把这块剔除，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速只剩0.1%，贴着衰退线爬，2025年，AI数据中心建设对增长的贡献，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全部消费者支出，要知道，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分析师凯德罗斯基总结，AI资本开支正在“吃掉经济”，规模直逼十九世纪的铁路狂潮。四大云厂商2025年资本开支约4100亿美元，2026年的指引加起来约7250亿，同比再增77%，分析师已经在讨论2027年破万亿；“星际之门”一个项目五千亿；英伟达单季度数据中心收入超过750亿。而这些钱有相当部分在一个闭环里打转：英伟达宣布向OpenAI投资至多一千亿，OpenAI向甲骨文下了三千亿的算力订单，甲骨文再回头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资本的顾客，正在变成别的资本。

普通人当然还在这张账本上，在成本那一栏。据测算，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到2030年将翻倍到约945太瓦时，相当于今天整个日本的用电量；美国家庭电费预计到2030年平均上涨8%，在弗吉尼亚那样的数据中心腹地，可能涨25%。一个世纪前，福特主义的隐含承诺是“我付你工资，你买我的车”；这套新经济的隐含安排是“我们互相下单，你来分摊电费”。

这样的经济形态，历史上其实出现过。殖民地的“飞地经济”：矿山和种植园与宗主国交易、与世界市场结算，当地人口既不被需要为劳动力，也不被需要为消费者，只被需要为治安对象。海湾的食利国：财政从地下冒出来，统治无需征税，于是也无需被同意。在这两种结构里，大众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只是被移出了账本，从必须争取的生产者和顾客，降格为需要管理的人口。

那“资本为了自保总会让步”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里把这件事做成了一个模型：精英在镇压与让步之间比价，只有当反抗的威胁足够可信、镇压足够昂贵，才选择让步；民主与福利，本质上是让步的制度化。把AI代入这个模型，你会看到它同时拨动两个参数：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无人化的安防，让镇压变便宜；不再需要大众的双手，让让步失去必要。

把逻辑推到头就更清楚了。当你拥有生产一切的手段，别人口袋里的钱对你还有什么意义？货币不过是对商品与服务的索取权，而商品与服务都在你手里。到那一步，资本不再需要顾客。

公平起见，我必须把乐观派的论证摆到它最强的样子。

最强的版本不需要任何人发善心。丰裕可以从价格这里，普惠所有人。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做过一个著名测算：同样一千流明小时的光，巴比伦时代要用五十多个小时的劳动去换，到1992年，不到一秒。相传拿破仑三世设宴，最尊贵的客人用铝餐具，次等的才用金器——那个年代铝比黄金贵；1886年电解铝法问世，几十年内，铝跌成了易拉罐。没有哪个铝业大亨“分享”过财富，是竞争替他分享的。乐观派完全可以说：AI就是下一场电解法，智能的价格会像光和铝一样崩塌，而崩塌本身，就是分配。

但这个假设要成立，得跨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竞争能不能活到红利兑现的那一天。

很多人相信，AI一旦成熟，推理成本会不断下降，竞争最终会把价格压到接近边际成本。但这个推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环：边际成本下降，并不等于竞争门槛下降。复制一次答案也许越来越便宜，获得生产答案的资格却可能越来越昂贵。

电解铝的门槛是一座水电站；训练前沿模型的门槛，则是数百亿美元的资本、接近核电站规模的稳定供电、全球少数几家晶圆厂的先进制程，以及无法在短期内复制的数据、人才和工程体系。算力更像浓缩铀，而不是网页：使用它的成本可以下降，控制它的能力却会越来越集中。

资本也早已学会如何在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世界里维持高价格。药片的制造成本与售价几乎无关，决定价格的是专利；流媒体多服务一个用户的成本几乎为零，订阅费却可以年年上涨，依靠的是内容版权、平台入口和用户锁定。技术制造丰裕，制度则重新制造稀缺；复制成本越低，企业越需要在专利、生态、渠道、标准和算力入口上筑起更高的围墙。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AI能否把成本降下来，而是谁拥有那些无法被复制的瓶颈。只有当模型、芯片、能源、数据和分发渠道都保持充分竞争时，成本下降才可能转化为消费者价格下降。否则，AI带来的生产率红利不会自动进入零售价，它更可能先变成垄断者的利润、平台的抽成和基础设施所有者的租金。

边际成本归零，并不会自动消灭租金。恰恰相反，当产品本身越来越容易复制时，围绕生产资格和分配权建立的租金围栏，往往会越来越高。

第二道坎更根本：AI最擅长变便宜的东西，恰好不是决定普通人生活成本的那些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佩里有一张著名的“世纪图表”。从2000年开始，电视、玩具、软件和通信设备越来越便宜；与此同时，大学学费、医疗、育儿和住房却持续上涨。表面看，这是两组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更深一层，它揭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稀缺。

前一类商品的价值，主要储存在可以复制的技术里。一套软件写完，可以服务一亿个人；一部电影拍完，多一个观众几乎不增加成本；芯片性能提高，同样的计算能力就会越来越便宜。AI将进一步加速这个过程。知识、翻译、设计、法律咨询、基础教育和部分医疗判断，都可能因为智能可以被无限复制而大幅降价。

但真正压在普通人身上的支出，往往不是“复制一份信息”的成本，而是争夺有限资源的价格。

一套学区房贵，不是因为盖房子的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优质学校附近的土地有限；一次手术贵，不只是因为医生缺少知识，还因为手术室、医生的时间和医疗责任不能无限复制；育儿昂贵，是因为一个照护者在同一时间只能照看有限的孩子。AI可以让医生更快地读片，让教师更快地备课，让建筑师更快地画图，却不能凭空增加北京核心区的一块土地，不能让一名护士同时守在一百张病床前，也不能把一天延长到四十八小时。

另一部分则更顽固。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称之为“位置性商品”：它们的价值不是来自绝对数量，而是来自相对排名。名校文凭之所以值钱，恰恰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核心城市的住房之所以昂贵，是因为所有人不可能同时住在最好的地段；进入某个职业、阶层和社交网络的门票，其价值建立在排他性之上。

这种东西在定义上就不可能真正丰裕。所有人都有名校文凭，名校文凭就失去了筛选作用；所有人都搬进核心地段，那里也就不再是核心地段。

这也是为什么克莱因与汤普森在《丰裕》中反复讨论住房、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真正决定生活质量的丰裕，不能只靠技术突破，还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愿意改变土地制度、审批制度和利益分配。AI可以设计一座城市，却不能替一座城市完成征地、审批、融资和利益协调。技术可以告诉我们怎样生产更多，政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允许更多东西被生产出来。

因此，AI最可能带来的，并不是一个所有东西都变便宜的世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甚至有些残酷的丰裕：可复制的东西无限膨胀，不可复制的东西继续涨价。

你可以拥有无限的电影、无限的课程、无限的知识，以及一个几乎免费的医生、律师、教师和投资顾问；与此同时，你仍然买不起一套靠近好学校的房子，付不起长期照护的费用，也无法获得一张真正稀缺的圈层入场券。

这个未来其实已经部分抵达。智能手机时代的穷人，口袋里装着过去帝王也无法获得的知识、音乐、地图和娱乐，却可能仍然睡在合租房的上铺。技术让他拥有了更多内容，却没有给他更多空间；给了他更强的工具，却没有给他更好的位置。

宣称“工作终将成为可选项”的人，自己仍然每周工作上百小时；许诺“AI丰裕属于所有人”的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购买芯片、囤积数据、锁定电力、争夺人才、并购竞争者，并阻止员工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一面告诉公众，智能即将像空气一样充足；一面竭尽全力控制生产智能所需的每一个稀缺入口。

他们相信：AI会创造巨大的丰裕，但丰裕所产生的收益，并不会自动平均地落到每个人头上。

1991年，后来出任美国劳工部长的罗伯特·里奇写下《成功者的分离运动》，描述最富的五分之一美国人如何撤出公立学校、公共交通和公共空间，退进私人的一切。1995年，历史学家拉什在遗著《精英的反叛》写道：背叛共同体的不是大众，是不再需要共同体的精英。圣保罗的富人坐着全球最庞大的直升机通勤机队之一，从写字楼顶直飞庄园，一辈子不必落在贫民窟环绕的街面上。再往前，罗马帝国晚期，元老贵族放弃城市，退进设防的自给自足庄园，史家常把那些庄园看作封建制的前夜。每一次，精英的退出都发生在他们对公共秩序的需要下降之后。退出一旦成为制度，名字就叫封建。

经济学家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里写到，面对一个衰败的组织，人有两个选项，用脚投票，或留下来把它修好。他同时警告过一个恶性循环：最有能力呼吁的人往往最先退出，而每一次退出，都让留下的人的呼吁更加无力。地堡是退出的极限形式。蒂尔那句“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相容”，是某种程度的退出宣言。

马克·费雪转述过詹明信的名言：想象世界的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我想不出比地堡更贴切的注脚。这些拥有一切资源的人，能为世界末日编预算、画图纸、雇保安，却无法为“再分配”三个字启动想象。在他们的表格里，文明崩溃是一个可以对冲的风险；分钱？想都没有想过。

地堡严格证明的是还有另一件事，他们不相信政治解决还来得及。掌握最好视野的人，正在用真金白银，给“制度会失败“这个命题下注。

不过，地堡内部还藏着整件事最讽刺的一课，拉什科夫当年就看穿了。那个保安问题，事变之后如何维持武装者的服从，在地堡的逻辑内部无解。地堡没有逃出政治，只是把政治缩小到十个持枪者的规模：权力仍然需要人，哪怕只剩十个。往上放大一层，实验室日夜担心怎么让比自己聪明的模型保持服从，这叫对齐；而门外的我们真正该操心的，是怎么让这群既造模型又挖地堡的人，对其余八十亿人保持某种服从。

那么，还剩下什么可做?我试着把“丰裕抵达普通人”的所有通道数了一遍。数来数去，只有四条。

工资是第一条，劳动换收入。这条管道的口径与“资本对劳动的需要”同宽，前一篇写过它正在收窄，不再重复。价格是第二条，竞争把东西打便宜。第三条是政治转移，税收与福利。它系于大众手里正在变薄的筹码。

于是只剩第四条：所有权。

我们来看一下北海油田的案例，两个国家挪威和英国。挪威1990年立法设立石油基金，1996年第一笔收入进账，规则简单，油属于全民，收入进基金，政府每年只准动用收益的一小部分。今天这只基金规模2.2万亿美元，平均持有地球上每一家上市公司约1.5%的股份。它的前几大重仓，英伟达、苹果、微软。也就是说，因为三十多年前的一纸制度设计，今天每一个挪威人，渔民、教师、婴儿，都是AI巨头的股东，人均约合四十万美元。石油的遗产，自动续期成了智能时代的股权。而英国，同一片海的另一半，把同样量级的收入在1980年代当年花掉，减税、补贴、填预算，如今油快抽完，什么也没剩下。

这就是所有权这条管道的特点，窗口极短。股权表只在创始时刻是软的。等估值到了万亿、结构结晶、利益层层锁死，再想把公众买回桌边，代价就要以文明为单位计。2025年10月，OpenAI完成重组，非营利基金会在新架构里保留约26%的股份，按当时估值约1300亿美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共份额“划定，它在律师的会议室里完成，公众几乎不在场。牛津的研究者2020年提出过“横财条款”，让实验室预先承诺，一旦利润超过某个天文数字，超出部分的相当比例归于全人类；奥特曼本人2021年在《万物摩尔定律》里，亲笔提议对大公司每年征收其市值2.5%的股份，注入全民基金。布道者自己开过药方。如今，很少有人再提。

这可能都是未来某个不可救药的时刻发生的时候，回想起来的种种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