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里淘金三十年，苗绣在沉浮间徘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谷河青年 ，编辑：胡乐，作者：谷河传媒

“在我们苗族里，证明一个女孩子有智慧的标准，就是能刺绣、会唱歌”，90后张学珍是在台江施洞土生土长的苗族女性。

千年来，这句话曾是苗族女性共同的成长信条。

但近二十年来，在黔东南的苗寨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拿起绣花针，他们背井离乡，谋求别的生计，苗绣所代表的生活文化也不再适用于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苗绣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松动。

00后欧成焰曾经也是“出走”的一代，她和身边大多数苗族同学很少讨论民族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觉得盛装太重、银饰太多，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从她两岁起就开始绣一套平时根本穿不了的衣服。直到欧成焰穿着那套母亲绣了近二十年的盛装，站上大阪世博会的T台，传播苗绣文化的想法在她心中萌芽。

在欧成焰们的努力下，苗绣在传统村寨之外以另一种面貌被看见，苗侗风情园绣里淘非遗集市游人如织，苗绣直播间凌晨都还有人问价，苗绣纹样被印在箱包上卖往欧美……

不过这些热闹的交易是否真的带来了苗绣文化的复兴？带着这个疑问，「谷河青年」走进黔东南，希望能从苗族女性的真实声音中找到答案。

两岁开始准备的嫁妆

欧成焰来自贵州台江施洞方南支系，现在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母亲吴兰是苗绣从业者，在凯里“绣里淘”有一个摊位。集市的前身是有着40年历史、以苗族古旧服饰交易为主的老绣集市。2023年9月，凯里市政府通过“划行规市”政策，将散落街头的416户非遗摊贩集中迁入苗侗风情园，打造了占地6100平方米的“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

欧成焰父母将苗衣一字排开在摊位侧面。在木质背景和阳光的照耀下，苗衣秾丽的色彩与繁复的绣样，成为一道展示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特色的风景线，这里常是游客的合照对象。

在欧成焰两岁时，吴兰就开始为她绣嫁妆。欧成焰第一次穿上这套嫁妆，是在她21岁时。那也是她第一次登上“绣里淘”门前“贵州村T”。

“贵州村T”是由苗族设计师杨春林发起的公益性文化展演活动，每周五至周日在苗侗风情园的风雨长廊里举办。村民是“贵州村T”走秀的重要主体，游客们也可以体验T台走秀。大家穿着贵州少数民族的服饰，背着、扛着、提着同样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道具，在T台上展示不同支系的风采。

杨春林为宣传“贵州村T”创建了专属的社交媒体账号，欧成焰第一次穿戴上嫁妆登上“村T”舞台的过程恰好被杨春林记录下来，发布在社媒平台。镜头前，连环银项圈穿过头和脖颈，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她头顶的凤凰配饰，是父亲花费半月亲手打造。母亲轻抚过欧成焰身上的盛装，抬眼说，“从她两岁就开始缝，现在二十多岁了”。

欧成焰正在穿母亲为自己缝制的盛装/受访者供图

欧成焰成长于少数民族地区，她所在的班级，90%都是苗族学生，大家却很少讨论民族文化，“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都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对苗绣的了解也不多”。小时候的欧成焰对苗绣满是抗拒。在她眼里，刺绣和其他手工活没什么差别，而且苗族盛装“重”、“银饰太多”、“行动不便”。在不明白存在的意义时，实用性成了她选择和评价的标准。

那时欧成焰和身边的小伙伴一样，更偏爱穿现代服饰。“日常根本穿不了盛装，只有姊妹节或者出嫁的时候才会穿，平时都挂在衣柜里”。在初高中时，她和母亲说，这些仪式和行为有点无聊。

真正让她态度发生转变的，是在离开家乡到外地还有国外后的经历。文化交流中，苗绣的独特性显现。她开始主动缠着母亲问问题，“苗话怎么说，苗歌怎么唱，苗族的这些图腾有什么寓意……”。她整理家中上万片的绣片资料，和长辈一起读《苗族史诗》，她将苗绣带进课堂，在非遗展厅讲述苗绣故事，她用视频传播自己与苗绣的故事，分享苗族特有的姊妹节。

现在，欧成焰被同学称为经验丰富的“村T”模特。她跟着“贵州村T”团队在大阪世博会、中国国际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亚洲首秀、中央电视台春晚亮相，向世界展示苗绣的魅力。

欧成焰跟随“贵州村T”团队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受访者供图

“すごい（好厉害）”、“Beautiful（好漂亮）”、“好震撼”，穿上苗族服饰，在世界各地的赞美语言中，她才意识到“自己的习以为常”原来也是“别人的弥足珍贵”。

对于所有苗族女性来说，苗绣是浸在生活中的习以为常。苗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时期或者更早的河姆渡时期或半坡母系氏族时期[1]。当苗族女孩呱呱坠地，有形的脐带断裂，无形的苗绣文化在母系之间传承。

至少在三十年前，传承还在稳定延续。那时，苗绣还紧紧附着在这片土地，连接着每一位苗族女性。

张学珍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台江施洞苗寨。她的苗绣启蒙，从记事起就已开始。“在我们苗族里，证明一个女孩子有智慧的标准，就是能刺绣、会唱歌”。

在那个没有电灯甚至缺少油灯的年代，白天的时间很宝贵。放学回家后，小张学珍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抓起绣架，坐在母亲旁边。日头一点点向西山倾斜，她缓缓挪动身子，努力让微黄的日光均匀洒在绣绷上。

母亲拿出剪纸做的“母花”让她临摹，从简单的几何纹样开始，逐步练习到鸟、花等复杂图案。苗族女孩一般都是从数纱绣练起，张学珍也不例外。这种绣法要严格按照布料的经纬线数格子，下针方向必须准确，非常考验耐心和眼力。

初学时，小张学珍常常数错经纬线，绣线来回穿梭却无法形成对称图案，只得拆线重新绣。从气馁到逐渐得心应手，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时不觉得苦，只知道绣花是女孩子必须做好的事，绣得好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张学珍笑着回应。

在张学珍的记忆中，母亲非常注重刺绣时的仪态。“背要挺直，不能驼背”，这句话从张学珍第一天学刺绣时便如影随形，最初是耳边的叮咛，现在变成身体的惯性。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她的脊背总是挺得直直的。

对于张学珍以及背后的苗族女性，苗绣就是生活，生活离不开苗绣。

张学珍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织锦能手，她不仅会织锦做围裙，还会做衣服袖口、堆袖和头帕。在张学珍的印象中，小时候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大多出自母亲做手工换来的钱。

从出生的襁褓到出嫁的嫁妆，从生育后的筹备到老年时的传承，苗族女性一生的喜怒哀乐、爱与牵挂都和苗绣有剪不断的情缘。

100年后，

中国人要到法国研究苗族服饰？

台江施洞镇的苗族姊妹节，被誉为“东方情人节”，这个承载着苗族婚恋文化的传统节日，是张学珍眼中苗绣走向世界的起点。

四五岁时，张学珍跟着父亲去镇上看姊妹节。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黑人游客，他们嘴里吐出陌生的语调，开车路过时，还会停车给苗族孩子递糖。后来，黑色、白色，甚至和自己肤色相近的外国人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用钱去换身边嬢嬢们身上穿的，手里绣的。

母亲和张学珍说，在自己没出嫁时，日本游客花了26元从外婆手里买了一顶手工绣花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笔钱就已让全家欣喜不已。

上世纪90年代，交通改善后，凯里—台江—雷山公路打通了深山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外国旅行客和个体收藏家涌入黔东南，美国、法国、日本、英国为主力客源。

他们对苗绣的喜爱近乎执着，不仅收购完整盛装，连零碎的绣片、银饰都不放过。传统集市是他们收购绣片的重要来源地，越原始的山村也越受欢迎，因为那里的老绣品保存得更完好。

外国人在苗族地区重金收购苗族服饰,导致苗族服饰大量外流，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2006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的杨源对苗绣等非遗外流的情况做了田野调查报告。同年，新浪新闻发布多篇有关苗族千年服饰资源流失的报道，其中提到：为了摊薄成本、形成产业，外国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收购军团”，当地人作为中间人，他们花几千元钱在黔东南收到一件有价值的苗族衣服，然后以十几倍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卖出。

时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雷秀武在透露，一家法国私立博物馆目前已收藏了180多套苗族服饰，其中，黔东南的苗族服饰就有108套，贵州月亮山地区的极具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族服饰——祭祀服“百鸟衣”有15套，这甚至超过了贵州省内的收藏[2]。这家博物馆馆长还与雷秀武感慨：“100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

在外国收藏家对苗绣趋之若鹜的几十年里，国内市场对老绣品的认知却存在巨大落差。张学珍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回答：“国内人觉得用过的东西不吉利，比较忌讳老绣布”。

苗绣的价值直到21世纪后才逐渐被中国艺术品市场重视。

2006年，苗绣被纳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贵州的台江、雷山、花溪等地申报的苗绣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此时，中国艺术与收藏市场正在进入快速扩张期，《上海证券报》在《2006年，艺术市场巅峰之年》披露2006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728场次专拍总成交额超过了156亿元。国内私人收藏家、拍卖机构与博物馆的购买力显著上升，国内对文物与工艺品的吸纳能力增强。据《新民周刊》2006年的报道，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公司以600多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位苗族妇女的藏品。

这些因素重塑了苗绣的价值与流向，精品苗绣逐步留在国内并进入博物馆或被高端私人收藏，苗族本地收藏家也有意识与外国人“竞争”，此前大量外流的情况稍微有所改善。

但是来中国收购绣品的外国收藏家仍不在少数。

外国游客欣赏苗绣产品/黄越摄

在小姨的建议下，2009年，17岁的张学珍从职校辍学，跟着小姨进入苗绣行业，还开始学英语，“外国人多，会英语能当导游带他们下乡，这样既能赚钱又能收绣品”。

她找了一对一的英语教学，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张学珍能用英语对话、写邮件。于是，她开始带着外国游客深入偏远村寨，“他们收绣品，我跟着收，慢慢摸清了哪些村寨有好货，哪些图案更受欢迎”。

作为集市里为数不多英语流利的年轻人，张学珍的生意格外好。虽然已经到了外国收购的退潮期，但对于张学珍来说，外国游客数量依旧可观，让张学珍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几位日本客户。

一位三十多岁的日本商人，像设定好的时钟般，每三个月都会准时出现，背着包穿梭在市集商户之间，挑选、议价，每次都要购买到10万元左右的绣品，直接打包带回日本展览销售；有位年长的日本老人，当时牙疼得半边脸肿了，但不愿无功而返，坚持让张学珍领着他去附近医院买了止痛药，接下来的一周，他顶着疼痛，跟着她走了三个村寨收购绣片；还有一位二十七八岁的日本上班族，女孩经济状况一般，但每年都会攒钱，专程飞来贵州，在张学珍眼里，她不像其他人货比三家，更像走亲戚，“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全家带礼物”，张学珍看得出来，这位日本女孩纯粹是打心底里喜欢苗绣。

转折发生在2014年。张学珍察觉，这一年后，国外客户几乎不再来。与此同时，国内艺术品消费市场对老绣品的认知进一步觉醒，苗绣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传承危机。

直播间与断裂的传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凯里营盘坡逐渐发展起的传统集市，成为以苗族古旧服饰为主的露天集市。商贩几乎都是来自黔东南各县的苗族、侗族农民，尤以妇女最多，她们从各自家乡收购或赊销而来衣物、饰品，在周末或节日汇集到营盘坡附近小街上摆摊售卖。后来由于政府引导，他们统一搬到金泉湖摆摊点。

2023年，凯里市以保护传承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分散在营盘的临时刺绣交易市场搬迁至苗侗风情园，命名为“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官方显示其开放时间为周三至周六共四天，当日10点左右正式开市，但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有游客反馈“绣里淘”基本上每天都会开放，只是有些摆地摊卖老绣布的孃孃不是每天都在。

3600平方米的圆形广场里，29间商铺、92间二层以上房间、21间小木屋、20个小推车、400个露天雨蓬摊位错落分布[4][5]。商品种类从单一的老绣片、银饰，到丰富的蜡染、苗绣、木雕，乃至机绣饰品。据官方报道，截至2026年3月，“绣里淘”入驻商户共880余家。

凯里市绣里淘非遗集市/受访者供图

在这里，商户们经营时间灵活，可以随时关门下乡收绣品或外出游玩，宽松的环境让更多人愿意坚守这份生意。

50-75岁的苗族嬢嬢是市集的核心力量。她们坐在摊位前，手里拿着绣布，有人问价便起身介绍。她们不仅售卖产品，还会细细讲解苗绣的不同绣法、图案背后的寓意。

1946年出生的潘玉珍奶奶被集市内的商户称为“最会讲故事的人”。两个小时，潘奶奶从苗族始祖“姜央”讲到“蝴蝶妈妈”的故事，她喝了口凉白开，又继续指着盛装上绣的图样，说着未讲完的传说。

欧成焰的母亲吴兰在摊位旁支了把折叠椅子，闲暇时候就擦拭干净身着苗族服饰的娃娃，重新为它盘头。遇到感兴趣的顾客，她还会耐心介绍不同绣品的绣法，不同支系的服饰风格。“这蝴蝶花纹是我们苗族的‘蝴蝶妈妈’，是生命的起源”“这种破线绣以前要绣半年才能成一块，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这些交流让每一笔交易都成为文化传播的契机。

苗族传统刺绣织带，中间粉色区域的纹样是“蝴蝶妈妈”众多形态的其中之一/黄越摄

自开市以来，“绣里淘”的成效已然显现。据《贵州日报》报道的最新数据显示：“绣里淘”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累计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3亿元，与“绣里淘”和“村T”联系的非遗工坊已覆盖50多个村寨，带动3万多名绣娘就业。参与的村民人均年增收超1.2万元。

走在非遗集市中，随处都是直播现场。

有的人带着三脚架和两部手机，穿梭在摊位间，镜头一边对准绣品的针脚、图案，一边实时跟摊主议价、听老绣娘讲背后的故事。

有的是商户直接在线下摊位进行线上直播销售，她们光着脚在地摊上的绣片或绣衣中穿梭，为观众介绍感兴趣的商品。

这种模式让线上线下两股客流同时涌入，为商家开辟新的售货渠道。

摊贩在非遗集市中直播/黄越摄

最开始时，张学珍几乎每天都直播，每天早上七点就守在市集开播，下午两点才下播吃口饭，歇口气又接着播到晚上七点。销量最好的时候，她一天能卖出100到150件绣品。

最初，在抖音流量机制的扶持下，张学珍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有时能冲到一两万。“有一次平台推了两万人进来，虽然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但那种被认可的感觉特别强烈。”

在直播间，她遇到了各行各业爱好绣品的人，有时甚至还有外国人看直播与下单。张学珍曾遇到过一位“极端热爱”苗绣的韩国年轻女孩，她会把自己所有的余钱都用来买苗绣，有一次女孩甚至发消息说，自己生病，目前手里没有钱，购买苗绣的费用得晚点结清。张学珍为此常常劝对方要理性消费。

但流量高并不代表销量好。张学珍发现，一场直播进来近万人，最后可能就卖出去几单。张学珍认真分析不同平台以及客户的特点，她发现在推流机制下，抖音用户大量涌入，但目的是来凑凑热闹和比价。“他们的评论通常是‘好看’、‘多少钱’，但对苗绣的文化价值不了解，有时候冲动下单，导致退货率也比较高。”反而，有时观看直播人数不多，但因为留下来观看的顾客都是真心想要了解苗绣、收藏苗绣的，这时成交量比流量高时还更加可观。

这种直播模式先是带动了十多个家族中的亲朋好友，紧接着辐射到集市上的其他商户，越来越多的商户一起进入到苗绣直播赛道。大家一边摆摊一边直播，有人问价就抬头回应，没人就接着讲绣品故事，这种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仿佛亲临市集。

但直播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商户大量涌入直播赛道，发掘新商机，但同时也分摊了整个非遗苗绣市场的用户流量，像张学珍最早这一批的直播间流量“荣光”不再，在线数量基本稳定在几十位用户以内。“现在网络太精准、太智能了，以前就我一个主播，客户都集中在我这，忙都忙不过来；现在家家户户都开直播，流量和客户就被分散了”。

她坦言，虽然整体来看大家生意都比以前好一点，但狂卖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客源虽增多，但是成本也在不断上升。“现在你去乡下收老绣片越来越难，价格也比两年前涨了一倍不止……好东西也越来越少了。”

更深层的困境，不止于此。

在前三十年的收购潮下，大量老绣品已经流通到国内外市场与消费者手中，难以再次回收。现在还保存着老绣品的绣娘也不愿意将其变卖，就像张学珍自己所说“老绣片买一件就少一件，我自己有时候都不舍得卖”。刺绣功力深厚的老绣娘们更愿意花费精力为自己的女儿们制作嫁妆，不太愿意接受商业合作。

而依靠刺绣换来的微薄的收入不足以让农村妇女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欧成焰最近进行产业调研时发现，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传统村落里只剩老人留守。老一辈的人去世后，没有下一代年轻人传承，传承链条的断裂肉眼可见。

在黔东南这片故土，不仅刺绣的人越来越少，穿苗绣的人也越来越少，苗绣正在失去最基本的应用场景。张学珍惋惜，“现在回那些古村落，几乎看不到穿传统民族服饰的人”。在苗族传统里，大家可以没有车，没有房，但每个女孩子必须要有盛装。一件普通盛装造价就要一两万元，精致的更是价格不菲。但如今，当地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盛装不再那么重要，金钱成为新的追求目标，曾经被珍视的盛装文化，在现代生活节奏中逐渐失去了核心地位。

市场环境的冲击则让困境雪上加霜。机绣产品凭借低价优势充斥市场，“绣里淘”中也很少看见单纯只卖手工苗绣的店铺。张学珍和吴兰都提到，机绣远远看和手工绣差不多，但价格低很多。她们身边不少同乡凭借机绣生意赚的盆满钵满，机绣在为从业者谋生路的同时，也挤压了手工苗绣的生存空间。

另一种活法

传统的传承方式式微，但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涌入非遗苗绣传播的场域。

“村T”的横空出世，让苗绣以时尚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年轻一代文化表达的新载体。以谢宗旭、欧成焰为代表的当地年轻人，身着苗族服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苗绣之美。在“村T”创始人“古阿新”的带领下，黄发垂髫穿上苗族服饰与专业模特们同台走秀，从贵州凯里的T台，走向上海、走向日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明星们也纷纷到贵州“村T”的舞台打卡，综艺《一路繁花2》到凯里拍摄，刘晓庆、刘嘉玲、宁静、柯淳等明星“炸场”村T舞台，让非遗苗绣在互联网进一步“出圈”。

在短视频平台上，“苗绣”“苗族盛装”“民族服饰走秀”等相关话题播放量破百亿，许多年轻人开始以更当代的方式理解苗绣，让苗绣以不同的形态在物理空间中传播。

欧成焰在社媒平台上通过摄影作品和视频展示苗绣之美，用双语讲述自己和苗绣的故事，其中用英文介绍贵州台江苗族盛装的视频被《贵州日报》转载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短短3日，播放量近90万。

欧成焰视频被《贵州日报》转载到海外，不出三天，播放量接近90w/受访者供图

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美育教育为苗绣的发扬创造空间。近年来，贵州、湖南、广西等地把苗绣、侗绣等民族刺绣系统纳入中小学与幼儿园美育课程，探索“非遗进校园”模式。贵州省教育厅自2019年起启动“非遗+校园”示范项目，全省已有300余所学校开设苗绣、美术拓印、织染等非遗课程。台江、雷山的中小学定期开设绣片临摹、基础针法与文化故事课程，每年参与学生超过1万人。

美育教育滋养的不仅是学生，还有教师。

小佟是贵阳当地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在一次有关“多彩贵州”绘画比赛中，她想引导学生将民族特色融入作品中，但却发现这一代的学生和自己民族文化渐行渐远。于是，她亲身到凯里的非遗集市感受苗绣文化，听潘奶奶讲述苗族历史，后来又去了青岩古镇，参观石金花老师的“贵阳花溪苗图腾非遗馆”。在台江施洞邰春花老师的店铺里，小佟第一次拿起绣棚。她选择了上手门槛较低的破线绣，在邰春花老师的指导下，三个小时，她全神贯注，只绣好了3厘米的图案。

正是这次经历开启了她和苗绣的不解之缘。现在只要有时间，她就会从贵阳乘车到凯里“绣里淘”集市，淘一些老绣布和绣品。不知不觉，她也成为了苗绣宣传的“自来水”，小佟拍摄下自己在“绣里淘”的见闻，上传到社交媒体，这些分享吸引到不少和她一样对苗绣感兴趣的网友。

一些品牌也开始探索新的应用场景。

除了古布的再利用，苗绣纹样与现代时尚的融合，也让这项非遗文化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从流量和销售数据上看，苗绣好像“活过来了”，这是经济意义上的生存。当我们为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而欢呼时，一个更深层的追问浮现出来：经济意义上的复兴，是否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复兴？

《文化变迁中的苗绣》的作者周乙陶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绣娘如今不再自主绘制花样，而是直接购买现成剪纸依样刺绣，而这些剪纸艺人多不懂苗绣语境。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天乐在研究中也提到，由于电商72小时发货、单价压低的要求，绣娘被迫放弃耗时数月的破线绣、堆绣等传统高难针法，改用机绣或半手绣拼贴，技艺精髓在订单压力下隐性退化[6]。

原汁原味的苗绣会不会消失？张学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可能过个二十年、三十年，原汁原味的苗绣真的会遗失”。洪旦也同意，不过他并不悲观。直播间也好、“村T”也好，都是苗绣与当下社会建立连接的新方式。“真正的传承，必须让它流淌起来，去和当下对话，和当下发生关系”。

1.吴平.贵州苗族刺绣文化内涵及技艺初探[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06,(3).

2.苗族千年服饰遭掠夺性抢购_新闻中心_新浪网

3.刘大泯,邓林.中国苗绣艺术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4.探访贵州凯里40余年苗绣集市：百花齐放的民族艺术从深巷走向世界-中新视频供稿系统

5.贵州凯里：“非遗集市”促妇女创业就业

6.杨天乐.网络营销视域下民族手工艺振兴的社会工作实践[J].电子商务评论,2025,14(6):2824-2831.DOI:10.12677/ecl.2025.146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