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BeBeyond ,作者:BeBeyond
从电影里的异星文明,租车追闪电,到现实中不同的人如何说话、学习和生活,Kelly一直对人和世界保持着旺盛的好奇。
即使探索的过程并不轻松,她也没有因为焦虑停下来,而是一次次靠近问题,尝试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真正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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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小时候想去千星之城,
长大后追上了闪电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国外的电影,尤其是科幻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我一直记得电影开头的场景。
最开始只有美国的空间站,后来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陆续加入,最后形成了一座容纳无数种族和文化的“千星之城”。
我当时特别喜欢那种“全宇宙人民大团结”的感觉。不管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最后都可以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生活、交流,其乐融融。
那时候的我还说不清为什么会对这个画面念念不忘。只是觉得,世界这么大,如果以后能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认识那里的人,听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长大以后,我的好奇心好像也没有收敛多少。
大学时,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看到远处不断闪电,却一直听不见雷声。我们先跑到楼顶看,又开始讨论那片雷云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聊着聊着,突然有人说:“既然它在远处,我们能不能追上去?”
于是,我们真的临时租了一辆车,朝着闪电的方向开了过去。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确实有点疯狂。我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追上,只是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很想亲自过去看看。
02
我想研究的,是语言背后的人
不过,那些让我好奇的事情里,我最想了解的,还是人。
我会好奇不同地方的人怎么生活,为什么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习惯,又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件事。对我来说,语言刚好是一扇可以走近他们的门。
因为就读的外国语学校有保送政策,我后来通过外语保送进入复旦大学,学习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
我最感兴趣的方向之一,是语音学。简单来说,它研究的是人说话的声音。但声音背后隐藏的信息,远比我原先想象的多。

William Labov的研究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曾研究纽约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语言差异。他在不同档次的百货商店里收集店员的语音,发现越靠近上层阶级,人们使用某些卷舌音的频率越高;工人阶级使用的频率则相对较低。一个听起来微不足道的发音习惯,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人的地域、阶层和教育经历,甚至藏着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我对这种联系非常着迷。
大三时,学院的老师刚好与附属儿科医院开展合作,需要有人去收集口吃患者的语音。我听说以后觉得,这正好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于是便参与了进去。
原本,我只是想去听一听、看一看这些特殊的语音。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走进的是一个此前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03
走出象牙塔,我想真正做出点东西
进入医院以后,我才知道,国内的言语治疗资源远比我想象中稀缺。
医生需要先和孩子面对面交流十几分钟,再重新听录音、看录像,拿着笔一点点数:这段话里重复了多少次,出现了多少次异常停顿,说话时有没有伴随面部或肢体动作。完成这些以后,还要再花二十分钟左右写出报告。
可专业的言语治疗师本来就很少。
一个孩子感冒发烧,通常很快就能看上医生;但一个有口吃或其他语言障碍的孩子,可能要等上几个星期,甚至一个多月。
我采访过一个来自嘉兴的孩子。为了来上海治疗,她每周都要和父母坐高铁往返。交通费、治疗费,再加上父母耗费的时间,慢慢变成了一个家庭需要长期承担的压力。还有一些孩子在公立医院排不上号,只能转向收费更高的社会机构。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又恰好懂一点语音学,也许可以做点什么。
如果能用技术完成一部分初步筛查,医生是不是可以省下一些时间?那些不方便反复来上海的孩子,是不是也能更早得到帮助?
于是,我主动招募同学,组建了“STAMMER中文口吃筛查平台”团队。我们想利用语音分析和多模态技术,做一个自动化筛查平台。
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改了十几版PPT和演讲稿。为了六分钟的答辩,一遍遍练到深夜。最后,项目从校赛一路晋级,拿到了上海市大创比赛银奖。
可比赛结束以后,项目慢慢停了下来。
除了缺少经费外,更现实的是,作为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到了真正需要处理算法和模型的时候,我很快碰到了自己的能力边界。
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发现问题,也可以提出想法、组织团队,但要把一个想法真正做成产品,我还缺少技术能力。
也是从那时起,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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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一篇文书改了十版,
我申到了全球只招30人的项目
确定方向以后,我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硕士项目。
国内几乎没有真正符合我需求的项目。纯语言学当然可以继续读,纯教育学也能申请到一些名头很好看的学校,但我最想补上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是补不上。
所以我把目标放到了美国。
申请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焦虑。
我的本科绩点不算特别高,总担心最后一个offer都拿不到。为了给自己多留一些可能,我准备申请很多学校。可每个项目的培养方向不同,文书也不能直接复制,几乎每一篇都要重新写。
其中最折磨我的是CMU的文书,因为它也是我最想去的项目。
前前后后,我大概改了七八次,可能十次都有。最开始写的那一版,和最后提交的版本已经几乎没有关系。
改到第六七版的时候,截止日期已经很近了。我坐在电脑前,真的想过:不写了,赶紧交掉算了。招生官收到那么多文书,真的会看得这么仔细吗?
但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后,第二天打开电脑,我还是接着改。

我还参加了CMU的线上招生交流会,去问招生官他们更看重什么样的经历、团队合作应该怎样在文书中呈现。
也是在不断提问和修改的过程中,我才慢慢明白,我不需要把自己写成一个技术特别强的人。
CMU不缺会写代码的人。硬要和他们比技术,我不可能占优势。
我真正能带进去的,是自己对语言和人的观察,是在医院里和患者家庭接触的经历,也是我发现问题以后,愿意组建团队、不断把事情往前推的过程。
那些原本看起来有点零散的经历,终于在文书里慢慢连了起来。
我喜欢不同的文化,所以学习语言;我对语言背后的人感兴趣,所以选择语言学;我走进医院以后,又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帮助到具体的人。
最后,我收到了CMU的录取。
05
下一站,把想法真正做出来
接下来,我即将前往美国,参加CMU的Summer School。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提前适应环境的机会,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教育科技的学习现场。我很期待看看,那些以前只在课程介绍里见过的技术和方法,究竟如何被用来理解学习、设计产品,又如何回应真实的人。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尤其想参与教育产品的设计。
我不希望教育科技只是让学生多刷几道题,或者把学习速度再往前推一点。一个产品再高效,如果没有看见具体的人,也可能只是在用新的方式催着所有人往前跑。
我希望自己以后做出来的产品,能够知道不同的人卡在不同的地方,也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
至于再往后会走到哪里,我还没有一个确定答案。
但我知道,自己会继续追着那些感兴趣的问题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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