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之王，你在哪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

祝何写过一首全网播放量超越500亿次的歌。在Spotify上，这首歌的播放量已经超越了周杰伦和陈奕迅的作品，位居榜首好几个月。但我和十几个人提起祝何，他们都说自己没听过这个名字。直到我播放他的代表作，他们兴奋起来：「哦哦哦！我听过，『科目三』！」

「科目三」是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的舞蹈，滑步加上摇花手，有点土，但模仿的人层出不穷，与这个舞蹈搭配的是一首叫《一笑江湖》的歌曲。如果让擅于选用流行音乐来彰显时代背景的贾樟柯来拍一部关于21世纪20年代的电影，我猜《一笑江湖》毫无疑问会在背景音乐备选里。

起初，对抖音「神曲」的好奇心驱使我联系了《一笑江湖》的歌手「闻人听書」，她一直住在北方某个小城市。经纪人替她拒绝了采访。「她只是表演者，不是作者。」经纪人疑惑地问我，采访她有什么必要吗？

而我也同样感到疑惑——很难想象，当我们谈起王菲时，会有人说「她只是这首歌的表演者」。

很显然，神曲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

我开始寻找这些隐身幕后的神曲制造者们，好奇他们的个人故事和制造神曲的过程。他们是时代之声的幕后流水线工，其中佼佼者堪称「神曲之王」。尽管这些音乐已无差别地轰炸从田间地头到纽约大都会的耳膜，创作者却在音乐工业中隐身，藏身深圳某个偏僻的写字楼5平方米的办公室，或者中国某个四线城市的公寓里。

孔慈是这个圈子里第一个愿意聊聊的人。疫情之前她在一座一线城市创办了一家数字音乐公司。这家公司生产了许多顶流神曲，尽管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对歌名感到陌生，但打开播放器的瞬间，他们都说：「哦哦哦！我听过！」

第一次见到孔慈的时候，她在办公室里等我。那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迷宫般的写字楼里，巨大落地窗外没有宜人的风景，而是嘈杂的工地和呼啸而过的列车。办公空间是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Loft，孔慈的办公室是二楼最大的一间，有20多平米，摆着圆桌和沙发。推开门，我一眼看到她的桌子上摆着一家全球知名商学院的全新文创产品。后来，我在搜索资料时发现，2024年10月，这个行业的一家头部公司入选了哈佛商学院的在线教学案例库。

孔慈告诉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她都会选3首歌来听。她不相信音乐平台的智能推荐，一定要自己搜索，尽管她的工作就是把音乐推广到别人的耳朵里。每首歌都给她不一样的心情，因此在和我聊天前，她选了一首节奏明快的音乐，以便让她保持高亢和表达欲。

如果说孔慈的音乐公司有核心竞争力，那就是她那可以分辨歌曲是否会受大众欢迎的耳朵，以及短视频的推广技术。

「我们一个星期会找几百个账户拍视频，比如发200个账号，预期要引发5000到1万人跟拍。」孔慈说推歌像温水煮青蛙，每个月都尝试一下，直到最合适的时机和视频出现。孔慈的侄女在伦敦上学，毕业后，侄女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岗位，孔慈在英国开了家海外分公司，将国内抖音上的一套操作在TikTok上原样复刻了一遍。于是，他们公司的神曲也火到了海外。

在寻找祝何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笑江湖》的推广也是如此。工作人员找人编排了好几十个版本的舞蹈，付费请博主在抖音上用这首歌做背景音乐来跳舞，反复试验中，《一笑江湖》终于找到了「命中注定」会爆火的跳舞视频——「科目三」。

总之，每一首你在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热门神曲，都不是靠运气火的。不过，「如果你仅仅是为抖音的BGM做嫁衣，没有把流量引导到流媒体上，那这个案例是失败的。」孔慈说。短视频只是推广工具，音乐变现的终点站在流媒体平台，像QQ音乐、Spotify这样的平台都会为歌曲版权支付不菲的费用，金额和歌曲的收听次数挂钩。「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一定要让用户回到这首歌反复听。」

「所以我们没有做得非常土，但也不能做得非常高端。有个词叫什么来着？」

「曲高和寡？」

「对，曲高和寡。不能太低端，也不能太高端。」孔慈说。

虽然没有见到祝何，但是我辗转找到一个机会参观了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一笑江湖》诞生的地方。屋子只有四五平方米，除了钢琴和吉他外，占地最大的就是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山海经》《在峡江的转弯处》《中国文学史》《宋词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毛泽东选集》。

桌子上还有一个笔记本，或许是用来练字的，上面写满了充满诗意的词语：半生雪、落了白、踏山河、一笑江湖……这是笔记本的主人曾经创作过的歌曲名。

孔慈出生在一个小镇，高中毕业后来到她如今所在的一线城市，成为一名歌手，但一直寂寂无闻。2018年的时候，心灰意冷的她发行了一首歌，倾诉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不得志和郁郁寡欢，歌词直白，仿佛误翻陌生人的日记本。她说这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首歌发布后，她迎来了命运的转折——2019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腾讯音乐与环球、华纳、索尼三大唱片公司的独家版权协议展开反垄断调查，并在两年后责令腾讯音乐解除独家版权协议。

过去，大型唱片公司掌握着大量头部艺人的音乐版权，并通过独家授权的方式与腾讯音乐等流媒体平台合作，版权费支付方式一般是签约后平台先支付一笔保底金，再根据播放量、下载量等支付超出保底金的部分。为了获得独家授权，音乐平台不断竞相抬高版权采购价格，使得整体授权金额水涨船高，在10年之间涨了接近100倍。也就是说，头部唱片公司完全可以靠几个巨星的音乐版权费躺平。那么可想而知，平台的大部分版权采购预算都流向了头部公司，中小型公司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

当独家版权时代随着一纸责令结束，一大批中小型音乐公司应运而生，这其中就包括孔慈的音乐公司。

很快，第二次好运光顾了她。短视频的兴起带火了一众神曲，即使创作者和演唱者都是无名小卒，只要能作为短视频背景音乐走红，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2020年，孔慈推出的一首神曲在抖音爆火，成为她公司的第一桶金。

音乐版权的生意经彻底改变了。短视频平台作为最大的流量池，成了音乐版权公司的必争之地。失去了头部艺人独家版权的优势，即使是大型唱片公司，也纷纷下场，渴望做出下一首抖音神曲。

索尼音乐大中华区CEO陈国威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他们公司已经建立了专门的「Hit Song（热歌）体系」。区别于传统的Artist Song（艺人驱动）模式，Hit Song体系不是先确定艺人再给他们写歌，而是每个月从1000到2000首Demo中买断几首歌的版权，然后再交给歌手来演唱并发行。

最近几年索尼音乐最成功的热歌就是《跳楼机》，歌词里简单粗俗的「可能是我贱吧」备受争议。回顾这首歌诞生的历程，词作者姜洄说自己只是在成都出租屋里用键盘敲下「可能是我贱吧」，40分钟后，她就把这句话发展成了一首完整的歌。姜洄也觉得这句话没什么意义，没人在歌里写过这种歌词，只是觉得把这句话写成歌挺好玩。

从孔慈所在的一线城市赶到姜洄定居的成都，我成了地铁上走得最快的人。成都人很舒坦，或走路慢悠悠，或窝在小马扎上大剌剌吃面。

说话细声细气的姜洄说自己其实也没坐过跳楼机。她十三四岁就喜欢在网上填词，大学期间和伙伴创作的音乐曾登上B站原创榜前列。毕业后，她把写歌词当作自己的职业，主要是因为不用坐班，状态好的时候，她一天就能写5到8首歌词。写《跳楼机》的时候，姜洄才24岁。

姜洄找了朋友给《跳楼机》作了曲。大多热歌通常共享同一套编曲标准公式：用「4536251」的黄金模板，密集节奏和强劲鼓点能让人的身体先于大脑开始律动。全曲音域不跨八度，大家都能翻唱。15秒的副歌是成败关键。因为在随着短视频进行歌曲推广时，副歌通常在视频前3秒就得出现，在听众手指滑动的前一秒抓住他们的耳朵。这些旋律往往是短句循环、高频重复，因为这样就能减轻大脑的记忆负担，使音乐变成「耳虫」。「耳虫」的学名是「非自主音乐侵入」，当音乐能从生理上使听众进入兴奋状态，听过几遍你就能不自觉唱起来，它就已经钻进你的大脑皮层，洗脑完成。

不过姜洄的朋友在作曲时并未使用短句循环和高频重复，《跳楼机》甚至是「难唱」的。所以最初听完Demo，姜洄并没有指望它能成为爆款。

她把《跳楼机》的Demo投稿给了索尼音乐，后者用几千元买断了音乐版权，并找到了一个名为利比的歌手演唱并发行。买断词曲作者的版权，是业内的常见做法。大部分演唱者的表演者权同样实行买断制：公司一次性支付一笔酬劳让歌手演唱，版权归公司，唱完之后，这首歌跟演唱者就没关系了，歌手也不能在其他场合（比如个人自媒体、演唱会等）再唱。买断价格从几百到几万不等，只是更出名的演唱者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但也有一些创作者和演唱者有谈判权，可以和公司按比例分成，或保留表演者权。

一开始，《跳楼机》只有抖音用户零星使用，数据在音乐流媒体平台增长缓慢。像孔慈做的那样，索尼音乐以更大的规模找博主推广，并持续花钱投放流量、制造话题。《跳楼机》的热度随之爆发。2025年年初，突然大家都开始使用这段配乐，翻唱也热潮也随之涌现，抖音平台发起了「跳楼机百亿emo挑战」。

利比凭借《跳楼机》成为Spotify上揽佬、周杰伦之后的听众数量最多的华语歌手。而说起他的名字，我身边依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直到我播放另一首歌《小城夏天》，对方才恍然大悟，「天啊是他。」

随着《跳楼机》的爆火而成名后，利比还是一直住在桂林，他女朋友的家乡，但很少有当地人认识他。经纪人一开始邀请我去桂林聊聊，边吃当地小吃边采访。后来他开始全球巡演，去了奥克兰、悉尼、墨尔本和新加坡，票价最便宜400多人民币，再多花800多元就可以坐到前排并且获得和他单独合影的机会。经纪人的朋友圈定位从大洋洲一路转移到新加坡，于是我们的见面时间一拖再拖。

我感到很神奇，这样一个能进行全球巡演的歌手，竟然在互联网上没有任何报道——也许，在工业化越成熟的文化领域，创作者的个人性就越不重要，难道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背景吗？

按照音乐博主「遇见好音乐-觅听」的估算，全球爆火的《跳楼机》为索尼音乐带来至少4000万元人民币的版权收入。歌手何洁在2025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透露，《跳楼机》的巨额版权收入给了索尼音乐其他人做音乐的自由，「《跳楼机》是出自我们索尼公司的，（公司）现在就全都靠《跳楼机》活着。我们今天还能在索尼出这张唱片，也感谢《跳楼机》，（让）公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到我们去做专辑。」而姜洄说，自己收到的钱刚够交一个月的房租。

宿羽阳是姜洄的合伙人。2026年年初，她们成立了自己的数字音乐公司「潮汐引力」，试图在热歌市场掌握一些主动权。工作室在成都的一个三室一厅里。小区分外安静，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油菜花田。油菜籽收割后，枯黄的梗被整齐码放成排。

小时候，宿羽阳喜欢听黑人音乐。家里电视机全靠那口平底锅似的天线，只能收到国外节目的信号，聚到大屁股电视屏幕上的数据是R&B、《美国达人秀》和Avril Ramona Lavigne。直到《超级女声》大火，宿羽阳的爸爸才给家里弄到了湖南卫视的信号。

她的少女时代没遇上周杰伦，也没有汪苏泷、徐良、许嵩这「非主流三巨头」。

长大后，父母像所有山东家长那样，希望她去考个公务员，她拉黑了父母的微信也要做音乐。宿羽阳制做过一首歌《美丽人生》，标题灵感源于Roberto Benigni导演的那部同名意大利电影。她自己作词、作曲，加上制作，花了两年时间，最终录制时已经换了两个鼓手、3名吉他手。靠着精耕细作的精神，她攒下一批粉丝，接连开了多场巡演。

「唱片时代，决定作品审美的制作人是李宗盛，」宿羽阳留着狼尾发型、戴着素圈耳环，说到这里，她从沙发上直起身，「现在的制作人，是版权公司、资本和算法。」如今，一首歌是否值得发行的衡量标准，也许不再是创作者的创造力，而是流量。

Demo总是会被优先投到大的版权公司，宿羽阳和姜洄这家小公司要起步，除了自己创作的原创歌曲，只能从剩下的库存中寻找那些有「传播潜质」的歌。但宿羽阳很乐观，她相信，在抖音这个巨大的平台上，观众越分越细，那些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小撮人。这考验的是推广的技术。在这条热歌生产线上，推广在某种程度上比创作更重要。

推广需要创意和耐心。在宿羽阳和姜洄的公司，推广的主要方式就是刷抖音，她们的员工一天要联系几十个账号：为悲伤情歌找情侣演绎号，一些旋律相对复杂的歌则交给听歌品评号。一切号皆可推歌，不管是玩抽象的剧情号、风光号还是宠物账号。哪怕是普通的抖音玩家，也可以成为歌曲传播的节点，比如那些为孙子孙女照片集锦配背景音乐的爷爷奶奶，或是那些对着口音忘情演唱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有自己的偏好，喜欢四四拍、重复的旋律，以及总会在第一个音节出现的鼓点。

姜洄一边创作，一边运营自己的账号，累积粉丝50万左右的自媒体账号成为了她新的作品宣发口。她相信每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自己的受众和价值，因此并不局限于创作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她曾写过一些受众为县城四五十岁人群的歌，业内称为「下沉歌」。为了寻找灵感，姜洄在抖音上看女人们飘着丝巾在花海前拍照，看男人们在烧烤摊旁踩着啤酒箱唱《我们不一样》。

宿羽阳的理想是可以成为自由创作、不受束缚的音乐人，姜洄的理想则是成为载入史册的作词人。

而现在，在姜洄的抖音账号上的第一条视频中，她扎着马尾、穿着白T在电脑前转身看向镜头，抿嘴微笑。一串歌名出现在她头顶：《若月亮没来》《跳楼机》《昨夜风今宵月》。

这7秒钟的视频是词作者姜洄第一次走向台前。下面一串评论都仿佛第一次认识她，「原来跳楼机是你写的」「跳楼机和昨夜风竟然是一个人写的？」也有不友好的留言：「审美降级你出力不小。」姜洄回复了一个抱歉的表情。

从去年10月起，姜洄明显感受到音乐的过稿率大幅下降。Demo发给音乐公司，对方只回一个「收到」，然后就是无止尽而心照不宣的沉默。版权公司不收歌了，他们开始用AI做歌。

祝何用AI写了一首歌，里面的小提琴十分婉转悠扬，祝何问了十几个小提琴师，他们都说人类不可能演奏出这样的音乐。但AI可以。

Suno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团队开发的AI音乐生成平台，它可以让任何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创作专业级歌曲。你只要输入提示词，如「感伤、离别、女声」，它就能自行生成一首完整的歌。它还可以人声克隆，只要上传30秒的人声，便能据此克隆出完整声线进行演唱。

Suno每天生成约700万首音乐作品。这个数量能在3周填满一个网易云曲库、5周填满一个腾讯音乐曲库。它们还如此便宜，一首三四分钟的AI歌曲，所需要的云算力成本不过0.003元至0.03元。

第一次见到孔慈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正好也在。他一进门就叫孔慈Cici，这是孔慈的英文名。他在中国的某个科技公司从事有关AI的工作。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聊到了AI。

「未来世界上只有中美两个国家会有AI。」她的朋友说。

「英国人现在还很抗拒AI音乐，但其实AI音乐在美国都已经登顶很久了。」孔慈说。

按照惯例，孔慈的音乐公司每天下午5点开听歌会。他们每天都会收到100多首音乐Demo，来自全国各地像姜洄一样的音乐人。去年10月起，听歌会的Demo数量已经锐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他们公司需要的真人写的Demo越来越少了。

如今，作为老板的孔慈是产业链上所剩无几但又至关重要的真人环节——她来选择哪条音乐比较好，因为AI没有审美和品味。

我问孔慈，词曲作者转行后可以干什么，孔慈说，不知道。她的神情透露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并不在意。毕竟在热歌工厂里，音乐人确实没有推广、投流、排行榜重要。

英国音乐社会学家Simon Frith在2004年写过一篇论文《什么是烂音乐》（What is Bad Music），他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烂音乐」，人们说一首歌烂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它们不够真诚、低俗或浅薄愚蠢，「听众期待的音乐是表里如一的音乐」。

但听众真的在意音乐是AI制作还是真人创作和演唱的吗？

我去问了曲舒文，她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长期从事流行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的研究，对中国的热歌现象有数年的观察。她提起了Frith的观点，说音乐真正打动人的是音乐、音乐人、听众之间建立的三重情感连接，而AI音乐的出现正在松动这些连接，特别是让音乐人的位置变得模糊、暧昧。半年前提到AI音乐和热歌时，曲舒文态度摇摆说了很多次「不知道」，但最近她的立场已经转变为了担忧，她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保留一点音乐本真性的话，有没有底线？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失去的？到底什么是我们真的不能再丢失的东西，我不太知道。」

和利比的见面时间继续一拖再拖，直到对方不再回复我的消息。今年3月底，我在微博上看见一条新闻，利比称「环球音乐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私自侵占我的歌曲版权称拥有永久母带权利，并发来所谓的沟通函进行威胁」。我想问问经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利比最终还是取消了这次采访。

我也同样没见到祝何本人。我每周发微信询问工作人员是否能见到祝何，工作人员回复我说，他陷入了很大的创作焦虑，不仅关于自己能否继续写出成功的音乐，也关于AI带来的威胁。为了放松心情，祝何每周五都会坐上车，逃离一座常住人口约2000多万的城市，去云游。他们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这个时代最火的音乐大多出自无名之辈之手。它们之所以变得如此知名，不仅得益于秘密的制作、推广机制，也得益于他们很好地隐藏了秘密。如果你想享受一盘牛排，那最好不要去屠宰场。

但我见到了那个「屠宰场」。

我必须承认，直到采访完成，这一切都依旧像采访开始时那样让我惊讶。了解得越多，我越是困惑。我曾坚信抖音神曲俗不可耐，甚至要为庸俗的短视频文化负一定责任。但如今，我想，低俗或高雅、好听或难听都是人们的主观想法。也许抖音神曲是好听的，只是我被传统音乐教育「荼毒」了，没办法欣赏神曲而已。如果没有人喜欢这些音乐，它们又如何成为热歌呢？我陷入了审美虚无主义。

神曲没有营养，可是，每个人都有听歌的权利。「大家只是在生活的缝隙里面去消遣，这些热歌就通过背景音乐，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曲舒文说。很多人并没有一整段的空闲时间，带一个巨大的耳机，安静地听一首歌。

在山东老家时，宿羽阳听到过自己制作的歌。给她家装灯泡的装修师傅站在板凳上，口袋里的手机正放着一段音乐，「动次打次」节奏强劲——制作这首歌时，宿羽阳曾有意让这段重复的四四拍鼓点音量巨大，为了让它能盖过卡车喇叭的声音，而且在平价手机的扬声器中依然清晰可闻。然而，真的在这样的手机里听到这段音乐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脸红。她平复了一会儿，再转头去看那师傅，他高举双手忙活着装灯泡，脑袋轻微点动，正合着鼓点。

她突然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愉快。在很久之前的一次巡演中，当台上台下一起合唱她花了两年制作的《美丽人生》时，宿羽阳在那一刻产生了「音乐是纽带」的强烈感觉，如今，她再次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她没有说话，然后，和师傅一起随着旋律哼唱起来。

文中孔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