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钱雨朦,编辑:|Felicia
拼豆有一种把数字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的特质。机器、算法对像素的大规模快速复制,在这里重新变成具身劳动。
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很少有人能在第一眼就把陆晔和她的身份——大学教授联系起来。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2026拼豆学术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陆晔顶着一头挑染过的头发混在人群里聊天,不时举起手机左拍右拍,看参与者如何摆豆、熨烫、展示作品。她尝试过自己拼豆,但很快放弃,自嘲道:“我手残,拼豆和游戏都不行。”

“2026拼豆学术交流大会”现场。(图/抖音)
直到轮到陆晔上台分享,她才换了一种身份,站在这群拼豆玩家面前,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聊起一些听起来比较学术的概念:像素艺术、数字主体性、情感公众……
陆晔说:“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年轻人用豆子把自己‘拼’起来,并在分享作品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拼豆带来的掌控感,未尝不是一种微小的数字主体性。”
作为曾经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我对陆晔的名字并不陌生。上学时,我读过她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那是中文新闻传播学领域引用量最高的论文之一。
后来,我关注了陆晔的社交媒体。虽然我们从未真正见过面,但网络不断把她的动态推送到我的时间线上,我们也因此共享了不少文化现场:在中国香港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我们看过同一部电影;在上海前滩一间音乐厅,我们都听过72岁的罗大佑连唱两个小时;我关注过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的贵州六盘水海嘎小学的女孩乐队,陆晔在寒暑假多次去探望过这些孩子。去年夏天,这群玩乐队的孩子里出现了“村里第一代女大学生”。
这种关系很奇妙,渐渐地,陆晔不再是陌生的教授,而是我遥远又亲近的“同好”。就像拼豆拉近人的距离那样,我们其实已经跨越了线上线下,把一些私人时刻和公共声音结合,共享某种情感记忆。

罗大佑“春龙交响夜音乐会”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这几年,陆晔的研究里持续关注“情感公众”这一关键词。在她看来,电影院、Livehouse等文化现场,拼豆、钩织等手工活动,甚至由人与AI反复交互、协作完成的创意作品,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手搓”。
真正重要的并非作品或媒介本身,而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实践中,人依然能够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也在人与人的联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以下是《新周刊》和陆晔的对谈。
“为稻粱谋之外,人活着得玩点什么”
《新周刊》:你现在回想“2026拼豆学术交流大会”,当时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者场景吗?像拼豆、钩织这类手搓现象为什么会在当下火起来?
陆烨:活动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很多极为复杂或者尺寸巨大的作品,而是任何一项手搓技艺,深入下去都可能成为一个极为专业的领域。不同材质的豆子,豆铲、豆盘、镊子、豆笔等工具,包括熨烫技能,都有各种讲究。这也是一场大型网友见面会,“你是××吧,我喜欢你的某个作品”;越有技术的博主越受追捧,现场就有一个专门教大家怎么熨烫、怎么挽救烫坏了的作品的小姐姐。
社交媒体把拥有共同兴趣的人聚拢,这种聚合先于线下场景存在,也是线下场景得以生成的前提,而线下场景又成为新的社交媒体的话题素材,生生不息。
我觉得拼豆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像素艺术(pixel art)。我把它看成像素图案的实体化或者数字图案的物质化,有一种把数字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的特质。机器、算法对像素的大规模快速复制,在拼豆这里重新变成具身劳动。同时,拼豆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DIY文化,它的传播又跟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密切关联。拼豆成本低、工具简单,是线下的手作,也是线上的话题。
这其实也是当下所有手搓社群的共性。
并不是只有拼豆、钩织这样的手工才是手搓,打球,钓鱼,做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打掼蛋、《王者荣耀》、《蛋仔派对》、《永劫无间》等游戏,阿姨们跳广场舞,老头们下棋,都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手搓。我觉得,所有具身实践的事都是手搓。当然,我们也要留意社交媒体带火的话题或者现象,很多热门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
人生既短暂又漫长,如果人活着不玩点什么,只“为稻粱谋”,那人生真的就是一场苦役。话说回来,其实刷短视频也是玩,但这不是手搓。被动接受的玩总归不如包含主动性的玩,后者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总之,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场景,人得有点爱好,有点念想,生活才有滋味。
《新周刊》:今年各个行业都在聊AI、大语言模型等各类科技相关的话题,也许AI越强,人就越想亲自动手?
陆晔:我真心觉得“AI越强,人就越想亲自动手”这个命题并不一定成立。作为媒介社会学学者,我非常关注AI的发展及应用场景。在创意或文化创造领域,我感兴趣的不是AI能代替人做什么,而是AI能跟人一起做什么“过往人只靠自己做不了的事”。
这几年AI在心理陪伴、情感慰藉、数字来世这些领域有很多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支撑人类情感经验和社会联系的新形态基础设施。比如青年纪录片导演用AI将奶奶唯一的照片制作成VR影像给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爷爷看,我们因此目睹爷爷患病后第一次清楚地叫出奶奶名字的动人瞬间。这不只是个人记忆,AI在族群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维度都可以发挥丰富的文化价值。
另一个例子来自我的朋友、《读库》前执行主编朱朝晖,他近年的创作从纪实摄影转向AI协同影像创作。他正在做一个有意思的项目,名字叫“末世纪:灭绝动物志”,通过检索阅读大量灭绝动物的资料,将这些文献记载和彼时的历史、地理、气候、博物等相关史料作为语料,交给AI生成图像,再在反复比对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一次次调试,重现这些灭绝动物的样貌和当时的自然环境。
这半年多来,每次听他聊创作,我都有一种“天呐,这完全是人在手搓AI”的感觉。
人自己画这些灭绝动物,说不定早画完了,但AI生成图像的过程中是会有惊喜的,毕竟AI语料库之庞大,人根本难以穷尽,更何况AI没有人的文化局限,有可能打捞到数字文献资料中那些早已被人遗忘、被主流遮蔽的东西。
翻看这些作品,我发现它们的价值是由AI生成图像和创作者的阐释共同建构的。刃齿虎、哈斯特巨鹰、布氏豹、大海雀,画面上它们的样子再逼真、美丽,我也知道这不是纪实影像,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纪实影像可以对应“这一只”。它们也不是画作,因为其不存在于任何一位画家的头脑中,不由任何一位画家的技法和审美造就。
但我知道这是朱朝晖心目中的“那一只”,只不过,这不是他独立完成的,他用动人的文字锚定了他的主体性,AI则以大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的逻辑理解他并创作了它们。
好的创作者使用AI,不是为了提高效率以便自己更快完工,而是创作者跟AI这一新技术反复交互,最终生成如果没有它,你自己也无法完成的作品。这个过程大概跟画一幅油画、在街头摄影中为了决定性瞬间而做出的漫长等待一样迷人。所以,并不是所有AI生成的内容都难以建构持续的文化意义,前提是,一定要有人在其中主导。真正的AI协同,其实也是一种手搓。
从拼豆到现场,情感如何发生?
《新周刊》:在分享中你提到“多元情感共鸣的青年文化”,这种情感具体有哪些面向?包括你的研究在内,“情感”是否也是这些年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提得比较多的词语?
陆晔:就拼豆而言,它聚拢的多元情感共鸣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数字排毒,追求在效率时代中寻找慢节奏和在变化时代中回到简单重复;二是解压,通过排列小颗粒获得秩序感;三是低负担社交,包括线下店的在场和社交媒体上的话题分享。如果要细分其中的情感互动类别,其实跟其他线上线下相互嵌入的社交议题差不多,对他人经验的认同、期待或向往,安慰或感谢,赞美或欣赏,吐槽或幽默……
近些年,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提到所谓的“情感转向”,其背景是情感社会(affective societies)的兴起,我认为其理论基础可以总结成“情感是公共的,是世界而非自我的一部分”。它出现的重要现实前提是情感公众与涌现的、流动的、模式化的数字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交媒介极大地放大了情感对于公众的形成、人心治理和归属感协商的作用。
所谓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指的是互联网上由情绪聚集起来的公众群体,他们不需要基于相同的受教育程度来在观点上达成共识,喜欢拼豆的垂直群体能通过情绪上的共鸣带来疗愈。在我们改造世界之前,先用小小的豆子把破碎的自己拼起来,并在分享作品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新周刊》:在今天线上娱乐已经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坚持走进一个个真实的现场?可否结合你的成长经历和具身实践谈一谈?
陆晔: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处于极度的文化匮乏之中。那时没有图书馆、剧场、电影院,露天电影是人们为数不多的消遣之一,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电影看过无数遍,这可能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化现场。
我在武汉读本科,在北京读研究生,有幸亲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听过李泽厚关于“什么是美”的讲座,面对过罗伯特·劳森伯格的当代艺术冲击,看过鲁契亚诺·帕瓦罗蒂和威猛乐队的现场演出,你很难不迷恋上文化艺术现场。

陆晔。(图/受访者提供)
我前段时间和项目组的几位同事自费去南京开讨论会,那天遇到广州声音共和Livehouse主理人拉家渡,他发微博说,看到复旦大学的四位教授竟然约在1701 Live House一边开学术讨论会,一边等生祥乐队巡演开场。他说:“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看演出自由,都很振奋人心。”
在去年毕业季,我们学院的崔迪老师、上海交通大学的吴舫老师、博士生张祁锴和我一起,在学院中庭做了一次民谣快闪。我本来不会唱歌,学吉他没多久,也算是无知者无畏了。但重要的不是演出本身,而是大学校园的公共空间需要大家一起来不断激活。老师偶尔“发疯”,大概对学生也是一种激励。
我最近的具身体验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雨中的大光明电影院外墙的海报和地铁口的梅干菜烧饼,淮海路与新华路相交路口的大海报和骑共享单车匆匆赶场的观众,在两场电影放映的间隙,我与好久不见的朋友偶遇——这些就像电影的彩蛋。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影迷打卡位于淮海路和新华路交界处的大海报。(图/钱雨朦摄)
一些老年人、更多年轻人热切地走进电影院,共享两小时黑暗中那一块大银幕上的光影奇境,对此我还是很感动的。这些都是线上无法取代的快乐。
手搓,是把人拉近,还是推远?
《新周刊》:手搓到底会把人与人拉得更近,还是推得更远?比如原子化的个体通过手搓、个体具体的文化实践,共享某种对外部世界的失落感,但这种做法很多时候也只是“圈地自萌”,不被圈外人理解。这种“文化抵抗”有多大的现实作用?
陆晔:我觉得两种情况都存在,这也恰恰体现了情感公众的双重性。一方面,手搓,包括在社交平台上刷别人手搓的视频,确实能够把原本原子化的个体重新联结。很多青年面对的是相似的结构性处境,比如就业压力、生活成本攀升、社会流动性预期下降,但这些感受往往是高度私人化的。
不光是手工类的手搓,二创、鬼畜、梗图等各种整活,都有可能让这些原本私人化、难以表达的情绪获得某种公共表达出口,个体会意识到: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生产或者建构了新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这些共同体很多时候的确是高度圈层化的,它们依赖共同的文化资本、共同的媒介语言和共同的情绪经验,天然具有门槛,这种门槛不意味着任何价值评判,只是强调圈内人强烈共鸣、圈外人不明就里。这也是数字平台的典型特征:既促进联结,也促进分化。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包括手搓在内的各种亚文化和青年群体形成的不是传统意义上尤尔根·哈贝马斯所阐述的理性公众,而是局部性的、情感性的微型公众(micro-publics)。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称之为生活方式型多元情感公众(lifestyle poly-affective publics),它能够提供情绪抚慰、情感支持、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但并不天然通向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对公共理性研究影响深远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于今年3月去世。(图/澎湃新闻)
至于它是不是一种文化抵抗,我觉得或许要降低我们对“抵抗”这个概念的期待。今天很多文化实践的意义,首先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个体在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里,重新获得解释世界和维系主体性的能力,就像我在“2026拼豆学术交流大会”演讲的题目是“把像素握在手里”,结论落到数字主体性。
在一个长期倡导集体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手搓依然包含自我意识觉醒和主体性。即便仅仅是为当下(由不同小圈层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化留下一些去中心化、分布式的个人情感叙事,这也很宝贵,具有日常生活、政治层面的公共价值。就像有网友说的,每一个人都被看见,也许就会改变潮水的方向。
《新周刊》:一个相关问题是,过去聊“公众”时,我会联想到线下的社会参与,但在情感公众的研究里,很多线上的、娱乐的、碎片化的文化实践,可能并不会带来某种现实层面的社会改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反噬青年群体的现实实践?
陆晔:过去我们对公众的理解深受哈贝马斯影响,把公众和公共参与、商议式民主、政治或社会行动联系在一起。但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上的公众首先是一种情感组织。
现实的互联网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网上未必因为共同的立场而聚集,却可能因为共同的情绪、体验和表达方式而聚集。这种聚集首先改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而不是直接导向现实。尽管西方早期的情感公众研究展示的都是反叛性和革命性,比如一些学者在西方社会运动中观察到“数字热情”的积聚,但这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数字政治具有保守特征。
所以,从现实政治立场看,“情感公众”这一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平台算法会不断强化情绪表达,因为情绪比理性更容易传播;娱乐化、碎片化的表达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短暂的情绪消费。手搓不管发生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会被展示、发帖、评论、点赞,且继续激发更多手搓,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忽然被消解,不再流行。
很多时候,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情绪爆发之后,很难形成持续的组织动员,这反而可能带来情绪耗竭、犬儒主义,甚至进一步强化青年群体的无力感。
当然,我们不能在当下这个碎片化、变动持续涌现的时代,指望学术界用某个概念来给出一个关于“数字时代的公众,究竟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的标准答案,而应该提醒自己——今天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依赖情感流动、平台算法和线上线下相互嵌入的文化实践。
当我们关注数字时代的公众,仍然可以看到他们是否参与实践、改变社会,但同时,我们也要看这些实践如何改变人们彼此联结的形式、理解世界的形式,以及如何构建新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很新的议题,也依然饱含我们对良善社会和良好公共生活的深切期许。
原标题:《学者陆晔:年轻一代的数字主体性,是把像素握在手里》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711期
《手搓一切——给生活加点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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