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uraged”，抢椅子和击鼓传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著网 ，作者：锡箔，原文标题：《「Discouraged」，抢椅子和击鼓传花》

「当基于恐惧的生存机制取代了基于内在价值的行为动机，社会期望与自我期望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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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现，抢椅子、丢手绢、击鼓传花这些小时候害怕参与的集体游戏，其实底层元素都是争抢、追赶、运气和未知，以至于长大后面对自己的好胜心，已经分不清它是真正的追求，还是只是一种被训练的本能。

许多人对这些童年游戏的畏惧和抵触，与最近引发激烈讨论的王虹教授采访中提到的“discouraged（气馁/挫败）”的状态，是否共享着同样的情感结构？

当需要活跃气氛、迅速破冰、选出“表演节目”的小朋友时，击鼓传花这类的游戏便开始了。围坐在一起的游戏参与者们共享着同一个预设的前提，即牺牲是必要的，被选中是因为倒霉。

“击鼓传花”“丢手绢”这类游戏结构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一朵花传递出去、手帕被丢到下一个人身后的那一刻，共谋就产生了。

每个人都是这个规则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建构者。而这个结构一旦开始运转起来，甚至不需要外力的监督和压迫，仅仅依靠人的求生本能和对规则的服从就能够周而复始。

（网友发现很多集体游戏的玩法都很像规则怪谈）

在哲学上，这种个体因服从权威体制而放弃独立思考，导致道德责任缺失的行为，被称为“平庸之恶”。这是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根据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报告提出的哲学概念。

“平庸之恶”的本质不是极端暴力，恰恰相反，它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的非恐怖性。

正如阿伦特所发现的，作为犹太人运输官，艾希曼对其行为的意义和责任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无知；试图在他身上寻求深层次的原因或内在动机是不可能的，因为“造成平庸之恶的并非愚蠢，而是无思（thoughtlessness）”。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击鼓传花”这类童年游戏也一样。

充当着“花”的象征物随着鼓点在一只只手中传递，“无思”带来无意识的服从，自身的危机必须通过转嫁他人来暂时解除。个体在其中可能表现得既不阴险也不凶残，但却在温和的“平庸”中，将自身异化为体制运转的齿轮。

玩家们看似在均等地分担着风险，但局面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全”。相反地，所有人都会因来回传递的“花”和它所代表着的随时会降临的惩罚，无差别地陷入一场集体消耗中。

（网友分享自己会因无止尽的危机感而选择故意被淘汰）

从这个视角来看，那些为了尽快结束游戏，在“抢椅子”的游戏中故意慢一拍而被淘汰的小孩，和在“击鼓传花”中把花拿在手中拖延时间的小孩，反而通过微小的破坏性获得了自主权，将痛苦控制在了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内。

尽管他们因此需要牺牲获胜的可能、承受表演节目的代价，但和周而复始的对鼓声停止的恐惧相比，也许后者更加难以忍受。

这种放弃或许是受到本能的驱使，却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稚嫩的经济理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击鼓传花”“丢手绢”这些童年游戏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但“大逃杀”的底层逻辑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匿、更加社会化的形式参与到生活中。

升学的分数线、求职的群面……每一个节点都像是新一轮的抢椅子游戏，而椅子永远比人少。

同时，比“一直听到鼓声”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头顶长久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辨别鼓声究竟是来自外界还是内心。

一位网友在小红书发帖称，“字节对不起，你很好，但我（读）博了”，并晒出自己的博士录取通知书。评论区却不像预想的那般和谐。

（原帖评论区网友的留言和博主回复）

当基于恐惧的生存机制取代了基于内在价值的行为动机，优胜者又被赋予激励和奖赏，社会期望与自我期望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非常模糊。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视角，他敏锐地指出：当代社会已经从“他律性”的压迫转向了一种“自我驱动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再感到被压迫，反而体验到一种积极的自由。

（韩炳哲：功绩社会是自我剥削的社会）

久而久之，音乐停止之后没有成功抢到椅子的站着的人，即便没有“表演节目”的惩罚机制，也会不由得生发出挫败感和被抛弃感，并且用同样怜惜的眼光审视其他被“淘汰”的人。

而对于幸存下来的暂时的“胜者”来说，他们将以“自我实现”的名义，背负着更大的不安前进。

这种在高度竞争环境中被系统性地消耗后产生的情绪累积，近日通过菲尔茨奖获得者王虹教授提到的“discouraged”一词，集中地获得了宣泄的出口。

“discouraged”的词根为“courage”，意为“勇气”，而“dis”作为前缀则表示否定、移除。和“encouraged（被鼓励）”相反地，“discouraged”作为形容词时，意为“泄气的，心灰意冷的”。

短片中，王虹在回顾自己学习数学的历程时提到，进入北京大学后，学习难度的提高使她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她用“discouraged”来描述自己当时的情绪状态。

随着获奖喜讯的传播，围绕王虹的关注度和讨论度不断上升，“discouraged”一词也凭借短片片段出圈。许多人猛然发现，这个词是如何温和而精准地切中了自己曾经拥有或正在经历的心路历程。

一时间，从学前阶段到博士乃至工作，“discouraged”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阶段里都找到了对应的表征，成为了全网确诊的集体创伤。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情绪的集体反扑都不是空穴来风，但这种归因的姿态本身却暴露了另一种更为隐秘的不安——大部分人似乎无法坦然地接受“天才并非在所有时刻都闪闪发光”这个事实。

（7月29日郑钦文比赛失利，#郑钦文状态怎么了的词条登上热搜）

当一个成功的人终于闪烁的时候，人们竭尽全力为她不那么耀眼的阶段寻找原因。探究、归因和责备，看起来是在替个体辩护，实际上却是在擅自将“discouraged”的时期从她的人生体验中剥离，打上需要被追责的标签。

而越是急于替她和“discouraged”的阶段割席，就越证明我们在潜意识里仍旧无法接受哪怕只是暂时的平庸。

也有人说，反思的不只有中国网友，“王虹的成功让中、法、美三国人都开始重新审视国内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

（网友截取的法国网友的评论）

事实上，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中，每一方的声音本质上都是将她工具化为自己的叙事，都是在用自身的社会焦虑抢夺王虹的故事，试图在认知范围内，为系统的缺憾寻找一个归因、一个可以具体承担责任的人——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一责任方在国内表现为“北大”和“高考”。而这样的讨论，又是否会遮蔽个体在其中的主体性？

在所有引发广泛讨论的社会公共议题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矛盾呼之欲出：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热衷于消解宏大的叙事，另一方面一旦遇到问题，又急切地怪罪于宏大叙事。

“discouraged”时期到底是泥潭还是燃料，它在一个结局光明灿烂的故事中扮演的积极成分还是消极成分更多，后来的叙事可以赋予它任何一种解答，但这个答案将永远无法被重复，也不能被证伪。

（网友根据“discouraged”总结的人生各个阶段的状态，从上至下依次为：气馁、无助、绝望、没用、精疲力竭）

把对“discouraged”的解释权还给王虹，也许是我们能够给她的最好的祝福。

比起争论“到底谁在她成功的路上拖了更大的后腿”，王虹的故事之于普通人的意义在于，她更像是那个在抢凳子的游戏中，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游戏而选择慢一拍的小孩。

在受到鞭策和自我放弃之间，她创造了自己的时区。

急于为天才的短暂黯淡寻找加害者，和急于用“一定会后悔”为普通人看似不明智的选择提前书写败局一样，从“抢椅子”的创伤出发，我们最终又将话题拉回到了“抢椅子”的叙事中，在无知无觉中重申、传递着心中的鼓声，永不停歇。

那面鼓依然在敲，我们深知社会时钟的刻度不会因为共同承认“discouraged”而变得宽容。如果不安无法避免，在鼓声之中，我们是否还能有勇气找准自己的呼吸节律？

就从拒绝传递鼓声开始。

（图片素材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徐亮.思考活动的伦理意义——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破解[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70(4):8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