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GC从0到1 ,作者:王零壹
最近,一组数据在职场圈流传:全球调查显示,29%的员工承认主动“破坏”公司的AI战略,在Gen Z群体中,这一比例飙升至44%。
他们具体怎么做?把公司专有信息喂给未批准的公开大模型;偷偷使用“影子AI”;outright拒绝公司指定的工具;甚至故意产出低质量内容,或篡改绩效指标,让AI“看起来很蠢”。
这组数字来自AI公司Writer与调研机构Workplace Intelligence在2026年发布的企业AI采用调查,覆盖美、英、欧2400名知识工作者(一半是C-suite)。表面看,是员工在跟技术进步对着干。但把镜头拉近,再对照中国职场的现实,你会发现:真正在崩塌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信任,以及“蛋糕怎么分”的默契。
一、破坏的表象与真实动机
调查里,破坏行为最常被提及的动机是“恐惧AI抢走工作”(约30%)。其余还包括安全顾虑、觉得AI削弱个人创造力与价值感、以及公司策略执行糟糕。
更刺眼的是高管侧的数据:75%的高管承认自家AI战略“更多是做给别人看的”,而非真正的内部指引;48%直接称采用结果是“巨大失望”;与此同时,92%的高管在积极培养“AI精英”,60%计划裁掉不采用AI的人,77%表示不精通AI者将失去晋升机会。
一边是表演式转型+威胁,一边是员工用各种方式“软抵抗”。结果可想而知——54%的高管坦言,AI采用正在“撕裂”公司。
中国的情况既相似,又更微妙。ADP的《职场人》系列研究显示,中国员工对AI的接受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22%“非常同意”AI未来一年会对工作产生积极影响(全球17%),知识工作者中这一比例达36%。使用频率也更高——73%的中国员工每周多次使用AI,26%几乎每天使用,远超全球水平。
但同一批知识工作者中,仍有19%“非常同意”担心被AI取代。希望与焦虑并存得更鲜明。员工并不是天然反感AI,他们更反感的是:公司一边高喊“拥抱AI”,一边用它作为压缩成本、加码工作量、或筛选人的工具,却迟迟不谈收益如何共享。
二、中国职场的“影子版本”
在中国,这种暗战有一个更日常的名字:影子AI。
员工自费订阅ChatGPT、Claude或其他个人工具,效率肉眼可见提升;公司花真金白银采购的官方系统,却常常因为权限复杂、响应慢、场景脱节而门可罗雀。MIT相关观察曾指出,企业生成式AI投入中约95%难见显著回报,而基层员工的私下使用率却远高于公司正式提供的比例。个人工具开箱即用、能记住偏好、迭代快;企业工具则往往死板、需要反复输入背景、难以真正嵌入工作流。
更极端的例子是部分大厂的“一刀切”。京东曾在网络层面拦截员工访问豆包、通义千问、Gemini、DeepSeek、ChatGPT等外部平台,强制导向自研JoyAI;美团则要求业务团队使用外部模型需高管审批,优先内部LongCat。官方理由几乎一致:数据安全与合规。
安全考量并非空穴来风——全球调查中67%的高管认为公司已因未批准工具出现数据泄露风险。但简单封杀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审批流程抬高使用门槛,真正有创造力的场景被放弃;员工转而寻找更隐蔽的绕过方式;缺乏外部标杆的自研模型,也更容易陷入“自我感觉良好”的闭环。
这种做法可能在解决报表问题的同时,扼杀创新反馈,甚至加速优秀人才的流失——顶级工程师往往把“能自由使用最好工具”视为基础设施,而非可有可无的福利。
影子AI的本质,其实是员工用脚投票:他们不是拒绝效率,而是拒绝低效且不透明的强制。
三、更深的裂缝:工资压缩与利益分配
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员工怕被取代”,未免太浅。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块拼图:在高AI暴露的岗位上,实际工资增长在2023年后相对低暴露岗位放缓了约6.7个百分点,而就业水平并未出现显著下降。换句话说,公司更多通过“工资压缩”而非大规模裁员来捕获生产力收益。
员工保住了工作,但支票可能变薄,工作强度可能上升(AI缩短单任务时间后,更多任务被塞进来)。这种“安静的挤压”,比直接裁员更难被看见,却更容易积累怨气。
再叠加组织层面的三重断层:
人性断层:超级个体难复制,高效者被塞更多活却未必多得回报,技能被当作个人护城河而不愿分享。
流程断层:个人效率暴涨,审批、协作、决策流程纹丝不动,最终交付提升有限。
业务断层:AI被主要用于降本,而非开源创新,节省的时间流向内卷或空转。
当公司把AI当成本工具而非增长杠杆,员工的“破坏”就成了某种原始的利益博弈。
四、谁在受伤?双方都在输
破坏并非无代价。数据很清楚:AI超级用户过去一年获得晋升+加薪的概率是落后者的3倍,每周可节省近9小时,生产力可达5倍。拒绝或暗中作对的人,更容易被贴上“不适应”的标签,在60%公司计划的裁员名单里占优。
公司这边也不好过。表演式战略换不来ROI(仅约29%组织从生成式AI看到显著回报),内部撕裂消耗管理精力,影子AI带来的安全风险真实存在,董事会介入的压力也在增大。
真正的输家,往往是整个组织的长期竞争力。技术落地最难的从来不是模型能力,而是人愿不愿意用、能不能用好、用了之后收益归谁。
五、从对抗到协作的可能路径
全球调查的结论之一很直白:裁员不是可行的AI战略。那些真正看到回报的组织,做的是组织再设计——把AI与收入结果直接挂钩,给业务团队自主权同时保留IT治理,先建好治理框架再规模化,把个人主动性放大而非压制。
对中国企业而言,更具体的启示或许是:
正视影子AI,与其封杀,不如提供足够好用、安全可控的企业级选项,并降低使用摩擦。
把沟通和培训做在威胁前面。ADP的建议很朴素:正面回应员工在期待与焦虑之间的情绪,用清晰沟通和技能赋能去化解。
重新思考激励。如果超级个体的效率无法转化为组织成果,也无法转化为个人合理回报,抵抗就会持续。
把AI当变革,而非工具采购。流程、角色、评价标准都需要同步调整。
对个人而言,纯破坏是高风险策略。AI不会因为你故意让它表现差就消失;真正可持续的,是把它当成杠杆,同时保持对自身不可替代能力的清醒投资——复杂判断、跨领域整合、人际信任、创造性问题定义,这些仍难被完全自动化。
技术本身没有道德属性。它放大的是组织已有的信任结构与利益分配逻辑。当公司用AI破坏信任时,员工用各种方式“破坏”AI,其实只是在用他们有限的筹码,回应一场他们感觉自己正在输掉的分配游戏。
真正的问题,一直是:在效率提升的蛋糕做大之后,谁有权决定怎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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