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闭眼上车”的时代结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刘知趣 ，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89年12月29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平均指数收在了38915.87点。

那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数字。彼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一度超越美国，占据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四成左右。在那个充满泡沫与狂热的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最高点，多数人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好年份的开端。

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日经指数一路下坠，直到2009年3月10日收在7054.98点，不及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而它重新回到1989年的水平，是在整整34年后的2024年2月22日（收盘在39098.68点）。

34年，几乎是一代人完整的职业生涯。一个1989年入职的日本年轻人，要熬到退休，才能再看见入职那年的指数高点。

时代的最高点，往往只有在很久以后才能被认出；而站在最高点上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正站在最高点。

我们大概也很难说出，中国“闭眼上车”的时代具体是哪一天结束的。但一些数字已经在说明，事情确实发生了改变。

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9万亿，比上年增长5.0%；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持平；到了今年的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0%，比上年同期低了1个百分点。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当然不会在中国原封不动地重演，两者的人口结构、发展阶段，以及政策空间都有所不同。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参考：当靠行业扩张被带上高速的那条路变窄之后，市场的规则、个体所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好日子”的定义，都会跟着改写。

人还挤在旧入口

存量时代最先改变的是市场规则。显而易见的一个变化是，想要问别人求一份工作，变得很难。通往传统体面工作的入口，越来越拥挤。

但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化是：一个人想要养活自己的路子，其实远比过去要多得多。自媒体、网络主播甚至被正式列为了国家职业，这在十年前还是不存在的活法。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别扭的局面：面前的路要比过去宽不少，但人却还是拼命挤向最确定的那一条。

原因大概不只是在选择本身，还在于评价标准。三四十岁这批人，和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绝大多数还是在按上一个时代的预期找工作：渴望得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能对家里交代的工作。

尤其是在AI的加持下，这类工作又在大幅地减少，但新冒出来的那些赚钱方式，比如收纳师、陪诊师这样的自由职业，既缺少社会共识，也缺少制度保障，于是就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站在最高点上的人认不出最高点，因为他手里的尺子来自山下；坡道上的人不好过，也往往是因为尺子来自山顶。

痛苦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工作本身变差，而是我们依然在用上一个时代的标准，衡量今天的生活。也正为因如此，我们其实需要意识到一个常识：求职变难，并不等于生存变难。

前者是某一类岗位供需的问题，后者是一个人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两件事的分量不一样。

存量时代的硬实力

如果把能力精简到最少，存量社会里最要紧的大概只有两项：一是发现需求并把产品做出来，二是把东西卖出去。

创新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天花板，需要很高的专业壁垒，大部分普通人很难参与其中；而将产品和需求精准对接，则可以抬高普通人的下限，也是为数不多能够靠刻意练习补上的能力。

最近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刷到一些出镜的“厂二代”，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开口就是“放假了，我爸让我拍拍我家厂给大家看看”。镜头并不炫酷，但看的人不少。这本质上就是渠道的扁平化，把货架换成了厂房。

众多周知，中国制造业长期的痛点是“有产能、没品牌”，大量代工厂有世界级的工艺，却一直隐身在供应链的背后。直播这条路，就让这些工厂第一次具备了“自己定义产品”的能力。厂二代举起手机，做的就是这件事：跳过中间商，把已经存在的产能，直接对接到需求的另一端。

日本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2009年春天，日经指数跌到泡沫破裂后的最低位。按照官方当天的记录，那一刻日指里权重最大的成分股是迅销——优衣库的母公司。

它在1998年前后，靠着一件1900日元的摇粒绒起家，同类产品当时在别处要卖到6000日元上下。优衣库的成功，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会卖”，而是它背后极致的供应链整合与成本控制。在一个所有人都开始精打细算的年代，帮人把钱花得更值，成了少数还在扩张的生意之一。

不过，将产能对接需求也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判断需求在哪、信任如何建立、价格怎么谈，都不是拍几条视频就能实现的。

如此看来，“搞钱”本身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伪命题。钱当然重要，但把“挣到更多”当作生活的总目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太成立了。更现实的课题是另一个：如何用更少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确定性的溢价

很多人一听到“存量时代”就觉得很丧，其实是把增量时代想象得过于美好。平心而论，增量时代，我们的父母大多也并没有富起来。

大家或许已经不记得了，按照现行标准，直到2020年底，全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才全部脱贫。

幸福从来不是资产上的一个绝对数值，它更像一场排位赛。个体的幸福感高不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身边人、和自己预期的比较。这也是为什么讨论中产时，单纯比对资产门槛没什么意义，中产本质上是一种状态：我在当下这个城市的生活，有没有安全感和确定感。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北上深大厂员工反而羡慕老家的公务员。差别在于，在小城市，有房有车，基本的物质条件中等以上就够，虽然当地的房产比大城市要便宜不少，但根本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和养老。只要不犯大错、好好活着，收入就在那摆着，不用担心失业、工资会按时到账，更不用担心生病了没有兜底……反过来，在高度竞争的超一线，账面资产可能厚很多，但始终都会有一种“工作有今天没明天、卡上的钱活一天就会少一点”的紧绷感。

于是我们看到，公务员考试一边缩招，一边报名人数扶摇直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分段考生，都倾向于报考军校、警校，用三年的极致努力，为自己换一个编制，这都是在给“确定性”定价。

确定性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但宏观层面很难去鼓励它，因为确定性本身不产生增量。

但在存量时代，国家的重心会慢慢从“强国”转向“富民”，个体的兜底会越来越好。这条路欧洲也走过。德国在1880年代通过了疾病、事故、残疾与老年保险的一系列立法；英国在1942年发表《贝弗里奇报告》，成为战后福利国家的蓝本。

一个社会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后，制度设计的重心，往往会从刺激增长转向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只是这个过程都是以几十年计，方向和进度是两码事。

过具体的生活

任何时代的剧烈转型，都势必伴随着价值观的撕裂与重塑。不同的环境，塑造不同的价值观。

就像孔子身处礼崩乐坏，一心想重建秩序，讲的是入世和担当。晚他一百多年的庄子，面对更深的动荡，转向了寻找精神上的自由。

同一片土地，先后长出两套几乎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很难说谁对谁错。更像是不同的处境下，各自需要一套可以安顿自己的办法。

今天的位置也在新旧之间。这个过程可能是一段不短的适应期：有人在旧入口前继续排队，有人已经绕道走上了别的路。这些选择都算不上答案，它们只是当下真实的样子。

回到开头，站在顶点上的人，不知道自己站在顶点，这句话还有后半句：站在低点上的人，同样不知道自己站在低点。

2009年3月10日，日经指数收在7054.98点，那天只比前一天跌了31日元，是连续下跌里毫不起眼的一天。

日经指数官方后来写道，正是这个小幅下跌的收盘价，留在了股市的历史里。而在当时，没有人知道那是底。转折出现在第二天，指数四天来首次反弹，三个月后重回一万点。

顶点和低点都只有在事后才认得出来。我们大概也说不清，自己此刻站在曲线的哪个位置。

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那把尺子该换了：它大概不会再把财富积累当作唯一的刻度，而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重新找回生活的质感，在不确定中给自己搭一点确定，然后活得像一个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