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两种“通货膨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存量规划前沿 ，作者：赵燕菁，原文标题：《区分两种 “通货膨胀”》

区分两种“通货膨胀”

赵燕菁

提到“通货膨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钱印多了，物价涨了。这个理解不能说全错，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被忽略了——同样都是物价上涨，原因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恰好相反。一个国家可能因为“钱太多”而通胀，另一个国家却可能因为“钱太少”而通胀。搞混了这一点，开出的药方就不是治病，而是投毒。

在主流（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Inflation）最经典的表述是：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General Price Level）的持续、显著上涨过程。

导致通胀的原因，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在货币主义看来，通胀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Too much money chasing too few goods），从而引发物价普遍上涨。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典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凯恩斯主义看来，通胀乃是由于总需求过度增长（需求拉动）或生产成本普遍上升（成本推动），导致总需求曲线或总供给曲线移动，从而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

无论哪一派观点，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货币”这一术语在实践中的“量子性”——这一概念同时表述了两个东西，“货币”和“货币的度量”。这两个东西导致的“通货膨胀”表征一样，实际完全不同。

先来区分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货币的度量”。货币的定义源于其在分工经济中的作用。对于组织异质的劳动，最大的困难源于如何决定不同劳动之间交换的比例。当交换的劳动超过三对后，均衡的交换比例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甚至无解。现实中的异质劳动种类成千上万，依靠计划配给决定不同劳动交换的比例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其效率也会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变得非常低下。如果在这些异质劳动（不同的商品）中，有一种劳动（商品）是大部分人都需要的，这时每一个分工的参与者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劳动和这个劳动的交换比例，就可以知道你的劳动和所有劳动的交换比例。

这个最多人接受的商品，就是被定义为“货币”。

货币的功能就是赋予了所有商品相同的量纲，货币就是“被最多人接受的商品”。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流动性最好的商品”。所谓“商品”就是别人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和他交换，这就决定了其一定是稀缺的。空气人人都需要，但因为可以免费获得，自然也无法成为货币。

既然货币的主要功能是度量劳动之间的交易比例，货币本身的“刻度”就变得非常重要。

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主要流通的是笨重的铁钱，大额交易极不方便，因此民间富商发明了交子。当交子由民间转为官方发行（官交子）后，政府设立了“准备金”制度。据《宋史》等史料记载，北宋发行交子时，通常会准备一定数量的铁钱（或铜钱）作为本钱（准备金）。例如，天圣元年（1023年）设立益州交子务时，规定每次发行交子需备本钱36万贯铁钱作为发行限额的储备。

这时候的交子看上去仍然是“货币”，但实际上却是便利货币使用的度量工具。真正的货币依然是作为准备金的铁，而非交子。这时候，我们常说的“货币增加”就有了两种含义：第一是作为货币的铁增加，交子和铁兑换的比例不变；第二是作为货币的铁不变，但交子的总量增加。铁的增加，改变的是货币的数量；交子的增加，改变的是货币的刻度。这两种“增加”都会导致“通货膨胀”，但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本质完全不同。

如果铁增加，交子和铁的比例不变，原来不能参与货币分工的劳动得以卷入分工，物价上涨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这时宏观经济符合凯恩斯的理论。但当所有劳动都已经卷入分工，社会总资产不再增加后，货币继续增加，这时货币对应财富变少，就会出现物价上涨，增长停止，也就是滞胀——这时宏观经济符合弗里德曼的理论。

如果铁不变，交子增加，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印钱”，其经济效果是实际卷入分工的劳动不会改变——总资产没有增加，但度量劳动的货币单位变大了。体现在市场上，也是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同时失业率依然高企。典型的案例就是1914-1923.11（一战延续至魏玛）发行纸马克导致的恶性通胀，和1948年8月19日起正式实施1949年7月废止的金圆券改革。

区分“货币增加”和“货币的度量增加”导致的两种通货膨胀，在信用货币时代也一样重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通胀，就会理解美国今天的通胀压力，来自货币创造超过分工需要；而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的通胀则是货币严重不足，通货膨胀来自货币度量的改变。

1948年，国民党当局的金圆券一开始按照每元名义含金量0.22217克黄金设立发行准备，发行总额上限20亿元。但为了弥补巨额内战财政赤字，至1949年6月，发行量突破130余万亿元，为原定限额6.5万倍。黄金没变，改变的只是货币的度量。同样是和黄金脱钩，美国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则是货币的锚从黄金转向信用，货币随之大幅增加，不仅满足了美国的需要（充分就业），还通过大量逆差向世界出口货币，为全球化创造了最主要的基础设施。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多数是因为金融过度发展，导致货币供给超出分工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则是货币严重不足，企图通过改变货币的度量满足分工的需求。两者的结果虽然都是通货膨胀，但其原因大不相同，解决的路径也完全不同。

货币的本质就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在信用货币时代，高流动性的权益就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美国的问题是信用市场过于发达，创造的货币远超本国劳动分工的需要。为了避免出现货币过剩带来的滞胀，美国必须向世界输出货币。美国今天的问题是债务过多，信用降级（更高国债发行成本），如果无法输出美元，就会向内形成通胀。

中国的问题则相反。大量失业和产能闲置，意味着宏观经济处于货币严重不足的状况。其原因在于过去几年中国巨大权益失去流动性（不动产没人要），货币的减少必然导致严重的通缩。但解决货币不足不能靠“印钞”，简单地印钞只能“放大货币的刻度”，而不能增加货币。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创造只能通过发展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扩张生产货币的信用。所谓信用，就是高流动性的权益（Equity），包括股票、不动产这类能随时有人接手的资产。

因此，权益市场的再造，是中国走出当下经济困境的最主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