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落地，个贷定价图谱出炉，24%红线一统江湖，但松动信号已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坚白客 ，作者：濠梁

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下称“个贷明示规定”）正式实施。个人贷款收费彻底透明化时代到来。

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封死个贷隐性收费空间之外，个贷明示规定还发挥了一个绝妙的“副作用”——按照规定中顺带一提的附加要求，各大银行近期密集公示了个人贷款利率上限。

不同类型的银行，尽管个贷利率上限差距显著，但年化24%仍然是绝对的天花板。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难以忽视的信号预示着，“一统天下”的24%红线，似乎仍有松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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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个贷定价图谱出炉

截至目前，6大国有大行、12家全国性股份行，以及绝大部分中小城农商行，均已在官网公示个贷定价上限，利率分布呈现出鲜明的梯度分化特征。

传统国有四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稳居金字塔顶，利率上限整齐划一，四家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以及个人经营贷款，利率上限均为6%。

而另外两大国有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虽紧随其后，但利率台阶已翻倍抬升，两类贷款的利率上限均达到12%，已经跌入股份行的主流梯度。

12家股份行中，招商、中信、兴业等绝大多数，都将个人消费贷、经营贷的利率上限，统一设定为12%，从而奠定了股份行的主流梯度。

少数股份行则在12%线上下跳动，最低如华夏银行，个人经营贷的利率上限低至8%，最高如平安银行，个人消费贷上限达到18%，个人经营贷上限进一步升至24%。

此外，在股份行的公示中，网贷平台终于开始登场。为了与自营贷款作区分，股份行相比6大行新增了一类贷款产品，叫做“合作类互联网贷款”，这就是通过网贷平台放出的贷款。各家股份行该类贷款的利率上限，整齐划一为24%。

而在地方性的中小银行阵营，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这两类常规贷款，主流的利率上限则是24%，其中既包括银行自营产品，也包括与网贷平台合作的网贷产品。

部分银行如青岛银行、郑州银行、紫金农商行等，更是不再区分产品类型，而是笼统地统一设定为24%。

当然，中小银行中也不乏个别银行出现定价极低的贷款产品，比如，成都银行自营个人消费贷的上限为7%，上海银行个人经营贷产品“宅急贷”上限更是低至5%，但让人眼前一亮的极低价毕竟是少数，24%的上限仍然是中小银行的主流选择。

整体而言，银行个人贷款定价光谱，呈现出鲜明的阶梯形轮廓，6%、12%、24%是其中最为醒目的分水岭。定价上限的分野，本质上是银行客群定位及风险偏好的直观体现，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位于顶端的传统四大行，坐拥最优质的客户群体，凭借低廉的资金成本，将贷款利率压至6%以下，是其作为国有大行、服务实体经济“压舱石”的本分。

而从股份制银行到地方性中小行，再到银行与网贷平台合作放贷，资金成本节节上升，叠加服务客群层层下沉，贷款利率从翻倍抬升至12%、24%，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利率虽然分层，天花板却统一而明朗。可以看到，无论是银行自营贷款，还是银行与网贷平台合作贷款，利率上限或者说综合融资成本上限，都被统一锁定在了年化24%。

背后最关键的推动力，是去年10月开始实施的“助贷新规”，这份同样是面向贷款类金融机构的文件，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其中要求金融机构与网贷平台合作发放的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需要符合司法实践，金融机构与网贷平台合作贷款年化24%的利率红线，即来源于此，而在此之前，网贷平台的红线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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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红线可能松动？

然而，在看似助贷新规对于网贷市场的重塑已经尘埃落定，24%红线已然“一统江湖”的局面下，近期却有迹象显示，24%的利率红线似乎还有松动的可能。

其中一个切实可察的信号，是部分专家开始为红线松动做舆论上的铺垫。

比如，这几天，权威媒体第一财经、财新，先后分别发布了同一篇解读文章，文章署名为董希淼，其官方身份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研究员，此外，董希淼还是众多主流金融类媒体的座上宾，经常就热点问题发表观点。

财新发布的版本，标题为《24%是利率红线吗：“助贷新规”的误读和正解》，文章主旨一目了然，纠偏之意昭然若揭。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助贷新规并未设置24%的利率红线，并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经逐字分析助贷新规原文，董希淼认为，关于贷款利率限制，新规原话是“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其中的“等”字意味着最高法的意见不是唯一参考，还可能包括其他相关规范，所以24%红线并未锁死。

然后，董希淼又从法律效力的角度提出，即使将最高法意见作为唯一参考，也同样不意味着锁死了24%红线。

理由是，虽然最高法明确提出了“借款人……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司法意见，但从属性而言，最高法的意见是司法文件，约束的是法院自身的审判行为，因此，法院只有在借款人主动起诉的情形下，才有权力要求金融机构按照24%红线、退回超额息费，而对于金融机构日常经营行为是否应该遵守24%红线，法院完全无权干涉。

应该说，无论是咬文嚼字还是法理分析，董希淼的观点在逻辑上均言之有理。不过，这样的重新阐释，显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误解、消除争议。

比如说，我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继续追问，既然助贷新规原文中的“等”字意味可以存在另外的利率定价参考标准，那么，这些其他标准为什么迟迟没有公布？

而在没有其他标准可做参考的条件下，是不是只能将最高法的意见作为唯一标准来执行？

还有，如果从法理上而言，最高法的意见作为司法文件，对于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不具备约束力，那么为什么助贷新规还要援引这种没有约束力的文件作为标准，让金融机构对照执行？

助贷新规从去年4月份发布，至今已经15个月过去，相关解读早已连篇累牍，助贷业务年化24%的红线，也早已是不争的行业共识，且已成为重塑助贷行业的核心力量。

而如今，董希淼这样的知名专家，骤然重新解读24%红线，其背后的意图无疑值得玩味，这或许意味着24%红线仍有松动的一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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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前文所述，银行贷款利率本身就是分层的，利率上限的分野，本质上是金融机构客群定位及风险偏好的直观体现，不同的贷款利率服务不同的客户群体。

个贷定价光谱的丰富度，决定着服务群体的覆盖度，人为设置贷款利率上限，往往意味着将部分群体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

但逻辑层面的自洽，并不意味着现实层面的可行。贷款利率上限的确定，往往是综合考量诸多因素的结果，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催收规则的完善、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等等，也是其中的关键变量。这就注定了共识不会轻易达成，争议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