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与淘金客：陈婉婧谈当代老挝华商的迁徙与陷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忽左忽右Leftright ，编辑：思钊，作者：忽友功德箱，原文标题：《播客｜失意者与淘金客：陈婉婧谈当代老挝华商的迁徙与陷阱》

地处中南半岛内陆的老挝，在不少中国人的认知中，常由冷战记忆、金三角传闻与中老基建项目拼成一幅模糊图景。2016年，陈婉婧第一次前往万象，随后在长期田野调查中，曾以华人中介助理的身份进入当地社群。她发现了当地华人中介、商会、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区隔。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不同境遇的中国人陆续迁徙至此，形成来源多样、处境复杂的移民群体。邵东、邵阳游商如何依托云南亲人的边境通道在当地持续扎根？中国民营承包商为何在层层分包的中老铁路项目中遭遇失败？不同代际的赴老挝华人又怀揣着怎样不同的生存诉求与期待？请听本期嘉宾陈婉婧带来的精彩分享！

内容节选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湖南邵阳人在老挝的「链式移民」通道

陈婉婧

老挝的邵阳、邵东移民是很典型的链式移民。比如有几个先驱闯进去扎根之后，就会通过同乡关系把人带出去，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程衍樑

这很像19世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包括中国人潮汕地区往东南亚的移民形态。老乡中有些敢打敢拼的人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这时同村的人，甚至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都可以搬迁到新的移民目的地去。那为什么会是湖南？尤其为什么是这么多邵阳人呢？你跟他们有过实际的接触吗？

陈婉婧

这其实跟建国后中国国内的移民史有关。当时为了开发云南边境西双版纳地区作为橡胶种植地，因为橡胶在当时是战略物资，考虑到西双版纳多是少数民族，中央政府便将邵东、邵阳地区的一些村子整村搬迁到西双版纳。这是政府组织下的移民，所以你在云南会遇到很多湖南人。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游商。农民不想只种地，需要额外收入，就开始贩卖小商品，全国各地跑。当时从邵东、邵阳农村出来的游商要去找市场，他们跟在云南的湖南人有联络，可能还有亲戚。

程衍樑

因为移民的时间还不长，同一代人还能保持很多联系。

陈婉婧

对，所以从邵阳、邵东农村出来的游商，就通过亲缘网络先到了云南卖货。到了云南之后，发现跨过边境另一边的老挝更缺小商品，就这样进入了老挝。为什么当时已经在云南的湖南人地理更邻近，却不是先驱移民呢？因为那些在云南扎根的湖南人大多在体制内，在国有橡胶农场或西双版纳当地政府工作，捧着铁饭碗，不会想做小商小贩。反而是从邵阳、邵东来的游商先进入了老挝。所以这个群体虽然规模很大，但流动性也很高。

邵东、邵阳人一般不会永久移居老挝。他们做的事情很像中国国内的农民工，只迁不移。在流动到老挝的过程中赚了钱，他们就把钱拿回老家，在附近县城买房，更有钱的就在市里买房，孩子也送回国接受教育。也有的家庭继续在老挝做生意，如果孩子没有达到预期的阶级流动，发现在国内也没其他机会，去老挝做生意可能还好点，于是下一代也到老挝继续做生意，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新投资客来临、侨务投入增加：华人商会的崛起

程衍樑

你在文章里写到过，一些在老挝经商的华人为了提升身份、获得官方背书，会把自己包装成华人商会的会长。这种人设背后，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官方的认可？

陈婉婧

这种行为跟政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大背景有关。很多全球南方的新移民群体，一直不被中国政府的侨务活动重视。因为在西方的新移民群体，很多是知识分子或更有资源的华人，相比之下，在老挝扎根的华人都是做小生意的。过去会认为与这样的群体建立联系，似乎带不来什么国家利益层面的东西。所以当地华人会说，在2010年以前，极少有中国政府派团过来见面，或者让他们参与协助做事。但在“一带一路”以后，这些全球南方的新移民群体就被重视起来，因为有很多“一带一路”项目就在老挝这样的国家。

我在万象发现，城里几个大的会议酒店几乎每天都有国内政府带着企业考察团办活动，地接的就是当地对口的华人商会或其他社团组织。比如说湖南派的团，在万象就由湖南商会的人员做具体安排。虽然也会通过大使馆，但大使馆不做具体操办，比如办投资论坛、圆桌会议，定场地、布置现场，考察团来了之后交通怎么解决、去哪些地方考察等，其实都是当地华人协助的。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政府也开放了渠道，要将在老挝的华人纳入其中。

一开始，当地华人其实并不那么热衷这件事。我听说最早的新移民华人商会，实际上是大使馆牵头注册的。他们想找当地华人里比较有领导力的人来领导这个组织，会长还得提供办公场地，因为有了办公场地才像个正经商会。但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负担，因为要做很多官僚层面的事，成了会长之后还要写工作报告，要腾出一间屋子做办公室，还要负责接待。所以最早大家不知道做这些事能获得什么好处。到2010年前后，去那里投资的中国人慢慢多起来了。最早不是中老铁路，而是做水电站和香蕉种植园的中国人。当地华人发现，越来越多跟他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中国人出现了，他们带着钱来、不需要从小生意做起。这些新来的人做投资、做生意，也希望能直接购买中介服务，省去自己的麻烦。

他们发现，如果做一个像商会这样的组织，在万象城里比较显眼的地方有间办公室，就能接触到很多新来的有资源的人，从而参与到他们的生意中分一杯羹。所以这时候，华人中自发组队、给自己造人设的活动就多起来了。还有一点，中国政府在老挝的侨务投入增大后，活动也多起来了。后来不只是大使馆，各个国内过去的考察团都会办自己的宴会，请老挝政府官员和当地华人代表参加。反正我知道有不少会长都参加过那种免费回国一趟、在度假村酒店开开会玩一玩的活动。这些当地华人代表，除了造人设能得到实际好处外，也很享受这种光环。

在此之前，他们本来就是做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开餐馆、做点小商品贸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坐在自己仓库里，手底下有几个或十几个当地工人搬货，有人来买货就点收钱款，再协调一下从国内某地进一批货，跟踪一下运输进度。他们原本就是过着平凡的小日子，没有去过那种非常高大上的场合，穿着西装或老挝当地名贵丝绸做的衬衫，坐在会场前排，有人端茶倒水，座位前放着名牌，别人都很尊重你——他们没有这种体验。所以对他们来讲，办会、当会长这种活动，既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也能带来很大的心理满足。所以后来大家都变得蛮热衷这件事。

香蕉种植园的大浪淘沙：行业经验与短线投机的不同结局

程衍樑

这些来老挝投资的中国商人，一部分好像是打算把老挝当成一个练手的目的地，最终长远的目标是继续向南投资更大的东南亚市场。在现实中，真的有通过老挝完成积累的出海中国商人吗？

陈婉婧

你说的应该是2010年之后那一批比较有资源的中国商人。这批人流动性特别强，投机性很强。比如投一个种植园或一个房地产项目，可能看市场趋势好就马上出手，做的是短线投资。这也容易理解，要是做传统的生意，开个店、办个工厂，不太可能流动性那么高，需要在当地扎根经营。所以我认识的2010年后去老挝的那些比较有钱的投资客，好多现在都不在老挝了。还有不少是在老挝遇到挫折后回国的。大家去之前都会预设肯定会有挫折，因为到新地方去要先交学费，但可能没预计到会有那么大的坑，伤了元气就回到国内。

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仍然是在老挝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这帮人。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经过几年疫情，他们现在虽然生意没有原来好，但生存也没有问题。我认识一个在老挝投资香蕉种植园的广东老板，他大概是2010年初到的，先是在金三角做种植园，后来拓展到琅勃拉邦等老挝北部几个省份。只要有合适土地的地方，他都想办法通过签约方式向当地政府长期租赁，做种植园。现在他们的种植园仍在运转，规模缓慢扩大，种植的作物除了香蕉，也增加了菠萝、西瓜等。

这个企业家原先在国内就是种香蕉的，所以不属于投机的人。当年2010年前后涌到老挝投资香蕉种植园的人里，有很多没有任何种植背景，对商品农业一无所知，只是忽然听说在那里弄块地种香蕉卖回国内很挣钱，所以就去了。这帮人一般都血本无归。还有一些中途退场找到了接盘侠，把种植园卖了，还算保全实力离开的也有。

程衍樑

你好像还采访过万象一个城郊的“中国城”开发项目。

陈婉婧

万象好多中国人做房地产项目，分为两种。一种面向高端群体，想做楼盘作为办公场所出租，还有给外派人员的拎包入住公寓，以及高级酒店、高级商圈，属于比较高端的楼盘。还有一类楼盘就像做商贸城一样。90年代后，万象陆续冒出来几个当地中国人集资，或者挣到钱后从做商贸转做地产，建一些商贸城，把店铺出租给中国人，这种一般就叫“中国城”，其实就是个小商品集散地。这种高端地产和以“中国城”名义建设的小商品集散地完全是两个世界。高端地产一般是国内大房地产商或国企去办的，因为资金投入很大。而“中国城”则是民间资本。

我发现，当中国人多起来之后，国内社会那种阶层的区隔在万象又重新凸显出来。以前中国人少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混在一起。当地华人会说，90年代、2000年的时候，万象城里也没几个中国人，像外派官员、国企经理，也跟路边开小店的中国人天天混在一起，打打牌、过年一起吃饭。现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来往比较少，因为人多了。

经常会有国内大企业外派的考察团，可能在万象考察了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城”里的这些小商贩。比如一个做医疗设备的商人，想要到老挝开拓市场，他的客户不是老挝的普通消费者，而是要去接触有采购权的政府单位，比如当地的公立医院。他考察市场的路径就是拜访当地各大公立医院的领导，以及老挝卫生部，建立这些联系，就在这个圈层里混，根本没有接触到在那做其他生意的民间资本。如果有接触也是非常肤浅的，可能只是去买个东西、吃个饭而已。

从吃苦、淘金到躺平：赴老挝华人的心态代际变化

陈婉婧

我跟踪观察老挝的华人移民群体快10年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去老挝的中国人，不是那种投资客，而是没有资源的人，仍然像前代的经济难民那样去到那里。不过，他们现在更多是一种身体离开了中国，心理也离开了中国社会竞争的状态。他们反而没有像早先的华人那样迫切地想挣钱、想完成向上的阶级流动，这其实是一种探索另外生活方式的尝试，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也看到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30出头的人，他们到老挝之后，探索出了一些安身立命的途径，干的事情并不是每天汲汲营营地倒卖土地、拉投资。他们可能花一大笔钱买些电脑设备，一星期7天大概有4天在家打游戏。他们原先的背景就是在国内学习成绩不太好，没上完高中就辍学了，属于这类“问题青年”。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打游戏？我就想找个地方，能搞定自己的生活，成立个小家庭，然后做自己爱做的事。

因此，华人群体里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从原来那种吃苦奋斗，到后来淘金，再到现在的“躺平”。

本期嘉宾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陈婉婧，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提到

老挝/柬埔寨/金三角经济特区/中老铁路

👂🏻

文稿、排版：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