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年：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活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起朱楼宴宾客 ，作者：大卫翁

我在纽约参加的最后一场活动是欧阳斌老师主持的725沙龙。

他不给我任何的提纲做准备，想逼我在沙龙现场说些真心话。我觉得自己特别不适合这种无准备式对谈，所以印象中聊得并不是很好。

不过后来陆陆续续也收到过几封邮件，有些从来没听过我播客但是去了现场的朋友说他们还是蛮有收获的，于是放心了些。

前两天收到沙龙团队给我转来的录音时，我正在长野避暑。蓼科高原只有25度，每天不跑个步感觉都对不起这个温度。于是我决定一边跑步一边回听那场对话。

在葱葱郁郁的山林里开跑，结果耳机里传来的第一句是欧阳老师在说老鼠。

"……我记得你刚搬过来的时候，有天晚上你看到老鼠在你面前跑，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你，让你到纽约来受苦了。"

呜哇，开屏暴击，真是瞬间让我想起了一些不愿想起的回忆。

审听自己说过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别扭的事。你会听见很多"其实""就是""然后"，会听见自己在某个地方明明想清楚了却没说清楚。

但这一遍听下来，我更多的是在走神，因为每一句话后面对我来说都有着一个具体的场景，而那些场景现在都已经隔着一个太平洋了。

1

就像我在很多节目里都说过的那样，我对纽约的第一观感并不算好。不是因为老鼠，是因为CVS，一家美国随处可见的药房兼日用品超市。

我还记得抵达的第一天去CVS置办些生活用品，结果发现有些柜子是被锁住的。要买得按铃，等店员拿钥匙过来。

这个场景我真的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日本当然是没有的，中国也要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百货商场的儿时记忆。那个上了锁的柜门由此就成为了我形容在美国生活时的那种不安感的具象案例。

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矫情，但请大家原谅一下，毕竟我是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多之后去的美国。从一种极度秩序的运行模式，一头扎进一种极度没有秩序的运行模式，那种文化冲击比一个人直接从中国国内飞过去还要更明显一些。

说句题外话，这次回到日本，我又花了好几天才回到不想闯红灯的状态。

2

后来我搬到了上东区，是朋友半租半借给我的一个studio。那是一个很老的co-op（Cooperative Apartment，算是美国一种特有的房产模式），不过维护得还不错，除了管道里有老鼠蟑螂之外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

住在里面的人平均年龄我估计得有六十，而且一水的白人老头老太。之前有个笑话，说纽约市长选举的时候，整个曼哈顿岛上唯一一个不同颜色的选区，就是上东的我们这一小块。哦，其实不是笑话，是事实。

那栋楼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在里面住了四五十年，我之前还好奇他们的退休金够支撑这么贵的房租吗，后来看了罗雨翔老师的书才知道他们要付的房租很可能只是我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我去美国的第一个月就给自己立过一个flag，说要跟100个听友喝咖啡，在完成五分之一的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来纽约第一个月见了二十位听友后的一些感受。

事实上，我没想到这个flag最终真的可以完成。当然不只是咖啡，有些是喝酒，有些是吃饭。也不只是在纽约，这大半年时间我走了美国十几个州，大部分城市都聊了一些听友。

欧阳老师在沙龙上问我见过的听友中最特别的有哪些，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每个人都很特别的。但想了想，有些人的职业确实比其他人更加不同一些。

比如说在纽约见的第一位听友是做艺术投资的一位姑娘，后来在帮国内的一些大佬们管艺术品藏品。她带我去了好几个当代艺术画廊，都是我最看不懂的那一类。但她说做这个行当你最好待在纽约，因为最大的几家画廊和最新的一些信息都在这个城市里。

还有一位在公立机构做心理咨询的年轻小哥，我们一边在上东一家很小的意大利cafe喝咖啡，他一边跟我讲那些真正的穷人是如何要排大半年的队才能聊的上心理医生的。而往往那个时候要么已经自我修复了，要么就已经万劫不复了。但既然排都排了，肯定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恶性循环，真正需要心理辅导的人反而无法立刻得到救助。

还有在教育系统里的一些朋友，他们眼里的纽约跟科技金融那拨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一位在大学里专门负责留学生业务的听友，在纽约最有人气的一个日式鸡尾酒吧里跟我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明明是很优秀的申请者，却在最后一刻因为签证下不来而无法来美国求学。这种案例以前也不少，但这两年明显激增。

事实上，跟听友坐下来聊天是件挺舒服的事情。我不用自我介绍，他们对我的很多故事比我自己记得还清楚，于是能迅速敞开心扉的聊他们的故事。甚至很多人会专程跑来和我讲，“我能给你的人间观察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data point。”

比如有一位年纪稍大的朋友，在一个党派办公室做事。她是参加了我的那场纽约文化沙龙后主动约我聊聊的。在一个书店的咖啡厅里，她一坐下来就和我说，你前面聊的那些人都太年轻了，我来告诉你纽约真实的社会生态是什么样。

然后她意味深长的说，二十多年的纽约生活告诉我，这里是一盘沙拉。沙拉看上去都在一个盘子里，是一道完整的菜品。但其中有番茄，有黄瓜，有生菜，大家条理分明，各自分得很开，只是被沙拉酱包裹在了一起而已。你吃的时候觉得它是一盘菜，但细看每一样都有自己独特且不会被其他配菜干扰到的味道。

其实我在纽约待的这一年一直想找一个比喻。我已经知道它不是想象中的大熔炉，不是所有人都炖在一锅里成了一个味道，但我说不上来它是什么。

所以当她提到沙拉这个词的时候，我真的眼前一亮。沙拉可以指族群，也可以指阶层，大家看似是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的眼里，大部分人却又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就算在我住过的这么多个国际大都市里，纽约在这一点上也是独一份的。

3

在沙龙中，欧阳老师还让我比较一下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同之处。

当时涌入我脑海的即时想法就是：日本活在过去，美国活在现在，中国活在未来。

日本活在过去，是说它的变化慢到你能看见。拿信息获取来说，我在镰仓住的时候，家旁边还有一个送报站，每天早上有人过去把报纸取走一家一家的塞进信箱，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报纸和杂志到今天依然是很多日本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尽管有一些youtube channel确实在异军突起，但几家大的新闻社依然把控着绝大部分的媒体声音。

这种过去感在这次回到日本之后更加强烈。电车里没有多少关于AI的广告（这一点必须说的是，美国关于AI的广告浓度甚至比中国还夸张），电视里美食节目依然占了大半，当然茶余饭后也有对于物价上涨和日元贬值的抱怨，但整体来说日本人绝大部分还是活在自己的节奏中，我和日本朋友前段时间的对话依然经常会以“接下来就是土用丑之日了，记得吃鳗鱼”收尾。

而美国是活在现在的，因为它一部分在过去，一部分在未来。欧阳老师在现场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美国，你聊AI，他们告诉你下个礼拜就又不一样了；但你聊地铁，十年以后还是那样。

美国人的务实在这一年里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拿对外国移民这一点“管中窥豹”一下。日本虽然也在收紧永驻政策，但打开电视大家还是会就“我们是要更懂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移民还是更能提供金钱和资源的移民”展开激辩。而美国似乎就直接多了——有钱、有收入、有资源，如果都没有，那就免谈。

中国自然是活在未来的。我在沙龙里也说道，来日本前我曾经在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过两年的融资和落地。当时这家公司只是这个行业里很小的玩家，但就算这样，跑到中部省份的二三线城市，市长都愿意亲自坐下来跟我们谈：你们这个东西能不能落在我们这儿，而又能用在什么地方。至于那些合作企业的态度，也都是先把机器人拉过来我们试试看，其它的之后再说。

而同一件事到了日本就变成完全另一种节奏。那家机器人公司在日本也有不少业务，日本政府面向未来的物流DX计划也叫的震天响，但你去看时间表，都是五年后要怎么样，十年后要怎么样。最近高市政权提出的官民投资计划也是一样，动辄在说十年后的事情。我想说大姐，十年后人类社会如何跟AI相处都无法想象了，你的投资计划到时候还有意义吗？

而企业想导入这些技术，则凡事要先做PPT，PPT改三五版，再进入一轮一轮的商谈。别说中国速度了，和美国都差了很大一截。

这三种时区我在过去三年里全待了一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并非我特意设计的路线，但它确实让我对"现在"这个词失去了信任：现在到底是指哪个现在？

4

我在播客里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是乱纪元，这次不出意外也成了欧阳老师拷问我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词出自科幻小说《三体》，讲的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太阳升不升，温度是30度还是零下30度的时期。小说里的人应对的办法是把自己脱成一张纸存起来，等恒纪元再浸水复原。

乱纪元最麻烦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乱，而在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它没发生的时候只是一条遥远的传说，但如果等到零下30度真的来临时才开始应对就已经晚了。

我自己的那个时间点是2022年的上海。在那之前，你完全想不到有一天会连楼都下不了，这种感觉至少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在那三个月里，我给自己定的应对方式就四个字：制造冗余。

钱这一头是资产配置上尽量多元，不去压注在某一个地方、某一种资产类别。而人这一头是给自己多留一点可能性。我为什么要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为什么有机会我又要跑到纽约来住一年，底层的原因是同一个：我需要确认自己在别的地方也活得下去。

不是为了移民，也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那个选项真的存在。

欧阳老师追问我，那你的底色是不是很悲观。其实看一眼我公众号和播客的名字就知道了，这只可能是一个悲观的人起的标题。

5

回日本前的某天下午，我去时代广场见一个朋友。

她在Morgan Stanley工作，于是我去公司大堂等她。那天正好是SpaceX股票定价的日子，于是抬头便能看见背后那面墙上贴着印有巨大宇宙飞船的海报。

我和她一同从公司走出来之后，广场转角就立着一个巨大的裸着半身的马斯克人偶。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也是庆祝用的，只是想不通画得这么丑，马斯克本人怎么会同意搞这么一个东西。结果绕到背面才看明白，那是一个抗议装置，是在控诉Grok会生成儿童色情内容。

而我们冲进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一帮banker正在兴奋地聊着OpenAI的上市计划。SpaceX这一单已经能给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bonus，后面的AI巨头们利润只会更加丰厚。

那一刻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在一个街区拐角里可以同时装着这三样东西，这也只有纽约可以做到。

而看到这个缩影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一刻之后，SpaceX对我来说不再是小红书上那种"我190就卖了，它肯定能到1000"的帖子，它有了更加具体的质地，是那面墙、那个人偶和那家酒馆。

听着听着我又想起了最近社交媒体上蹿红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煜说过的那段话：

“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至少有一次较为完整的海外经历。目的不一定是最终留在国外，而是可以接触不同的研究环境、认识新的同行，并建立合作。这种不同环境带来的视野会让一个人的视野更丰富。至于之后选择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我认为都完全可以。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研究、生活和长期规划。”

其实在学术研究之外，投资也是一样，对很多事情的思考也是一样。

视野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理解“世界之大”，能否在“世界之大”面前保持谦逊，能否试图倾听另一侧的声音。

而如何拓展视野？看书或许是个办法，但行万里路则是更加直接的一个路径。

6

沙龙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在美国上学的听友提问，说她虽然每天上下学都在听播客，但依然很焦虑，因为觉得自己在浅度学习别人的深度学习，而更多的时间还是只会刷短视频。

我当时的回答是，你能有这个觉知，已经赢过99%的同龄人了。但我接着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自己也是个手机狂，三五分钟就得看一次，甚至就在当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例外。

但我已经和这件事情和解了。在算法纪那个播客系列的第一期里我就介绍过美国记者写的讲算法时代的那本《Filterworld》。作者给自己设了两周的blackout，不碰任何带算法的信息流。两周下来他确实舒服了，但也感觉跟这个时代脱节了。

因为这个时代的事就是在信息流里发生的，深度那头多一点，另一头就少一点。这中间几乎是一个等价交换的概念，屏蔽掉一头并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真要说方法，我能贡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输出倒逼输入。为了做一期节目、写一篇东西，甚至只是为了下一场对谈的时候能掰扯两句显得自己很懂，我会逼着自己去读那些本来读不下去的书，看那些本来看不下去的论文。

我在美国为了能和哥大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平等对话，抵达纽约的第一周先去啃麦克卢汉，就是这么个目的。但真的看了，我却神奇的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共鸣。毕竟已经做了一些年的媒体，他说的每一个概念都能让我频频点头。

也是在这一年里，我更确定了一件事：我做内容几乎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情绪价值。而如果有一天它连情绪价值都不能给我，那我就该收手了。

前两年我一个人住在镰仓，虽然走路五分钟到海边，但在这个小城市里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家人也都远在千里之外。但当欧阳老师问我孤独吗的时候，我说一点都不孤独。因为我做内容，所以每天都能在网上找到大量的链接。

而这一年在纽约，这种链接变成了一百多次的面对面。

我相信的世界观其实只有一句话：万物皆有周期。

这是一句很容易把人推进虚无的话，因为既然什么都有上有下，那还努力个什么劲。而我对付虚无的办法，就是在当下的生活里给自己找到一个锚点。做内容就是我的锚点，它让我在一套偏悲观的世界观下，依然能得过且过，依然活得还算开心。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在纽约生活一年后更加确认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