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BTI到玄学算命，你会对号入座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作者：潮思

这两年社交软件上开始流行一个现象，自我介绍栏主要填四个字母，紧接着是星座、依恋类型，再到后来，“高敏感”“ADHD”跟风似的挂满简介。我们仿佛一夜之间不用这些标签，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介绍自己了。

当然，人给自己分类的冲动，古已有之。类似的冲动几乎出现在每一种文明里。中国古代有阴阳五行的人格分类，《黄帝内经》将人按木、火、土、金、水分为二十五型，各有其体质、气色与性情倾向。汉儒生将五行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相配，木主仁、火主礼、土主信、金主义、水主智，把人的德性也纳入宇宙节律的框架。

印度有瓦尔纳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首先是一种社会分层，但也暗含着对不同阶级“天性”的预设。佛教讲“根器”，上根利器一听就悟，下根钝器需要反复熏习，这是在用分类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教法对不同人效果不同。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把灵魂切成三块：理性、激情、欲望。灵魂的三个等级对应城邦的三个等级：哲人、武士、生产者。但柏拉图自己未必相信这种分类是自然事实，所以在《理想国》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讲了一个“高贵的谎言”：人说到底是金质、银质还是铜铁质，这是神在铸造时掺入的不同金属。这个神话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让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分类不是中性的描述，它总是在分配位置，在划定边界，在告诉你谁应该统治，谁应该服从。正义即各安其位——而“各安其位”首先需要一个分类体系来告诉你，你的位置在哪里。

到了古罗马时期，盖伦把希波克拉底斯的体液说系统化，提出血液、黄胆汁、黑胆汁、黏液四种体液决定了人的气质：多血质活泼，胆汁质急躁，抑郁质深沉，黏液质迟缓。这套说法在医学史上早已被证伪，但它留下的遗产极其顽固。我们至今还在用类似的二元或四元框架去描述一个人“本质上”是什么样，好像只要知道了他的“质料”，就能预测他的行为。

近代欧洲还流行过颅相学，加尔通过摸人的头骨形状来判断性格，今天看来荒谬，但当时风靡一时，因为它承诺了一种直观的、可见的分类方式。

在古典世界里，分类有时候是自上而下的暴力，但它提供了一样现代人有点匮乏的东西：确定性。你生来是青铜、白银还是黄金，是血液、黄胆汁、黑胆汁还是黏液，这由不得你选择。但正因为由不得你选择，你也无需为这个位置承担责任。多血质的人活泼，抑郁质的人深沉，这不是你的成就，也不是你的过错，这是自然秩序的馈赠。

然后MBTI来了。

布里格斯和迈尔斯母女把荣格本来带有神秘学和无意识的理论压缩成四个字母的组合，配上十六种颜色鲜艳的头像，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当然，心理学界对MBTI的批评从未停止，比如重测信度偏低，二分法过于简化，缺乏足够的实证效度，且容易受巴纳姆效应影响。但这些争议并未阻挡它成为一代人的社交名片。

再然后，各种标签蜂拥而至。我们前所未有地热衷于给自己贴标签，又前所未有地感到这些标签无法框住自己，所以，得加更多标签。分类从一种认识工具，变成了一种商品。你不再是被分类，你是在主动选择分类来展示自己。

如果说古典时代的分类是“被赋予”的。你生在什么等级，你就是什么质料，这是命运，是神的秩序，是城邦的律法，现代分类则是自我主动拥抱的。这种符号生产无疑是高效的。在算法驱动的社交场域里，一个无法被标签化的人是不可见的。没有标签，就没有流量；没有标签，就没有社群。

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技术，是为了把自我转化为可流通的人力资本。MBTI诞生于二战美国，最初就是为了快速把人分类、匹配到工厂岗位。今天年轻人把四个字母挂在简介上，无意识中在完成把自己变成一份可快速读取的简历。

矛盾在于资本主义需要流动性，人却需要稳定性。资本要求你不断跳槽、跨界、重塑自我；但心理结构需要“我本质上是谁”的锚定。所以标签解决了这个矛盾，它让你看起来是确定的，同时又不影响你随时更换。

此外，年轻人中间还兴起了一股玄学热：塔罗、八字、紫微斗数、五行能量的全面回潮。

我们知道，宗教的原始功能除了解释世界，更多也是在解释痛苦。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承受这一切？科学可以解释病毒如何传播，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你在那个时间感染了它。于是玄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它是存在论，它回答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

以前在命理论坛混着玩，发现一个现象：加星座群的，大多数都是恋爱感情上出了问题。资深算命的先生也会说，来找他的，必定有，事比如事业崩了、家庭散了、或者贪官事发。

这背后是人类理性主义的一个悲哀面向：我们被训练成相信“凡事有因，凡事有解”，无法接受纯粹的随机性，无法接受有些悲剧就是概率的掷骰子，有些痛苦就是无解的。玄学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因果框架：水逆可以解释沟通的失败，土星回归可以解释事业的低谷，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解释亲密关系的溃败。于是对很多人来说，玄学给了你一个“因”。哪怕这个因是假的，它也比“没有因”更容易忍受。

中性的说，时下很多年轻人信玄学，也未必就是在否定理性和科学。他们也许知道努力不一定成功，知道世界不是公平的，知道概率和随机性才是底色。这些恰恰是理性教给他们的。但理性教到这一步，突然干沉默了。

自我责任的重担，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已经膨胀到了非人的程度。我们被教育要“做自己”，要优化自己的每一个维度，从睡眠到情绪，从社交到职业。但命运中有太多不可控：基因，你的出身，你出生的时代，一场偶然的失业，一次无心之举。当这些不可控的力量把你碾碎时，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框架可以承接你的痛苦，只能得出那个残酷的结论，这一切都是我有问题。

人的自我选择权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要求你同时承担“选错了”的罪疚。而很多的心理结构，承受不了这种持续的罪疚。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孤独的自我根本不够强大。

见过一个抑郁的朋友。她极其聪明，理性，有担当。她从不在任何事情上怪罪别人，父母、社会、命运，她全盘接收。所有的痛苦都被她内化为“我的选择，我的责任”。结果是什么？她崩溃了。因为当一个人把全部重量都扛在自己肩上时，总免不了自我攻击。

相反，那些把一切都归因于原生家庭、归因于星座、归因于“水逆”的人，反而活得相对轻松。这不是因为他们心理更健康，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外部支点，让自我不至于被压垮。

所以，当年轻人涌入星座群、塔罗直播间、MBTI社群时，真理科学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在寻找一个牧者（借用尼采的隐喻），在诸神隐退、个体无限膨胀的时代，人终究无法独自承担全部的重量。

不过，若因上述批判就将类型学一概斥为精神鸦片，未免也失之粗暴。

这里需要首先做一个认识论的澄清：一切知识模型，都是语言对混沌现实的切割。语言在命名的那一刻，就已经衰减了原指的信息——这是它的形而上学性，也是它的宿命。

我们会依赖这种形而上学性，才能在动态的世界中锚定一个可供思考的“物自体”。

在此前提下，荣格的人格类型框架或许可以得到更公允的理解。它的本意并非给人贴标签，而是提供一副认知的眼镜。它试图回答的，与其说是“你是什么”，不如说是在相似的社会存在面前，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如何生成不同的社会意识。

不瞒大家说，笔者就是类型学的爱好者，认真琢磨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倒是觉得在这个唯物主义前提下，这套框架确有其实用性。

就比如我们每天都在接收信息，但少有人停下来意识到，同样一幅画面、一段话，不同的人捕捉到不同的层次。面对一个陌生的观点或一个陌生的人，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评估：这是什么？好不好？是否值得接近？面对这些价值定向的认知模式，有人第一时间靠直觉会立刻转向内部：这触动了我什么？它与我内在的图景是和谐还是冲突？还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启动逻辑校验：这符合因果律吗？前提和推导是否自洽？也有人迅速关联经验档案：这像我过去经历过的什么？上次类似的情境我是如何处理的？

你看，同样是看见，看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层次。荣格所说的内倾与外倾、思维与情感、感觉与直觉，若去除其神秘的原型论包装，本质上可以还原为人在信息捕获、加工与判断中采取的不同方式与标准。

而当我们把这套认知框架转向政治领域时，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不同的认知功能偏好，是否倾向于不同的政治感知模式？这不是说某种类型注定是左派或右派，而是说功能栈塑造了一个人如何“看见”政治现实。

这个也可以帮大家识别各类意识形态意见领袖：

比如内倾直觉主导（Ni）的意见领袖，倾向于一种目的论的政治感知。他们容易相信历史有一个隐秘的方向，政治是某个宏大愿景的实现过程。这种感知模式有它的魅力。它能赋予行动以意义，能把分散的事件编织成史诗般的叙事。但危险也在这里：它容易拥抱政治弥赛亚主义，无论是启蒙进步主义还是革命乌托邦。Ni主导的意见领袖天然地将现实压缩为一个未来图景，用抽象概念如“人权”“进步”取消了具体的敌人划分。

内倾感觉（Si）主导的人则站在另一端。对他们来说，政治首先是延续，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Si的相对信任建立在已验证的经验和权威结构之上，这使他们成为保守主义的天然基石。但在危机时刻，这种对秩序的忠诚可能走向施米特所说的“决断主权者”的拥护。当常态被打破，他们倾向于把决断权交给那个宣称能恢复秩序的人，因为Si需要结构，哪怕这个结构是强制性的。

外倾直觉（Ne）主导的人看见的是可能性。政治在他们眼中是实验场，是多元愿景的竞逐。他们往往是自由主义多元论的天然支持者。不过Ne主导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深耕”怀有隐秘的恐惧。当一种可能性被展开后，他们容易被下一种可能性吸引，而极少停留在某个具体路径上承担其全部重量。

外倾思维（Te）主导的人容易把政治理解为资源分配与目标达成的工具理性系统。他们容易看到绩效问题，擅长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翻译成可量化的指标和可执行的方案。但这种感知的召唤了技术官僚主义。不过当政治被还原为经济和管理，它的本质就被遮蔽了。政治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做”，更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什么”的决断。对于Te人来说，这里反而成为一种盲区。

而外倾情感（Fe）主导的人容易将政治感知为共同体情感的协调与和谐。他们对集体氛围极其敏感，能捕捉到人群中细微的情绪波动。但这种敏感有一个操作面：它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通道。Fe对“我们”的渴望，使其在面对群体情绪动员时格外脆弱。

内倾思维（Ti）主导的人把政治视为逻辑一致性的检验场。他们对系统内部的矛盾有着近乎偏执的敏锐，能一眼看穿一个意识形态论证中的漏洞。但这种感知的极端化会导向无政府主义或极端怀疑论。Ti对集体分类的解构能力极强，问题是，解构之后呢？如果一切集体认同都被还原为逻辑谬误，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否还有立足之地？

内倾情感（Fi）主导的人坚持本真政治。对他们来说，政治是个人价值与集体良知的对话，是我能否诚实地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持续追问。Fi对内心真诚的绝对坚持，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道德勇气的源泉，在极端情况下则转化为不可妥协的身份诉求。但是，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最终依据，公共领域就会碎裂为无数相互隔绝的认同孤岛。

外倾感觉（Se）主导的人最接近政治的原始形态。他们感知的是当下力量的直接碰撞，是身体与身体、利益与利益、权力与权力的即时交锋。在施米特的意义上，他们或许是最“政治”的人，因为他们不回避敌人划分的残酷性。Se对当下、对身体、对力量对比的直接感知，使他们很难被抽象理念催眠。但这种感知容易把政治彻底还原为实力政治，取消一切规范性的约束，走向霍布斯式的永久战争。

最后，让我们直面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

我们不可能不分类。语言本身就是分类——每一个名词都是一个范畴。没有分类，就没有思维，没有社会，甚至没有正义；亚里士多德说“同类同等对待”，这本身就是一种分类操作。施米特会说，没有敌友划分，政治就不存在，而一个取消了政治的世界未必是天堂，更可能是没有方向的技术官僚统治。

但同时，一切分类都是临时的、权宜的、需要被不断超越的。当然，这不是新自由主义“你可以成为任何人”的膨胀幻觉，也不是宿命论“一切早已注定”的收缩。

我知道世界不是为我设计的，我知道我的认知有盲区、功能有劣势，我知道任何政治方案都将带来未预期的后果，我知道有些敌人划分是必要的，但没有任何敌人划分是永恒的——即便如此，我仍然愿意进入公共领域，与那些戴着不同眼镜的人对话、博弈、妥协，并在必要时，与他们共同承担这个不完美的共同体的重量。

诸神确实隐退了，牧者亦不可寻。但政治成熟的人不再因此绝望。他明白，成为自己的牧者，不等于独自承担全部重量；而是学会在承认自身有限性的同时，与他人交换目光，在差异中建立脆弱的联结。最终，他不会再追问“我本质上是什么类型的人”，而是追问“在我此刻所处的位置上，我应当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