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单伟建：经历过周期会让人谦逊（访谈全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李翔李翔 ，作者：叫我以实玛利

【这篇访谈录是“中国私募之王”单伟建对其个人投资哲学的分享和对经济发展周期的理解。单伟建认为，经历过周期的投资人更懂谦逊与保守，他分析了中国经济现状，指出中国经济需要提振内需，而消费低迷的根源在于房地产。他还探讨了中国公司估值偏低的原因，认为“内卷”和地方竞争是主因。最后，他总结投资成功需具备判断力、勤奋与运气。】

单伟建走进做访谈的会议室，先说了一声抱歉，因为自己没有穿西服外套。尽管在《金钱博弈》里，他会被谈判对象抱怨为一个态度强硬的谈判者，但此刻他是一名谦逊客气、身材消瘦的金融家和图书作者。

他从事的私募股权投资在美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单先生在书里把私募股权翻译为私市股权，他认为更准确地表达了Private Equity的意思）。无论是KKR的亨利·克拉维斯，还是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会因为张扬的生活方式引来争议——比如施瓦茨曼曾经豪掷数百万美元来办生日派对。

单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进行过一系列引发关注的投资。从已经实现退出的腾讯音乐、大阪环球影城，到仍在持有的大连新达盟（万达集团的商管业务）、爱奇艺。有人称他是中国私募之王，但单伟建却始终在回避媒体对自己的关注。此前采访他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会特意提到，单伟建会拒绝回答所有关于他个人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他排斥媒体。他谨慎挑选想要传递的信息，细致周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确保不会被误解——尽管这在信息传递的过程里总是难免。在他的两本《金钱博弈》里（英文名分别是Money Games和Money Machine），他会提到有时候媒体和舆论的声音会对一笔交易产生作用。

他更喜欢躲在自己的历史交易和宏观观点的背后。

他用两本书的篇幅，详尽叙述了自己在新桥投资时期参与主导的两起银行并购。一起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他们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另一起发生在银行体制改革时期的中国，他们成为股权分散的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股东。两本书里对谈判细节和交易过程事无巨细的描述，让人惊叹于他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力如此之好。

他也是一个不定期的专栏作者，会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从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到GDP增长的目标设定。

以下是我们的访谈实录，略有删改。

【1.“闷声发大财”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

李翔：还是从书和写作聊起，你变成了一个还蛮高产的作者。

单伟建：不知不觉之中，（其实）并没有这种打算。

李翔：其实今天写作和出版已经变成了一个效率很低的事情，周期很长，卖书又很难。你写作跟出版的动力是什么？

单伟建：对于我来说，这是副业。业余爱好而已，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所以我没有任何压力，时间长短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就像《金钱博弈：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这本书，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之所以拖了20年（才写出来），就是因为没有时间的压力，有时间就写几笔。

我的动力其实很简单。写第一本《金钱博弈》，讲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事情，那时我的想法是，私市股权投资，尤其是并购业务，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在美国，它从1980年代末期兴起，到现在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控制的企业是上市公司的两倍。这些收购几乎每天见诸报端。

这个行业影响了经济、影响了市场，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描述收购的内幕，到底私市股权收购是怎么个收购方法，全过程从收购到改造、创造价值，然后退出。所以我才写了《金钱博弈》这本书，以内部人的身份来描述我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过程——我当时在美国新桥投资公司。我觉得是填补了一个文献中的空白，因为没有人写过。

第二部《金钱博弈》讲的是我们入主、改造、退出深圳发展银行的过程。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时空背景不一样，这起收购是在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银行体制改革，它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本书是记录了当时一段宏观历史，同时有这个收购和改造的过程，也有中国的特色。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读者会喜欢的故事，所以才写了这本书。

李翔：对，当时我在《经济观察报》做记者，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接受过我们报纸的专访。那时候这事非常红，因为它是外资收购中资银行的第一例，是开创性的案例。

单伟建：不光是第一例，而且是唯一一例。后来花旗银行投资占股广发行20%——因为中国监管规定，外资不能超过20%，花旗参与广发银行的管理，是以合约的身份，它并没有控制权。我们不同，我们是单一最大股东，我们是唯一一个外资控制并改造中国全国性银行的案例。（注：因为深发展股权高度分散，所以新桥能以不到20%的股权即拥有实际控制权。）

李翔：《金钱博弈》第二部是在繁体版出版两年后才出的简体中文版，如果它出不了简体中文版，会有遗憾吗？

单伟建：当然会有遗憾。你写书的目的就是有更多的读者。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出不来就出不来了。

李翔：出不来也可以接受？

单伟建：是的。这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李翔：做投资也这样，是吗？

单伟建：是的。

李翔：然后也需要耐心，等着就可以。

单伟建：光等不行，还得谋事。但是往往，苍天不负苦心人。

李翔：桥水的达利欧也变成了高产的作者。他讲自己为什么开始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作、分享，因为他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旅程——他用英雄之旅来概括，到了分享和给世界做回馈的阶段。你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说只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单伟建：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而是有感而发。但是我有学术背景，我以前是教书的。现在做投资，积累了一些资料、数据、经验，我就有兴趣把它写出来。我写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目的。我的第一本书是记录我们那一代人的历史，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为我们跨越了两个时代。第二本书是要填补一个空白。第三本书也是如此。

你积累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别人也有用。你不去分享，全烂在肚子里，有点可惜。如此而已。

李翔：包括你也会写一些专栏文章、接受一些采访，对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会担心这些看法会给你的投资带来一些麻烦吗？比如有人会劝你说还是闷声发大财比较好吗？这是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话。

单伟建：曾经有人说过，但我一直不以为意。因为我觉得，“闷声发大财”，这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人生，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能多少做点贡献。这个贡献，不光是闷声发大财，而是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

李翔：我记得前几年应该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当时还是有点麻烦的，是吗？对你会有些影响？

单伟建：有人担心会对我有些影响，但实际上对我没有影响。

李翔：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只是有人担心可能会有影响。这很奇怪。

单伟建：有些人提一些批评的意见，他的用意不是善意的。对于我来说，哪怕有些意见恐怕不中听啊，但都是善意的、建设性的，都是希望更好，而不是希望更坏。因此我就很坦然。

【2.“很多人把巴菲特说成神，但他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做对了”】

李翔：一个做投资的金融家，必然会对宏观经济走向感兴趣吗？

单伟建：不是这样。搞投资的人多了，但真正研究宏观经济、从中考虑投资方向的是少数。而且即便研究宏观经济，能表述出来、写成文章，更是少之又少。

李翔：特别著名的是，巴菲特就经常讲，他从来不关心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怎么变化。站在一个金融家和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还是说也只是一个对外的表达？

单伟建：巴菲特是个很坦诚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会说一句违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我很惊讶他对宏观经济不关心。实际上作为一个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必须得关心。

比如说在美国，私市股权投资这个行业，近两年表现非常糟糕，重要原因就是利率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2%是常态的增长率，中国现在基本上是5%，所以它要低得多。在美国，投资回报率要达到20%以上，在这样的增长环境中非常困难。怎么能达到20%以上甚至更高？需要杠杆。美国的0利率从2008年开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杠杆几乎是无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几倍的使用杠杆，使得你的股本回报率大大提升。

但到了三年前，美联储利率升高，杠杆利率可以达到双位数，因此并购的时候，利率成本也达到双位数。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有多大程度的增长，才能先覆盖负债，才能给股本投资做出贡献？非常难。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私市股权行业最近几年遭遇了很大的障碍，很多私市股权上市公司的价值都大幅度下跌。

因此巴菲特说他不关心利率走向，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资金来源是自己控制的保险公司，资金成本比较低。但是整个宏观条件在变化的时候，会影响他的投资决策。他的公司大家都知道，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现金放在那儿投不出去。

李翔：现在号称有3000亿美元。（2026 Q1，伯克希尔·哈撒韦账上有515亿现金和3393亿短期美债，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

单伟建：3000亿美元的现金放在那儿投不出去，和利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完全不关心，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真正有理性的投资人不会这么做。

当然，巴菲特不是神。很多人把他说成神，但他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了。

李翔：对，但几乎所有的都做对了，是吧？

单伟建：在过去10年当中，他的表现远远不如市场，是跑输大市的。原因是他的投资风格比较保守。美国这一轮的股市繁荣，主要是科技股造成的，他离科技股距离稍微远一点，是以所谓价值投资取胜的。如果要去看20年的历史，前10年是价值投资取胜，后10年是科技投资取胜。以后会不会变？我想很可能会变，但是当市场条件变化的时候，墨守成规，就可能被市场打败。

李翔：但太盟其实也不投科技股的，当然因为做的是私市股权投资。

单伟建：我们一般是做收购，也就是收购控股权，而不是简单的参股。这些目标公司很多都在传统行业，而不在高科技领域。原因很简单，高科技公司需要有创始人、需要有科学家，你拿去控股权，他的激励就少了。科技公司依赖的就是这些创办人，所以这样的公司往往不会成为控股权收购的对象。更何况高科技公司没有稳定现金流的历史，也很难成为收购对象。

但是这并不绝对。比如我们控股的博锐生物，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我们还有一支成长基金，在医药领域和其他科技领域也做了很多投资。但是我们的收购基金一般来讲不会去做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收购基金必须有控股权，控股权和高科技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有冲突的。

【3.经过投资周期的人会比较保守，没有经过的就比较激进】

李翔：巴菲特很长时间之内不投科技公司，是因为他提出了能力圈理论，他认为这不在他的能力圈范围之内。对于私市股权投资而言，也存在能力圈这个概念吗？

单伟建：我想也存在。首先必须对这个行业要了解，然后对这个企业要了解。如果高科技含量很多，那恐怕你了解的障碍就会比较大。

投资有各种不同类型。风险投资专门投创业企业，然后有成长性投资和收购性的投资。我对收购性投资比较熟悉，但让我去做风险投资，我就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判断一个刚刚创业的企业，没有现金流、没有历史。你要对它的科研是不是能够商业化做出判断，我这方面没有经验，也很难做出判断。

李翔：风险投资对您是没有诱惑的，是吗？

单伟建：有诱惑。找到合适的人，他在这方面有经验，愿意到我们旗下来建立一支基金的话，我当然非常欢迎。

李翔：孙正义做的属于控股型的高科技类投资吗？

单伟建：大部分不是。你说他控了什么？

李翔：ARM。

单伟建：ARM是。

李翔：WeWork。当然是失败的案例了。

单伟建：WeWork，他只不过是一个大的投资者。WeWork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当初高盛带了WeWork的创办人来见我，我听了之后，就觉得没法投资。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乏善可陈。他当时之所以能融那么多资，就是他把WeWork包装成了一个新科技的概念。但实际上，WeWork就是一个包租的概念，把一整栋楼的商业空间租下来，再分租。我觉得这里毫无科技内容可言。固定成本太高，因为他已经承诺给人家这么多租金，如果自己分租拿不到足够的收入，风险是非常大的。

软件银行投这个项目，大概也是被它的包装所诱惑。开始时它不是控股性的投资，后来变成了控股性的投资，是因为公司最后有大量的资金需要，软件银行就不断地加码。

李翔：如果说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模式本身有bug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人都会被WeWork的模式和创始人迷惑呢？

单伟建：我一眼能看出来，但是高盛就没有一眼看出来，软件银行也没有一眼看出来。每一个人的投资理念都不一样。

比如说，经过投资周期的人就会比较保守，没有经过投资周期的人，就会比较激进。

美国市场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一直都是牛市，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没经过周期，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激进。巴菲特是经过周期的人，就会比较保守。

我刚才说巴菲特跑输大市，他为什么跑输大市呢？因为他经过周期，他知道周期总是要来的，所以他就相对保守。在牛市，你要保守的话，那你显然是要跑输市场的。没有经过周期的人就会比较有信心，比较敢冲，也比较敢承担风险，因此会表现得比较好。

所以对任何一个投资项目，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周期看的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你有经验，你知道怎么防范风险。坏处在于有很多机会完全是当时的市场带来的，但是你可能就坐失良机。

李翔：它是当时的市场带来的，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阶段性的机会。

单伟建：对。多说几句巴菲特，巴菲特所谓的价值投资，就是看现金流。高科技公司刚开始是没有现金流的，很难判断。传统性的公司有现金流的历史，所以很容易判断。就这么简单。

我不是做股票市场投资的，但是举例而言，没有经过周期的人觉得一支股票很热，大家都在追捧，那可能就被它吸引。如果周期来了，你可能错了。但如果周期没有来，你就对了。

有人跟我讲，说某某人在三年前就预测了美国08年经济危机。我说要是三年前预测的话，那跟没预测没什么两样，因为周期总是要到来的。如果太早预测，你就失去了很多市场机会。

李翔：是。那些大空头不都号称是这样的吗？

单伟建：对，有的人就赶对了时间。有部电影叫Big Short。

李翔：大空头。

单伟建：对，就是有几个人恰恰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做了一些判断和决策，最后赢了。但是很多人比他们早一年或几年做了这种判断和决策，就没有赢。以前美国有位财长，之前是高盛的负责人。

李翔：鲁宾？

单伟建：对，Rubin。他说过一句话，市场低迷的时间可能比你的口袋的深度要长。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到时间了，你做空市场，你要支付成本，市场转机没有到来时，你要不断地往里放钱。你的口袋里面恐怕会没有这么多钱，等市场还没转机的时候，你的钱已经用光了，然后你就输掉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李翔：对，历史上长期资本就是这样的吧？

单伟建：长期资本还不太一样。长期资本是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参与建立的一个投资公司。头两三年的回报率非常高，大概每年30%左右的回报率。他们认为找到了一个秘诀，简单说就是现在AI做的事情，用很多数据做统计分析，他们觉得能够预测市场。他们确实赢得很多，也用了很多杠杆，使得他们回报率增加。后来他们跌在了俄国的经济危机上。俄国卢布大幅度贬值、利率大幅度增加，影响了全球市场。

他们本来在某种条件下应该能赚钱，但那些条件全部改变了。又由于他们杠杆高，所以赔钱就不是赔一点点，而是几倍的赔。杠杆在你赔钱的时候，作用也非常强大。所以长期资本倒掉了。

在投资成功的过程中，一部分靠人力，一部分是在天的。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这就是天。再聪明的人也未必能防范得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投资不完全在你，还在市场条件和运气。那这个人就会变得谦逊一点，好处是会保守一点，会考虑风险，因此不会栽大跟头。如果要觉得投资成功全是自己的本事，那你可能就会非常进取，可能会去承担很多风险，到时候可能栽的跟头也会很大。

李翔：所以其实长期做投资反而教会人变得更谦逊，是吗？

单伟建：是的，我觉得如果吃点亏的话，人是容易变得比较谦逊的。还没有吃亏，就有点容易冲昏头脑，好像自己无所不能。其实没有一个投资者是无所不能的。

李翔：我看你的投资经历，包括我去互联网上查、包括问AI，感觉没怎么吃过亏啊？（笑）

单伟建：任何一个投资者，都愿意谈过五关斩六将，没有人愿意谈走麦城。但是没有一个投资者是没犯过错误的。

李翔：愿意谈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是因为在募资的时候更好看吗？

单伟建：不是。很少有人一天到晚到外面说我做的怎么怎么好，但是在被问到的时候，他要举例子，自然不会把失败的例子讲给你听。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失败的例子。

【4.如何衡量价值：书、投资和个人】

李翔：开始你讲写书是为了填补空白。我不做这个行业，但可能也知道一些案例，因为我看很多的记者写的书，包括《门口的野蛮人》写并购，《贼巢》是写垃圾债券，也包括写长期资本的衰落的书。作为一个从业者来看，这些记者的作品有什么缺陷吗？

单伟建：当然。因为记者不是内幕人，所以并不知道决策是怎么做的。比如《门口的野蛮人》，作者是两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这本书有两个问题，第一，虽然是跟踪报道，就像你们当初跟踪报道深发展案例一样，但是作为局外人不知道内部是怎么决策的，所以是雾中看花，看不清楚。

第二，《门口的野蛮人》成书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写的案例KKR收购RJR Nabisco是1988年发生的。成书的时候他们刚刚完成收购。KKR的一个创办人Henry Kravis喜欢说一句话，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买一个企业，他只要付最高价的钱就是了，但真正能够赚钱，要看以后发生的事情。作者写那本书的时候，以后的事情还没发生。实际上那笔投资是不赚钱的。所以作为局外人呢，不光是雾里看花，还只是看个热闹而已，对于里面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李翔：可能记者在报道收购完成后，已经要去报道其他事，不会再跟踪后面的故事了。

单伟建：收购完成之后，他们认为有足够的素材，就写了一本书，而不会再等七八年，甚至十几年以后，再去写最后故事的结尾。

李翔：以及肯定当时整个市场的关注度也最高。就好像如果这本深发展的故事在当时就出版，肯定卖得会更好，因为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个案例。

单伟建：我想是这样的。但是《峰回路转》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投资开始，到改造的过程，创造价值，最终退出，非常完整。一个记者很难做这件事情。

李翔：衡量一笔交易的成败，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回报率和拿到的现金总额。怎么衡量一本书的成败，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是从自己的标准，还是外部标准，比如销量等来衡量？

单伟建：南怀瑾说过一句话，有的书有时效性，今年看很有意思，但真正有价值的书，是百年之后看还有价值，那才是好书。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衡量。当然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你觉得它长期是不是有价值？我认为短期的、哗众取宠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不值得看。美国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得者叫Herbert Simon。他说他不看报纸，因为他认为，新闻实际上不是知识，很多都是娱乐性的，唯一值得看的就是书。这话有他的道理。

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出差，或者度假，那地方没有网络、也没有报纸，一个星期看不到新闻，回来你说我会再看上个星期的报纸吗？大概不会了。那就说明，一星期的报纸不看也无所谓。书也一样，如果只是现在看着挺有意思、娱乐性很高，但是若干年后，你觉得毫无价值，我觉得这样的书大概不是好书，也不是知识。

李翔：是的。之前我也听人讲过，大概意思是，如果你要理解大家有多么蠢的话，你就看上星期的报纸就知道了，基本上讲的全是错的。

我想问个大的问题，对于你而言，私市股权投资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因为我相信你肯定也知道，包括刚刚讲到的KKR的创始人，包括黑石的创始人，其实在美国也是被很多媒体包括公众批评的，认为他们过于铺张或者豪奢。

单伟建：积极的意义有两点。第一点，我们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一些机构的钱，包括保险基金、主权基金。它们的钱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是养老金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是创造价值的话，实际上是在给很多人创造价值，这是有意义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保和退休金系统，是整个社会安全的保障，它是需要投资回报来支持这个系统的。这是一个贡献。

另外一方面，之所以有收购机会，就是因为市场有没有效率的地方。收购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金钱博弈》第一部讲的是韩国第一银行的案例，它当时已经破产，被韩国政府收归国有，我们从韩国政府手中收购。现在这本《峰回路转》，讲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当初它是家问题银行，表现非常不好。我们入主之后，对它进行改造，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益和利润率。当时《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在我们退出的时候，叫做开创多赢的局面。我们当时把深发展出售给了平安保险集团。

为什么讲是多赢的局面？因为我们把这家银行改造好，把它的利润率大大提高，把它变成了一个健康的银行，而且大大扩大了它的规模，这对员工、股东和社会都有好处，当然对于收购方也有好处。从这个角度讲，私市股权在市场里现在是在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翔：就是它让资源更有效地匹配，是吧？

单伟建：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李翔：你刚才讲，衡量一本书的成败，要需要时间来决定。

单伟建：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就应该有这个想法，你自己要衡量一下，这本书到最后，对读者是有长期的价值，还只是一个短期的娱乐。

李翔：说到这儿，我要问一个有点残酷的问题，我相信有可能你也听过这句话，《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讲过一句话，他说政治家被人记住的是最坏的决定，艺术家被人记住的是最好的作品，商人几乎不会被人记住。你赞同这句话吗？

单伟建：这句话说的有点俏皮，也有点聪明。商人被人记住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任何人被人记住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当他过去了之后，他就过去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能够给后来人有一些价值、做出一点贡献的话，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至于他个人是不是有名，我觉得意义不大。

李翔：但是两本《金钱博弈》讲的就是商业故事，如果商人包括商业本身被记住的概率不高，100年后再被大家看到的概率不也会非常低吗？

单伟建：我之所以写这个故事，我觉得它对想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是一个知识的补充，因为这是一个文献中的空白。如果想了解作为收购方的过程经过，看看这本书会是会有益的，如此而已。我觉得只要是提供了别人没有的知识，它就会有价值。你讲的价值大概就是说一本书是畅销还是不畅销，是不是？

李翔：畅销也分时间段。比如有可能它100年之内的总销量非常高，可能比它当年最畅销的书销量还要高，也是一个畅销吧。

单伟建：是。当然要是能达到莎士比亚、司马迁那种水平，几百年甚至两千年都有价值，对人类的贡献确实非常巨大。

李翔：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安·兰德，《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她的书卖得非常好，而且长时间之内也很畅销，硅谷的很多企业家非常推崇。她是极端的主张个人主义，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人都非常喜欢她。

单伟建：极端主张个人主义的书，我大概不会喜欢。

李翔：所以你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

单伟建：我觉得这样的书恐怕是毫无意义的。

李翔：很多美国人都蛮喜欢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吧？

单伟建：会有很多人，不光是美国人，恐怕很多中国人也会喜欢。因为中国人也喜欢英雄。

李翔：对，我在你的百科里面看到一句话，是引用的原深发展高管对你的评价，他说有单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节，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又有接受跨国教育形成的反差，是一名精明的商人。你听过这个评价吗？

单伟建：我当然没有听过，也没有人来当面跟我说。这不值得评论。

李翔：其实你不在乎，是吗？

单伟建：我不在乎。

【5.苦难和成就】

李翔：作为50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所以造就了大家今天来看你的经历非常传奇，从一个戈壁上的知青，到今天很多人称你是中国私募之王，顶级金融家。我好奇的是，那段下乡的经历，你觉得对日后你的这种成就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经历上的先后，甚至是一段弯路呢？

单伟建：任何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有两面，有正面也有负面。没有一件事完全正面没有负面。就好像你做成一件事也需要付出。

我们在戈壁滩种地、上山下乡，总体来讲，我觉得是浪费青春的，很多人把青春完全消耗在那儿了。那会儿没有书读，十年不读书，后来也很难读书了。当然有人自学，但也不是很多人自学，少数人自学，到后来没有完全被耽误。

所以那段经历，总体来讲，我觉得不是一段好处大于坏处的经历。但是人从各种不同的经历中都会汲取一些经验，所以也不完全是坏事。

李翔：因为有时候大家也会美化苦难，认为苦难对一个人的性格会有某种程度上的磨砺。

单伟建：可以这么讲。比如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你就想，和以前的苦比起来，这不算什么。所以你对困难的承受度会高很多，碰见一点小的磨难，你认为没有什么，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好的不知道多少倍。没有这种经历、完全一帆风顺的人，碰见一点挫折，就很容易沮丧，甚至放弃。

李翔：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吃那么多苦，是吧？

单伟建：对于个人来说，都无所谓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整个社会都繁荣起来，都过好日子，而不是过穷日子。所以过去像我们在内蒙戈壁滩种地的那段经历，我希望当然是永久地过去，现在年轻人不要再去经历那些我们经历的事情。

李翔：作为50后，其实你也是完整的经历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不发达的国家，到今天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想知道，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命题，中国做对了什么。

单伟建：你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不同意。

李翔：你是说购买力来看不同意？

单伟建：对。以名义美元来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2/3。从购买力平价来讲，中国经济体量超过美国30%。所以从实际购买力来讲，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大于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平均所得仍然比较低，是美国的1/3，以名义美元计算是美国的1/6。

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人均GDP比印度要低。1990年，36年前，不远的过去，我们比印度还要穷，现在我们（人均GDP）是印度的5倍。

（2025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名义GDP分别为13862美元和2703美元。总量分别为19.5万亿美元和3.96万亿美元。）

1990年时美国GDP大概是我们的15倍，现在以购买力平价来算，我们比它还大，以美元来计算，也是它的2/3。从人均GDP来讲，美国当时是我们的70倍，现在是我们的3倍或者是6倍，看用哪个尺度来衡量。所以，变化非常巨大，而且很惊人。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3000美元左右，在全球排名大概在七十几名，和马来西亚、墨西哥、土库曼斯坦差不太多。我们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穷的国家。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取得的现代性，我觉得是超过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我说的现代性指的是整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是8万公里，今天它仍然是8万公里。我们那时候1公里都没有，现在是20万公里，是它的两倍半。我们的桥梁、我们的机场、我们的码头、我们的超高压电网，所有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你去墨西哥、马来西亚，绝对不会看到，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至于你说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改革开放就是做对了。在以前的经济体制下，我们没有这么快速的增长，改革开放之后才快速增长。

李翔：这也是你新书的主题，是吗？

单伟建：是的，我在写这本书，但什么时候写完还不知道。

李翔：反正不着急。

单伟建：不着急。因为我刚才说的只是个现象，有高速的增长，取得了现代性，但是何以如此呢？这是要花很多脑筋、做很多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的。

李翔：对。这个问题张五常给出的答案是县和县之间的竞争，他称之为县域竞争。每个县都有点类似一家公司，激烈的竞争促进高速发展。周其仁和张维迎的回答是，激活了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其实不同的经济学家会有自己不同的回答。

单伟建：我认为这些说法，都和盲人摸象差不太多。这些都对，但是都不能完全解释。县与县的竞争，我觉得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发达的根本原因。企业家精神当然对，但是美国也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为什么比它的增长要快？所以我看也不是根本的因素。当然，它们都是中国之所以发达起来的一个因素。我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因为不成熟，所以现在就不说了。

【6.拯救消费的希望在房市】

李翔：期待一下。像你刚才讲到的，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我们的GDP已经比美国还要大了，包括我们的现代性和基础设施是做得非常好的。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们总这么讲，会不会不担心中国会骄傲？举个例子，之前大家会开玩笑说，日本应该把《日本第一》这本书列为禁书，美国应该把《历史的终结》这本书列为禁书。这两本书出版之后，这两个国家就开始出现了没有那么好的趋势。

单伟建：你说一个国家骄傲，是把一个国家给个性化了。作为个人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搞得好，大家会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确实会扬眉吐气。

有人就跟我讲，中国发达之前，海外华人实际是不能高高抬起头来的。个人可能很有成就，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觉得很惭愧，因为国家很贫穷。现在，国家发达了，你也与有荣焉，也觉得很自豪。这种感觉是会有的。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比如说我到（中国）各个地方走，我很少看到国旗。美国人老说我们民族主义，但我很少看到国旗。你到美国去，到处都是美国国旗。他们的民族主义，或者叫爱国主义，非常强烈。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是这样，取得成就，自然就有自豪感。这是一种激励，激励你发愤图强。

李翔：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尤其2021年之后，围绕中国经济的未来，看法分歧明显出现，一直持续到今天。可能有人很悲观，有人很乐观。包括在国内，大家也会讲，我们看宏观经济的数据会乐观，但很多人体感是悲观的。我不知道站在你的角度——因为你其实是扮演了一个相对抽离的观察的角色，你能理解大家这种乐观和悲观吗？

单伟建：当然可以理解。个人的际遇不同，因此个人的感受就不同。包括群体也一样，际遇不同，感受也不同。我要是一个房地产商的话，从2021年之后到现在，我不可能有很乐观的感受。但是我要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话，不管是搞什么的高科技企业，就会非常乐观。我要是出口企业，我可能也非常乐观。

所以，个人感受不能代表或者代替宏观的数据，宏观数据也不能改变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们有一个和别的国家很大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在2024年、2025年这两年，都过度依赖出口。出口对整个GDP的增长的贡献，超过30%。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这是没有体感的。

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GDP增长了5.2%，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是82.5%，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11.4%。也就是说在2023年的时候，疫情刚过，市场和信心有了反弹，所以消费的贡献很大，而出口的贡献是负数，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过去两年，进出口的经济增长贡献都超过了30%。那这个贡献，对于消费者的体感，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体感和宏观数据确实有差异。真正让体感增加，就是消费的信心提升。现在的消费信心还是比较低迷的，我们都讲消费不振、或者消费低迷，或者消费降级，等等。这在宏观数据上也反映出来了。只有当消费的意愿大大增加的时候，体感才会大大增加。

李翔：就你自己而言，我不知道这样讲准不准确，是超越乐观和悲观的，主要看数据，是吗？

单伟建：对于中国经济，不能过于乐观，但是我绝对不悲观。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是运行在它的潜力之下的，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为什么这么讲？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的宏观政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比起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有空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最高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高。准备金就是银行存款必须在中央银行保留的比例，我们平均6.5%左右，美国是0，日本大概0.8%，欧盟大概1%。我们每降准一个百分点，就会释放出2万亿人民币。所以货币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在财政方面，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一个净资产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净负债状态。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超过了国有负债。国有负债就是包括所有地方政府平台的负债。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在主要经济体里也非常少见。美国、日本、欧盟基本上都是一个净负债的状态。所以我们的财政政策空间很大。

因此我觉得如果国家制定了一个增长的目标，是一定能达到的。因为有宏观手段。

但这还是在宏观层面。从微观层面来讲，现在老百姓家庭在银行的存款已经到了160万亿。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才140万亿。这样的规模，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消费的意愿降低，大家就把钱存到银行。虽然银行的收益率非常低，现在恐怕只有1%。这说明消费的潜力和能力是在的，但大家不愿意消费。160万亿，哪怕就像有的人说，存款很多都是富人，老百姓实际存款比较少。那我们就不多说，哪怕只能释放出5%，经济就可以增长6%。

因此我觉得你不能悲观，因为有这么大的潜力。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很乐观？就是我刚才说的，消费低迷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李翔：所以原因和解法都是同一个症状，就是消费问题？

单伟建：是的。就像以前有人说，有家卖鞋的公司派了一位销售到一个岛上，这个人回来说，那个岛上没有前景，我们在那做不了生意，因为没有人穿鞋。后来又派了一个人过去，那人回来说，岛上潜力非常大，因为岛上没人穿鞋。

李翔：这也是你发表过很多看好中国消费的观点的原因，是吗？

单伟建：是这样。但是也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的意愿比较低迷？为什么大家有钱但是不愿意消费？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损伤。而受到损伤的关键原因还是房市不振，或者说房地产价格在下跌。如果房地产止跌企稳、开始复苏，对于提振消费的信心，让大家有意愿去消费，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年（2026年）前5个月的数据表明，好像房地产已经触底了。上海已经连续5个月房价增长，增长了大概7.6%左右，这是有标杆作用的。如果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价格能增长这么多，就会引起买房的人焦虑。买房是买涨不买跌的。那就得赶快入市，不然再涨的话，就买不起了，或者付的价钱就更高。对于卖房也是，卖跌不卖涨。如果觉得要持续下跌，那他赶快挂牌要卖掉，但是觉得要涨的话，可能就就不再挂牌了，因为要等一等，卖的价格会更高。这样存量就会下降。供应下降，需求增加，它就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复苏。

现在看起来有这个迹象。如果这个迹象持续的话，对消费会有很大的帮助。

李翔：拯救消费的希望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上。

单伟建：房地产2019年占家庭财富的59%左右，现在不知道，因为房市有了很大的变化，价格调整的很多。百分之五十几的比例，你知道财富效应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家庭资产负债表缩水，大家就不愿意消费。因为房产也好、家庭负债表也好，是我们的安全保障。如果房价比较坚挺，我认为自己有钱有保障，那我就愿意花钱。如果价钱在下降，我就知道我的保障在减少，因此我要存钱。所以我觉得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复苏对于消费意愿的增加是极有帮助的。这两者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

中国房地产大概在2021年中期才到顶，之后就开始下滑，到现在已经下滑了5年。这个时间相当长了。从各个国家的经验看，这也是差不多到底的时候了。包括看房租的收益率，去年的房租收益率，全国平均起来达到2.8%左右。我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降到了1.8%左右。也就是说，你要是有房的话，租出去比买国债收益率还要高。

所有这些迹象证明，开始在触底了，最起码是在探底。而且从今年头5个月的表现看，确实已经触底了。当然这很难做到100%的判断。但是上海的房价5个月能有7.6%的增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李翔：2024年和2025年，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比例那么高，出乎你的意料吗？因为同时发生的是贸易摩擦的问题。

单伟建：我之前没有意料，所以也谈不上是出乎意料还是在意料之内。这个数字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当然是对经济有所贡献，即便消费低迷，我们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补。坏事就在于我们对出口变得过度的依赖。而正好现在是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这种依赖会变得不可持续。美国在打贸易战，欧洲也开始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所以光靠出口，我觉得靠不住。

还是中央政府说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内需。只有国内的消费和需求才是靠得住的。

李翔：是。贸易对经济贡献这么大，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你看世界果然还是离不开中国制造。

单伟建：现在确实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双刃剑，任何事情都有益有弊。有益当然是你的制造能力非常强、出口竞争能力非常强，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非常大。但是但凡好事都隐藏有弊病在里面，你会过度依赖别人，而别人会对你采取防范，这会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

【7.内卷和中国资产价格】

李翔：当你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时候，你遇到的其他公司高管，或者投资人，会问你什么关于中国的问题吗？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问题会是什么？

单伟建：恐怕一言难尽。很有意思，现在美国很多机构，尤其是私市股权机构，对中国是不愿意投资的。中美关系恶化之后，他们的投资意愿越来越低。我们是一个泛亚洲的基金，在整个亚洲市场都有投资。去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既然对中国不感兴趣，我就跟他们谈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这些市场，但是他都不愿意听，他只想听中国。他不愿意在中国投资，但是他愿意知道中国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的问题非常广泛，比如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竞争性在哪里，为什么高科技和美国可以一争短长，等等。有很多很多，没有非常集中的问题。

李翔：理解。从二级市场看的话，其实中国头部公司的市值，无论是消费企业还是科技企业，我会发现它们跟同领域美国头部公司的市值差距是比较大的，往往只有1/5到1/3，包括去看市盈率的话，其实差距也是比较大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资产确实在被低估，还是因为比如投资者会计算一部分风险在里面，还是因为什么？

单伟建：我觉得有好几层的原因。一个层次是你说的低估。美国市场的整体市盈率是中国市场的大概两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讲的中国企业的”内卷”。过度竞争，竞争到最后，好像大家都不赚钱，几乎是恶性竞争了。这也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样的竞争，企业的利润率显然就不会高。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物价水平普遍的低，这和我们的国民收入水平有关联。在美国，好的律师一小时收费可以达到3000美元。在中国，你用300美元一小时请一个律师，那就是最好的律师了。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质量会有10倍的差距吗？绝对不可能。甚至如果可以比较的话，说不定中国的律师提供的服务还更好。所以这是整体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决定的。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长期以来，大家不愿意去买无形的资产。比如说软件，比如说商业咨询，都是无形的资产，大家不愿意出钱，都愿意买有形的东西。但美国人愿意买无形的资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说AI，我们都是开源的，使用token要付费，我们的价钱也很低，是美国的1/10啊，最多1/5。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入当然就相对少。

所以各种原因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就会差一些，再加上估值比较低，所以就跟美国公司会有很大的差距。

李翔：我们AI模型的开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因为我们是在追赶和后发状态，而开源往往是一个很好的追赶的路径？内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公司确实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导致其他公司很容易进入，然后大家开始来卷价格？

单伟建：开源倒不是因为落后才开源，这是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到底是闭源好还是开源好？在美国同样如此，有的公司就是开源的，有的公司就闭源。安卓系统就是开源的，而苹果就是闭源系统，所以这是公司的取舍。开源的好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来帮助发展，闭源的好处是你有独特性。这是一个选择。我并不觉得是哪个国家必须得开源，哪个国家就一定是闭源。

李翔：内卷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单伟建：其实我们的内卷有更深层的原因。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我觉得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地方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制造业公司到他们那儿去建厂、去雇人，这样地方政府有税收的收入、就业的机会。所以地方政府会采取很多政策来鼓励这些企业，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造成了很多产能的产生。

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在分析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产生短缺时，说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因为国有企业不能倒闭，所以它浪费资源，所以它造成了短缺。如果一家企业在亏损的时候也不倒闭，地方政府还拼命支持的话，那就会造成了大量的产能，结果就是卷。

国家在考虑用各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但我觉得恐怕最大的政策的改变，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应该从哪里来。如果完全是制造业的税收、就业劳动的收入，恐怕就不可避免。现在在考虑消费税的问题，让消费税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是这样的话，地方政府的激励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它就会去更注重消费。

所以政策的改变，包括税收的倾斜，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内卷的问题。

【8.危机是投资者的朋友吗？】

李翔：两部《金钱博弈》中的交易，都是经济危机时产生的交易机会。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危机是私市股权投资的一个朋友呢？

单伟建：未必。第一本《金钱博弈》讲韩国第一银行的收购，确实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第一银行在危机中破产，被收归国有，然后我们把它收购了。

但是深圳发展银行这个案子发生时，中国并没有经济危机，而是处在一个银行体制改革的状态，这种状态创造了机会。当时监管政策对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是不能超过20%，但我们是单一最大股东，所以我们对深发展银行是控制的。在那个大的银行体制改革的环境下，才有这个项目的产生。这个银行是濒于危机，因为它问题很严重，不良率非常高，但经济并不是处在危机状态。

至于危机会不会带来机会？其实危机对所有人都带来机会，但同时也有风险。就像我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是账面上的资产会持续恶化。因为你不知道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政府能够给银行更多的保护，因为政府要把比较烂的银行卖给我们。而政府认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资产价值会提升，所以不愿意给你提供很多的保护。

我们讲博弈，就是在这方面谈判，纠缠了很长时间。两边都有道理。作为投资者，你就担心（资产）下滑；作为政府，你就担心贱卖。

当你说因为在危机中，所以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往往都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包括在韩国，我们成功退出之后，有很多批评意见，说贱卖了。但是你要知道，在那时候是无人问津的。当时韩国政府请了摩根士丹利做卖方的顾问，全球发了40多封邀请信，邀请所有大的金融机构竞购这间银行。最后出现的只有两家，一家是汇丰银行，一家是当时我在的新桥投资公司，最后我们胜出。

当时敢于承担风险的人，是非常、非常有数的，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的机会。包括我们也是很担心的，每一个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会很担心。

所以你说危机会不会带来机会？是会带来机会，但是很难判断，也很难把握。

李翔：你刚才也提到，投资深发展的时候，中国其实不止银行业，整个经济改革也在进行当中，所以才会出现你在书里面提到的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对交易本身产生一些影响。对于私市股权投资而言，它是在一个已经相对完善的市场里面去做投资更有利，因为法律法规的确定性更强嘛，还是在一个正在完善过程中的市场里面会更有利？

单伟建：总体来讲，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市场做投资比较容易，因为有规可循，风险相对少一点。在一个不大完善的市场，是比较难的。

李翔：就投资深发展而言，你其实也讲过，即使不退出，永远持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如果是巴菲特的话，他可能真的会选择一直持有了，但这对于新桥，对于私市股权投资而言，一直持有是一个常见选项吗？

单伟建：不是。因为我们的基金一般都有存续期。比如5年的投资期、5年的持有期，一般来说是10年。还没有退出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一年、再增加一年，我们叫10➕2，最多是12年。总是有个限期的，你必须得退出来。不然的话，投资者把钱给了你，你永远退不出来，是有问题的。这也不是投资者的初衷。

我讲这句话是想说，如果有人有能力长期持有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比如平安保险集团收购了它，收购之后到现在，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大概增长了10倍，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持有的东西呢？十几年的时间增长了10倍，证明它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资产，但并不适合一般的私市股权投资基金长期持有。我在书里探讨了一种模式，我们怎么样和其他的比较长期的有限合伙人合作，达到长期持有的目的。但最后那个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李翔：私市股权投资不可能做成永续基金吗？

单伟建：永续恐怕比较难一些，但是可以变成一支持续基金。有不少这样的操作。这个投资的项目要到期了，面临要退出，私市股权公司同样的普通合伙人建立一支新的基金，有新的投资者进来，可能也有过去的投资者把权益滚动进来，等于收购了这个资产，再继续持有。这种情况现在还是经常发生的。

李翔：这两笔交易的过程中间，出现了很多的波折和僵持，甚至感觉谈判基本上没办法推进的情况出现。我好奇的是，当时怎么判断我可以继续再坚持一下、继续推进，还是已经到了要放弃，沉没成本不是成本的阶段，怎么判断？

单伟建：每个人判断都不大一样。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那只要有一线希望的话，就不大愿意放弃。不愿意做出判断，抬腿走人。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还有一线希望。

当然有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判断。根本就没有希望了，或者再持续下去成本会特别高，那你当断就断也是对的。所以，没有一个必然的规律说一定要缠着不放，有的时候就要壮士断臂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举。

李翔：断过吗？

单伟建：当然，因为有的项目做不成就是做不成，只好一走了之。但你自己判断将来能够做成的机会比较大，那就应该坚持一下。有时候往往就是坚持一下，事情就做成了。就像打仗，双方僵持很久，其实就在于最后是不是能坚持一下才能取胜。

李翔：这两笔交易也都涉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问题。新桥是美资，对应的是韩国和中国。我想知道，对于私市股权投资而言，更像是有一套全球通行的操作方法，还是说在不同文化之间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在美国做私市股权投资，跟在韩国、跟在中国会有什么不同吗？

单伟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文化环境的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少对文化的敏感，很难把事情做成。但是投资原则都是一样的，不因为文化环境的不同，投资原则就有所变化。

比如在美国投资，谈判的时候都是直来直去，非常的坦诚，也不顾颜面的。在日本，日本人从来不说不的。日本人会说：太难了，太难了。他们总是这样。如果你张口就说不的话，那人家觉得很冒犯，你的事情也做不成。

所以在过程当中，文化敏感性非常重要。尤其在管理当中，你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你才能更有效地去管理。但投资原则都是一样的。

李翔：是什么？不能亏钱？（笑）

单伟建：比如说，我做投资的时候，必须能够在我的模型里算出账来。比如PE的倍数没有变化，我进来是10倍，出去也是10倍的话，我在三年当中能有两倍的回报。如果这是我的一个投资的标准的话，那你在哪个国家都应该适用同样的标准，而不会说到了这个国家，我不是三年两倍，变成三年一倍半或者三年三倍，到另一个国家我再改变。我们的最起码投资的原则都是不变的。

但是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文化的敏感性非常重要，因为人都希望受到尊重。你尊重人家的文化和历史，人家感到尊重，就愿意跟你做事情。不然的话，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礼貌，谁愿意跟你做事情？人和人之间打交道，互信非常重要。

【9.好的投资人需要具备什么要素？】

李翔：你有很成功的投资退出项目，包括深发展、腾讯音乐都非常成功，十几倍的回报。但其实也有一些，比如网上也能看到，像奈雪的茶，目前来看并没有那么的成功。成功的项目和不成功的项目，如果事后总结的话，它们会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差异性吗？

单伟建：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有差异性。

不成功我觉得是两个因素，一是判断失误，一是运气不好。运气不好是不可控的。判断失误，就要汲取经验教训。

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你只能要求要少一些（失败）。有的时候是不可控的，你运气不好。但如果是自己犯错误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原谅的。

所以我们有非常鲜明的奖惩机制。你做的成功的话，操作的团队都要受到很大的奖励，包括我们整个的委员会都受到奖励——我讲的是投资决策委员会。如果失败的话，大家都要受到惩罚，这样你才能汲取教训。

李翔：所以其实是从制度上来鼓励大家去投更高成功率的项目。

单伟建：搞收购投资的话，100个项目里面，如果有一两个失败，就是失败率很高了。

李翔：是吗？容错率这么低的吗？

单伟建：当然，要是风险投资的话，100个里面恐怕有50个失败，问题也不太大，因为它的风险和回报的区间非常大。我们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就会非常的低。因为我们一笔投资，几亿、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的人民币，容不得出错的。错误一般都是小错误，是想尝试一下的东西，往往都做得不大好。

李翔：一个金融家、私市股权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一家公司，跟一个管理者来看一家公司，这种角度差异大吗？

单伟建：我知道我们是怎么看一家公司的。至于一个管理者怎么看公司，不同的管理者看的可能不一样。我们要采取的方式就是利益捆定，管理层必须有股权激励，利益绑得死死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奖惩分明，如果搞得好，那你获得很大的奖励，包括股权激励的兑现；要是搞得不好，你恐怕就要卷铺盖走人，惩罚也很严厉。

在这样情况下，这个利益绑定得很紧，所以呢，应该来说不应该有很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管理层的业绩是要达到我们共同制定的预算，那他的考核也是按照那个预算来制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李翔：好，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好的私市股权投资者，跟这个投资人的年龄和经验是正相关的吗？

单伟建：我说过，只有两种投资人。一种是经历过周期的投资人，上下的周期、荣衰的周期。经历过周期的投资人一般都会比较保守，经验也比较多；没经历过周期的人，就会比较进取，经验少一点。

在某一个时段，没经过周期的人，恐怕会很成功。经过周期的人，在那一个时段，可能并不是如此成功。但是如果突然有了周期的变化，情况又会颠倒过来，所以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投资成功取决于三个重要的、关键的因素。第一是要有很好的判断力。第二是要有很勤奋的精神，工作非常努力。第三还得取决于运气。

第一个因素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要有好的判断力。但好的判断力从何而来呢？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经验越多，恐怕犯的错误就越少。

李翔：但是勤奋工作这个东西，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能够工作的时间长度不就变短了吗？因为精力也会下降。

单伟建：我昨天工作了12个小时。我计算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未必，因人而异。

（文前概览由生成，作者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