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跑步进入性衰退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於嘉

性，大概是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事了。关起门，拉上窗帘，世界只剩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比这更属于自己。

但真的是这样吗？

性在什么时候发生、怎么发生、跟谁发生，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中国人的性，几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又是谁在推动这些变化？

01.

性，是有剧本的

我们是怎么学会谈恋爱的？谁先开口表白、第一次约会去哪、什么时候可以牵手、多久可以见家长、哪一步算是确定关系……没有人发过教材，也没有谁正式教过恋爱，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大致的流程表。而且，一旦对方不按这张表来，跳了步骤，或者迟迟不推进，很多人立刻会觉得好像不对劲。

性也是这样，而且比恋爱更彻底。它几乎从不被公开谈论，没有课堂，没有排练，可是人人都“知道”它应该是怎么回事：什么年纪可以开始，跟什么人才正当，在什么关系里才能说得出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盖格农和西蒙，将这套没有人教过、却很多人都会遵守的规则称作“性脚本”，也就是性的剧本。

在他们之前，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弗洛伊德式的：性是天生的洪水猛兽，藏在每个人的身体里，而社会能做的只是筑起堤坝、踩下刹车。盖格农和西蒙颠覆了这个图景，他们提出性不是本能的自然流露，而是照着剧本进行的社会行为。

冲动也许是生理性的，但冲动什么时候被唤起、朝向谁、以什么方式、到哪里为止，全部都写在了一个剧本里。

性的剧本有三层。最外层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什么年龄可以有性，在什么关系里才好，什么样的性算是正常的。

为什么一想到父母也有性生活，很多人可能本能地别扭？为什么老年人的性，在影视剧里几乎只能以笑话的形式出现？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老年人似乎和性生活绝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一项全国调查，访问三千多位57岁到85岁的老人。调查发现，在57岁到64岁的人里，过去一年仍有性生活的占73%；而在65岁到74岁的人中，这个比例是53%；即便是75岁到85岁的老人中，也有26%在过去一年仍有性生活。

潘绥铭教授在国内的调查同样发现，和十五年前相比，55岁到61岁受访者的性生活频率不降反升。

研究表明，性需求并没有随年龄消失，消失的是谈论它的许可。在传统剧本里，性与生育捆绑，生育的任务完成了，性就该谢幕，否则就会显得为老不尊。所以，不是老年人退出了性生活，而是性脚本对年龄的约束让人们觉得不该去谈论它。

性脚本的中间层，往往是两个人相处时磨合出来的默契。比如，同样一句“早点睡吧”，在有些夫妻看来是性生活的邀请，但对于另一些夫妻来说，可能只是字面意思。

性脚本的最里层，是深深镌刻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观念，我们对性的想象、期待，甚至欲望本身，都顺着剧本流动。

人常常不是先有欲望，再去寻找指导行为的脚本，而是脚本先说：此刻你应该或不该有欲望。烛光晚餐、海边旅行会让人觉得有气氛，正是因为性脚本把这些场景标注成“浪漫”，身体读到标签，自然入了戏。

性脚本里当然也包含关于性别的叙事。比如，在性方面，男性会被期待主动，女性则被期待矜持。

这不是老黄历。2025年刚完成的全国调查显示，公众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宽容程度，仍然明显高于对女性的。而且，把受访者性别分开来看会发现，这套双重标准主要掌握在男性手里：男性明显更难接受女性有婚前性行为，但对男性有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更高；相比之下，女性对两性是否应该有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几乎没有差别。

这套关于性的“理所当然”，来源有很多。

比如在家里，父母谈不谈论性、用什么口气谈；又比如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到底上没上、是怎么上的；还比如在影视和小说里，呈现什么、回避什么；当然也包括同龄人中间流传着哪些半真半假的知识。

还有几个影响很大的来源，比如文化、法律和政策，它们规定了什么能说，什么能实践。

02.

性，曾经不归自己管

在传统中国，性的正当目的只有一个：生育，给家族续上香火。夫妻之间的性，与其说是感情，不如说是义务。该做，但不该谈，更不该沉溺。

古代盛行的看法是，小两口恩爱过头是不好的。男方的父母一来怕儿子沉溺于儿女情长，耽误读书科举的正途，二来怕他凡事向着妻子，不再听父母的，坏了家里的尊卑规矩。大家熟悉的陆游和唐婉，就是这样被拆散的。在传统社会里，个体的性自主权往往受到家族的牵制。

这个由家族说了算的局面，在民国时期第一次被正面挑战。

新文化运动里，一批新派读书人不再认同旧规矩，喊出“自由恋爱”的口号：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的应该是感情，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在1918年写过一篇《我之节烈观》，开口就问：贞节这副担子，凭什么单单压在女人身上，男人却可以置身事外？

还有人走得更远，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在1926年编了《性史》，把征集来的几篇性自述印出来公开讨论，一时全国轰动，很快又被斥为淫书查禁，他自己也落了个“性博士”的外号。

性和爱，第一次能被摆到台面上，成为可以公开争论的题目。只是这阵新风主要刮在城里的学堂和报馆之间，出了城，乡下的婚事照旧由媒人和父母拿主意。几本杂志、几场笔仗，还掀不动绝大多数人过的日子。新文化运动撬开的，终究只是一道缝，旧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松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性做出了很多改造。比如，各地陆续关闭妓院，改造从业人员，延续了上千年的商业性交易在短时间内几乎绝迹。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性即使是私人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集体的影响。

比如，结婚要单位开介绍信，离婚要组织点头；生孩子要有指标；谈对象谈得不合适，领导会找你谈话。两个人出门住旅馆，前台要先看结婚证，拿不出来就开两间房，否则可能会被举报到公安局，甚至受到处罚。

管得最严的，是发生在婚姻之外的性。婚前发生关系，轻则叫“作风问题”，在单位受处分、写检查、断送前程；重的可能构成犯罪。1979年的《刑法》里有一条“流氓罪”，列举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条目，后面跟着一句“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

就是这一句“其他”，让流氓罪成了法学界所说的“口袋罪”。民间的说法则更直白：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同性恋、和多个人发生性关系等情况，都可能因触犯流氓罪遭到惩处。

在改革开放之前，性从公共生活里被抹掉。无论男女，衣服都是蓝灰一片的中性款式，把身材、男女之别连同任何一点性的意味，都一并盖过去。银幕上表达亲密更不被允许，接吻甚至不可想象。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唯一被允许烫头发、有身体曲线、说话声音娇媚的女性角色，往往是女特务——只有敌人才有性别化的外观，连性感都有了阶级成分。

03.

变化，从一张剧照开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性革命迅速推进。

1979年，《大众电影》杂志复刊。在五月刊封底，编辑部刊登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上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拥吻。这是新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第一次出现接吻的照片。

杂志发出没多久，一封来自新疆读者的信寄到编辑部。写信的是一位农垦系统的宣传干事，他说这本杂志“堕落”，自己并不反对爱情，但“那些搂搂抱抱、亲亲吻吻的爱情，我看不宣传为好”。

编辑部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都很有胆识的决定：他们把信原文照登，请读者公开讨论。不到两个月，编辑部收到了上万封来信，最多的一天将近七百封。他们索性在杂志上连开四期专题，让全国读者公开讨论“接吻”。

大多数来信都站在杂志这一边，比来信更直接的表态，发生在电影院里。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水晶鞋与玫瑰花》照常公映，无数中国人涌进影院，在大银幕上看到王子和灰姑娘的吻。多年以后，它仍然是一代人记忆里最美好的电影之一。

国产电影也跟着试探。在1980年的《庐山恋》里，张瑜在郭凯敏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令全国轰动。这个吻后来常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严格说，它只是吻在脸上，而且是女方主动，但这在当时反而是更大的突破。一个时代对亲密的全部紧张和渴望，都装在这一秒钟里。

不过，风向也有回头的时候。就在全国讨论接吻照的几年之后，1983年秋天，当红演员迟志强被拘捕。他被抓的原因，放在今天几乎难以理解：他和一群年轻人聚在朋友家里，听邓丽君、看内部电影、跳贴面舞，期间和女青年自愿发生关系。被邻居举报之后，这些事被装进流氓罪的口袋，第二年，他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如日中天的演艺生涯就此中断。

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看法：越轨不是一种行为天生的属性，而是社会贴在行为上的标签。同一支贴面舞、同一段自愿的关系，昨天是罪，今天则是隐私。行为没有变，变的是规则，和制定规则的人。

变化在十几年后到来：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里被删去。这个无所不包的口袋被拆开，公共生活里该管的事，被归入具体的罪名；两个成年人关起门来你情我愿的性，从此退出刑法。

废除流氓罪，只是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松动。1980年，《婚姻法》修改通过，“感情确已破裂”成为离婚的法定理由。1989年，最高法院出了一份司法解释，将可以认定为感情破裂的情形列举出来，一共有十四条。排在第一条的，就是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把性放在第一条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宣告：法律承认性是婚姻质量的一部分，没有性的婚姻，可以离。

相比于婚姻法，对性观念的影响更深、却常常被忽略的，是生育政策。

潘绥铭教授有一个很有名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性、爱情、婚姻、性别、生育、养育，原本是绑在一起的一个生活系统，统称为“初级生活圈”。传统社会，这个圈子的中心是生育，性只是通向生育的路径。计划生育却釜底抽薪，由政府出面普及避孕知识、免费发放避孕套。

这些行动把生育从上述生活系统的中心位置挪开。当国家告诉你，性可以不是为了生孩子，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性可以只为了愉悦本身。

一项管住生育的政策，竟意外地松开了性。这个转向在2025年的调查里显示得很清晰。当受访者被问到“性的目的是什么”，198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回答“为了生育”的约为三成，而回答“为了履行妻子义务”的占约六分之一；而在00后女性里，这两项回答加起来也只是刚刚超过一成。

性，从“我该做的事”，慢慢变成了“我想要的事”。

性行为的变化就更加直接了：初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男性从1980年以前出生的22岁，降到了00后的19岁；女性从23岁降到了20岁。婚前性行为早已是常态，在最近十年结婚的人里，超过七成在结婚之前就有过性行为。

2001年，“非法同居”这个说法从法律文件里消失，改称“非婚同居”。一字之差，就让“同居”从违法行为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生效，结婚离婚不再需要单位和村委会开证明，组织审批私生活的时代正在落幕。也是在那前后，旅馆前台查结婚证的做法也慢慢消失了，同居随之大幅兴起。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中国农村做了几十年的田野，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私人生活，作为一个属于个人的领域，一点一点地从集体生活里被让渡出来。

但变化有时候也很缓慢。性教育在中国的课堂上缺席了几十年，生理卫生课常常被老师一句“自己回去看”带过，一代代人关于性的知识，只能从银幕、地摊和网络上自己拼凑。

直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新条文要求学校和幼儿园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年龄的性教育，“性教育”这三个字才第一次被写进国家法律。从“不能说”到“应该教”，走了七十年。当然，写进法律只是第一步，这门课怎么上、谁来上、上到什么程度，今天还在摸索。

04.

性，在衰退吗？

这几年，有一个说法越来越流行：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性越来越没兴趣了。

美国的全国调查显示，18岁到24岁的男性，全年没有性生活的比例，从本世纪初的19%涨到了31%。日本的全国生育调查里，18岁到39岁的成年人，到2015年有大约四分之一从未有过异性间的性经验，其中35岁到39岁的女性中有8.9%、男性有9.5%。媒体给这股潮流起了个名字，叫性衰退。

在中国的调查数据里，00后中没有固定伴侣的，绝大多数全年无性，这并不算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有固定伴侣的00后，过去一年完全无性的比例，男性也占到13%，女性约17%，都明显高于90后。

结婚多年、关系稳定的中年人间的性，同样在减少。在2025年的调查里，有固定伴侣的人当中，45岁以上的女性，每月不足一次、甚至全年完全没有性生活的，大约占一半；同龄的男性，也超过四成；而在36岁到45岁的人里，大约有四分之一每月不足一次、或全年没有性生活。

大家对于性生活的感受也在变：和2020年相比，45岁以上人群的性满意度全面下降，而且，心理上的满意度，比身体上掉得更多。而且在这五年里，认为性是为了表达感情的人，男性和女性都在变少。

换句话说，性里的情感元素下降了。性生活可能还在，可它越来越像例行公事，不再让人觉得和对方更近。性和浪漫的捆绑好像也在松动。床还是那张床，只是躺在上面的两个人，离得越来越远。

为什么年轻人经历性衰退？美国有研究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年轻人独立得越来越晚。年轻一代成年的时间一推再推，搬出去自己住、组建自己的小家，都比父母辈晚了好几年。

越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谈恋爱、发生关系的空间就越窄。和父母同住的年轻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比独立居住者低很多。研究者把这看成为“成年推迟”的一部分：性变少，不过是这条长长的推迟线上的一段。

除此之外，喝酒也是一个不太起眼，却真实起作用的因素。年轻一代减少了与喝酒相关的社交，也同样减少了可能发生在酒后的关系。在一项针对美国没有固定伴侣的年轻人的研究里，光是喝酒频率的下降，就能解释女性随意性行为减少的约四分之一。

日本的研究则更多地指向经济原因。在日本25岁到39岁的男性中，失业的人没有性经验的可能性，比有稳定工作的要高出好几倍，打零工、收入低的人没有性经验的比例也明显更高。一个挣得少、工作又不稳定的年轻男性，常常连恋爱结婚的门都摸不到，更何况是性生活。

这两个解释的根源都落在处境上：年轻人要么独立得太晚，要么挣得太少，说到底，是没有机会。

可性的减少，未必都能用没有机会来解释。结了婚、伴侣就在身边的人，机会并不缺，性生活可能照样在减少，原因是，可以与性争夺人们兴趣的因素越来越多。

美国学者特温格指出，当今深夜里可做的事情，比任何时代都多。追剧、刷短视频、游戏、社交媒体，都在和性争夺睡前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这些娱乐是随手都能获得、几乎零成本的，性生活的成本更高，要两个人凑到一起，还要冒着被对方拒绝的风险提出，并且也更加耗费精力。所以这样一权衡，很多人就顺着更省事的那条路走下去。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爱与怕：当代婚姻的困境与出路》第19集，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