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引爆西方的中式访谈，揭开一个国人6年前的精心布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王骁

【导读】7月31日，“独树不成林”主播仲树与导演诺兰围绕其新作《奥德赛》展开了对谈。被搬运至外网后，这段采访在油管、X、Reddit三大平台收获3000多万次浏览，海外观众盛赞其为“整个宣发期内最好的访谈”，感叹中国创作者提供的内容深度，“超出西方本土媒体的普遍水准”。

近年来，类似的场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科技、金融、国际政治等领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现象，促使人们迫切寻求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以理解自己的具身处境和周遭的社会现实；然而，传统学术体系对此反应迟缓，新闻媒体回应公众的能力也日益下降。在弥漫的失望情绪中，互联网另辟蹊径，逐渐成为知识生产的新阵地。源自中国互联网社区的观察视角与分析内容，正自发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在全球公共讨论中获得关注，甚至影响议题设置。

本文作者王骁（@小王Albert）是B站知名up主，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知识科普。结合个人实践，他分析了互联网社区“直面观众、即时互动”的反馈机制，如何影响了概念的生产方式。作者强调，互联网知识生产的根本任务，恰恰是充分发挥其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优势，更快地提出问题，更早地命名现象，更广地发动讨论，并在争论中筛选出值得进入长期研究的议题与框架。在这一意义上，负责任的互联网知识生产者，应该充当沟通学术与大众的中介，通过通俗的解释框架、详实的资料证据，即时将分散的公共情绪凝聚为易理解、易传播、可复用的概念语言，为观众提供理解视角，也为学界的深入讨论、检验和修正提供初步参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中国如何给美国出题：

来自互联网的经验

2026年1月20日，在达沃斯论坛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回应了“斩杀线”。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正面回应这一概念。坦率来说，贝森特的回答可谓非常糟糕，不仅没能清晰说明概念对应的逻辑链条，也没能有效回应外界关切，最后干脆把责任整体甩回了拜登政府。这段短暂而略显尴尬的互动，与其说是贝森特对“斩杀线”的澄清，不如说是他面对前所未有的情境展现出的本能防御：作为长期“出题者”的美国，第一次在全球公共讨论中，被迫回应一个并非由自己提出的概念。

更值得讨论的是，这一次的“题目”并不来自学界的概念创新或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而是源自中国互联网上自媒体作者的创作实践，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生成、命名与扩散，已经不再完全依附于既定的学术与政策机构。技术条件的改变、平台机制与算法结构的重组，使得概念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生产、流通与强化，并在特定节点倒灌进现实世界的决策与外交场域。

▍为什么美国能长期出题？

（一）美国学界：概念即产品

如果要理解贝森特面对“斩杀线”时的狼狈，我们首先得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可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持续主导国际政治的“出题权”。

这里需要先明确一个重要边界：本章聚焦于美国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话语建构生态与打造概念工厂的能力，探讨这套体系如何把“概念”当作可量产、可投放、可变现的战略产品。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学界通过高度稳定地持续制造概念，并让这些概念快速进入公共世界，就能够迅速抢占国际社会的眼光，进而掌握国际议题解释入口。相应地，其他国家的学术共同体，往往处在被迫回应的位置，反驳声量有限，在频繁更新、快速迭代的概念框架之间应接不暇。“软实力”[1]“修昔底德陷阱”[2]“新冷战”……这些概念未必严谨，但极具传播生命力，即使在提出时并未包含可操作的测量模型，却能迅速进入政策文件、媒体叙事与大众的理解结构，并在实践中反过来约束行为本身。

“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它将世界分割成了七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并视文明认同为全球政治的核心，预言文明差异会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冷战后冲突的主因。[3]显然，这一分割本身便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把日本与东亚分列，又把相隔一整片大西洋的西欧和美国绑定，无非是为了迎合后冷战时期美国自身的需要，将政治上的“主仆”关系，粉饰为自然存在的“文明共同体”。自1996年首次出版以来，《文明的冲突》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尽管三十年来遭到国际政治学界、历史学界及区域研究领域的广泛批评，作为理论“靶子”的亨廷顿依然在学术话语中长存。

另一个经典案例就是G2。[4]2025年10月，韩国中美峰会前夕，特朗普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宣称“G2来了”。但G2并不是特朗普的发明：早在2005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便已提出这个概念；2008年7月，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深化了G2构想。2009年1月，这一概念正式由前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北京举办的中美建交30周年的活动中提出；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度提及了这一概念。

从历史背景来看，G2概念的出现，正值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在强调中美“共治”全球事务的表象下，暗含要求中国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秩序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制度性期待。面对这一概念框架，中国无论接受还是回避，都容易被强行纳入同一套解释逻辑：接受，可能被视为对“准霸权”角色的确认；回避，则可能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大国”。设置概念，并不只是为了描述现实，更是在为可能的行为预先设定解释边界。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特有的“旋转门”结构，为上述“概念即产品”的造词逻辑提供了高度成熟的制度支持。学者们在学界、智库、媒体与政策界之间高频流动，使概念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论文到政策话语的转化。G2一词于2008年7月见刊，2009年1月便已摆在奥巴马的工具箱上，整个转化周期不到6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概念是否“好用”“好讲”“好传播”，往往是其能否存活的重要标准。

（二）中国学界：高度内聚的专业共同体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概念生产主要在专业系统内部流通，评估对象是同行、评审与课题体系，而非直接面向社会。从知识生产流程看，一项研究要真正进入公共空间，至少需要跨过三道门槛。第一道是期刊门槛，载体有限、版面稀缺，从问题提出到正式发表，往往需要较长周期。第二道是评审门槛，同行评审不仅是质量控制机制，同时也是范式过滤机制。能够被接纳的表达，通常需要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与既有学术范式保持较高兼容度。第三道是机构门槛，大学、智库、基金会提供的不只是资源，还有合法性。很多时候，研究者能不能被听见，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也取决于其所在机构在学术网络中的位置。

三道门槛叠加的结果，是知识的生产权与解释权长期集中在少数机构节点之中。这种结构在学术意义上是稳定的，但就应对现实变化而言远远不够——不够快、不够多，也不够轻巧。同行评审能够剔除过于非学理化的表述，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创新：当一个知识共同体长期得不到外部反馈，它的概念创造能力必然趋于保守。

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并非纯粹的“求知者联盟”，相反，它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同训练、共享范式、共享判断标准之上。[5]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都在寻找真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相似的教育、读同样的教材、做类似的题目，并根据共同的标准，判断什么算问题、什么算解答。在当代的学术体系中，学者同时还处在大学、项目、期刊等多重评价机制之中，其知识生产因此既受范式约束，也受职业结构影响。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术创新面临多重约束：新概念意味着风险，失败的成本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写作对象不断向“内行”收缩，问题意识越来越安全；发表刊物越来越“卷”，而从提出问题到发表成果，周期又经常以年计算。因此，当外部世界发生剧烈变化时，学术体系往往难以提供足够及时、足够密集，以及可被公共理解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结构性空缺中，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博主开始承担起部分原本由学界完成的功能。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革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际关系议题上的公共表达，其实是高度克制的，遵循着高度审慎的原则，只有少数人能被授权进行回应。这种状态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说法，比如“外交无小事”“韬光养晦”“不干涉他国内政”。然而，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持续转换，越来越多学术共同体以外的普通公众感知到了这些变化，并开始不断探索其原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国际政治议题开始以更高频率、更碎片化的方式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动摇了知识生产的一整套制度性地基。账号、平台与算法构成了新的基础设施，公共表达的成本系统性地下降。

2012年，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设立了“科技区”，成为后来更被人熟知的“知识区”的直接前身。2017年，陪伴式学习直播和学习经验分享等内容在B站出现；2018年，笔者正式开始在B站制作国际政治科普内容。2019年末，各个互联网平台均预备向知识类长视频内容领域投入资源。

2020年成为知识类视频井喷元年。同年6月5日，B站将“科技区”整合升级，正式上线“知识区”一级分区。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生活，让许多人获得了大量观看视频的时间，B站顺势推出“不停学”等专题栏目，进一步放大了站内学习需求。到2021年，知识区迅速从“新设分区”变为B站内容生态的核心板块之一，泛知识内容在全部专业用户制作视频（PUGV）中的比重升至49%，知识区创作者规模增长92%，超过1.83亿用户在B站学习。

互联网的创作特性，使这些平台成为一条有别于传统学术发表体系的新路径，发布内容不再依赖期刊排期，评价机制也从前置审查转向后置竞争。在这样的条件下，权威的来源逐步从“你是谁”，转向你是否持续“被观看、被引用、被讨论”。互联网创作让每一个创作者都变成了一份“刊物”、一个小型编辑部。它未必消除了等级差异，但确实改变了表达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

（一）直面公共传播的创作逻辑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释，并通过同行评审确认其学术有效性。解释是否被社会广泛理解，并不构成其核心考核指标。即使是世界级机构发布的文件，在公共传播层面的影响可能也相当有限：2025年8月，联合国一份报告显示，约五分之一的报告下载量不足1000次，位居前5%的文件也仅有5500多次的下载量。[6]

互联网环境下的情况完全不同。表达门槛的降低，并不会自动带来解释权的平均分配。相反，在表达者数量激增的条件下，概念或解释能否被公众理解、快速传播，成为互联网知识区博主能否存活的核心指标。在互联网平台，判定“成功的表达”的关键标准不再是制度认可，而是技术可达，也就是“被（公众）看见”的可能性。在此种压力下，互联网环境催生出了与传统学术语境迥异的创作逻辑：不再强调逻辑自洽、概念界定和理论创新，而是更重视其叙事框架能否迅速帮助人们理解现实，并被反复使用。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选题上。互联网创作者很少从“学科前沿”入手，而更常从公共讨论的缺口起步。在如今的热点事件中，“信息”早已不再是稀缺品，真正稀缺的是对海量零散信息的组织与结构性解释——将新闻中的情节转化为问题，并进一步将争论拆解为若干可分析的变量。

第二个关键是资料与证据链。互联网创作者的材料来源更杂，公开统计、政策文件、学术书籍、媒体调查、跨语种信息、影像与地图工具，都可能进入同一条叙事。与此同时，观众的接受度在互联网内容评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创作者对复杂的材料进行清晰的分层管理：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哪些是二手转述，哪些只是观点推测，推理路径又在哪里。以笔者长期推进普及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例，真正有效的做法不是重复概念，而是把宏观框架落到可追溯的事实链上，让观众知道结论从哪里来，也知道它可能在哪些条件下不成立。

第三个关键是表达方式。互联网内容不追求论文式的完备，但是好的作品又要做到层次清晰。成熟的写法往往会把表达分成三层：事实层说明“发生了什么”，解释层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立场层说明“我怎么看”。如此一来，观众既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指出错误；如果创作者愿意公开说明观点或判断的不确定性，主动呈现反方论点与边界条件，反而更能积累长期信任。

最后是发布后的“复盘”环节。互联网的评议机制主要出现在发表之后，并且公开、即时、高频。评论区的观众讨论和同行回应，既可能带来噪音，也可能带来补充材料与有效纠错，创作者需要不断吸收反馈，以便明确勘误、补充证据、重做专题、更新判断。与学术体系中对“正确性”的争夺不同，互联网知识生产的根本任务，是在公共空间完成更早期的工作：更快地提出问题，更早地命名现象，更广地发动讨论，并在争论中筛选出值得进入长期研究的议题与框架。互联网内容一经发布，便进入可被反复调用的时间流，其生命力也不再取决于单次发表的成功，而取决于它的叙事框架是否能在一段时间内被不断重提。2019年，笔者发布了在中文互联网领域最早的讲解卢旺达的一期视频，当时使用的标题是《从人间地狱到非洲天堂，卢旺达如何借中国开挂？》——直到现在，许多介绍该国的视频内容，依然采用相同的思路。

（二）基于即时反馈的解释工作

互联网环境下，内容创作者必须与受众建立高频的互动关系，评论区、弹幕、私信共同构成了一个即时反馈系统。这种互动节奏在传统学术体系中是无法想象的：同行间的评审或争论的周期往往以年为单位，而在互联网上，反馈以小时甚至分钟计。

以笔者的“电子地图册”系列节目为例，在围绕当期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展开讨论之后，每期节目结束时，笔者会邀请观众在评论区分享自身的看法或经历。有趣的是，无论多么冷门的国家，都总有身处当地的B站用户提供一手观察。而当笔者在视频中习惯性地用“保护国”这一标准概念，描述殖民时代宗主国和被殖民国家的关系时，也会有不少观众在弹幕和评论区中提出异议，认为“被保护国”的提法更符合历史——再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便对此专门进行了说明。

这种参与和反馈，使互联网的内容创作不再只是单向输出，而成为一种开放式的解释合作，不断提醒创作者“概念并不是在真空中被理解的”，并迫使他们立即补充背景，重新审视概念在不同受众中的接受方式。在复杂信息与公众理解之间，互联网博主们先一步承担起了认知中介的角色。从结果看，越来越多关于国际政治、地缘冲突、产业博弈的基础解释，首先出现在互联网平台，而非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

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围绕国际政治议题，我们实际承担的解释工作，大致集中在三种类型。

第一，事件的情境化。国际政治事件往往以突发新闻的形式出现，单看政策表态，很难形成理解。知识区创作者需要把事件放回时间线之中，将人物、结构和利益关系重新串联起来。以2025年高市早苗上台后的对华强硬表态为例，如果只从“理性决策”角度看，很难解释其激进程度；但若将自民党内部派系、右翼政治传统和国内动员需求一并纳入分析，行为逻辑便会更加清晰。这类解释未必存在所谓的理论创新，但其价值在于显著降低了公众的理解成本。

第二，概念的通俗化转译。在创作中，“通俗化”并不只代表着要将复杂概念说得更俏皮、更好懂，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反复、持续地使用同一套分析框架，把方法论暴露在观众面前，并在不同案例中检验它是否真的有效。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同类创作者相比，我们的频道中使用频率明显更高的一套基础分析工具就是“世界体系理论”。无论是讨论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还是分析中美关系、全球产业链重组，我们都会反复回到一个问题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体系与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哪里？这种位置会带来哪些外交压力，又如何约束了它们可选的策略？[7]

笔者反复使用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布罗代尔等人的理论，并非因为它的学术地位会显得我“很高级”，而是因为在实际创作中，这套框架在解释跨国不平等、发展困境以及结构性依附关系时，具有相对稳定的、可迁移的解释力。当同一套方法论可以被用来理解殖民遗产、产业链转移、资源型经济依赖以及大国博弈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会逐渐成为公众可调用的认知工具。以《电子地图册·非洲篇》为例，我们并没有将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个需要被“介绍”的对象，而是直接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嵌入具体案例中。通过对非洲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进行分层拆解，观众便能够理解某些发展困境并非源自单一政策失误，而是长期嵌入世界体系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从传播效果上看，这种反复使用也在无意中塑造了频道的分析风格。观众并不一定记住了“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名称，但会逐渐习惯于从结构位置、分工关系与长期约束条件出发理解国际问题。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在为这些原本被束之高阁的理论，创造新的使用场景和曝光度，它们不再只是文献中的引用对象，而被真正用作理解现实世界的工具。这一转变，本身就标志着方法论在公共空间中的成功落地。

第三，判断的公开化。学术写作中，判断通常被包裹在方法论之中；在传播场域中，判断必须直接摆出来。判断对于互联网博主而言是内容本身的核心价值所在，给出判断不但是一种姿态性的表达，也是一项必须承担后果的工作。判断是否准确，直接影响观众是否愿意继续观看我们的频道。笔者对此有直接体验。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观众关心的不是抽象制度分析，而是对具体结果的判断：特朗普到底会不会赢，为什么他能赢，对中国有哪些影响。2020年大选结果尚未完全出炉时，笔者判断拜登将胜选。在计票初期，由于邮寄选票尚未充分纳入统计，特朗普一度明显领先，因而出现大量质疑性留言；而在晚间票数逆转之后，评论区的评价又迅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互联网内容的压力与激励。与学术体系中“延迟验证”的常态不同，互联网的判断具有高度的即时性。它要求我们在信息不完整、变量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从经验上看，正是这种持续暴露在现实检验之下的判断压力，反过来推动了分析框架的迭代。

▍概念生产与竞争机制的改变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革命最具代表性的结果，就是它影响了“概念”的生产方式与竞争机制：概念往往先在公共讨论中出现，而不是在期刊或专著中得到严谨的论证；它的起点也不再是严密的定义，而常常是一种强烈的经验压力——很多人同时感到某个现象切实存在，却缺少一个能把它说清楚的词。于是“命名”先发生，争论随后到来，概念在争论中逐渐修正、分化或者淘汰，完成一次低成本的理论试验。

互联网概念的来源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对学术概念的民间化与再包装，比如地缘政治、修昔底德陷阱、去工业化、内卷、世界体系、“颜色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舆论战/认知战。这些词在学术语境里有严格的使用背景，而随着互联网传播机制的介入，它们逐步进入大众语境，被压缩为简练可用的解释框架，用来快速组织材料与结论。

这里面的经典案例就是“入关学”。这一概念最初源自互联网社区对历史隐喻的再利用，用以讨论国际秩序变化、全球产业变化等问题。随着“入关学”的爆火，围绕着上述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大量现象，促使网友开发出一整套隐喻体系。其表达高度符号化，叙事结构简单，却迅速获得了广泛传播。[8]

第二类是跨领域隐喻的迁移，尤其是将来自软件工程、游戏、金融与军事领域的概念嫁接至对现实问题的叙事之中，比如系统迭代、版本答案、降维打击、技术代差、Buff（特定正面增益状态）、Debuff（特定负面减益状态）、魔法对轰、卡脖子、护城河、战略纵深，以及本文开篇提到的“斩杀线”。这类词的优势是足够直观，能够以较低的认知门槛帮助受众建立对复杂现象的初步理解。

第三类是高度社会化的情绪概念，针对特定身份与社会位置展开动员。典型例子包括上桌没上桌、掀桌子、比烂、燃料、耗材、做题家、念经、政治正确、国运论、时间不在这边。它们未必能够提供严格的因果关系，但能迅速把分散的感受凝聚成公共语言，为讨论提供入口。

在讨论、分化、淘汰后仍能长期存活的概念，则往往需要同时通过三重筛选。第一是解释力，它必须能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碎片信息串起来，为复杂现实提供较为清晰的理解路径，使受众感受到自己“看懂了结构”。第二是情绪共振，它必须承载群体层面的共同感受，比如焦虑、愤怒、委屈或兴奋，并对此做出回应。第三是传播效率，它必须足够形象、足够简洁，能被引用、复述、二次创作，在不同议题之间迁移。

越能满足这三点的概念，越能得到更快更广的传播，也越容易遭到滥用。概念的扩散度并不等于它的正确性。它更像是启动讨论的粗糙模型，需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重新定义，而不能够轻易被视作现实。典型风险有三种：第一是过度简化，用单一因素解释多变量问题，比如把所有差距都归为技术代差，或者把一切政治过程都归为“国运”。第二是道德化与标签化，用概念划分敌我，取代理性讨论。第三是语义漂移，同一个词在不同圈层被反复使用后，含义变得模糊，最后只剩下情绪指向。这种传播特性，也对互联网创作者的方法论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必须时刻给出概念清晰的使用边界，将其严格用作组织事实证据、辅助推理的框架，区分客观材料和个人判断，并主动展示反例、替代解释，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补充材料、修正结论。

▍学术与互联网的互补价值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负责任的专业创作者，与网络平台中“先命名、再辨析”的生产机制，让互联网有机会成为理论创新的话语试验场。

当前的学术体系，在问题意识、公共表达、评价机制和现实回应能力上均出现了缺口；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否仍然能够持续、及时、有效地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并进入社会讨论的前线，正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互联网知识内容的扩张，更清楚地暴露出当前学术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弊病。学术评价围绕论文发表、项目申报、职称晋升等内部指标展开，研究者需要首先回应体制化考核，而非现实世界中真正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知识在同行中封闭循环，概念、材料与论证主要服务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缺少进入公共讨论的动力与机制。一些研究在材料和概念上较为依赖既有文献与既有框架，缺少长期田野、跨区域观察与直接面对现实问题的能力，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问题时，提出新问题、形成新概括和回应复杂经验的能力不足。

然而，一种知识如果只能在同行内部被识别，却无法进入公众对现实的理解，那么它的社会生命力就是有限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只把研究成果留在期刊与课堂，而是以系列视频、访谈节目、公开写作等方式进入互联网平台，参与热点议题的解释与争论。翟东升、丁一凡、温铁军、沈逸、沈奕斐、张维为、王德峰、靳卫萍、聂辉华等学者，都长期在媒体平台以专栏与栏目形式回应各类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议题，将学术训练中的问题意识与材料组织能力带入大众视野。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傅正，既有严格的学术身份与研究训练，也频繁出现在面向大众的公共讨论中，讨论青年、思想与社会结构等议题。

互联网并未消灭学术，而是在倒逼学术重新面对公共性问题。与其追问互联网是否挑战了学术权威，倒不如追问学术是否还能够证明自己值得拥有权威。互联网知识生产对学术提出的最重要挑战，在于更底层的问题意识、解释能力与公共责任。随着“斩杀线”等源自公共讨论的议题与概念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学术再也不能把互联网仅仅看作外部噪音，因为正是这个看似杂乱的空间，正在不断暴露学术体系对现实问题反应迟缓、表达封闭和概念生产不足的结构性弱点。因此，更合适的理解不是二者彼此对立，也不只是简单互补。互联网更像提出问题与生成粗框架的前端实验场，学术更像提供深描、检验与可累积标准的后端基础设施；在后者对公共讨论中快速总结的现象、问题和初步解释展开更为严格的验证后，互联网创作者又能将经过修正的结果再次转译为公共语言。当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下场，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把证据链与纠错机制制度化，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正向循环，而不是互相消耗；概念也能够从网络流行语，变成理解时代的新词汇。合作生产的知识，也不再只在封闭的学术共同体内传播，更能成为在竞争中被检验的实践；知识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被用来解释世界，继而改造世界。

注释：

[1]J.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ublic Affairs,2004.

[2]G.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The Atlantic,September 24,2015.

[3]S.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Simon&Schuster,1996.

[4]C.F.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Vol.87,No.4,2008,pp.57~69;C.F.Bergsten,“Two’s Company,”Foreign Affairs,Vol.88,No.5,2009,pp.169~170;Z.Brzezinski,“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Financial Times,January 12,2009.

[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Michelle Nichols,“UN Report Finds United Nations Reports are not Widely Read,”Reuters,August 1,2025.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马逸凡：《“入关学”的话语生成结构及其出路》，载《东方学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