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丹丹教授能不能主动去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福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头图来自：AI生成

王波明的视频谈话节目“聊一波”经常会请不少专家，包括一些退下来的官员和财经专业人士，还是很有可看性的。

但经常请来的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确实是个另类，与其他嘉宾的思想深度和对现实的了解，包括同理心，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张丹丹这次终于出圈了，因为她说对灵活就业人员而言，“灵活本身就是种福利”。

原视频比图片更“刺激”。

张丹丹是从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到北大任职的，在北大也待了十几年了。研究人口和劳动经济问题的学者，怎么可能把灵活就业理解出福利的感觉呢？这在专业上是不及格的。

这不涉及学术观点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灵活就业其实是比很多国家“非正式用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还要弱不少的用工状态。

如果非要从“福利”视角分析，灵活就业其实就是0福利，无福利，没有福利。

作为一名研究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的学者，连福利的概念都会这样在公开场合乱用，还能指望做出怎样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呢？

有不同学术观点是正常的，哪怕认为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灵活就业存在合理性，有不少低学历人群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厂，因为跑外卖更自由，这样的观点大家都能理解。但灵活就业怎么可能内含任何福利呢？

这已经不是学术能力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了。

张丹丹教授研究劳动经济学这么多年，定然了解，日本在“失去三十年”以后，到了2025年，终于把“非正式雇佣员工”数量降到了劳动人口总量的36%（2，110万人），反过来讲，日本在“经济停滞/下行三十年”后，劳动人口总量的64%（3，722万人），仍然是终身雇佣的正式员工。换个说法，日本今天还在工作的人口中，有64%都是“有编制的”，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很难失去工作的“体制内”。

还不要讲，日本的“非正式雇佣员工”中，还包括了“劳动派遣制员工”这类在中国大陆都不能算灵活就业的情况。

张丹丹教授也一定知道，中国大陆目前的“体制内就业人口数量”（公务员+事业编+央国企正式员工数量）在8000万-1亿人左右，按高估1亿计，中国大陆有十分稳定工作岗位的人口数量也才只能占到劳动人口总量（8.5亿）的11.76%，即便加上民企、外企中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口数量，能达到64%的日本低位吗？

众所周知，全球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共识是，非正式员工的收入、福利水平是远低于正式员工的。那为什么张丹丹教授还能从“实在找不到工作”，“不灵活就业就会吃不上饭”的现实中体会出“福利”呢？

灵活就业人口数量庞大、越来越多，本身就说明了就业方面、经济方面的很多问题，跟产业结构、内需外需状况、老龄化程度、分配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官方一直在力推加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甚至成立专门的部门来统筹相关工作。

换言之，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认可庞大的灵活就业数量并不代表“先进”，是需要直面的问题是，张丹丹教授的感受是：“他们好自由”。

自由还不简单吗，张教授，不如，下周就把北大的工作辞了，享受一下自由，怎样呢？

都是财政拨款，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是靠老百姓养起来的，到底该养谁，不该养谁呢？

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