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大脑能辨“善恶”？一个未确证假说，却在参与死刑审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返朴 ，作者：木木

2009年，神经科学家基尔带着一份脑扫描报告走进芝加哥法庭。一名认罪的杀人犯正在等候量刑，陪审团要在死刑和终身监禁之间做选择，基尔的任务是说服他们选后者。他的理由是：这个人的大脑天生缺少一种“道德刹车”，惩罚一个“刹车坏了”的人，说不过去。陪审团听得很认真，合议10小时，但最后还是判了死刑。15年后，基尔的长期合作者翻开了整个领域20年的数据：1573项检验，85.4%没有发现那个“刹车”和犯罪之间的稳定关联。但在这份验收报告出来之前，类似的脑科学证据已经被用于超过2800起美国刑事案件。

本文收录于合集科学与社会

2009年11月，芝加哥，一桩26年前的旧案迎来了最终裁决时刻。

布莱恩·杜根（Brian Dugan）已经认罪：1983年，他强奸并杀害了10岁的珍宁·尼卡里科（Jeanine Nicarico）。在美国的死刑案中，认罪或定罪之后还有一场单独的量刑听证，由陪审团决定被告是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杜根面对的就是这一步。

辩护律师请来了肯特·基尔（Kent Kiehl），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目的只有一个：说服陪审团饶杜根一命。

基尔先给杜根做了一套心理评估。这套测试叫Hare精神变态核查表，正式名称为黑尔心理变态核查表（the 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PCL-R），也可称为“黑尔量表”，专门用来评估一个人是否具有精神变态人格，满分40分。普通人一般只得4到5分，监狱里的普通囚犯大约22分，超过30分就会被归入精神变态的范畴。

杜根得了38.5分，比99%的受试者都高。然后基尔给他做了脑部的功能性磁共振扫描。

扫描时的实验不复杂，屏幕上轮流闪过三种图片：一种明显违背道德，比如三K党戴着头罩在烧十字架；一种带有情绪但说不清对错，比如一辆着火的汽车；还有一种完全中性，比如学生围着实验器材。受试者看完每张图，要打一个分：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不对的事”。

基尔告诉陪审团，正常人看到三K党烧十字架这类画面时，大脑中负责情绪反应的区域会活跃起来。这套“情绪回路”就像是一个刹车，是它让我们在冲动面前停下来，不去做那些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而在杜根这样的精神变态者脑中，这个刹车不起作用。

但这里有一个基尔自己也承认的细节，后来在媒体采访里他专门提过：杜根在打分时，给出的答案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即便面对三K党焚烧十字架这类恶行，他也会明确判定其为错误。

所以差别不在答案里，而在脑子里。杜根知道什么行为是错的，但他的大脑对“错”的反应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基尔由此抛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杜根的智商超过140，认知能力远超常人，但他在情绪上处理道德信息的能力严重受损。基尔用了一个自造的类比概念，叫emotional IQ（中文翻译可以理解为“情绪处理能力”，指的是大脑对道德和情感信息做出正常反应的能力）。

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与脑扫描影像。他长期使用移动MRI研究被监禁人群，并将相关证据带入刑事审判。|图源：Barbara Bradley Hagerty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精神变态者的情绪处理能力就像个5岁小孩呢？”基尔认为，“如果是那样，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对待智力障碍者一样对待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不是狡辩。美国法律确实规定，被认定为智力障碍者不得被判处死刑（认定标准不只看IQ分数，还要评估日常生活能力等适应功能）。基尔的逻辑是：如果智力上的障碍可以免死，那情绪处理能力上的障碍，为什么不行？

陪审团显然被这套逻辑严密的论证深深触动了。10个小时的合议过程中，他们反复要求法庭把关于脑科学的证词重新念一遍。

但最终，他们还是判了死刑。杜根后来因为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被改判终身监禁。

杜根案里真正的问题不是量刑程序，而是基尔带进法庭的那个科学判断本身：脑部扫描到底能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大脑在道德和冲动控制上存在缺陷？如果能，它就可以成为法庭上决定生死的依据；如果不能，那么所有依据类似证据做出的判决，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一个假说

基尔不只是一个出庭作证的专家，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2006年，他正式发表了一个叫“边缘旁系统假说”的理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在负责道德情感和冲动控制的那几个区域存在功能异常。如果这些区域工作不正常，人就缺少了内在的“刹车”。

2024年发表的系统综述集中核查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前扣带皮层（ACC）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三组候选脑区。这类前额叶区域是精神分裂症脑结构研究的重点相关脑区，已有研究显示无论是精神病临床高危（CHR）个体还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额叶皮质体积均有明显减少。|图源：Deming et al.,2024/PubMed Central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他搞到一台造价两百万美元的移动核磁共振仪，直接开进新墨西哥州戒备最森严的几所监狱，在里面给囚犯做脑部扫描。到2010年，他已经扫了1100多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被诊断为精神变态者。到202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3000。据《卫报》报道，基尔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囚犯大脑数据库”。

基尔本人的故事也很有戏剧性。他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长大，离著名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家只有一英里。他父亲是个记者，当年就在法庭上报道邦迪的案子。基尔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本科时，对精神变态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他冒着暴风雪开车去找精神变态研究的开山人物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在他家门口送了一瓶酒，争取到了跟他读博的机会。黑尔后来在邮件里对别人说：“他在戴维斯分校头几年的表现不怎么样。”

2012年，肯特·基尔（右二）在新美国基金会的一场公开讨论中。|图源：New America

但学术圈对基尔的研究是认可的。2018年，一篇重量级的综述论文讨论“神经科学到底能不能预测暴力”，作者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波尔德雷克（Russell Poldrack）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雷克尔（Marcus Raichle）等多位权威学者。

论文专门拿出一个章节讨论基尔的工作，并指出：在一个普遍样本太小的领域里，基尔把核磁共振带进监狱、做大样本研究，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其方法扎实，执行力强，数据量在同类研究中实属罕见。

到这里为止，基尔的理论体系看似具备坚实的支撑基础。有理论框架，有前所未有的数据，有顶级期刊上的正面评价，背后还撑着一个真实的法律问题。

但假说经不起检验

波尔德雷克等人在2018年综述里夸完基尔之后，紧接着做了一件事：把基尔团队2013年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拆开了看。那项研究当年被媒体广泛报道为“脑扫描能预测犯罪”，是基尔在公共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一篇论文。波尔德雷克等人把里面的数据一条一条摆了出来。

这篇论文一共测了96个人。研究人员在这些人出狱前做了脑部扫描，然后跟踪他们出狱后有没有再次被捕。那个负责“刹车”功能的脑区，活动偏低的那一组，再次被捕的比例是60%；活动偏高的那一组，46%，这之间差了14个百分点。

然后，论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暴力犯罪的再犯案例太少了，少到没法单独做分析。

也就是说，一项被媒体讲成“可以预测暴力”的研究，其实根本没有预测证据；或者说不是预测有问题，是暴力案例太少，统计上压根做不出结果来。

后续的分析则进一步剔除了研究中的不实成分。经过统计方法的校正，预测准确度较最初报告的数值出现了明显下滑。研究者自己也承认，校正之后的结果只能算“温和”。而波尔德雷克等人还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脑扫描到底比已有的那些预测手段（比如犯罪记录、年龄、药物滥用史）多提供了多少信息？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过严格的回答。

换句话说，这项研究证明了脑扫描和再犯之间有一点点统计关联，但有多大用，不知道；能不能预测暴力，不知道；比传统手段好在哪儿，也不知道。

2024年，一份更大规模的“验收报告”出来了。德明（Philip Deming）等人在《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综述》期刊上发了一篇系统性综述，把过去20年里所有研究精神变态者大脑的论文做了一次总盘点。

101项研究，1573项统计检验，涉及三个被认为与精神变态最相关的脑区。结果显示，85.4%的检验没有发现精神变态和这些脑区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那些确实报告了关联的研究，指向的脑区位置也零散无序，并未集中在某一固定区域。

综述对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研究的分项汇总中，白色Null柱在多数任务、量表和统计效力分组中占主导；这张图只对应vmPFC部分，不等同于全文1573项检验的总体比例。|图源：Deming et al.,2024/PubMed Central

所以综述里作者自己也补了一句公道话，即样本量越大、统计效力越高的研究，空结果的比例略低一些。所以不是说完全没有线索，但大多数线索指向的是零。

这篇综述检验的，就是基尔2006年提出的那个理论，论文正文里甚至直接点了名。基尔本人2001年发表的研究也在统计之列：6项检验均未得到有效结果。

另外还有一篇2022年的综述，也是同一批作者做的，查的是常被认为参与恐惧学习和情绪加工的一个脑深部结构，杏仁核。杏仁核和前面说的那三个内侧额区，是基尔理论中最常被讨论的两组候选区域。2022年这篇查了一组，2024年那篇查了另一组，结果显示两组都缺乏稳定、可重复的证据支持。

然后是这整件事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做这次总盘点的德明，是基尔至少五篇论文的共同作者。另一位作者科尼希斯（Michael Koenigs），曾经和基尔一起发表过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后来被期刊撤回了（2018年发表，2019年撤稿），期刊给出的撤稿理由是用正确的体积指标重算后，原先报告的效应不再成立。而基尔的解释是一个学生搞错了数据。

简单来说，这还不是外人来砸场子，这是自己人把自己参与建立的数据摊开来查了一遍，然后写下了结论：证据不支持把这些脑区作为精神变态的稳定神经标志物。

法庭没有等

证据不支持，这是2024年总盘点给出的结论，至少对于那几个最核心的脑区是这样。但在此之前的20年里，这门尚未确证的科学早就走进了法庭，参与了关乎人命的判决。虽然早在2010年，反对的声音就已经有据可查了。

在杜根案的庭审上，控方也请了自己的专家。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医生布罗迪（Jonathan Brodie）说了两段话：

“可能有很多很多人脑子里也有类似的特征，扫描结果也差不多，但他们没去犯罪，没去强奸，没去杀人。”

“我不知道杜根作案时他脑子里在发生什么，我更不可能从一份24年后才做的扫描里知道。”

是的，那份脑部扫描，是在杜根杀人24年之后才做的，这句话不需要任何统计数字，就足以质疑基尔的理论了。

Widener法学院的法医心理学家埃里克森（Steven Ericks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个比方：酗酒的人大脑也有异常，他们酒驾撞死了人，我们会因为他脑子有问题就放过他吗？“法律管的不是你脑子正不正常，法律管的是你干那件事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错的。”

这就接回了开头那个细节：据基尔介绍，杜根这类精神变态者在图片评分上通常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因为他知道烧十字架是错的。

还有一个反例更直接。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法伦（James Fallon）研究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将近二十年。据外媒报道，他有一次在研究中把一批脑扫描图编了号，不看名字只看图，结果发现其中一张呈现出典型的“精神变态大脑”特征。然后他去查编号，发现那张图是他自己的。

他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大概算是一个“社会适应型精神变态者”，很难真正共情，但行为上没越过线。

不过，争论归争论，这套证据一直在被使用。

据《卫报》报道，基尔在采访中称杜根是一个“完美的……标本（specimen）”，谈起与精神变态者面对面的经历时，他说“我就是喜欢”。而他2013年那篇PNAS论文的共同作者阿哈罗尼（Eyal Aharoni）对《卫报》坦承，基尔在公共领域的活跃更像是一种“营销”：“你需要有人带头做科学的营销，这样我们才能拿到经费。”

基尔和妻子还开了一家叫Mindset的公司，专门给辩护律师提供脑扫描和基因检测服务。据《卫报》报道，基尔说公司由妻子打理，因为他自己做的话“利益冲突太多”，他只能“在后座指挥”。据统计，这家公司已经参与了两百多个死刑案件的审判。

而且据报道，基尔在邮件中称自己给“上千名”联邦法官讲过课，“感觉差不多给美国每一个联邦法官都讲过了”。据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数据，联邦法官席位一共才890个。

据斯坦福法学院的格里利（Henry Greely）和杜克大学的法拉哈尼（Nita Farahany）2019年发表的统计，2005到2015年间，有超过2800份美国法院的司法意见讨论了被告方提交的神经科学证据。据他们估计，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死刑案庭审中出现过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减责论证，涵盖脑扫描、基因检测、神经心理测试等多种手段。

科学的节奏本来就是这样的：提出假说，积累数据，检验，修正。用20年去验证一个假说站不站得住脚，不算慢。

但法庭的节奏不一样，陪审团必须今天下午就给出一个回答，而答案只有两个：死刑，或者非死刑，没有“等证据再充分一些”这一选项。

于是一门尚未确证的科学，就被当成已经验收合格的，用来帮助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即便等后面被人指出基于假说的“证据不支持”时，判决早已生效。

科学可以自我纠错，但死刑审判很难

2014年，基尔的公司把那台移动核磁共振搬进了得克萨斯州塔兰特县的监狱，而一位名为阿莫斯·韦尔斯（Amos Wells）的犯罪嫌疑人就在那里等待谋杀案的审判。

但韦尔斯案后来引发争议的核心不是脑扫描，而是辩方主动提出的基因证词。基尔公司组织的专家团队中，范德堡大学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伯内特（William Bernet）告诉陪审团：在一些研究中，同时携带低活性MAOA基因变体并经历过童年虐待的人，出现暴力行为的风险约为对照组的数倍。但他也承认，相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辩方希望把遗传与成长经历作为减轻量刑的背景，争取终身监禁。但控方当庭把这套逻辑翻了过来：“有一点他们所有的专家都同意，就是这个人很危险，（而遗传证据恰恰表明）他永远都很危险。”

最终，陪审团判了韦尔斯死刑。

其实，基尔公司基于基因理论的证据，比脑扫描假说更加不靠谱。2012年，行为遗传学领域的旗舰期刊主编发表社论，说过去十年发表的许多相关研究“很可能是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2016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工作组给出了更直接的建议：“这类基因研究应当被放弃。”

2026年1月，三份“法庭之友”意见书递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请求介入韦尔斯案，这三份意见书分别来自美国法律辩护基金、8家法学院的种族与法律研究中心，以及29名科学家和学者联名，其中包括两位前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哈佛大学的海曼（Steven Hyman）、斯坦福大学的格里利、杜克大学的法拉哈尼。

但是，2026年3月30日，最高法院的档案上多了两个词：驳回申请（Petition DENIED）。

韦尔斯仍在死囚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26年3月30日，法院拒绝审理韦尔斯案的调卷令申请。|图源：Architect of the Capitol/Wikimedia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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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rief of Professors Nita A.Farahany,Steven E.Hyman,Joshua A.Gordon,Gene E.Robinson,and 25 Other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Wells v.Guerrero,No.25-732(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filed January 20,2026).https://www.supremecourt.gov/DocketPDF/25/25-732/392169/20260120150514427_Professors-Scholars amicus brief-Wells v.Guerrero-No.25-732.pdf

[14]State of Tennessee v.Davis Bradley Waldroup,Jr.,No.E2012-00758-CCA-RM-CD(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 of Tennessee,August 15,2013).https://www.tn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waldroupremandop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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