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另一代人，是另一种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编辑：Felicia，作者：Felicia

“他们不是另一代人，是另一种人”，但少有人追问：“另一种人”究竟如何炼成？每个人的认知底色、行为逻辑最早都是在家庭里面塑造的，家庭是我们最早的社会化场景，是代际冲突爆发最强烈的地方。而多代人不同底色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家庭结构和成长逻辑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代际是《新周刊》追踪了30年的核心命题。从最早为80后定义“我世代”，到提出经典论断“90后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从拆解95后的沟通困境，到记录00后的成长姿态。代际隔阂的本质是时代语境、社会规则、生存现实的彻底重构，造就了每一代人截然不同的认知体系与价值逻辑。

2026年8月17日，一级演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与制作人王一楠，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家庭社会学专家计迎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新周刊内容中心总监罗屿在《新周刊》30周年文化沙龙现场展开对话，从家庭、日常、沟通三个维度出发，拆解代际差异的底层逻辑。

社会学家计迎春用“马赛克家庭主义”拆解代际捆绑的底层逻辑；人类学家袁长庚指出，独生子女在“真空舱”中长大，未被赋予演练其他社会角色的机会；而作为演员、母亲的王一楠，在日常的“屡战屡败”中惊觉自己与女儿如同两个星球的居民，她和女儿在做双向成长的实验。

以下为对谈实录精选部分。

独生一代与情感转向

罗屿：计老师，您提出的“马赛克家庭主义”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从根源上它如何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多代深度捆绑的模式为什么成了今天代际差异的底层来源？

计迎春：中国家庭现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父权、父系、等级制、情感比较疏离的大家庭模式，但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跟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关系。独生子女不是个别现象，我们国家现在5.1亿户家庭，独生子女不同测算口径大概是2.2亿，独生子女家庭的崛起本身已经是结构性的崛起。

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同步，市场经济又把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全都放回到家庭里，所以家庭实际上变得更加重要。家庭规模变小了，我们必须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照料要自己解决，经济上的安全网也要自己编织。在情感上，以前有七八个甚至十个孩子，父母没有办法跟每个孩子有高密度、高强度的互动，但独生子女就在你眼里，你的资源、情感、时间、精力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中国家庭的情感转向。

整个家庭的图谱——权力、情感、资源的图谱——全都改变了。以前一对父母有七八个孩子，你不会特别在乎某一个，事实上会有很多偏爱和忽视；但现在你只有一个孩子，权力的天平已经变了，你们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情感上是高强度、高密度的互动。我特别要强调两个特征：一个是情感的转向，浓度特别高；另一个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再是等级性的关系，而是相互性的，经济上、情感上、照料上都要互相依赖。

如今，独生子女是主流，特别是90后、00后，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非常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口家庭的底色。我们的家庭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按照西方核心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们都变成核心家庭，中国家庭也在现代化、也在核心化，但路径不一样，我们的代际关系、亲子关系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比夫妻关系更重要，我们变成了双系双轴的家庭，夫妻代际关系并重，这里面有很多张力。

罗屿：有的时候是不是把亲子关系放得太重了？

计迎春：中国在少子化情况下有密集母职，但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密集母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跟“教育的军备竞赛”连在一起，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往往跟孩子教育当中产生的张力有很大关系。

罗屿：袁老师，您从人类学的视角怎么看？80后还会认可“集体、隐忍”这些价值判断，但我女儿这一代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他们关注的可能是自我和多元。这种成长逻辑的割裂，如何在几十年间快速发生？

袁长庚：计老师刚才用十几分钟讲了一堂非常精彩的家庭社会学课程，她用结构分析的方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而人类学说到底关心的是“人如何实现人的再生产”。在传统社会，多子女家庭里，如果你是最大的孩子，你的童年可能最多持续到三四岁，下面有了弟弟妹妹，你的人生就进入了照护者的角色——你除了是“孩子”，还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照护者。

年轻一代为什么自我意识过强？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里，他只有一个角色，就是“孩子”。人类学不太认为人有本质属性，没有什么属性是天生就带的、完全没有环境作用的，我们更强调环境的作用。一个人如果自我没有那么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跟其他很多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本身就意味着你要对他人有责任、有关切。当你在家庭结构里没有演练其他身份的机会，在整个学业过程中所有评价指标的基准单位都是个体，孩子从小就知道“我跟谁比较”，那你怎么能要求他天然生出对其他人的关切？

我以前在深圳教书时，大量学生的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从别的地方到深圳打拼的，兜里可能就几百块钱，买张车票就来了，艰难地立足、建立小家庭。我阅览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想象不到类似死亡、衰老、养育这样的大事，是一家三口就能独自决定的。以前在农村，老人临终那一刻开始，村庄共同体就启动了应对死亡的程序，亲戚、邻里、宗族马上开始准备。我父亲来自大家族，我从小不时回老家参加葬礼，这些年，我发现自己离棺材越来越近——小时候是孙辈在最外面那一排，等到至亲离世时你的角色已经站在中间了。

小家庭结构变迁以后，人没有社会角色，在家里面他应该关心谁呢？孩子可能有这个意愿，但没有具体做事情的方式。我以前在理工科大学教书时，学业竞争压力大，很多家长的态度和策略是把家里做成“真空舱”，从小到大孩子不需要关心任何课业之外的事情。我教一门“理解死亡”的课的时候，学生的作业写道，人生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创伤，是从小带他长大的爷爷奶奶去世了，爸妈却不告诉他。

在西方家庭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家长会刻意把孩子扔到其他集体中，比如童子军，迫使孩子在那里扮演其他人的角色。但我们现在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这个机制。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40年，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它的影响会延续很多年。我们需要思考：失去了结构性的集体之后，什么能够创造集体生活？下一代人的个体意识不是从真空中长出来的，是我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造成了现在青年一代想问题的方式。

为什么妈妈似乎永远在吼孩子？

罗屿：我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在养育过程里面我就会有感触：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自我意识特别强？当时她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给她的关注太多了。一楠也有一个女儿，你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有没有双向成长的感觉？

王一楠：“双向成长”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实际上我的生命体验是“屡战屡败”——征服、“我为你好”、伏小做低、高高在上、推心置腹、轻言细语、哇哇喊，全部试过，基本上屡战屡败。

我觉得“胜利”这个词放在母女关系里就是不合适的，只要有胜负就一定是两个人对立，必然是一个输的结果。我越来越感受到，她通过她的行为、思想、对事情的反馈，让我明白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个体。

我父母都是多子女家庭的长子长女。他们有两个孩子，本来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作为小的更受宠，但可能因为我爸妈是长子和长女，他们在童年时被忽略，所以对我姐姐非常宠爱。

我为什么只生一个？因为我问自己：两个孩子能一碗水端平吗？以我的经验和我父母的经验，我做不到。我到现在40岁了，还会时不时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的爱，应该说是“不同的爱”，不是“不同的偏爱”。

小时候我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但始终被一个概念笼罩着：父母都爱你们。我爸妈常说“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我相信他们是真心的，但我的真实体验是父母确实不能把一碗水端平。

有个漫画我记得很清楚：柜子有高低，父母给高矮不同的孩子垫上不同高度的箱子，让他们看到一样的风景——他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努力端平，但个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教育女儿时有两件事特别明显。第一，我努力不要成为我小时候不愿意接受的那种父母样子，但经常在吼她时惊觉：我怎么变成了我妈妈吼我的样子！小时候我觉得我妈发火像母狮子，我发火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记得小时候起床我妈叫几遍就开始喊，那个暴烈的感受非常坏，所以我从小培养女儿“起来了，伸伸腿”，我没有重复父母，我变化了。

第二个我最大的改变是，我想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爱不是“所有好的都给你”那种无私。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她喜欢吃的菜放在她面前，我一定会把那个菜拿过来吃掉。我想告诉她社会真正的一面：不是所有好的都围着你转。我是妈妈，但我也是一个正常人。

计迎春：你没有重复你的父母一代，你在变化——这一代父母也变了，不仅仅是年轻人不一样，这一代父母也是不一样的父母。

罗屿：是因为我们喜欢反思吗？

王一楠：我没有那么自省，就是在感受中突然觉得“妈妈上身了”。我想让女儿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父母的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所有最好的、无条件的全部都给了你，他们也有自己留下的，因为他们是人，有自己很正常的选择。

计迎春：孩子是被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就这样。你所有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你一直在反思——你要做成什么样的父母。当你觉得自己在重复妈妈的时候会一激灵，我要给孩子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孩子的自我中心就是因为TA是独生子女，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TA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就像袁老师讲的，泛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性断裂了，所以我们要创造新的机制，让孩子在关系中成长。

我们开始谈爱了

王一楠：我团队里20多岁、30多岁的小姑娘会非常直接地说“我爸爸不爱我”，很明确，而且很痛苦。我听她们讲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她们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她们认为父母应该给她们更偏美好、更偏童话的那种无私的爱。

计迎春：独生子女觉得父母不爱自己，这应该是蛮大的问题。

王一楠：她们会直接表达出来。小时候父母有一些让你孤单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哦”一下，不会生成一种思考、一种感受并确认它。但当这种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变成了既定事实。

袁长庚：我想做一个假设，所有爸爸妈妈都爱孩子。那王老师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爸爸爱我，但我没有感受到？这跟另一个问题相关。前几天的菲尔兹奖，大家把王虹老师的采访拿出来说，以往这种事情第一反应是“最光荣是母校”，但这次北大的状况是被动的，因为它好像不再能自动认为“自己培养了好的学生”。这说明什么？爱或者培养这样正面的行为，需要有一个特别具体、生动的主体，这个主体做的事情必须是可感的。我的学生如果说“袁老师培养了我”，因为我的动作是具体可感的——这个动作就针对你、指向你。所以爱也是。

在三口之家里，通常爸爸是主外的。我也知道男性很委屈，他们认为我没少为女儿费力，我在支撑这个家，但女儿觉得跟我不亲。很简单，你的爱没有“动作”。爱是非常技术性的词。一个人、一个学生怎么被培养，非常技术性，你给没给我讲过题？你有没有告诉我学这个专业应该读什么？这些东西非常具体。但在大学里，你和学校的接触形式是，请假在系统里填，评奖学金交材料，学校是审视的人，不是管理日常的人，你怎么感受它爱你呢？

所以家里也一样。如果你有女儿，女儿20年以后说“爸我觉得你当时是爱我的”，你不要觉得她真的认为是爱，是她自己认知上重新定义了你的行为——她后来对你产生了理解和包容。

昨天下午有一场讨论，有个问题引起了在座男性同胞极大的共鸣：为什么男性回家比较困难？如果是三口之家，母亲和孩子是在漫长陪伴中成长的。男性在子女教育里琐碎的事负责相对较少，社会认定妈妈更细心，所以日常安排妈妈来做，孩子的成长就感觉到妈妈的爱很具体。如果是女儿更是如此，妈妈和女儿的互动是女人和女人的互动，她会想象什么是美、为什么在别人面前要得体，这已经牵涉性别共鸣。等到孩子青春期，已经有了人格可以对话互动，你作为男士，连她们聊的话题都不理解，怎么回家？那个世界有具体生活细节，柴米油盐、美、衣服化妆品，都有技术性门槛，别人讲起来都听不懂，进了家这个不会用那个不会使，你为什么回不去？

有人说青春期的母女关系是女人和女人的战争，那是因为女儿觉得妈妈是对手，你不在她们的世界里，没法成为对手。以前我们讲“父爱如山”，好像爸爸得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学会一件事：爱一个人要说、要具体表达。更进一步，行动要有着力点。这才能让人在成长中回想起来，觉得关于爸爸的爱的记忆有一个具体的瞬间。不要抽象地说“我的爱像取暖器一样无形散播”，人和人的连接，能想起特别具体的行为才能谈爱、谈培养。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的父母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他们也没学过，两代人摸着石头过河。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状态较好一些，是因为女孩成长中社会不断告诉你：你要得体、要注意、是不是没做对。但因为男性是社会学里的主导性别，不会有人太强迫你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回到家庭内部，妈妈会想“我当年可能有些事情没做好”，但男性回家以后经常说“我那么重要你怎么看不见我”，这很诡异。当社会性别塑造有惯性时，在具体家庭生活里就会表现得很撕裂。

社会大概有了一个共识：真正变革的深水区在亲密关系上。今天中国家庭很多人觉得家庭很紧张、充满冲突，但冲突不是坏事。不让一些东西表露出来，我们就不能反思关系的性质。我的学生一代常讲“原生家庭”，不断回到20年前的现场，指责“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没给我买那个玩具”。但真正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意识到这组关系里埋着不好的记忆，我们如何能创造新的疗愈性实践，在明天把过去理顺？现场的两位母亲的反思看上去是讨论过去，实际上指向未来，希望自己明天做得更好。代际讨论的起点是过去，但想象的东西一定跟未来相关。

计迎春：袁老师讲得非常有启发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变化是对整个社会变化的反映。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最后是由家庭来承接的，所以家庭里的张力非常强大。有矛盾和张力实际上是好事，这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生命在于运动，世界的本质是变化和矛盾。大家讲出来、看到这一点，就是进步的开始，通过反思，来解决矛盾，不断成长。

以前中国家庭实际上不谈爱，但现在我们开始谈爱了，而且在人生历程中对爱的理解一直在迭代，这说明社会在进步，说明我们想推动更健康的家庭关系。矛盾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包括年轻同事说“我爸爸不爱我”，这都是反思性的开始。我们去看她说得有道理的地方在哪里、没道理的地方在哪里，代际之间应该怎么进行创造性的妥协，而学会妥协、愿意妥协实际上是一种美德。

王一楠：前两天我爸爸做了一件让我和女儿都很难受的事情，全家女性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但老头自己默默的。那天赶上台风天，我要往上海赶，早上去坐飞机没坐到，改成晚上的飞机。白天我在家，爸爸知道我血糖有点高，自己用豆包搜了搜，然后冰箱里六个鸡蛋全给我煮了。我说我哪儿吃得了六个，他说你可以带上飞机在路上吃。我妈妈要在肯定会讲一大堆，但这个时候我突然清楚，我爸爸对我表达的爱，不会变成一句软话，不会说“你已经大了应该充分尊重你”，他就是六个鸡蛋放在那儿。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可以过去，我爸爸是爱我的。

我在教育中常常跟丈夫交换战场。他更沉默，不会在意那些细节，不会像我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看桌上、看电脑反光是不是在看别的，把细节记住就不行了。

说实话我不是完人，我完全无法控制，我会瞬间变成母狮子，然后干脆走开，换成我老公。他反而平衡了焦躁情绪，他叫我女儿起床不会瞬间暴躁。第一，爸爸对女儿有性别差，他不会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你怎么穿衣服那么慢”；第二，我跟女儿的摩擦橡皮筋已经崩掉了，他是一根新的橡皮筋，先让他绷一会儿。

计迎春：亲密的另一面就是控制，甚至是窒息。在家庭这个非常小的高浓度亲密空间里，它产生的张力非常大，日复一日重复的照料活动中，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特别容易产生这种张力。

袁长庚：为什么一代一代的妈妈都会吼孩子？客观来讲，有多少人的生活宽松到完全不考虑时间问题？社会学家研究现代化，第一要务就是讨论时间的出现。我不认为“吼”与个人修养或反思能力有关系。一代一代吼的背后，吼的那个人往往对时间最敏感，她承担着家庭运转的节奏。学校的时间就摆在那里。

我们要对真正承担生活重负的人有理解。你当然可以说“不用那么着急”，但对不起，那是学校的时间。妈妈吼孩子，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体环境里。孩子小的时候不要默认他没有社会人格，更不要找个和事佬说“妈妈做不对我来教你”。妈妈要吼，告诉孩子这就是我们在负担的生活，有一天你可能也会吼。妈妈吼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体环境中。

代际问题之所以严肃，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循环的。只要我们还困在社会结构性的东西里，你不可能宽松到无视所有社会规则。我们现在孩子成长中的一个困境是，家长不愿意向他解释社会规则，觉得解释很俗、我应该保护孩子的天真烂漫。但孩子理解规则不是坏事。有一天我成了你的时候，我才理解你当年的状况，成了你的过程里，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跨越时间却有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是我们彼此理解、甚至修复关系的重要起点。

所以家庭生活里不要回避挫折性的瞬间，让孩子很早明白有些东西是挫折性的，这没有坏处。我一个同学研究代际养育，看了很多人类学材料，发现前现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得多。印度洋小岛上有个民族，如果孩子没做好，姥姥、妈妈、姨、舅会完全不留情面地批评孩子，妈妈没有权利保护他，她被要求必须表现出悲伤。真正起效的是妈妈的沉默和痛苦——她事后告诉孩子：你今天确实让妈妈难受了，但我不会加入别人羞辱你，也不会假装没发生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记住，今天你没做好，妈妈很悲伤。我觉得其实是戏剧性的，一楠老师是做表演的，我觉得戏剧是特别好教育人的方式。

王一楠：我最大的感受是，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面对整个大环境——她看同学、看同龄人的反应，不是你单对单两个个体。父母的话远远不及老师的话、同学的话，甚至不及偶像的话。你觉得两个人把事情讲明白就可以了，但她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有“代沟”，但我觉得我们不是隔着一个代沟，我们是两个星球的人。我只能慢慢倾听她，靠银河系的动力让她离我近一点，去了解她真正想什么。

计迎春：家庭不是唯一的社会化场所。这跟独生子女有很大关系。多子女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带着一个星系，若干个子女围着你转，他们要竞争你的注意力。但少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里整个权力的平衡、情感的地图都变掉了。

王一楠：我女儿在满满的爱里长大，对女性话题非常关心。我之前排话剧《娜拉归来》，有很多东西我不能理解，跟导演无数次讨论，但我女儿能理解，她那个时候只有14岁。我女儿说：“妈妈，外公外婆那一代觉得离婚就是最大的自由；你们这一代选择结婚或不结婚是最大的自由；而我们这一代，看到的是更多的选择。”一个14岁的孩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在家里非常自由幸福，她反向教育了我。

计迎春：现在小孩子特别富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冲破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传统模式。她们的知识来源跟我们传统的知识来源已经非常不一样，她们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代，是时代的产物。

罗屿：是另一种人，不是另一代人。

王一楠：她让我实实在在明白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外部环境跟我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她们比我们更开放、更自由，这种开放和自由生成了我们说的“自私”或“自我”。她们在自私和自我当中还没有一个更准确的选择，但它们是怎么生成的？是基于她们成长、思想以及周边环境带来的个体体验。

计迎春：她还在探索、还在成长。我们是不是在用旧的概念定义她自私？实际上她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天地去成长。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牺牲、义务、责任，我们用这样的话语去理解她可能觉得是自私；但对她来说，她成长在新的环境里，有无限可能、有机会、有无穷无尽的爱、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她在不停探索自我和边界。家庭、亲密关系、青年文化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正进入以AI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变化会越来越大。对我们上一代人来说，要用更宽容、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迎接这些变化，因为世界的未来是这些年轻人的。

王一楠：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往往在激进或挫败中生出，但我女儿不是。她说“正是因为我在一个有爱、父亲尊重母亲的环境里，我对那些不一样反而更敏感、更愿意表达”。她们思想更自由开阔，接触的东西更多，表达也更大胆。

袁长庚：你和女儿的故事印证了女性主义哲学。女儿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学习成为女人。家庭不是社会化唯一发生的场域。14岁在前现代时期基本上就是结婚的年龄——这不是孩子。我们进入工业社会后，因为不需要孩子太早介入劳动，才发明了“童年”这个概念。

技术辅助之下，孩子对社会有非常强的感知。今天很多女孩很小就意识到“女性是一种处境”，跟她个人小家庭感受没有关系。女性主义反复告诉我们，女性的弱势不会等到择业、求偶那天才爆发——从很小的时候，阿姨说你漂亮、注意不要大声说话，性别的经验就已经开始积累了。

回到“自私还是自我”的问题。当一个孩子有了自我意识，考验的是家长怎么引导。独生子女家庭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孩子身上。但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长成有自我意识但不自私的人，你要鼓励她牺牲、鼓励她承担，这时候最考验家长：孩子要吃亏了，你舍得吗？甚至要主动促成她承担责任。

我教书这么多年，遇到很多出问题的孩子，造成问题的往往是广义的社会和家庭的合力。但我没有见过一个孩子是被“社会”这个虚化的概念救了的；我少数经历过的，出了问题、但是将孩子重新粘合起来成为一个人，是家庭的功劳。家庭就像一艘船上挂了很久的救生圈，平时没人注意，但翻船的那一刻，它是救命的。

社会化进程中年轻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挣脱家庭的束缚，我不要过成我妈妈、爸爸这种人。但是假设这个社会还不是那么完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是可能遇到风险，你会发现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可以做出干预的往往是家庭。我们坐船的时候看墙上挂了很久的救生圈，可能一般没有人用过，但是，哪天它被使用的时候就是救命的那一刻。

情感浓度是一个“双向”的概念，在某一天它可能变成对我们彼此而言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代际问题的讨论非常尖锐，但是它可能不悲观。尤其是在家庭这个框架之下，我们没办法脱离历史延续性，说我就是像野草一样长起来，那是不可能，家好像问题重重，负担很重，但是还是不要抛弃，因为我觉得它还是能够产生爱可能性的场域。

罗屿：有位读者问一楠老师，很多人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理解长辈，但对于没有进入下一段人生的年轻人，有没有可能提前与父母和解？

王一楠：这就像故乡。小时候你永远想离开故乡去大城市，飞黄腾达，但到40岁再回故乡，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底，它的文化、感受、情感在你的生命价值判断里。家人也是。游泳圈是什么？游泳圈就是无数个“六个鸡蛋”，无数个下雨天妈妈拿伞来接你，晚上妈妈煮了一碗你想吃的面，爸爸什么也不说拍拍你。那些非常小的动作就是你生活中的游泳圈。年轻孩子说原生家庭怎么样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慢慢再看，你会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六个鸡蛋”的。

罗屿：特别感谢三位老师。计老师让我们看到代际的牵绊永远大于分歧；袁老师让我们跳出标签、看到具体的人和人生；一楠老师，我们都是妈妈，都有十几岁的孩子，那种像母狮子爆发的感觉一模一样——但你也说到“六个鸡蛋”，很多时候要给父母一点时间。

王一楠：我们发现了父母那“六个鸡蛋”，也一定要在跟孩子交流中把那“六个鸡蛋”给到她。

罗屿：她们不是另一代人，是另一种人。对父母而言，我们也是“另一种人”。我们都是慢慢理解了彼此。

王一楠：无论哪个时代，爱和情感永远是那“六个鸡蛋”，连着我们所有人。

罗屿：允许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理解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看到别人和我们一样，同时接纳和我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