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著网 ,作者:编辑十号
「麻木,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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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件我们应该习惯接受的事。
几天前,一位网友在小红书上分享了一段自己在大厂实习的经历。在文末,他的同事说,你还是太稚嫩了,不具备大厂员工的基本素养。
(滑动查看帖子原文)
前段时间,星宇股份也因为解雇107位实习生冲上热搜。尽管随着事件的发酵,企业已经给出了书面的道歉和补偿方案,但这个事件激起的涟漪,似乎也远远没有停止。

(知名博主对星宇股份的评价)
这些事件和新闻,像是成年人的世界,在用隐晦的方式,敲打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而对于那个世界来说,还不熟悉系统和规则的学生,的确是更加“稚嫩”的一方。他们不够麻木,也没有办法“课题分离”地将自己置身事外。
这些事件指向的,并非某一间公司的管理问题,而是一种更普遍的精神状态:现代工业,正在系统性地麻痹人的神经,让人逐渐失去对痛苦的本能反应。而当麻木变成一种社会化标志和惯习,我们又该怎么“不稚嫩”地活着?

这套规则异化的起点,是人的肉身性被剥夺。
在一百多年前,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发表了一篇叫做《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写道:
“大都市个体性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由于外部与内部刺激的迅速而持续的变化,所导致的情感生活的强化。
由此,大都市的精神生活本质上的理智主义特征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它与小城镇那种更多建立在感觉和情感关系上的精神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在过去,小城镇式的人际关系是紧密而充满情感的。人们因为氏族和家族绑定在一起,人口密集区形成的关系,更容易变得过分亲密。
但在大都市,为了不在无数的短暂接触中耗尽心力,为了保持都市生活的那种快速和高效,人们必须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社会原子化”。你会发现,在现代社会,我们越来越像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漂浮的原子。我们既不关心现实中具体陌生人的境遇,也难以向别人说出自己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薄弱和脆弱,虽然身处人群,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失。
而现代工业,实际上正在系统化地强化这种陌生感。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在现代新闻业的战争报道中,平民的死亡,常常会被称作“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商业合同里的赔偿条款,甚至带有一丝程序性的、不可避免的意味。它把惨痛的代价中性化、技术化,悄悄淡化了道德责任和人员伤亡的残酷现实。
而在互联网诞生后,人甚至不再具有一个具体的肉身,而是一串由0和1合成的赛博格编码。在信息流里,一切事件都是平等的,都是可以被讨论、被消费,然后被遗忘的素材。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生命的消逝,与一条明星八卦、一个搞笑视频,占据着同等的信息层级。用户在指尖的滑动中,就完成了情感的切换。而这种切换,本身就在训练一种快速进入和退出的能力。它让我们无痛和安全地从悲伤中撤离,也让我们逐渐失去对具体生命的共情。
在这种情况下,冷漠和麻木,实际上是一种后天习得的选择性失明。对于大厂来说,离职是优化,员工是人力资源,它用数字和术语筑起了一道墙,把痛苦挡在感知之外。当一切被换算为成本之后,情感和共情,就变成了不必要的“附带伤害”,人,也才变成货币和耗材。
更可怕的是,当一个人习惯了这种过滤,他就会不自觉地成为这套系统里的一枚齿轮,甚至帮凶。

假如我们跳出论述反观这套系统,会有一个很本能的质疑。如果它真的有这么邪恶,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履行,甚至强化它?
在电影《朗读者》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庭审戏。女主角汉娜原本是一个鲜活、灵敏的女人。她喜欢听人朗读,会因为故事里的情节而落泪。但当她被迫进入纳粹系统,成为一名集中营看守后,她却一点点被利用和异化。
在庭审时,法官问她,为什么她能够一次次挑选犯人送入奥斯维辛?她用略带不解的表情回答说,因为这是看守的工作。甚至,她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对于汉娜来说,因为不用看到集中营那种极端残酷的场景,所以她挑选犯人,也不必有心理上的负担。对于她来说,这一切,都只是她的任务和工作。
而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这个理论,同样也是在她旁听一位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时提出的。她发现,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罪大恶极的人,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恶魔。他既不阴险,也不凶横,甚至显得彬彬有礼,像一个平庸、乏味的官僚。在为自己辩护时,艾希曼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所有行动,都是服从命令和执行国家法律。

(汉娜·阿伦特照片)
而这,就是这套系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最骇人听闻的罪恶,可能并不来自某个罪大恶极的反派,而是由那些放弃思考、盲目服从的普通人共同造就的。
“平庸之恶”的核心并非愚蠢,而是一种深层的无思。他们不思考自己正在干什么,甚至可能并不出于恶意。这种被稀释过后的责任落在一个人身上,显得那样无足轻重,但正是这样的无数个小步骤,最后才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运转的系统。它不需要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只需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就像那个说着“太稚嫩”的人,并不是系统的设计者,也不是压榨的执行者。他没有在维护某个具体的恶人,但哪怕不接受,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在这种持续的高压环境下,人不得不关闭一部分感知能力,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原文评论区)
在这种情况下,麻木,实际上更像一个“合格”现代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是千千万万个个体,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对着相同的压力和相同的无力感,不约而同地给出的同一个答案。在这些相似的答卷里,考生慢慢地将这套系统内化为自己的规则,系统也才在这种互相安慰、互相说服中,获得了自我维持的能力。
于是,“太稚嫩”成为一种指责,“不成熟”变成一种羞辱,受害者在无法逃离的疲惫中,慢慢活成了系统的一部分。

到这里,一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如果麻木是疲惫的结果,如果拒绝的代价真的太高,那还有什么是可做的?要求一个人对抗整个系统,和告诉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一样,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前者无视的,是个体的承受极限;后者无视的,则是仅存的可能性。
而这个困境,其实比可以被定义和描述的罪恶更可怕。在扁平化的语境里,我们很容易给出接受和拒绝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但是现实的生活,要面对比这复杂得多的处境。
生活在这套系统里的人,几乎不可能全然拒绝和离开它。工作、收入、社会身份乃至生存本身,都被编织进了这个巨大的机器里。在前段时间完结的《绝望写手》第五季里,主角艾娃有一段台词,非常精准地点出了我们在AI时代的困境。
而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来说,这种被高速运转的系统绑架的感觉,也像是现代工业的RAPE。很多时候,让一颗苹果腐烂的原因,其实早在它落下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怎样“不稚嫩”又不麻木地活着?
同样是在《绝望写手》里,有另一个很有趣的情节。主角黛博拉和艾娃,曾经爆发过一次冲突。艾娃质问黛博拉,为什么她没有在第一次被俱乐部老板骚扰后站出来?黛博拉反驳,她是一个在男性主导的脱口秀行业成名的女性演员。她已经为后辈开辟了道路,没有义务背着她们过河。但是在临近演出前,当黛博拉再次看到新的俱乐部老板骚扰女演员时,她却选择在演出时站出来,将他轰出了这个行业。
这个情节,其实也很像是一次对于现实的隐喻。在一个巨大的系统面前,个体的拒绝看起来软弱和无力,但只有我们不把失去尊严看作是普遍状态,才有可能在彼此身上建立起坐标系,意识到,我们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的原子。
在原子核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将质子和中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核力。作为自然界中已知最强大的力量,它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克服了质子之间巨大的电磁排斥力,将它们牢牢粘在里一起。但神奇的是,这种力量,只在原子内部那个极其微小的空间里有效。一旦超出这个距离,它就会迅速消失。
在六十多年前,物理学家费曼曾经写过一首诗。
I,
a universe of atoms
an atom in the universe.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宇宙中的一颗原子
假如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城市中独自生活的我们,的确像是宇宙里飘荡的一个个原子。在利益和人际关系的作用下,我们之间的化学键,显得那么脆弱和易断。
但假如,我们并不急于分割彼此,而是把拥有相同境遇的人,看成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我们之间或许也可以拥有整个宇宙都难以分割的力量。
就像是在星宇股份事件里,如果107位被辞退的应届生,没有把自己遭受过的羞辱公之于众,如果我们并不相信,劳动者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或许这个事件就不会持续发酵,甚至撬动一个行业的改变。
但正是因为,我们开始相信,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相信麻木和妥协并不是生活的唯一解,我们才能跨越屏幕,将彼此联系在一起。
在电影《黑客帝国》里,有一个很经典的假设。在主角尼奥发现了世界的真相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药丸。红色药丸代表危险,在吃下后,要去探索那个真实而残破的世界,蓝色药丸则是留在矩阵之中,生活在电脑控制的美梦里。
这两个药丸,也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对于个体而言,我们在当下能做的,或许是在系统内部找到呼吸的空间,与这套系统共处而不被它完全吞没。
这个空间,并不要求硬性的决裂和对抗,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一定意味着阵痛和不舒服。在复杂的现实里,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彻底离开,甚至也不需要转身。因为假如我们不要麻木地活着,就意味着对生活的参与和进入。它带来的痛觉,是一种真实和切肤的警告。
它意味着不要麻木,不要混沌。因为假如责任可以被系统分担,那么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岛,那么生活带来的痛苦,或许也能够被稀释。
个体的命运,和系统的改变,看起来是两条平行的道路,甚至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同步的时差。但或许,只有我们不在原地等待时代的剧变,才有可能用个体的选择,创造出另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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