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全球第一”之后，粤港澳大湾区还缺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时代我的人生下半场 ，作者：席春迎博士

深度观察

世界第一当然值得庆祝，但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恰恰不是“第一”，而是第一之后怎么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继续位居全球首位。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过去十多年，中国最密集的科技企业、最活跃的制造业供应链、香港最国际化的大学体系和资本市场，以及广州雄厚的科研与产业基础，事实上已经在珠江口两岸形成一个全球罕见的创新经济带。

但排名也容易制造一种错觉：仿佛创新能力排名第一，就意味着创新经济已经排名第一。事实上，两者之间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如果把视野从专利、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进一步拉到企业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全球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还没有形成与其创新能力完全匹配的世界级科技企业群？为什么大量优秀科研成果仍然停留在实验室、技术转移或者早期融资阶段？为什么香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国际资本市场和成熟专业服务体系，却长期面对科研强、产业转化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这些问题比“全球第一”本身更重要！因为大湾区下一阶段的竞争，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新，而是能不能完成从知识创造到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形成、从产业形成到企业成长，再从企业成长到全球资本配置的完整跃迁——这也恰恰是香港下一轮经济增长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一个排行榜背后，是全球创新竞争规则的变化

首先需要理解，“深圳-香港-广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创新集群。

这三个城市并不属于同一种经济形态。深圳的优势来自企业，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以及大量专精特新企业，构成了高度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和工程化体系，一项技术从概念到样机、从样机到供应链、再从供应链到规模生产，在这里可以被迅速压缩；广州的优势更多来自科研、医疗、高校以及完整的产业腹地，汽车、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产业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另一种创新基础。

香港则完全不同。它没有深圳那样庞大的制造业，也没有必要重新建立一套珠三角已经非常成熟的工业体系。香港真正稀缺的是国际化大学、全球资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自由资金流动以及连接全球投资者和专业机构的能力。

因此，深港穗的意义并不是三个强城市简单相加，真正有想象力的地方，在于三个城市恰好拥有创新链条上不同、甚至互补的能力——这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城市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20世纪的城市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争夺港口、工厂、总部和人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竞争逐渐转向大学、人才、资本和科技公司；而进入AI时代之后，城市竞争很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创新网络之间的竞争。

硅谷真正难以复制的从来不是某一家公司，也不是斯坦福大学，而是一个持续运转几十年的创新循环：大学产生人才和技术，风险资本承担早期风险，企业把技术变成产品，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规模化资本，成功创业者和工程师又带着资金、经验和网络进入下一轮创业。

因此，世界第一真正给大湾区提出的问题，不是还有多少专利可以申请，而是：深港穗能不能从“创新资源集群”进一步进化为“创新循环系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能力！

二、大湾区真正缺的不是创新，而是把创新变成大企业的能力

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创新最显著的变化，是解决了从“缺少创新资源”到“拥有庞大创新资源”的问题：研发投入持续增长，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断扩张，工程师数量庞大，制造业体系完整，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快速发展。

今天再讨论中国有没有创新能力，本身已经有些落后于现实，真正的问题正在向下一个阶段转移：一篇论文不会自动成为产品，一项专利不会自动形成收入，一家拥有优秀技术的初创企业也不会自然成长为一家千亿市值公司。

从实验室到资本市场，中间存在一条漫长而危险的价值链。技术需要经过中试，需要找到应用场景，需要建立供应链，需要获得第一批客户，需要完成产品迭代，需要形成组织能力，还需要一轮又一轮资本支持。企业即使成功上市，也只是获得了进入另一个竞争阶段的门票；此后还需要通过融资、并购、全球化和产业整合不断扩大规模。

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但今天这个概念可能已经不够了，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创新资本化能力——这里所说的资本化，并不是把科技企业包装上市，更不是短期炒高估值，而是让知识最终转化为能够持续创造现金流、利润、就业和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资产。

如果一个地区每年拥有大量论文和专利，却很少产生世界级公司，它依然只是一个强大的科研中心；只有当技术能够不断进入企业、企业能够不断做大、做大的企业又能够反哺研发和下一代创业，这个地区才真正形成创新经济。

因此，大湾区在成为全球创新集群第一之后，需要建立另一套更苛刻的评价体系：不仅看产生多少专利，还要看多少专利形成收入；不仅看成立多少初创公司，还要看其中多少能够活过五年、十年；不仅看有多少独角兽，还要看多少独角兽最终成长为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不仅看一年完成多少融资，更应该看十年之后留下了多少具有长期价值的企业。

创新的最终产物不是专利而应该是生产率，不是融资额而应该是企业，这正是全球第一之后最难的一道题。

从实验室到资本市场：创新必须走完的漫长价值链

三、香港的问题，恰恰出现在“科研之后”

把这个问题放到香港身上，会看得更加清楚。

香港并不缺大学。在一个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城市里，拥有多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本身已经是一项极其稀缺的资产。香港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机器人、材料、医学等领域拥有相当强的科研基础，也能够持续吸引国际学者和研究人才。

香港真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大学之后怎么办：教授完成了一项研究，下一步谁来承担产业化风险？科研团队成立了一家公司，谁帮助它找到第一批客户？企业完成A轮融资之后，在哪里进行规模生产？当它从一家技术公司成长为产业公司时，如何建立供应链、组织能力和国际销售网络？当它需要十亿甚至几十亿港元资本进一步扩张时，又通过什么渠道获得长期资本？

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拥有世界级大学，却长期没有形成与大学科研实力相匹配的科技企业密度。

香港过去最成熟的经济循环是另一套体系：全球资金进入香港，金融机构完成配置，企业通过香港上市融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法律、会计和交易服务。这套体系非常成功，却主要服务于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

今天香港面临的任务，是把自己的金融能力向企业生命周期更早的阶段延伸，这也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以及近年来各种创科基金真正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它们不能只是增加实验室面积，也不能简单变成又一轮产业园建设，香港过去并不缺“园区”概念，真正缺的是能够把大学、企业、产业资本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如果只是把科研机构、创业公司和基金搬到同一片土地上，那只是空间上的聚集；只有当技术、人才、数据、资本和产业需求能够高效率流动，才是真正的创新生态。

四、香港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金融中心角色

这也引出了一个看起来与创新无关、实际上极为重要的问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下一阶段究竟应该为谁服务？

过去香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内地企业连接国际资本。这项功能不会消失，但已经不够。如果香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那么金融中心和创科中心就不能继续作为两套彼此独立的政策体系存在。

金融必须成为科技产业化的基础设施。一家科技企业从实验室走向全球市场，需要的不只是风险投资，它还需要股权资本、债务融资、并购工具、产业基金、知识产权融资、上市平台、全球资产管理机构以及长期机构投资者。恰恰在这些领域，香港拥有大湾区其他城市很难完全复制的优势。

因此，香港资本市场下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从“企业上市的终点”向“企业成长的全过程”延伸，这一点尤其重要。

过去我们常常把IPO看成一家企业成功的标志，但真正研究过大量上市公司之后就会发现，IPO只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上市公司本身其实是一种生产资料，它不仅是一张股票代码，而是一个能够持续组织资本、产业和社会资源的平台。一家优秀上市公司可以融资，可以并购，可以进行股权激励，可以建立国际信用，可以吸引全球人才，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整合上下游产业。美国大量科技巨头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并不是因为上市之后停止融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学会了利用资本市场继续成长。

如果香港能够把这种能力前移，与大湾区科技创新体系连接起来，那么香港资本市场服务的就不再只是成熟企业，而是整个创新生命周期。届时，香港交易所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它不仅是一个证券交易场所，更可能成为大湾区科技企业从区域公司成长为全球公司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才是金融中心与创科中心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五、深港穗最有价值的不是分工，而是形成一个闭环

现在讨论大湾区创新，一个流行说法是“香港科研、深圳转化、广州制造”。这个说法抓住了一部分事实，但也容易把一个复杂生态简单化成一条流水线。

真正成功的创新系统并不是单向的。假设香港一所大学产生一项新的AI医疗技术，它可以在香港完成基础研究，通过河套进入跨境研发和临床验证，在深圳寻找工程团队和科技企业，在广州连接医院和产业资源，再通过珠三角制造体系完成硬件和供应链建设，最后回到香港进行国际融资、知识产权布局和全球市场拓展。

如果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后获得的新数据、新需求和新问题，又重新反馈给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大学与研发机构，那么一条真正的循环才算形成：科研产生技术，产业验证技术，资本放大企业，全球市场检验产品，市场反馈再推动下一轮科研，而决定一个创新集群长期竞争力的恰恰就是这个循环的速度。

从这个角度看，深港穗最大的障碍也逐渐清晰：三座城市的优势已经存在，但这些优势之间仍然存在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科研资金如何跨境使用，数据如何在安全前提下流动，科研人员如何更方便往返，知识产权如何确权和交易，企业如何获得跨境融资，港深两地的产业基金如何协同，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如何参与创业并获得长期激励，这些看似细碎的制度问题，最终决定的却是整个创新系统的运行效率。

大湾区真正需要突破的并不是再制定一份宏大的产业规划，而是不断降低这些连接成本——创新资源越丰富，连接成本的重要性反而越高，因为当每个城市都已经拥有大量优秀资源以后，边际价值最大的往往不再是继续增加资源，而是让已有资源发生更高频率的组合。

六、AI正在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大湾区或许还有更长时间完成这种转型。

AI改变了时间表。过去，科技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和技术的稀缺程度，一个研究团队掌握某种特殊算法，一家公司拥有一项独特工程能力，就可能形成多年领先优势。

但生成式AI正在迅速降低一部分知识生产和技术开发的门槛：编程、设计、研究、材料发现、药物筛选乃至部分科学研究本身，都开始被AI重新组织。未来几年，我们很可能看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技术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把技术变成产业的能力反而越来越稀缺。

当模型越来越普及、算法越来越商品化，真正稀缺的可能逐渐转向真实产业场景、专有数据、供应链、客户、能源、资本以及组织执行能力。

这反而强化了大湾区的比较优势。这里拥有全球罕见的制造业密度，有新能源汽车、电子、机器人、生物医药、消费电子、金融和物流等大量真实场景；拥有庞大的工程师和企业家群体；同时又拥有香港这一国际资本和全球市场接口。

因此，大湾区在AI时代最值得争夺的并不一定是“拥有多少个基础大模型”，更重要的应该是“能不能成为全球最大的AI产业化试验场”：一家制造企业通过AI把良率提高几个百分点，一家医院通过AI提高诊断效率，一座污水处理厂通过算法降低能耗，一家物流企业通过智能调度降低成本——这些变化看起来没有基础模型发布那么轰动，却可能真正转化为GDP、企业利润和资本回报。

如果未来数以万计的大湾区企业都经历这种变化，AI带来的就不再是一个科技产业，而是一轮生产函数的重构，这才可能成为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下一轮经济增长真正具有数量级意义的变量。

AI时代真正稀缺的，是把技术变成产业的真实场景

七、香港下一轮增长可能就藏在“连接”二字里

香港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本质上一直来自连接：它连接中国与世界，连接储蓄与投资，连接企业与资本，也连接两种市场和两套制度。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美科技竞争加剧，资本更加重视安全与制度确定性，人工智能又在重新定义产业竞争。因此，香港过去的连接方式因此必须升级：过去主要连接的是资金和贸易，未来更需要连接的是技术、产业、资本和全球市场。

这也意味着，对北部都会区、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评价标准不能只是投入多少资金、建设多少平方米科研空间、引进多少机构，而应该看它们最终能否缩短一家科技企业从实验室到产业、从香港到深圳、从大湾区到全球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原来需要十年，能否缩短到五年？如果一家香港大学孵化的企业过去必须离开香港才能完成产业化，未来能否留在大湾区完成整个成长过程？如果一家深圳科技公司过去必须等到足够成熟才能进入香港资本市场，未来香港资本能否在更早阶段参与其成长？……这些问题最终决定香港所谓“国际创科中心”究竟是一项政策目标，还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

结语：真正值得争取的，并不是“下一次排名第一”

“深圳-香港-广州”成为全球第一创新集群，是大湾区过去多年积累的结果，但对于一个已经站到世界前列的地区而言，继续证明自己拥有创新能力的意义正在下降，更困难的任务是证明这种创新能够持续转化为生产率、企业利润和世界级公司。

因此，我更希望十年以后人们回头评价今天的大湾区时，谈论的不只是它连续多少年位居某个创新排行榜第一，而是这里诞生了多少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有多少大学科研成果完成了商业化，有多少中小企业成长为百亿、千亿乃至万亿市值企业，又有多少中国科技公司通过香港走向全球。

如果一定要给大湾区下一阶段的发展寻找一个核心指标，我认为不是专利数量，也不是科研经费，而应该是：把创新转化为长期价值的效率。

香港恰恰处在这条价值链最关键的位置。它没有必要成为另一个深圳，也不应该试图复制硅谷，香港真正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把大湾区已经非常强大的科研和产业能力，与全球资本、全球人才、全球规则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第一并不是答案，它只是把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到了香港面前：当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密集的创新集群之一，香港能不能成为那个把创新转化为全球价值的关键节点？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好，香港找到的就不只是创科产业的新机会，而可能是继贸易、航运、金融之后，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逻辑！

本文配图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