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初高中开始办补习班：日本这个弯转得有点急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解局 ，作者：正解局

如果蜡笔小新今天去日本上学，放学后可能也得去补习班。

我们熟悉的日本童年，是小新背着书包，和风间、正男他们在街上疯跑，回家以后继续折腾美伢。

《3年B组金八先生》里的学生，有早恋、家庭矛盾、同学关系和青春期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在影视作品里，日本学校很少给人一种“放学以后还要接着卷”的感觉，学校是学校，童年是童年。

可今天，日本一些公立学校却在做一件看起来很“反日本印象”的事情：

不少地方公办初高中开始办补习班，而且免费上。

像是东京丰岛区的区立中学有“地域未来塾”，学生放学后留下来完成作业、复习功课；文京区的区立中学也有放学后的学习支援；江户川区则曾经把学习时间安排到晚上8点。

一个曾经努力给孩子减负、让学校“松下来”的教育体系，为什么又开始把学习时间延伸到放学以后？

把时间倒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日本。

战后日本经济起飞，高中生升学率从1954年的约50%一路飙升到1965年的约74%。大学门槛没有同步放宽。1962年，广岛市及周边地区中学生入塾率已达30.3%。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学生涌入高中，“学历决定收入”成为社会共识，补习班进入第一次爆发式增长。

1966年，日本半数以上公立学校已在正常课时之外为升学考试组织课后补习。

进入七十年代，升学竞争演变成社会问题。媒体频繁用“考试战争”“教育过热”描述当下的升学压力，报刊大量报道学生背负的学习负担。1976年，《朝日新闻》还围绕“考试战争”推出系列报道。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开始给学生减负。

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删减小学、初中课程内容，压缩授课时长，提出“宽裕和充实”的改革方向。

之后1989年、1998年又多次调整课程，2002年公立学校全面推行五日制。

改革希望学生打好基础知识的同时，有余力去体验、思考，参加各类课外活动。

可宽松教育很快遭遇现实难题：学校课业减下来了，升学考试的压力却没有跟着下降。原本落在校内的应试学习，就此向外转移。

宽松教育每松一寸，补习班就扩张一步。

日本的补习班真正让人吃惊的地方，不只是数量庞大，而是它一步步侵占孩子越来越早、越来越长的学习时间。

197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展首次全国性通塾率调查——所谓“通塾率”，指的是在校学生参加学习塾、补习班等校外教育机构的比例。数据显示，当年初中生通塾率为38.0%，小学生为12.0%。

到1985年，初中生通塾率升至44.5%；1993年达到59.5%，初三学生更是达到67.1%。也就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每三个初三学生里，就有两个放学后要前往补习班。小学生也早已脱离偶尔补课的状态，1993年已有23.6%的小学生参加补习班。

孩子进入补习班的年龄也在不断提前，中学升学考试就是典型代表。

日本私立中学的选拔考试安排在小学毕业之前，不少家庭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启动备考。孩子白天在校上课，放学之后奔赴补习班，周末参加模拟考试，寒暑假还要参与集中讲习。进入六年级，孩子的生活里就多出了一套独立于学校之外的完整课程体系。

这种高强度的备考日常，在日本社会十分普遍。不少家庭的生活重心，都围绕补习班的进度展开。孩子往返于学校与补习班之间，家长要持续关注考试成绩、升学志愿，不断为孩子规划备考路径。补习班不再只是课余的补充，而是深度嵌入孩子日常的生活之中。

补习班的影响还进一步下沉到更低龄的儿童群体。日本兴起面向小学低年级的“先取り学习”，部分补习班在小学阶段就超前讲授中学知识；中学升学补习班也把应试训练前置到小学四、五年级。孩子还没有升入中学，升学备战就已经拉开序幕。

进入21世纪，日本少子化加剧，学生生源持续缩水，整个补习行业的总收入反而实现了大幅增长：2004年行业整体销售额为3100亿日元，2024年增至5850亿日元，20年间规模接近翻倍。

行业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中小型补习班生存压力加剧，头部企业不断抢占市场。其中早稻田Academy连续15个财年实现营收增长，2026年3月期销售额达到376亿日元。

补习班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层级体系。四谷大塚将模拟考试、配套教材与升学判定融为一体；日能研搭建起整套私立中学应试的专业流程；SAPIX则主攻开成、麻布这类顶尖难关中学。对学生而言，问题不再只是要不要上补习班，而是要选择哪一家补习班、进入哪个班级、考试排名多少、确立怎样的升学目标。

这一时期，日本媒体提出了一个概念：“塾歴社会”。它描述的是一个已成型的现实。孩子从小学开始，先在补习班上课，参加补习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拿到一个反映全国排名的偏差值分数（日本衡量学生学力排名的指标，以50为平均值），再根据这个分数划定能报考哪所学校。

整个升学链条的核心节点，全部掌握在补习班手里。

至此，补习班早已不只是放学后短暂的补课场所，它演变成日本孩子放学后的“第二所学校”。而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也由此显现：这所第二所学校，并不提供免费教育。

电视剧《二月的胜者》还原了日本家庭的日常。剧中的六年级学生，白天在普通公立小学上课，放学之后就前往中学受验塾，晚上上课、做题、参加模拟测验。

家长日常交流的话题，大多围绕孩子的偏差值、报考志愿和下一次模拟考试。剧集聚焦中学受验塾，是因为日本私立中学升学竞争，将备考时间大幅前置，很多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接受补习班的系统训练。

不少家庭的教育开销随之上涨。2026年，东京一个准备报考私立中学的四年级孩子，如果进入SAPIX，每月学费约6至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00至3880元），但这只是基础费用。夏季讲习、冬季讲习、模拟考试，每一项都要额外收费，另一家头部机构日能研也将月费上调约5%。如果选择一对一辅导，月费更是高达20万日元以上，比东京市中心一套一居室的月租金还贵。

孩子的时间也被重新分配。上升学补习班的学生，要同时跟着两套学习节奏走。白天在公立学校上课，晚上还要去塾里听课、写补习班布置的作业。每个月要参加模拟考试，寒暑假也大多被补习班的集中课程占掉。家长也要花大量时间接送孩子，盯紧补习班的学习情况。

以SAPIX的学生为例，小学六年级阶段，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学生还要完成塾内授课、课后习题、月度测验，以及冬夏两季的集中讲习。日能研的学员，则要定期参与统一模考，根据考试排名调整目标学校，整套升学流程全部在补习班内部完成。

放学后的学习资源需要花钱购买，不同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并不一样。

同样就读公立学校，孩子白天接受的是同一套课程，但放学以后能够获得的教育并不一样。一部分孩子可以上进学塾、参加季节讲习、完成大量模拟考试；另一部分孩子，只能依靠学校提供的课程和家长辅导。

《下剋上受験》改编自樱井信一2014年出版的同名纪实小说，2017年TBS改编为电视剧。故事主人公樱井信一只有初中学历，女儿佳织小学五年级时的偏差值只有41（50为平均值），意味着她处在全部考生的后部，报考私立中学的希望非常渺茫。小学五年级的夏天，父亲决定让女儿挑战难度较高的私立中学，但他们没有条件购买完整的塾服务，于是父亲自己承担起辅导工作。

原本应该由专业机构完成的课程、教材整理和每日学习督促，全部转移到家庭内部。电视剧记录下父亲为陪女儿备考，对自身工作造成影响的情节。这一细节也折射出日本教育资源的阶层分化问题。

《下剋上受験》电影海报2017

统计数据，25—34岁群体里，父母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高等教育毕业率达72%；而父母仅为高中学历的同龄人，该比例仅为43%，家庭背景对教育路径的影响显而易见。

高昂的教育开销，也实实在在打击了日本人的生育意愿。2026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70万，连续多年创下历史新低，养孩子的教育成本太高，成了年轻人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上不起补习班的孩子，公办学校不补课、不排名，升学还是要考，怎么办？

地方政府的答案是：政府自己掏钱开补习班。

这几年，日本一些公立学校的放学时段，出现了一个值得留意的变化。山口县宇部市公布的计划显示，从2026年9月起，当地会在两所公立中学试行“放课后补习教室”，每周三放学后开展一小时辅导，持续到次年3月，一共约20次。比较特别的是，授课的不是本校教师，而是来自民间塾的讲师，他们进入校园，帮学生解决基础学习上的问题。

类似的做法，出现在不少城市。2017年，佐世保市就由当地教委牵头推出“地域未来塾”，利用放学后的校内场地，为中小学生提供学习辅导，项目覆盖多所中学，全程免费。

东京丰岛区2026年继续推行这套模式，每周三放学后开放校内学习支援，全年开设28次。大阪丰中市则开放小学专用教室，面向五、六年级学生开展课后辅导，具体交由教委委托的外部机构运营。

各地集中推出这类课后项目，是为了解决宽松教育留下来的实际问题。

改革之后，公立学校课程变少、课时缩减，不再负责课后巩固和补差。但学生放学后的学习需求一直存在，想要系统查漏补缺，只能报名校外补习班，完全依靠家庭自费承担开销。

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多个地区开始把原本需要家庭花钱购买的课后基础学习，重新放回公立教育体系里。

这一轮变化，最大的不同是：不再让公立学校老师无偿加班补课。

日本前后两轮校内补习，看起来有些诡异。

七十年代，是学校补课太多，一切教学围着升学考试转。

现在，是学校课时有限，学生学习缺口留在校外，能不能补得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

各地重启的校内课后学习，并不是宽松教育走回头路。

这本质上是重新划清教育的边界：拔高冲刺、名校备考，交由家庭自主选择付费完成；基础巩固、日常补差，则由公立体系兜底承担。

这也是多数地区坚持免费开放的原因。单纯增加学校课时并不能化解现实矛盾，真正能够缩小教育差距的，是把最普通、最刚需的课后学习时间，从私人付费的赛道，转变为公共公益资源。

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的改革调整，日本始终绕不开一个现实难题：

学校不可能无限制增加课时，家庭财力也不该成为决定孩子基础学习质量的门槛。

学生放学后的这段学习时间，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如何实现平衡，依旧是公共教育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没有完美的教育改革。

每一个时代，终究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希望给到孩子怎样的教育，又愿意为此承担怎样的代价。

这是所有国家地区可能都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