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不小，但这本仍是近期最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吴呈杰

很多中国读者对于萨莉·鲁尼并不陌生。她是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文学新星，2017年凭首作《聊天记录》一举成名，时年二十六岁；此后《正常人》获科斯塔图书奖并改编为风靡一时的剧集，《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延续了她对爱情、友谊与信仰的勘探。

她曾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为“千禧一代的首位伟大小说家”，也常被读者半开玩笑地唤作“Snapchat时代的简·奥斯汀”——这个头衔她本人未必认领，然而她的确拥有堪比简·奥斯汀的影响力：在小说屡被宣判死刑的年代，她能罕见地同时占据着畅销榜与课堂、地铁广告与博士论文。

《间奏曲》出版于2024年9月，是她的第四部长篇。情节几乎自带噱头：父亲去世后，都柏林人权律师彼得夹在多年恋人西尔维娅与年轻恋人娜奥米之间进退失据；而他二十二岁的弟弟埃文，曾经的incel（非自愿单身者），则与年长他十四岁的玛格丽特开始了一段注定被议论的恋情，玛格丽特甚至还没有离完婚。

书名取自音乐术语：主乐章之间的过渡段落。《爱尔兰时报》的书评人迈克尔·克罗宁对此有一个优雅的解读——如果说《聊天记录》与《正常人》是“青春与大学”的主乐章，那么《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与《间奏曲》正把读者带向中年；间奏曲，正是人生两个主乐章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那个乐章。

真正的新意在于视角。鲁尼的前三部小说均以女性视角展开，而这一次，她第一次把叙述的中心整个交给两个男人。问题变成了：男人们到底在想什么？

01.

双重自我厌恶：一对镜像

第一遍读《间奏曲》时，我始终存有一种怀疑：鲁尼是不是在用一种女性的心理结构去想象男性的内心世界？以至于读来有一种美化的成分——男性对自我的剖析、反思与批判，真的深刻到这个程度吗？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深刻，会不会反过来豁免他们的道德责任？毕竟，彼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而埃文曾是一个公开表达厌女观点的人。两个都谈不上清白的人，却都获得了绵密到近乎特权的内心描写。

第二遍，怀疑没了，剩下的是一点近乎不适的叹服：鲁尼对男性心理的捕捉，精确得近乎冒犯。我也随即明白过来，第一遍读出的“美化”，恰恰是这种精确的副产品——她把男性的自私与懦弱剖得太准了。为什么准确反而会被读成美化？大概因为我们平时听惯的男性自我叙述，多半带着辩护律师的口吻：解释，找补，把伤害说成事出有因。鲁尼不给她的男人请律师。

要把这两个男人看得更清楚，不妨借用上野千鹤子在《厌女》里的一个判断：“男人的自我厌恶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对‘身为男人’的厌恶，另一种是对‘不够男人’的厌恶。”

弟弟埃文更接近第二种。他曾由主流男性文化所建构：看保守派男性知识分子的视频，公开表达厌女的观点，自己也承认“也许他曾是个怪胎……一个非自愿单身者”。

但请注意这种厌女的成因——他并不处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中，从未接触过真实的女性；他对女性的全部想象来自互联网男权话语，一个从未被现实校正过的系统。玛格丽特进入他的生活之后，他第一次摸到真实，也第一次被真实地爱着，而这种爱帮他建起了自己的世界观。

小说为埃文写下过一个近乎心理学的定义：“他所遭遇的不只是她，不只是她临近的美本身得以更新，还有他自己——那个被她爱着的自己，并因此配得上他自己的尊重。”这句话里，爱不大像浪漫修辞，倒像一场手续：一个人第一次认领“值得被自己尊重的自己”。

彼得则更接近第一种。他在两个女人之间游移不定，是因为内在的破碎像黑洞：两个女人都在向他输送极强的精神能量——说得刻薄些，吸血。西尔维娅代表稳定、温馨、符合公众期待的主流生活，娜奥米代表青春与原始的生命力；他的自私在于什么都不愿放弃，懦弱在于无法做出选择。

但第二遍阅读之后，我甚至对彼得生出一种勉强算是尊重的感情——因为他不自欺。他完全明白自己给两个女人带来了什么，而这种明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自我厌恶。

一个说谎的利己主义者不值得尊重；一个清醒地看着自己作恶、并因此看不起自己的人，至少已经走进了道德生活的门厅。鲁尼把这份自知写到残忍的程度——连他的自毁冲动都带着自欺的结构：那念头之所以“慰藉”，是因为他把它叙述成“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小说紧接着拆穿：“其他人更希望你受苦。”

于是在自我厌恶的意义上，兄弟二人构成镜像；这面镜子还有第二层：一个男性的两个生命阶段。

埃文是青年——对世界一无所知，爱的教育刚刚开始，女性是他认知世界、连接世界的通道。彼得则处在“青年到中年”的过渡地带——生命力正在流逝，同时意识到生活是复杂的：爱是一项孤独而艰苦的事务，真正的生活是困难的。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缅怀青春的倾向，因为在那段岁月里，他的生活只有朝气蓬勃和纯粹的热烈——而西尔维娅，也是他所怀念的青春的一部分。Slate的书评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结构：“父亲的死……暴露了埃文爱的能力，和彼得对爱的恐惧。”

而鲁尼的诚实（或者说残忍）在于：她让这两个阶段的男人共用同一种病——不会求助，只会崩溃。回到开头那个凌晨三点的厨房：彼得一生中唯一一次袒露恐惧，换来的是埃文僵在门口的沉默。男性之间连一次示弱都无法被接住——这是两个男人共同的失败。

这种失败有其结构性的根源：彼得对弟弟谈起父亲时说过，“他不曾想要我做他的儿子，他想要我做他的保护者。”被父权制指派为“保护者”的男性，自己恰恰是最得不到保护的人——这是《间奏曲》为“父权制同样伤害男性”这一命题写下的最具体的一笔。

02.

圣母的阴影：女性角色的位置

与玛格丽特的关系帮助埃文真正成年；彼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犹豫不定并因此厌恶自己，但他惊讶地发现，两个女人反而能够和睦相处，并对他伸出援手。

于是一个几乎必然的指责出现了：女性角色是否沦为了配合男性角色的工具人？她们看上去总是那么稳定、那么给人保障、甚至帮助人成长，仿佛没有自己的欲望与黑暗面。《间奏曲》出版后，这类批评不绝于耳。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学生刊物上有书评措辞最尖锐：小说“辜负了它的女性角色”，三个女性“主要是作为兄弟二人悲伤的情感（有时是肉体）拐杖而存在”，结局更是把女性“留作男人悲伤棋局里的棋子”。

批评者们触及的问题是真实的：温柔的、知性的西尔维娅承担“圣女”的功能，年轻的、性感的娜奥米承担“娼妓”的功能（而作者甚至真的安排她在缺钱时偶尔做性工作）——一边是灵魂，一边是肉体，两个女人合起来恰好拼成一个完整的彼得。这难道不正是最古老的性别二元结构？

不过，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鲁尼在库尔特国际文学节上的回应：“我确实注意到，在我的作品中，男性能在何种程度上调用他们生活中女性的情感资源，有时存在一种不平衡。也许这与性别系统及其运作方式有关。又也许，这与我自己的写作有关；我不知道。”她甚至不掩饰写男人的快感：“至于男人——我很享受写他们。压迫者阶级的那种危险的魅力。”一个“滑入”了无意识偏见的作者，不会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

第二是玛格丽特的视角本身。全书唯一的女性内视角属于她，而她的内心一点都不“稳定”：她有羞耻，有对自身配得感的不信任，有失败婚姻留下的防御性，有对衰老与闲话的恐惧。小说给她的句子是：“她从前也被约束着，被日常生活的藩篱约束着、指引着。现在她不再感到被任何东西约束或指引。生活挣脱了它的网。”一个只想把女性写成男人台阶的作者，不需要给台阶一个内心。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参与的一场《间奏曲》读书会上，大多数读者挑选的阅读段落，都来自于玛格丽特的内心独白。这恰恰证明了在一本以男性角色为主要视点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塑造的成功。

所以，圣母-娼妓的二象性，首先是彼得视角的建构，其次才轮到小说的立场。因为全书几乎强制读者住在彼得和埃文的脑子里，读者也被迫先透过这副眼镜看西尔维娅与娜奥米——这正是男性凝视的日常形态，鲁尼让读者亲身体验了一把。玛格丽特的章节是那道“破口”。

学界也有正面处理这个问题的论文：《爱尔兰研究》刊出的一篇文章分析这部小说如何试图超越这一二元结构——西尔维娅并非无欲，娜奥米自有其能动（她是全书最早说出“彼得把人当玩具”的人），而玛格丽特的羞耻与自我审查，恰好从内部拆解了“圣母”形象；论文还把这笔账往前追了一个世纪——女性被“圣母化”是“母亲爱尔兰”文化谱系的陈年债务，鲁尼继承的其实是整个爱尔兰文学的症候。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份学生书评说得妙：女性之于这两兄弟，“像一面面魔镜，让这两个情感无能的兄弟得以照见自身生命的流向”；小说没有评判，“只有一种温和的好奇：好奇男性的情感轨迹如何映照出那个真实的现实现象——男人如何指望女人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换言之，把女性写成“工具人”，未必是这部小说的缺陷——它写的就是这件事本身。

03.

兄弟之间：两两相遇的伦理

《间奏曲》还有另一重新意：在关系的版图上，鲁尼第一次引入男性之间的关系。这在此前的鲁尼谱系里不可想象——这位一直被称作“女性友谊编年史者”的作家，初次将核心关系瞄准了一对兄弟，爱情退到了配角席。Slate的书评点明了这个转变的分量：“鲁尼的所有小说都奠基于对真爱的信念……而兄弟姐妹则不同，他们无法不彼此绑定；真正悬而未决的，只是那份连接的质量。”

彼得与埃文同样经历过误会、彼此打量乃至关系的破裂——从饭桌上的讥讽，到互相拉黑，再到老宅里那场真正的肢体冲突。

兄弟冲突的顶点被鲁尼写成一句短促的台词：“我恨了你一辈子。”没有雄辩，没有长篇控诉——像棋盘上被推倒的棋子。而最动人的设计在于，他们冲突的起点是各自以己度人：彼得用自己的标准审判埃文的忘年恋，却对自己与娜奥米的年龄差毫无自觉；埃文把彼得的担心读成对自己价值观的全盘否定。两个男人互相误解的方式，和他们误解女人的方式一模一样。

到了后半部，鲁尼几乎像安排棋局一样让笔下的人物两两相遇：娜奥米与埃文成了朋友，西尔维娅与娜奥米联手接管了彼得，而全书最重要的和解，发生在彼得与玛格丽特之间——两个此前从未见面、只存在于对方转述中的人。

他们的初见被写得近乎喜剧：在棋赛大厅，玛格丽特低声说，“我可以想象你一定怎么看我”；彼得几乎是喊着回答：“噢天哪，别说了。我正想对你说一模一样的话。”两个“活在对方叙述里”的人第一次作为活人相见，彼此都以为自己是被审判的那个。

这个“两两相遇”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主张：叙述里的他者，与眼前的活人，永远是两个人。偏见能够维持，前提是那个人永远不出现——鲁尼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彼此面前。这是她对这个最古老的难题给出的、非常鲁尼式的解法。

04.

他者消失的年代，她还在写“我与你”

把《间奏曲》放回我们自己的年代，它的固执才显出分量。

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里给过一份诊断：“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换成日常语言：算法只推我们爱看的，群聊只聊我们想聊的，拉黑只要一秒，绝交不必见面。“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他写道，“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

在《爱欲之死》里，韩炳哲说得更狠：今天爱情危机的根源，不止是选择变多了，而是“他者本身的消亡”——我们遇不到真正无法归类、无法掌控的人了；而爱欲的对象，本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

这不就是埃文的青春期吗？泡在互联网男权话语里，没有真实的女性，只有关于女性的转述；没有反驳，只有点赞。标准的同质化空间。彼得则高级一些，他不需要算法，他自己就是算法——那道“源于自身正确的白色光芒”把整个世界同质化为他的正确，连两个爱他的女人，都要先经过他的解释才被允许存在。韩炳哲说，同质化的恐怖之处在于它不产生痛楚，而痛楚恰恰是经验的本质。

于是女性在这些男人生命中的出现，便有了超出情节的意义：她们是他者的闯入。玛格丽特是典型——年长十四岁，离过婚，有一段漫长的过往，完全在埃文的分类系统之外；她之所以能唤醒他，正因为她无法被归类。而这门功课，今天的我们其实同样缺课：怕麻烦，怕越界，怕受伤害，把界限感当成美德的最高级，把及时止损当成智慧的别名，宁可对着屏幕积累点赞，也不肯走近一个会反驳我们的人。“被冒犯”成了一种时代通用货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冒犯，于是每个人都在退回自己的茧房。

在这样的年头读鲁尼，常常有一种奇异的体验：她的人物不断被推进同一个房间——厨房、棋赛大厅、酒店走廊——并且被要求在那里把话说完。吵架要吵完，道歉要当面，和解要握着手。这种近乎老派的坚持，放在韩炳哲的诊断书旁边看，几乎是特效药：既然病根是他者的消失，鲁尼的处方就是把他者一个个请回来。

这种写法旧得惊人，旧到简·奥斯汀的年代。小说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为了处理“我与你”而发明的：一群人被安置在同一个屋檐下——庄园、舞会、圣诞节——误会滋生，又靠对话逐一拆解。今天的严肃小说早已学会聪明地怀疑这套装置，把它让给言情剧；鲁尼把它捡了回来，而且捡得理直气壮。在一个害怕连接、轻易绝交的年代，仍然相信人要靠人与人的关系拯救——这种信念保守得可以，也激进得可以。

05.

想象，也是生活

现在可以回到那个贯穿始终的问题：鲁尼到底相信什么？无论视角怎么换、人物多么破碎，她的答案始终是同一个——她对于人类的关系，始终有信心。这种信心的浓度，在结尾达到顶点。彼得站在海边，想象一个所有人都在场的圣诞节：

“想象他们所有人在一起。锅碗的碰撞声，水壶的蒸汽。想象，也是生活：那仅仅被想象的生活。甚至只是想一想它，就是在活着。从海面刮来的冷硬的风，吹开他的外套，在河面上掀起白色的浪脊。没有什么被固定下来。……它不总是行得通，但我尽力了。看看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继续活下去。”

这个结尾，可以说是狄更斯式的圣诞图景——所有的破碎被一张餐桌收拢；可是与此同时，又谨慎得近乎谦卑：鲁尼始终没有写那场团圆，她只写了“想象”。没有什么被固定下来：三个人的关系没有被命名，兄弟的和解发生在酒店走廊里而非节日餐桌上，死去的人依然缺席。

有评论注意到，结尾那几句“它不总是行得通，但我尽力了。看看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继续活下去”，与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的著名结尾——“你必须继续。我不能继续。我将继续。”——几乎互为镜像；有趣的是，鲁尼在书末致谢里逐一交代了引用的作家，偏偏没有列贝克特。有人猜，是因为贝克特已经浸透了整本书。所以这个结局看着温暖，骨子里相当冷峻：它不许诺任何东西被解决，只许诺继续，以及在继续中尽力而为。

《电讯报》的书评人卡尔·雷弗利-卡尔德曾这样概括鲁尼的“指导性信念”：“没有人是真正孤独的。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也有人会说，这是活下去的一个理由。”而《爱尔兰时报》的正评提醒我们，这部小说“始于一场葬礼，却没有止步于一场婚礼”——社会规范在结局中被安静地质疑，而非凯旋式地重申。

鲁尼真正关心的，其实从来不在“男人在想什么”或“女人在想什么”；她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那道永久的误解，以及穿越它的意愿。玛格丽特早已替作者说出了题眼：“他人的要求不会消散；它们只会增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而这，她想，只是换一种说法：更多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生活。”

所以，读完这本书，我依然搞不清男人在想什么。但《间奏曲》教给我的，与其说是“搞清楚他者”，不如说是一门更朴素的功课：对他者保持想象，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动，也是生活的一种形式。

想象他们所有人在一起——这样的小说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小说这门艺术最初对“我与你”的信任；也带我们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仍然愿意走进他人、并相信人要靠关系来拯救的未来。天下大同或许太远了；但一场想象中的圣诞晚餐，我们每个人都负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