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医生案，我的一些看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Dr昕理学 ，作者：鹿昕

本来不想写这篇的，因为我已经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去讨论有争议的社会热点事件，但实在是憋不住。

特此声明，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存在我个人的认知局限，不代表任何官方言论。

事件梗概：

• 2024年2月15日，2岁患儿出现腹胀不适。

  
  

• 2月16日上午，家长带患儿去了当地某三甲医院，诊断为胃肠型感冒，开药回家。

  
  

• 2月16日晚饭后，患儿症状加重，呕吐。

  
  

• 2月17日凌晨，呕吐物带血丝，家长带患儿来到韩杰医生所在的私立诊所。韩杰进行查体，但未查腹股沟，诊断为肠梗阻并安排住院。

  
  

• 2月17日早晨8点，韩杰的上级医师罗某查房，未改变方案，继续补液观察。

  
  

• 2月17日上午11点，韩杰下班离院。

  
  

• 2月17日下午14点，患儿腹痛加剧，另一名外科医生阅片后建议转往上级医院。家属自行驾车转院，车程两小时。

  
  

• 2月17日下午16:20患儿在抵达省儿童医院时呼吸心跳骤停，省儿院发现右侧腹股沟嵌顿性包块，患儿抢救无效死亡。

  
  

• 2024年6月医学会认定事故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 2025年1月民事判决医院承担85%责任，和韩杰医生共同赔偿家属146万元。

  
  

• 2025年6月韩杰被羁押看守所，一审判决医疗事故罪，处有期徒刑一年（实刑），禁止从业三年，二审维持原判。

  
  

• 2026年6月韩杰出狱后为自己发声，8月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诉。

  
  

各界热议：

这个事件里争议点非常多，双方各执一词的细节也很多，在此不展开赘述，主要总结几点医疗和法律界人士普遍认同的观点。

法律专业人士认为：

1、没有尸检，死因存疑，不能证明患儿死因和漏诊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呕吐窒息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2、追究医疗事故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擅离职守、无故拒救、醉酒执业、利益勾结、违规违章，需要有主观恶性。韩杰医生的情况并不属于上述范畴。

医疗人士认为：

1、病情时刻变化，患儿当时无典型症状，无法证明嵌顿疝当时就已经出现。

2、韩杰是急诊值班医生不是外科专家，上级医师未修改其诊疗计划，且病情恶化出现在他交班后，责任不该他一人承担，更不该是刑责。

另外公众广泛质疑的一个点是：没有尸检，死因存疑的情况下理当疑罪从无，现在的判决仅以医疗鉴定结果作为证据，可是出具医疗鉴定的大象康法却是既当律师又当鉴定机构，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可信度存疑。

关于“防御性医疗”“医患矛盾激化”“催生医疗敲诈”“普通人就医门槛将越来越高”的担忧，这些已经在网络上被讨论得很详尽了，我就不再赘述，我想从心理学角度去谈谈两个我的个人观点：

1、

家属为什么非要将医生逼上绝路

现在关于家长做法的质疑非常多。很多人认为家长在这件事里处理方式是欠妥和失职的，甚至出现“孩子是自闭症”“家长故意害死孩子讹诈”等传闻。

对于没有证据的传言，我就不展开了。但患儿家长的所有举动中，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既然已经获得了146万的赔偿，也对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罚，为何非要将他送进监狱？”

我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下——这可能是认知失调之后的一种偏执心理状态，是扭转痛苦的自我防御机制。

“公正世界假设”让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个2岁的孩子肯定是绝对无错的，那他就不该死。可是现在他死了，那就一定需要有一个邪恶的人为的外因——但这个原因不能是“我”，那就得是无良医生——才能配得上稚子无辜惨死这个结果。

一个2岁的孩子活活疼死，我想到这个点就觉得非常心痛。但残酷的现实是，很多人的死亡其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也是丧亲之痛让人最难接受的部分。但如果将这个矛头对准外部因素，将无意义的失去转化为有目标的愤怒，家长的痛苦瞬间就有明确的动力了，打官司、投诉、一定要让某个人为此坐牢，让世界的没道理重新变得可解释。

这种认知失调并非孤例。我们经常会见到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自杀了，部分家长（没有说所有家属的意思）会将其好友/恋人告上法庭，旷日持久地诉讼，坚决要求赔偿和严惩。

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但有些人不这么想，他们一定要有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来扭转认知失调，要看到另一个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毁灭，才能感受到“世界公正”的平衡。

2、

“责任”与“刑事责任”是否有距离

我无意开脱说医院和医生一点责任也没有，但“有责任”和“有刑事责任”之间是应该有距离的。因为临床经验不足而被判刑，这有点违背大众的道德直觉和朴素正义观了。将“结果严重”直接等同于“情节严重”，这真的合理吗？将“有过失的人”轻易变成“有案底的罪犯”，这真的有利于社会安定吗？

守法公民的身份安全感通常来自于“我不作恶”而不是“我不犯错”，但当人们发现只要犯了错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种“良民身份”的安全感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说“我从来不会犯错”。

刑法是国之重器，用刑事手段来惩罚错误需要非常谨慎的论证。刑罚太轻太重都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法律的威严性被降低，人人自危，阴谋论四起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当官方给出的结论与专业常识以及大众正义观产生撕裂时，人们必须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像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家长故意害死孩子”“xx买通xx”的猜测，虽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就是公信力受损的一个现象，也会给后续真正需要维权的人带来困扰。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另外，对于激化医患矛盾的人身攻击，我将不予回应（骗你的，我会骂回去）。我讨论的是这个案例，不讨论偏离焦点的刻板印象和身份。

好了！我要继续滚回去写那些拖延了很久的Paper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