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福烩饭到摩卡咖啡，战争还与我们无关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作者：潮思

“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26年9月10日

过去的一周，红海战局大起大落仿佛短剧。也门亚丁政府军先是在沙特支持下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并被沙特媒体宣传成神兵天降势如破竹，仿佛胡塞明天就要被统统拉出去游街；9月8日开始一转攻势，胡塞武装以跑拉力赛的速度碾平了整个也门西海岸，先后夺取了久负盛名的咖啡集散地穆哈港（英文译名摩卡）、扼守红海最窄处的马云岛，不仅大幅压缩了亚丁的防御纵深，更是笑纳了整座曼德海峡。

本轮战斗之前，胡塞还需要发射反舰导弹和无人机才能切断红海航运，现在只要站在马云岛上扔石头就行了。

在西方媒体惊呼伊朗势力已经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随时可以封死一大半国际航运时，我国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尽管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都表态过不会干扰我国航运，也都曾邀请我国企业开发油气资源，但要说我国“赢了”也很勉强：每当重要水道受阻，全球海运成本就注定上涨，何况战局另一边的美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又何尝不是我国贸易伙伴呢？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美国大兵质问主角徐福：“你的合伙人杀了你的朋友，你真的认为自己与这场战争无关吗？”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我国人民理所当然会赞美一切反抗外来入侵的斗争，这就是伊朗、胡塞武装、加沙地带在国内得到广泛同情的根本原因；

作为高度依赖外贸的经济体，我国又需要与许多正在搞侵略扩张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即使它们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反派。经常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往往不是我们情感上更喜欢的人，远方的战争对我们的影响，也绝不止于网民的谈资。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很多人可能会问：也门内战打了十几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难道1450对着伊朗、胡塞指桑骂槐阴阳怪气，除了恶心一下爱国网友之外还能影响到现实吗？

事实上关系很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而红海—曼德海峡航线，是中国进口中东原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中国42%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14%来自沙特阿拉伯，7%来自阿联酋。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行大型油轮的能力比较差，沙特原油出口最理想的通道就是走曼德海峡运往东亚。当然，经过这半年时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在石油储备上的强大韧性和新能源对石油的替代成果，但我国距离完全实现石油自主，仍然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诚然，无论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还是控制曼德海峡的胡塞，都曾表态中国商船可免费通行、不打中国船，导致外国商船一度流行紧急“入籍”自称中国船，但世界经济毕竟早已全球化，被管制的海峡终究跟以前不一样了：

首先是航运保险。受红海安全局势影响，船体和货物保险费率已飙升50%，中东航线战争险费率已上升至船值的7.5%～10%，迫使班轮公司绕行好望角，航程拉长10～14天，周转效率下降，有效运力被动收缩。红海航段的保费可达货物价值的0.5%～1%，而苏伊士运河直航的保费已从0.2%飙升至0.4%。这些数字最终都会传导到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表上。

其次是航线中断。去年经苏伊士运河的中国-欧盟海运货量下降30%，从上海到鹿特丹的运输时间从35天升至50天，高峰干扰期间即期费率飙升200%。在集装箱运输企业受访者中，72.73%的企业认为红海及中东相关航道风险导致的绕航，以及燃油、保险、战争风险等成本上升，是推动市场波动的首要因素。

再次是能源输入。沙特已很难通过曼德海峡对东亚出口石油，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就不得不依靠横跨本国的东西向输油管道，将波斯湾出产的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延布港，再经曼德海峡运输，如今不光这条替代路线基本报废，连输油管道本身也被炸到瘫痪。

我国在中东长期保持不选边站队、不介入内部冲突的外交积累，固然带来了我国可于冲突各方保持稳定关系的特殊地位，但这既不是免费的，也不是永久的。它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平衡之上——中国既不能得罪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也不能得罪胡塞武装的对手沙特和阿联酋，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中国航运的“绿色通道”随时可能关闭。即使外交上平衡仍在，我国依然不得不承担国际航运成本上升带来的外贸冲击。

“抵抗之弧”的理想与现实

在中国舆论场上，对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之弧”抱有同情的声音随处可见，以至于双尾彗星等“抵抗系主播”走红。这种同情显然不是因为宗教原因，而是来自被入侵民族的情感记忆：中国主流舆论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伊朗人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相比，而美军、以色列国防军则是鬼子，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军则占据伪军生态位。

加沙冲突爆发后，大量平民伤亡的画面在网络广泛传播，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有钱有势却只出一张嘴，胡塞武装以声援巴勒斯坦为名打击以色列、禁止以色列商船通过红海，则往往被比喻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

中国网友对伊朗的复杂情感可以概括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绝大多数中国网友并不讨厌伊朗，相反，他们同情普通民众的苦日子，也理解小国遭受大国欺凌的委屈。伊朗人在中国遭到的嘲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曾经挨打之后不敢还手，而不是因为他们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但情感归情感，现实归现实。如果说意识形态和舆论情感把中国拉向抵抗之弧一边，那么经济利益产生的拉力则完全相反。所谓“中俄伊”大三角，在经济上从来没有形成过，2021年中伊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时，外媒曾热炒“中国将在25年内投资伊朗4000亿美元”，然而到2025年，协议框架下实际落地的投资大约只有400亿美元，而中国从2007年算起对伊朗的总投资累计还不到50亿美元。伊朗方面多次催促加快落实协议，恰恰说明落实进度并不理想。至于抵抗之弧其他成员，和我国经济往来更是规模很小，甚至完全不正规。

相比之下，当前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双边年贸易额约3000亿美元，中国石化持有卡塔尔北方气田东扩项目股权，该项目为近些年最重要的能源工程之一。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向中东、北非地区出口光伏组件总额达8.5亿美元，帮助海湾各国推动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碳氢能源的单一依赖。

2024年末中国对中东核心12国直接投资存量合计约282.5亿美元，其中阿联酋约94.9亿美元，大量中国企业进入中东市场布局，推动能源、储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汽车等产能输出，就连沙特申办世博会的宣传片，也是由中国企业打造。

中国也是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在半导体、网络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农业科技等领域持续合作。2026年3月，以色列正式撤销了1974年的《加密物项控制令》，标志着中以在民用科技领域的贸易壁垒显著降低。

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体量和深度，更是超出了任何地区性冲突的影响范围，只有太平洋两大国的内生动力才能撼动。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核心张力：在舆论场上同情抵抗之弧，在经济上却与抵抗之弧的对手们往来更加密切。这种“拧巴”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任何一个试图在复杂地区格局中保持务实的国家都会遇到的，完全从意识形态亲疏出发搞外交，很容易不惜代价大力援助养出“白眼狼”，甚至酿成“阿拉伯之春”这样全人类吃亏的悲剧，被美国搞乱的阿拉伯国家许多都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美国也没有从中得到利益。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中国到底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第一，意识形态不是决策的起点，而是舆论的背景色。

国人对抵抗之弧的同情是真实的，抵抗之弧的廉价武器也确实离不开神奇的东方供应链，但这种同情从未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军事或安全承诺。在西亚这片是非曲直难以评说的土地，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是完全正义的，没有必要真情实感帮助其中任何一方。

在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霸权践踏过的疆域上，民族与教派矛盾已经成了难以解开的线团，而当代根本没有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用剑来劈开它。只有当地人民自己才能彻底终结乱世，作为域外大国，不选边站队，不介入内部冲突，才是正确的态度。从推动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到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签署《北京宣言》，我国“既呼吁停火，又维护主权”的立场，看似中庸，实际上是在为各方保留回旋空间。

第二，地缘政治的核心不是“站队”，而是“保通道”。

我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用“帮理不帮亲”来解释中国立场，这里的“亲”指伊朗，北京承认伊朗是伙伴、是朋友，但并不意味着“亲”就一定要帮，因为在我们看来，“亲”之上还有“理”，“理”比“亲”大。尽管伊朗遭遇美国袭击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赞同伊朗肆意扩大报复海合会国家，更不能随心所欲主宰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航道安全，不能让这场战争把整个海湾秩序毁掉。如果国际航运被持续封锁、能源供应受阻，势必冲击“一带一路”和全球布局，曼德海峡当然也是这个道理。

我国从未明确支持也门内战中的任何一方，沙特和阿联酋可以拿着中国武器去打胡赛，如果胡赛拿下亚丁一统也门，当然也不妨来和我们做生意。我国不打算在也门问题上扮演“警察”角色，但也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第三，经济利益决定了关系的深度和优先级。

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的经济往来规模远大于与伊朗的贸易额，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在推进，中国与以色列的科技合作在持续，中美经贸关系在关税博弈中寻找平衡点。这些经济纽带构成了中国中东政策的“基本面”，任何意识形态偏好都难以撼动这个基本面。

美国大兵质问徐福：“你的合伙人杀了你的朋友，你真的认为自己与这场战争无关吗？”这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回答。

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红海航运成本暴涨，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被保险费和绕航费用吞噬，这是直接的“有关”。中国与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的贸易往来在战火中继续运转，这些国家又恰恰是胡塞武装的对手，这是间接的“有关”。中国油轮凭借与胡塞武装的沟通获得安全通行，但这份“特殊待遇”随时可能因为局势变化而消失，这是潜在的“有关”。

中国在中东的角色，既不是“抵抗之弧”的盟友，也不是美国主导秩序的追随者。经历了输出革命的风风雨雨，我国更愿意做一个务实主义者——在巴以问题上坚持“两国方案”，在也门问题上呼吁和平与航道安全，在经济上保持与各方的务实合作。

这种角色注定会招致批评。亲美亲以色列的声音会说中国“纵容”抵抗之弧，亲伊朗的声音会说中国“不够仗义”。但恰恰是这种“不够仗义”和“不够坚决”，让中国在各方之间保持了回旋空间。

中东的教训一再证明，选边站队容易，但代价高昂。沙特主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十年，未能彻底削弱胡塞武装，反而让自己深陷消耗。美国在中东打了二十年仗，最终留下的是一地碎片和日益下降的信任度。

中庸的选择注定不是最高尚的，但可能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在一个动荡的地区，做一个各方都能与之打交道的力量，比做一个被某一方视为“自己人”的力量，要走得更远。

从徐福烩饭到摩卡咖啡，从红海到好望角，战争从来不是“别人的事”。但当中国油轮在曼德海峡逐船通行，当中国企业在利雅得和迪拜签下新的合同，当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火——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徐福的问题：我们不是旁观者，但我们选择做建设者，而不是选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