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峰峻被“株连四族”，但饭圈化早就无孔不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音乐先声 ，作者：范志辉

一家靠粉丝经济长大的公司，似乎正在被粉丝的力量反噬。

9月11日，TF家族FanClub宣布，张峻豪、童禹坤、邓佳鑫、张子墨、黄朔因“艺人整体档期统筹规划调整”缺席后续音乐节及演出活动；同时，停摆远不止五人，四代、五代练习生的线下训练和公开活动也出现不同程度收缩。

影响也远不止线下，公司的官方纪录片停止更新，周边售卖中断，目前仅放出少量零碎物料安抚粉丝，运营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社交平台上，“全楼静默”“株连四族”迅速成为粉丝对这场连锁反应最形象的概括。更有甚者，传闻称此次风暴眼的三代团TOP登陆少年有其面临解散风险，十月或有重大发布，后续线下活动也已大量取消。

如果只把它理解成一次粉丝失控，可能低估了这场风波的意义。

当饭圈行动力开始从为偶像做数据，转向投诉、举报、舆论施压，甚至调用公共治理资源时，时代峰峻此次的“全楼静默”，究竟只是一次偶然的公司危机，还是一种更值得警惕的群体行为变化正在浮出水面？

时代峰峻为何被“株连四族”？

过去一个月，围绕时代峰峻的风险外溢路径已经相当清晰：从线下秩序开始到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再到全国舆论和官方议题，最后波及到演出合作和艺人经营。

第一层首先发生在线下。长江国际是时代峰峻练习生训练和上下班的地点，也是粉丝日常聚集、拍摄的场所。8月中旬，一些非粉丝男性开始频繁出现在楼下，通过户外直播、起哄喊梗等方式与现场粉丝发生对峙。相关视频显示，其中还出现了针对未成年练习生和粉丝的近距离拍摄、言语挑衅等行为。

持续数日的摩擦，最终在8月17日晚升级。重庆警方通报称，当晚19时30分许，现场人员因口角引发争执，并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警方随后会同文旅、街道等部门到场处置，对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并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员进一步调查。

一天后，时代峰峻在长江国际张贴公告，宣布旗下练习生暂停在此进行线下集中训练，恢复时间待定，同时要求粉丝不要继续在楼下聚集。原本发生在公司楼下的追星与直播冲突，直接影响到了练习生的日常训练安排，也让饭圈矛盾从“网上吵架”变成现实经营风险。

更大的拐点发生在徐州，始涉及公共治理资源。8月21日到31日，TOP登陆少年在徐州举行演唱会期间，徐州12345累计收到48795件相关诉求，其中42430件来自网络渠道、6365件来自电话渠道。

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也就是说，八成以上诉求来自两种彼此对立的饭圈立场，涉及安保、噪音、交通等通常意义上的公共事务，反而只占少数。

当诉求量被量化成数据后，便成了一种“战果”。有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两万四千通电话是我们的勋章”，将投诉行为视为阵营胜利的象征。这种将公共投诉渠道当作对线工具的行为，直接导致两派粉丝拿着完全相反的诉求，同时涌入同一条政务热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诉求洪峰，徐州12345热线启动了应急工作机制，实行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为应对夜间高峰，夜班接线人员从15人紧急增至43人，全体话务员连轴运转了八个昼夜。

至此，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9月2日，微博公告称，个别群体因对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9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以《12345是倾听民声的窗口，不是饭圈“掐架”的平台》为题发表评论；同一天，中新网也将此事概括为政务热线被卷入“大规模饭圈利益博弈”。

这两次风波本质上已经不是追星方式是否体面，而是饭圈内部的情绪和利益冲突开始持续向公共领域外溢。

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中涌现的并非单纯的情绪失控，而是强情绪与强组织力的结合：一方面，内部通过敌我划分、道德审判，不断强化成员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又能够迅速完成话术统一、任务拆解和集体动员，把个体的不满放大为成千上万次高度同质化的行动。

因此，把“株连四族”理解为对时代峰峻的惩罚，会错过更值得警惕的东西。公司过去依靠情感绑定形成的粉丝动员力，如今反过来成为经营风险，代价最终由不同代际的艺人共同承担。

这是一个闭合的反馈回路，而回路里没有人是赢家。

饭圈行动力进阶史

今天的投诉、举报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回看国内过去十多年的偶像工业，它更像是饭圈组织能力不断迁移的结果。

容易忽略的一点是，饭圈后来令人忌惮的行动力，最初恰恰是这个行业最喜欢它的地方。从业者透露，一些经纪公司甚至会自己“养大粉”，按月发工资，统一话术来引导粉丝行动。大粉分配任务，粉丝领取指标，完成之后截图验收；今天差多少转发，明天差多少票，目标清晰、反馈即时。

流量时代早期，偶像的影响力需要被证明，而互联网提供了一套最简单的证明方式：转发量、评论量、超话、榜单，这些都能被量化为艺人的“影响力”。数据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商业价值，但在艺人高度同质化、市场又急于寻找新人的阶段，它是一种方便、直观、可以快速比较的信号。

比如2018年8月，蔡徐坤一条新歌MV微博转发量突破1亿，评论240万，点赞106万，转发与点赞近95倍的落差引发质疑。此后曝光的星援App，则把当时的流量生产机制揭开了一角，截至案发，19万余个控制端账号曾登录软件，绑定微博账号超过5000万个，开发者违法所得625万余元，最终因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获刑。

包括2019年的“周杰伦超话大战”，起因也是因为一条“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的豆瓣帖。于是，众多杰迷与蔡徐坤粉丝开展了超话争夺战，最终在7月21日凌晨将周杰伦以1.1亿影响力送上超话第一，也把数据竞争进一步推向大众视野。

某种程度上，早期饭圈很像互联网平台亲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增长团队。与数据战同步成熟的，还有另一种能力——举报。

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的“227事件”。当年2月，肖战唯粉因不满一篇将肖战设定为“发廊妹”的同人文，在粉头组织下，从举报单篇文章逐步升级为针对同人创作平台AO3和Lofter的大面积投诉。随后，AO3于2月29日在大陆无法正常访问，Lofter大量同人内容受到影响，B站部分相关视频也被清理。

这一行为激怒了同人圈及其他亚文化圈层，引发多个圈层对肖战及其粉丝群体的抵制，方式包括抵制商业代言、给相关作品打低分、在社交平台持续发声等。原本围绕单篇同人作品展开的粉丝争议，最终外溢成波及多个内容平台、持续数月的公共舆论事件，也引发了对饭圈举报文化、同人创作边界和网络平台治理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也正是在类似事件不断累积之后，饭圈高度组织化的数据竞争、消费动员和举报动员开始进入更强监管视野。

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切断了许多旧有玩法：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管粉丝团账号，整治打投、应援、集资和控评群组，禁止粉丝消费排名、任务解锁和花钱买票，并限制未成年人参与打榜应援。过去那套把粉丝热情直接转化为数据、排名和消费的接口，由此被大面积收紧。

但问题在于，接口消失，不代表组织能力也会消失。多年形成的大粉体系、群组管理、任务拆解、时间节点动员的习惯仍然存在。当旧战场收缩以后，这套能力自然会寻找新的施力点。

于是近几年，部分饭圈行动开始披上“维权”的外衣。

去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披露过，有极端粉丝仅因节目录制中的站位、互动或纪念品没有达到预期，便编造现场出现踩踏事件，集中拨打监管投诉电话要求节目组补偿；另一些群体则组织“举报打卡”、频繁拨打热线、撰写举报信，把原本用于轮博的数据流水线，复制到了投诉系统之中。

而在今年的徐州事件，这条迁移路径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平台内部越来越难以提供足够大的杠杆，一部分人便开始把目光投向平台之外，投诉渠道、监管接口乃至公共治理系统。

这里既有部分粉头的获利动机和粉丝的行动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有些经纪公司的默许或暗示、平台的流量算法对情绪内容的偏好、集资监管的长期缺位，共同构成了这样的环境。

因此，今天看到的举报、投诉和集体施压，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现象，而是过去数据竞争、舆论竞争在新的规则环境下寻找到了新的出口。

饭圈化早就无孔不入

近几年，类似饭圈化的组织形态正在从音乐、影视领域向更多行业扩散。各行各业，都开始出现高度相似的用户组织方式。互联网似乎正在把情绪、偏好、竞争异化为组织、立场、敌我，所谓饭圈只是最早显现的样本。

其中体育领域就是典型的案例。比如部分热门乒乓球运动员球迷生态中，就出现过一些典型的饭圈化行为，包括过度应援、维护偶像形象、攻击竞争对象、对外部批评进行舆论反击等现象，最终推动体育管理部门加强治理。

近年来，体育管理部门多次提出治理体育领域“饭圈化”问题，并强调不能让畸形粉丝文化影响竞技体育生态。今年，国家体育总局更将其纳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的重点任务。

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出现了高度相似的结构。品牌与车主群体围绕参数、销量、技术路线不断站队，争议很容易升级为举报、互黑和舆论围攻，已经逐渐呈现出组织化、任务化甚至战役化的特征。

比如2024年4月8日，智己L6发布会错标一处小米SU7参数后，即便随后三次道歉，但事件迅速升级。双方粉丝在多个平台持续对战；智己随后发布举报信，称遭遇有组织的网络暴力和流量霸凌。被攻击和维护的对象从“对家偶像”换成了竞品品牌，但反黑、打卡、任务下发的逻辑几乎没有变化。

今年，六部门联合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明确将“饭圈粉丝联动发布虚假信息、煽动情绪、打口水战、恶意抹黑竞争对手”等列为治理重点。专项行动以来，国家网信办已直接受理车企举报2.8万余件，督促清理相关信息11.13万余条，对3612个账号予以禁言或关闭。

手机、电竞、脱口秀、电商等领域，也越来越常见相似的阵营化逻辑。围绕品牌、选手、战队或演员形成的阵营对立，常常伴随着控评、举报、围攻和舆论施压，原本只是消费偏好或兴趣分歧，最终被不断放大为身份认同之间的对抗。

回看时代峰峻此次“全员静默”事件，外界习惯将其归因于追星、饭圈的妖魔化，但饭圈并不是一个只属于追星族的文化标签，更像是一套被互联网反复复制的群体行为模板。

这套行为模式并不以性别、年龄或兴趣领域为边界，而取决于几个共同条件是否同时出现：强烈的身份认同、明确的竞争关系，以及能够承载情绪表达和组织行动的平台接口。一旦三者同时出现，兴趣就可能变成阵营，讨论就可能变成动员。

因此，饭圈并不是互联网社会中的孤立亚文化，而是更早暴露出群体对立、情绪动员和组织化行动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在平台环境中，身份如何形成，群体如何聚集，对立如何升级，又如何最终被归类、命名为所谓的“饭圈行为”。

值得警惕的是，当这套逻辑开始跨越娱乐边界，进入体育、消费、科技甚至更多社会场景，我们正在越来越习惯用站队、扣帽子、集体围攻的方式处理分歧、看待彼此。

当“饭圈逻辑”成为一种通用的互联网行为模式，受伤的就不再只是某家公司或某个偶像，而是公共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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