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义会把英国推向解体吗？

本文原载于《读书》，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胡莉，原文标题：《胡莉：新民族主义会把英国推向解体吗？|《读书》特稿》，题图来自：AI生成

20世纪70年代，汤姆·奈恩在《不列颠的解体》中做出了一个近乎预言式的判断：大英帝国解体之后，英国未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崩溃，却可能在地区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走向解体。他将苏格兰民族主义称为旧不列颠国家的“掘墓人”。

本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卡迪夫签署联合备忘录，呼吁伦敦承认“自决权”，宣称“威斯敏斯特的时代即将结束”。这是历史上首次三地主张独立或统一的政治力量同时掌权并协调施压。奈恩的预言，似乎在半个世纪后获得了新的回响。

胡莉的这篇文章系统梳理了奈恩的核心论证：英国何以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帝国如何遮蔽了它的先天不足，新民族主义又为何会在一个早已工业化的地区兴起。在当下英国政局震荡之际重读奈恩，或可理解那些看起来突然爆发的政治断裂，背后的结构性逻辑。

“走向解体”：奈恩论帝国之后的英国

二〇二六年五月的选举过后，英国政局再度陷入震荡；两个月后，十年里第七位首相走马上任。输掉苏格兰议会选举是意料之中，那里早已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地盘。丢掉威尔士，则让工党颜面扫地。他们曾长期主导这一地区，如今只能眼看着威尔士党上台执政。更令工党不安的是英国改革党——一个具有英格兰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正在英格兰地方议会中蚕食工党的议席。至于北爱尔兰，新芬党早在二〇二二年就成为了北爱尔兰议会第一大党。

联合王国的四个组成部分，都已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政治。如此局面，不免令人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汤姆·奈恩（Tom Nairn）那一近乎预言的论断：大英帝国解体之后，英国未必会在一场社会革命中崩溃，却可能在地区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走向解体。这正是他在《不列颠的解体：危机与新民族主义》（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一书中表达的主旨。

汤姆·奈恩是英国颇具争议的一位理论家。二〇二三年去世时，英国多家媒体登载了他辞世的讣告与悼文，或褒或贬，评价不一。其中，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时任苏格兰民族党党魁、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称奈恩为“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之一”。《苏格兰人报》更是奉他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教父”。不过，这却是后来的事。在职业生涯初期，奈恩主要是一名左翼知识分子。

影响了英国学术、政治与社会半个世纪之久的奈恩，并不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一九三二年，奈恩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这里也是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故乡。由于父亲是一所小学校长，奈恩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先后进入爱丁堡艺术学院、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艺术与哲学。一九五七年，奈恩带着研习美学的目的前往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一到这里，据奈恩回忆，他就被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深深吸引，“成为了比萨的一名葛兰西主义者”。一九六二年，奈恩回到英国，加入了由佩里·安德森担任主编的《新左派评论》，开始了他的理论创作。

奈恩也是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有《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史密斯齐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但他的命运更为坎坷。一九六八年，奈恩因支持霍恩西艺术学院学生运动遭到解雇。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没有获得稳定的教职，辗转于荷兰、美国以及英国等各国，靠短暂的教学、研究及写作为生。《不列颠的解体》正是在这段漂泊不定的岁月中写成的。奈恩的处境显然不好。老友佩里·安德森回忆说：奈恩一直“处境艰难”，并且“常常陷于贫困”。只是到了晚年，随着苏格兰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奈恩的思想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二〇〇一年，年近七十的奈恩受聘为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教授；年近八十时，他回到故乡苏格兰，继续写作，直至去世。

《不列颠的解体》VERSO版封面（来源：versobooks.com）

作为一名非学院派学者，他更习惯从现实政治的变化出发，以长篇政论和历史随笔抒发所思所想。他的文字富于隐喻和讽刺，判断大胆，带有很强的直觉色彩。研究奈恩的保罗·詹姆斯便称他为“极具直觉”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当然，这种写作方式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列颠的解体》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对概念较真的读者还会发现，奈恩使用的术语并不总是前后一致。曾与他激烈论战的E.P. 汤普森就批评过这一点。不过，若只以概念的严谨性来衡量奈恩，也容易错过他思想真正有力的地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不落帝国”加速解体。奈恩回国时，英国弥漫着悲观与迷茫：这个国家是否会像历史上那些曾经建立过帝国的国家一样，在帝国解体之后终究难逃崩溃的厄运？又将何去何从？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经济的衰退。对经济的不满，也蔓延到政治领域。奈恩看到，社会上的种种怨气，与“对陈旧的英国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普遍失望感”联系在一起。

传统的英国左翼曾设想，英国将在内部发生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崩溃。不过，奈恩不这么认为。他与安德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英国危机的文章。他们的观点极具识别度，被命名为“奈恩-安德森论题”。谈及奈恩的贡献，安德森回忆说，从一开始，奈恩就是《新左派评论》上那套关于英国的论述的“思想源头”。这或许是一种谦让，但奈恩的思考的确自成体系。

汤姆·奈恩与佩里·安德森在1964年第23期《新左派评论》发表文章，形成“奈恩-安德森论题”（来源：newleftreview.org）

奈恩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把问题倒转过来： “面对持续的衰落和困境，旧的不列颠国家为何还能存续如此之久？”他回答：以英格兰为中心形成的不列颠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很难立即接住的判断。人们一般把英国看作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宪政的先驱，怎么会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跟随奈恩的分析。

他首先指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列颠国家拥有显著的先发优势。英格兰早在十七世纪便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不列颠群岛的专制主义”。不过，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贵族宪政”，它充其量是现代宪政国家的“助产士”。整个十八世纪，贵族阶层沿袭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自治传统治理国家，而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科层官僚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一七〇七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为不列颠王国，也并未改变英格兰既有的“前现代”属性，反而将其继承下来。不列颠国家的另一大先发优势来自工业革命，这使它得以在几乎没有同等竞争者的情况下向海外扩张，建立起世界上版图最为广阔的帝国。

然后，奈恩分析道，这一先发优势最终却转化为一种保护不列颠国家“先天不足”的力量。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欧美后发国家相继追赶，英国工业的领先地位开始动摇。然而，帝国的存在遮蔽并保护了不列颠国家的前现代属性以及内部开始出现的相对落后。彼时的统治阶层“更有意识和更加系统”地利用帝国带来的优势，在伦敦建立金融中心，扩大对世界货币市场的控制。“这种‘霸权’为国家的‘落后’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使英国内部不需要变得很先进，仍能维持其地位。就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幸存了如此长的时间”，但它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

沃尔特·克兰绘制的《帝国联邦：1886年大英帝国版图》，不列颠女神像位于地图底部中心，端坐于世界之上，象征着英国的霸权（来源：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奈恩继而指出，这一“前现代”国家还牢牢束缚了英国的左翼力量。他解释，十七世纪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导力量不是“城市资产阶级”，而是具有新经济基础的“土地贵族”。基于共同的商业与殖民利益，他们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以后，贵族又与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将后者作为次要伙伴吸纳进统治集团。

工人阶级同样未能打破这一格局。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遏制工人阶级，英国知识分子也没有为工人阶级提供激进的政治引导。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工人阶级便与旧体制达成“消极和解”，退回工会主义，在既有秩序中争取有限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党及其工党主义，不仅没有打破旧国家，反而将工人阶级进一步纳入旧国家结构中。因此，即使是一个衰落的英国，内部也不会发生社会革命，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具有这一功能。

那么，帝国解体之后，持续衰落的英国将走向何方？又有什么力量能够打破旧国家结构，将它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

奈恩将目光转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迅猛发展的苏格兰民族主义。以苏格兰独立为目标的苏格兰民族党，在成立之后一直处于英国政治边缘。一九六七年，民族党在汉密尔顿选区补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工党候选人，引发全国瞩目。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北海油田的开发，民族党又喊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的口号，并在一九七四年的两次大选中分别赢得七个和十一个议席。苏格兰当时在英国下议院共有七十一个议席，这一成绩足以震动整个英国政坛。

然而，奈恩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突然崛起感到困惑。他赞同历史学家T.C. 斯莫特的一句话：“大多数苏格兰人都会——而且完全有理由——嘲笑这样一种说法：苏格兰民族已在一七〇七年终结。”问题在于，当欧洲各民族在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纷纷建立现代国家时，苏格兰却是这场运动的“缺席者”。当然苏格兰知识分子虽然强调苏格兰的民族特性，却几乎没有将他们的民族认同转化为独立诉求。奈恩特地引用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一八二六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最好还是与英格兰维持联合……”

既然如此，苏格兰为何会在一个多世纪后突然兴起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失去帝国、日益衰落的英国，它又意味着什么？

奈恩回到民族主义的一般发生机制中寻找答案。他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被迫陷入的‘欠发达’困境的回应”，是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民族、国家或地区对不断扩散的资本主义的“被迫反应”。这一进程通常被冠以“西化”“现代化”或仅仅是“发展”之名。此类民族主义往往发生在欠发达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那里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最先感受到落后压力，为了改变处境，他们不得不动员大众，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对方；而要动员大众，就不得不诉诸民族主义。这就产生了中等阶级或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在奈恩看来，十九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属于此类；后来席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了这一过程。民族主义因而也成为许多后发民族与国家摆脱外部支配、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通道。

然而，如果按照这一模式，苏格兰的情形便显得反常。它早已完成工业化，也曾分享英帝国扩张带来的利益，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落后地区，也谈不上遭受外来统治。它缺少产生民族主义的一般条件。

奈恩并没有因此停止思考。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虽然没有陷入严格意义上的欠发达状态，却遭遇了另一种发展困境。随着帝国解体和英国持续衰落，苏格兰在以伦敦为中心的经济格局中日益处于边缘。恰在此时，北海油田的开发又将国际石油资本带到苏格兰近海。对苏格兰人来说，石油资源近在咫尺，它蕴含着美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开采权却掌握在英国政府和跨国公司手中。苏格兰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控制石油工业。这就意味它必须把自身变成一个能够自己做主的政治主体；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得不诉诸民族主义、动员大众。

苏格兰民族党核心成员之一戈登·威尔逊在1972年“苏格兰的石油”宣传海报前留影，图片现藏苏格兰政治档案，编号spa.761.2。海报上的文字为“难怪她笑得这么开心——她拿走了苏格兰的石油”。这里的“她”指的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海报在宣传北海石油储量的价值及其对独立苏格兰的经济影响（来源：flickr.com）

这就解释了苏格兰长期存在的民族认同为何会在此时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它与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被迫产物”，都要求把发展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同的是，传统民族主义主要兴起于尚未摆脱“绝对落后”的欠发达地区，苏格兰民族主义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回应的是已经工业化的社会所经历的一种“相对剥夺”。奈恩因此将苏格兰的这种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这里的neo比普通意义上的new更为达意：它既表明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发生机制在苏格兰重现，但也点出了二者的不同——这一次，民族主义发生在一个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地区。

奈恩对新民族主义的考察并未止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乃至英格兰也进入他的视野。它们的情形虽然不同，却都与旧不列颠国家结构有关。他指出，威尔士较早被英格兰合并，它的民族意识长期主要寄寓于语言与文化，但其有可能转向政治民族主义。北爱尔兰的新教群体一面坚持自己的不列颠认同，一面又不满威斯敏斯特的安排；奈恩认为，北爱尔兰原有的联合主义正在转化为阿尔斯特民族主义。英格兰的情形恰好相反。它并不缺少英格兰民族身份，但这种身份长期同蕴含着帝国之意的“不列颠”身份纠缠在一起，难以发展为能够动员大众的现代政治民族主义。也正因如此，英格兰会间歇性地出现反移民情绪乃至丑陋的种族主义。

1968年，保守党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在伯明翰发表反移民的“血河演说”，引发巨大争议（来源：birminghammail.co.uk）

“新民族主义”并不是奈恩思考的终点，却是他回答那个终极之问的核心依据：从苏格兰等边缘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一个失去帝国、持续衰落的英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奈恩的答案大胆得惊人。用他的话说，新民族主义是旧不列颠国家的“掘墓人”，将把不列颠推向“解体”（Break-Up）。这一判断即使今天读来仍显大胆，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更难免被视为危言耸听。一九八一年，《不列颠的解体》再版时，奈恩在为新版增写的后记中回忆：一九七七年本书初版之际，出版方为了稳妥，曾建议在书名后加上一个问号。四年之后，奈恩反而更加确信，当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他如此坚持自己的判断。后来的历史虽然没有完全应验他的预言，却也使它不再显得全然荒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英国实行权力下放政策，建立了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议会；二〇一四年，苏格兰独立问题又被付诸全民表决；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日益带有政治色彩；如今，地区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地区议会执政。因此，在不假思索地否定它之前，不妨先听听奈恩所说的“解体”究竟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奈恩虽然断言了不列颠将走向解体，但对解体的方式以及解体后的政治图景并没有做出明确回答。这倒也能理解，毕竟是预测未来。他笔下的“解体”至少包含两层含义。最直接的一层，是领土意义上的分裂（territorial disintegration）。如他所言，旧不列颠国家的危机主要以领土分裂的形式开始出现，而不是左翼长期等待的社会革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联合王国必然分裂为四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苏格兰的独立诉求最为明确；威尔士可能停留于自治，也可能进一步走向分离；北爱尔兰的前途更加复杂，奈恩甚至设想过一个独立的阿尔斯特国家。

其实，“解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来自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即使尚未造成领土上的实际分裂，它们带来的解体压力也足以撼动以英格兰为中心的整个国家与政治结构。问题由此重新回到英格兰。奈恩说，不列颠的政治前途最终主要取决于英格兰，而不是那些边缘地区。随着旧国家难以为继，英格兰可能将不得不重新发现自身，或许会建立一个“新的英格兰国家”。这场英格兰革命才是整个不列颠变局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难预见、最为漫长的一环。它究竟会表现为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反扑，还是社会主义的推进，将决定不列颠群岛未来如何重新组合——成为联邦、邦联，还是一个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多民族国家。

当然，如此大胆的判断，自然不可能没有批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E. P. 汤普森认为，奈恩低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传统。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艾伦·梅克辛斯·伍德则拒绝把英格兰资本主义的特殊道路，解释为一场因“早熟”而“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革命。奈恩也未能充分解释苏格兰另一种同样持久的民族主义——联合派民族主义（unionist nationalism）：它既维护联合王国，又捍卫苏格兰的民族地位。更根本的疑问或许在于奈恩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被判定为“前现代”的国家，为何至今仍能延续？他是否低估了不列颠国家自我调整的能力？

2026年9月14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在卡迪夫签署联合备忘录，主张各地有权决定自身宪政未来。从左至右：北爱尔兰首席大臣米歇尔·奥尼尔、新芬党主席玛丽·卢·麦克唐纳、威尔士党（Plaid Cymru）领袖伦·阿普·约尔韦思（Rhun ap Iorwet）、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约翰·斯温尼（来源：The Guardian）

然而，现实又使人无法轻易否定奈恩。自《不列颠的解体》出版以来，英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朝着奈恩所说的方向发展。那些变化究竟印证了奈恩，还是只在表面上与他的预言相合？毕竟，理论与现实即使在结果上相遇，也未必遵循同一种逻辑。英国的国家结构仍在变化，对奈恩理论的最终审视，只能留给尚未结束的历史。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New Left Books, 1977）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