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诞生：逃离阿富汗，回到塔利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孤独图书馆 ，作者：蕙仪

他们逃到伊朗，又被遣返；

她失去母亲和妹妹；

他们的身体留下战争的伤口；

他们加入塔利班；

他想改变，却无法摆脱家庭和战争；

他失去亲人，下一秒就可能成为新的复仇者。

仇恨的诞生：

逃离阿富汗，

回到塔利班

图、文蕙仪

2021年，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的一个村庄被塔利班控制。他们带来战争和自杀式炸弹，挨家挨户逼迫男人加入。在121个村民被杀害后，其他村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去伊朗。

2026年3月，这批在伊朗血汗工厂工作的村民，陆续被遣返回阿富汗。如今，他们住在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地图上的角落。他们曾经拥有的房子和所有东西，都被抛弃在了伊朗。

现在，他们一起重新盖房子，一起面对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然而塔利班视他们为叛徒。他们是数万被伊朗遣返的阿富汗难民中的一小部分。

1、一个女孩的自述

“你知道有一种只存在于自己国家的痛苦吗？如果不是塔利班，谁愿意抛下所有积蓄和亲人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呢？

你记得我给讲过的法尔昆达的故事吗？她和一个小贩因为贩卖护身符发生争执。那个人恼羞成怒，在广场大声指责她焚烧古兰经。周围的男人们听到毛拉的指控后，愤怒地涌向广场。他们将法尔昆达拖到街上，开始殴打，踩踏她。有些人开始宣称他们之所以管教她是因为她和美国人合作。他们用汽车拖行她，她的身体被血浸透了，以至于他们没法在她身上点着火，那些男人开始从自己身上撕下来衣物，扔在她身上，就这样把她烧死了。

我知道塔利班重来会有多可怕，我被他们强奸过，我哥哥想要为我报仇，他一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如果不是爸爸不允许，他会加入反塔利班的军队。那天凌晨他叫了我们的表哥一起去找那个人，但8天后，他在一个废弃车场被找到，脸上还被泼了硫酸。

我的叔叔被强迫加入塔利班做人肉炸弹，再也没有消息。我爸爸和爷爷曾经为美国工作过。我知道他们会来复仇。因为我们不是好穆斯林。我知道如果我们留在阿富汗，只有死路一条，我甚至都没有当人肉炸弹的机会，他们会直接把我打死，离开，是我活命的唯一机会。

在我们准备前往伊朗的前一天，他们开始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搜查武器，我跟着爸爸，我妹妹跟着妈妈，我们分头坐上了两辆大巴车前往伊朗。

在伊朗的日子我都很快乐，我们都得到了合法身份，可以去上学，爸爸找到了建筑工人的工作。我们和另一户阿富汗人住在一起，厨房是共享的，我们放学后会一起在厨房写作业。

直到四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一群警察带着枪聚集在我们家楼下的小巷子。巷子很窄，中间还有一条水沟，他们不得不慢慢走。而我和妹妹就在露台静静地看着他们狼狈的岔着腿走着，丝毫没有预想到这群人是为我们而来。

我不想回忆那几天发生的事，我妈妈被射杀，伊朗警察先是以间谍的身份逮捕了爸爸，又把他遣返到边境，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什么都来不及拿就被推出来，他们确保我身上没有钥匙，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我们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没有了。

我和爸爸在移民中心找到了彼此，他们折磨了他，他的牙齿掉了，费力地用一只手检查我们有没有受伤，同时按着头上的止血棉。

在边境，我们身无分文地待了三个月，饥寒交迫，疼痛难忍。我一边照顾我的妹妹，一边在公路上乞讨。我看不上那些乞讨的女人，他们冒着让孩子被汽车碾压的风险坐在公路上。但我当时没有选择，我穿着我妈妈的布卡开始乞讨，如果我得不到钱我甚至会恶语相向，诅咒那些人下地狱。

我妹妹的眼睛在我们前往边境的时候被那些伊朗警察故意弄伤，有一个警察抱起我妹妹狠狠摔在地上，他想以此逼迫我们一家放弃回家拿行李。我的手也被子弹击中，只剩下手掌灰色的肉，还有一根细细的骨头，我还记得有人拨弄着那根骨头判断是不是我的某一根手指。我爸爸必须选择是救我的手还是把我妹妹的眼睛保住。

我昏迷了两天，醒来之后看到自己在医院，而我的妹妹因为没能及时治疗，眼部感染去世了。

过去两个月里，疼痛一直折磨着妹妹，在妈妈去世之后我一直告诉她不会有事的。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姐姐照顾你。而现在我失败了。我希望可以把她葬在母亲身旁，等我死了我也会去那儿，等我攒够钱我会回到伊朗找到我妈妈的遗体，我们会葬在一起。

我和爸爸的精神状态都很糟糕。我每晚都做噩梦，我不断梦到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在边境填写资料时意识到我再也没有妈妈的那一刻，我妹妹被摔在地上的画面，男人们被举起双手害怕的排队前行，还有其他人流血时绝望的眼神，都挥之不去。

我常常梦到自己终于被允许在喀布尔的大街上乞讨，我站在车流中奋力呼喊求助，拍着车玻璃告诉人们真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以为我疯了，没有人会听到我的声音。”

2、难民营

2026年初，我通过本地朋友Farid的关系，获得了一个随联合国药品运输车队深入难民营的机会。

Farid曾是当地的一名记者。但他常自嘲是个“经纪人”——专门批量制造记者。他曾给许多外国记者当线人，带他们潜入最危险的腹地，帮他们一战成名。然而，这些人一旦离开阿富汗，转头便会将他遗忘，再也不回任何消息。在这个国家，给外国人当向导和翻译，是在拿命做赌注。像Farid这样的人，冒死相助往往并不图什么丰厚的酬劳，他们只是绝望地渴望，能借外人之手，把这片土地上真实的境况传递给外面的世界。

之前我在伊朗时，阿富汗难民一直是我很想接触但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群体。我渴望从他们口中听到最真实的前线消息，但是，我也害怕目睹饥饿和生离死别，害怕发现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比我知道的还要黑暗。

抵达难民营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干净，是我去过的难民营里最干净的一个。一般来说，难民营里的居民会散养一些鸡，又因为地方小，就避免不了排泄物。但这里除了零星的塑料垃圾，地面大多被收拾得很干净。

第二个印象是色彩实在是太美了，在难民营，大家为了保留一点隐私，会在帐篷之间拉帘子，在这里，每家每户都没有用塑料布，而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布头拼出了一扇扇帘子。很明亮的鹅黄色拼着紫色，仔细一看紫的那块布，绣着很多不同颜色亮晶晶的方块，是先用泡泡糖外面那层锡纸垫在布上，再用各种颜色的线把锡纸固定在布上，在阳光下风一吹，特别漂亮。整块布还用了蓝色做溜边。你能从他们的帐篷看出，大家在很用心地生活。

Farid带了一个穿着蓝袍子的男人过来，他是这里的村长。

简单寒暄后，他带我们来到一排泥屋前，说这是他们新搭的。这些泥屋的侧面都开着洞作为窗户，因为没有排水系统，下雨的时候屋子会积水，他们准备在屋子前挖一道水槽，这样下雨的时候可以把水扫出去。

他接着说，正在找能资助他们的组织，试试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小孩的夏衣——现在好多孩子还踩着冬天被遣返时穿的靴子。听到这，我已经做好了他要求助的准备，但他看穿了我的顾虑，很认真的说：我不是在向你索求任何东西，如果你承诺我，你会履行你的职责，如果你没有承诺我，你不需要担心。如果你愿意，请来我们家当我的客人，但你不需要对我们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位村长身上有一种极其自然的善良。他不仅没有抱怨，反而很开心的跟我分享了他解决的一个“大难题”。他四处打听，有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商店愿意帮他。在准备开斋节期间每家每户都要洗地毯，老板答应把洗下来的那些毛絮送给他，他就可以把这些毛絮做成毛毡铺在地上。他讲起这些时，神情里有一种近乎神圣的腼腆。

我们就这样边聊边走，很多人开始围着观察我们。试着搭话。

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人表情很着急，问我和Farid从哪里来，有没有见过她丈夫，他们俩在边境遣返时被分开了，她丈夫被带进了移民中心接受盘问，再也没有出来。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周围人都很安静，我提出想看看她在伊朗时候的证件，或者医疗记录，任何文件都可以。她很自然地把孩子放在我怀里，然后从身上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掀开，里面是他们一家人曾经在伊朗的证明。她说她丈夫的手机打不通，在边境的时候伊朗警察收走了他们的手机并指控他正在和阿富汗军方沟通，她问我怎样才能联系上她丈夫，她需要做什么准备，需要多少钱。

还没等Farid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周围人开始争相恐后地拿出他们曾经居住在伊朗的证明，就好像准备好了一样，全带在身上。还有几个没带的人返回家拿证件。

有一个阿姨把衣服解开，给我看她的右腿，这条腿的末端没有脚，走路时脚腕直接敲在地上。在她身后的男人见状，也默默卷起裤腿，向我展示他的脚后跟，比正常的脚跟多出一截肉块，沿着脚后跟上去的小腿也有一道很深的伤疤，几乎把腿截断了。

我环顾四周，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伤口。我开始一家一家的看，他们的医疗记录，Amayesh卡，人口普查单，这个单子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几口人的信息都在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家庭有谁失踪。

有一对姐妹把我拉到了她们家门口，示意让我进去。刚一进去，一股浓重的油脂味扑面而来。昏暗中，我看到一个女人，她的面部和双臂被严重烧伤，痛苦地蜷缩着。但由于没有身份证件，她被医院拒之门外。烧伤发生的第一时间，家人曾试图带她去一家小诊所，却不知为何被驻守在那里的塔利班强行阻拦，不准就医。她只能在溃烂的伤口上涂抹食用油来熬过剧痛。

我和Farid立刻去买了药膏，并循着线索找到了那家诊所。门口确实坐着一个塔利班守卫。我们试图询问当天的情况，但他已经非常苍老，带着极重的口音，Farid根本听不懂他的普什图语，对话只能作罢。后来，难民营里的其他人告诉我，经常有两个塔利班分子来这里骚扰。他们指着难民的鼻子骂他们是叛徒，并恐吓道：“看好你们的孩子，别离开帐篷区。要是再让我们在街上看到这些小崽子沿街乞讨，绝对让你们后悔。”

正说着，一个瘦小的女孩把Farid拉到一边，语气激烈地争执些什么。Farid走过来，表情复杂地转述：“她让我转告你，千万小心，捂紧你的钱。她说这里有些人心思不纯，怕你被骗。”

这个女孩看起来十七岁，瘦弱，目光认真又倔强。我们聊了几句，她介绍自己叫Noor，我伸出手想和她握手，发现她左手只有大拇指一点点。她邀请我进她家坐坐。

她家里很整洁，地上有一个小炉子，旁边很整齐的摆着食材，西红柿，洋葱都洗得很干净，整齐地垒在一起。她给我们倒了两杯茶。

她和她爸爸有一份工作，城里卖羊肉的人，会把羊寄存在他们这里，等到需要杀的时候再来拿，平均一只羊给他们30人民币。

在难民营的那些晚上，我们常聚在一起讨论最近伊朗发生的事情。那是每晚大家最喜欢的一件事，虽然那些记忆没法把他们带回从前的生活，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甚至有时候还会聊起被遣返，被关押的那些记忆。

但Noor从来不参与这个话题，我也从来没问过她。她看人的眼神里有一种脆弱，不信任。好像周围人都会伤害她。

有天晚上，坐了一会儿，Noor起身说要去打水，我看出来她不想再听这些故事，就陪她一起去。去水塔的路上她问我，如果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定居你想去哪，我说可能有三个国家，我很喜欢古巴，塔吉克斯坦，但我最想定居的绝对是伊朗，不过，现在明显不可能了，因为战争。

这时候她突然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回伊朗参与重建呢？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豁出一切回去重建。我知道，伊朗会是我最后一个家。

我俩都停下来，站在水塔下面看着对方。她没有作声，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我听到一阵阵风刮帐篷的声音。每当聊到一些触及心灵的话题的时候，我总在等一个更加默契的瞬间。

就是在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跟我聊了她被遣返的经历。

3、新一代的塔利班

在快离开阿富汗的那一周，我每天都能听到直升机在天空盘旋的轰鸣声，偶尔会有一段很密集的炮火声。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清晨接到Farid的电话，说要一起去参加晨祷。他让我换上最大的头巾，把全身都严严实实包裹住。

虽然我跟几个塔利班士兵有固定的交流，但作为外国人，在巴基斯坦还在不断轰炸阿富汗的这个时期，我走在基地里还是有点紧张。

但那次晨祷让我放松了很多，我看着这些士兵，有些面孔充满活力，洋溢着放松喜悦；有些看似野蛮，警惕，实际上在发呆，大部分人睡眼惺忪，很茫然地站着，时不时和周围人聊两句。

晨祷结束后，我问了几个塔利班，可不可以一起吃午饭，有几个人同意了，端着馕坐到我们这儿的家庭区域。那次和塔利班的亲密接触真的让我很惊讶，他们很认真地在倾听彼此的心声，努力描绘他们对美好、稳定与和平生活的需求。

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睡不着，就邀请我的朋友Sahil来我们酒店聊天，我们坐在天台，可以看到被星星和火光照亮的夜晚，吃了点馕和鸡蛋，他分享了很多塔利班出版的自传和诗集，大部分内容都是讲述圣战者怎么认识彼此，怎么从占领者手中解放村庄。

虽然Sahil的家族都是塔利班成员，但他不完全支持塔利班，从他的角度来看，阿富汗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不过，虽然不喜欢，但他也不希望看到塔利班失败，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下一场战争。他希望可以敦促塔利班做得更好，通过改变社会和舆论导向，改造其中的一些成员，或者至少，减少他们在掌权期间造成的危害。

我想，可能是因为Sahil的身份，让他更容易对塔利班抱有这种宽容——他不会因为种族而被逮捕，也不会仅仅因为性别而被强迫待在家中。他有选择离开的能力。因为他父亲在法院工作，他还说了很多塔利班上台之后，犯罪案件减少的事实情况。Farid很气愤的反驳道，这是因为塔利班就是危险啊，现在他们变成政府了，危险就没了，你知道在2021年他们上台前的6个月有多少平民死亡吗，联合国记录了5200例，你知道塔利班占领前都干了些什么吗？对于什叶派和哈扎拉族，塔利班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为什么塔利班政府这几年显得好一点，没有美军无限给他们钱，他们开始精打细算了，每一次战争燃烧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还愿意打仗呢？

Sahil反问他，但现在有能代替塔利班的人吗？即使有，等他们打败塔利班，不又是一场战争吗？现在已经没有“我们”和“他们”之分了。我们只有阿富汗人，我们必须想办法向前看。

对于Sahil来说，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并不是杀戮的残忍，而是那些圣战士兵在绝境中展现出的战友情谊和牺牲精神，是他们的热情打动了他，开启了人生的意义，让他渴望成为一个阿富汗语境下的“更好的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如果不能和兄弟们并肩作战，就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这种对忠诚、羁绊与自我证明的极度渴望，其内核与普通人对友谊和归属感的追求何其相似。只是在阿富汗，这种本应美好的渴望，被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扭曲成了夺走生命的武器。

我在想，这两种渴望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如何才能让那种热血与忠诚，在未来的迭代中，不再用于杀戮，而是真正成为重建这片土地的力量？

也许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新旧塔利班之间的区别。老塔利班极度反现代、反科技，他们认为录像和音乐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习惯于封闭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基于共同的种族、宗教信仰和部落忠诚。而新塔利班，不那么抗拒科技，学习编程，无人机，不仅在油管上看圣战纪录片，还看动漫，他们的亲密关系更多基于“社会经济”因素，他们可以看到外面世界，通过互联网，人们变得务实起来。

归根结底，也许我们需要理解“新”塔利班和老塔利班成员之间的区别和权力斗争，尽可能通过了解他们，来创造更多对话的可能，保持和平，争取更多人权平等，这是我们目前必须去尝试的道路。

4、《古兰经》的回声

我们还去了喀布尔的一所宗教学校。

在阿富汗，进宗教学校是加入塔利班的基本门槛。“塔利班”一词来自“塔利布”，意思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学校教员大多是社区里受人敬畏的年长毛拉，在偏远村落，年长些的学生也会代课。2021年8月塔利班再次掌权后，这里的学生被赋予了实质的特权，例如在国家职位上享有绝对的优先权。

车刚在学校门口停稳，一道视线就隔着车窗钉了进来，一个穿黑袍的小男孩狠狠看着我。我把头巾往下拉，尽量不露出头发。他还是死死盯着。他眼神里那种极致的仇恨，我永远忘不了。

我打开车门，和校长握手。这时我们离得更近了，我真切地看到他下半张脸都在发抖，真是恨得咬牙切齿。你无法苛责他，因为他从小被灌输的世界观就是如此：异教徒皆可恨，抛头露面的女人是不可饶恕的耻辱。而我，一个带着相机的外国女人，头巾松脱露出了黑发。

走进学校，沉闷的空气里撞击着男孩们大声诵读《古兰经》的回音，和他们有眼神接触时，我尽量微笑，表现友善。但几乎每个男孩都冷漠地看着我，没有好奇，没有试探，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瞥我一眼，就立刻又把头低下去，重新扎进经文里。

教室极为昏暗。从五岁到十八岁，不同身形的男孩盘腿坐在地毯上，每个人面前支着一个小木架或小板凳，放着经书。他们一边嘶吼般地诵读，一边前后剧烈摇晃着上半身。一个比一个卖力，弧度大得惊人。

《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而这些孩子其实根本不懂那些发音背后的含义。从早到晚，他们都在用尽全力咀嚼自己无法消化的词句。即便如此，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狂热，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我一直掐着自己的手，因为我觉得这场面实在太痛苦了。这些孩子没有绘本，没有童话，除了《古兰经》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书。从孩童时期起，每天醒来就是读《古兰经》，一直读到长大。

二楼的房间里，男孩们的年纪更小些。校长语气平淡地介绍，这里全是孤儿，平时吃住都在学校。我注意到最靠窗的地方，有个男孩一直在偷偷看我。一旦我迎上他的视线，他就慌乱地低下头，假装看地毯的花纹。我冲他笑，他也终于忍不住，扯出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校长说，他刚被叔叔送来，学费还没交齐。在阿富汗的语境里，“孤儿”仅仅意味着失去父亲。哪怕母亲健在，孩子也会被划入孤儿的范畴，因为女人在这里被认为不具备赚钱和抚养的能力。失去父亲的孩子往往被过继给叔叔或伯父，但这些家庭大多已是孩子成群，无力再多承担一张嘴。于是，管吃管住的宗教学校成了最顺理成章的去处。一年的学费是18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97元）。但经济并非家长做出选择的唯一原因。人们深信，把孩子送去接受宗教教育，能在来世换取真主的奖赏。家里若能出一个“哈菲兹”（能背诵整部《古兰经》的人），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

在我拍摄的整个过程，那个穿黑袍的男孩都死死盯着我。我知道，如果他手里现在有一把枪，他真的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我其实想拍一张照片，拍下他对我那种浓烈的仇恨。但我有点害怕。因为摄影这个举动本身就很暴力。我怕如果我现在举起相机对准他，等他长大了，成了塔利班，有一天遇到一个亚洲游客，他可能会把枪口对准那个人。所以我把相机收起来，故意侧过身，背对着他。

但他突然往前迈了一步，跟我的朋友Azad说：“这个女人，你应该让她受石刑。”

我来补充一段关于石刑的描述，让大家理解这个刑法：“现在，我们希望这个判决能让更多的女人引以为戒。我们就将她处以石刑。他一只手押着她，走向一个挖好的土坑。直到她的腰和地面齐平。塔利班官员走到石堆前，捡起一大块石头，随后像拿着奖杯一样举过头顶挥了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犯的罪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他向那女人走去，然后使出浑身力气掷出石块，砸在女人头上。人群立即疯狂起来。他们叫喊着，纷纷捡起石头砸那个女人。刚开始，她站在坑里一动不动。但后来有块石头砸中她的后脑勺，她终于疼得承受不住，开始挣扎着向坑外爬。然而，更多石头砸中她。她仰面倒了下去。”

石刑和鞭刑，是这里最常见的两种刑法。这两种刑法都写在《古兰经》里。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人，会受到和他们所犯罪行对应的惩罚。

Azad给我看过一段视频：一个男人因为偷窃被抓住，按照《古兰经》教义，人们聚集起来，一个塔利班骑在他身上，另一个人用刀砍下他的手，然后把断臂浸入油锅止血。

5、真心话，大冒险

巴基斯坦开始轰炸阿富汗边境的那天，我和Azad、Baies刚好从贾拉拉巴德驱车返回喀布尔。离开时，我看见许多装甲车正驶向贾拉拉巴德。东部边境向来混乱，我们起初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冲突便没有在意。连接两地的高速路修建得极糟，山势陡峭，百分之三十的路段根本没有护栏。我全神贯注地开车。在狭窄的双车道上，所有车都开得飞快，不断超车，轮胎摩擦路面的尖啸声不绝于耳。活着抵达喀布尔后，我有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迫切想庆祝一下。我们去了保龄球馆，却被老板告知：女性不能进。只能退回停了电的住所。

在一片漆黑中，我提议点起蜡烛，玩扑克牌，输的人接受“真心话大冒险”。

这是一个带有私心的提议。我对Ahmad过去一年的经历充满好奇。去年他加入了塔利班，之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会在深夜给我分享自己写的诗、分享大学课程的朋友。他曾让我帮他下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书，也曾极度反感塔利班，甚至差点加入抵抗军。我希望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探听到他这一年的真实遭遇。

第一个发问的是Azad。他看向Baies，笑着问：“你会为了我杀死一个人吗？我没开玩笑，明天我就能给你一个目标。”

我从没在真心话大冒险里听到过这样的提问。Baies没有笑。他认真地思考了一分钟，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因为我对你的忠诚，我会。但你需要把他带到喀布尔，我们在这里杀了他。”

第二个问题，我问Baies：“有什么事情是他一直想改变，却没有勇气去做的？”

“我有很多坏朋友，但我没法离开他们。”他回答，“我知道他们不好，他们杀人、贩毒、吸毒。但我没法隔断和他们的联系。”

Baies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只有19岁，却对战争和宗教有着狂热的虔诚。看到巴基斯坦轰炸的新闻时，他还嚷嚷着恨不得立刻上战场。他一直在宗教学校就读。15岁那年，母亲和爷爷在一场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父亲很快再娶，家里有17个兄弟姐妹。他父亲是一名塔利班，在当地极具威望，Baies从小就目睹父亲对人施以鞭刑。我常常觉得，他离充满仇恨的人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第三个问题，我转向了Ahmad：“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详细跟我讲讲。”

Ahmad断断续续说了很久。以下是他的原话：

“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很有野心。我是一个很专注的人，无论想要什么，都会尽力做到最好。大学期间，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学习。我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但我没能做到。2021年政府垮台，塔利班掌权，百分之九十五的国际组织撤离阿富汗，工作机会变得非常少，失业率到了顶峰。这几年，我的朋友们睡得越来越晚，因为抑郁，也因为白天无事可做。

想加入塔利班，同样几乎不可能。你得是他们的亲戚。每个部门的要求都不一样：有的部门要求你读过宗教学校，有的要求你父辈参与过圣战，有些部门要求你留长胡子。而且部门之间并不怎么交流，想办成一件事很难。

第一年，我每天都在找工作。我慢慢明白了，在阿富汗，诚实地生活是无法成功的，加入塔利班也不能确保富裕。如今，就连内部成员都生活拮据。我不知道我们的钱都去哪了。

我知道，对于我的国家，我是失败者；对于我爱的人，我也是失败者。我无法接受这一切，变得非常抑郁。现在我还在服用抗抑郁药。我一直相信，最幸运的人，是回到家看到妻子和孩子时感到幸福的人；而最不幸的人，是看到妻子和孩子却感到愤怒的人。但那段时间，我开始抑制不住地发火。我第一次打了我女儿。那是一件小事情，真的很小。我父亲常常打我。如果我没拿好一块饼干，他就可以用电线抽我一顿。但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他恨我。只是他在外面也被欺负和羞辱，他只能把压力发泄在孩子身上。我一直觉得，我和他很不一样。我是那个改变他坏脾气的人。我当然不会让这种伤害延续到我的家庭。但我没做到。我真的需要挣钱，无论这钱是怎么来的。加入塔利班至少可以让我养活家庭。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重新开始，返回大学，去做那些能让我快乐的事情。”

听他讲完，我感觉很痛苦。仇恨不仅仅来自战争和杀戮，还来自生活中每时每刻的压力。在这样的社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心呢？

凌晨一点。房间的玻璃突然开始高频震动，接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撕裂了夜空。

我们爬上天台，看到对面山头冒起浓烈的火光，几个光球正拖着尾迹往那边砸。那是一个小哨所。我问他们，害不害怕全面战争爆发。Azad开玩笑说：“别怕，你会上天堂的，因为你死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接着他平静地说，他们早就习惯了。“而且阿富汗很疯狂，比起巴基斯坦，我们什么都没有，当然不怕输。我们有五千个人肉炸弹，他们会争先恐后想当第一个自杀袭击者，恨不得赶快为真主死去，上天堂。”

我们坐在天台看了一会儿。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来确认安全，因为落弹点离我们很近。这时Baies接到一通电话，表情凝重。我们都不敢讲话，静静地听着电话那头女人的哭喊声。

接完电话，Baies走到天台漆黑的拐角待了很久。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死死握成拳，指关节全破了，皮肉翻卷的地方沾着白色的墙灰。他说，他姐姐在靠近哨所的一条街道上被炮弹击中，当场去世。他说得很艰难，眼里满是痛苦与愤怒。Azad也变得阴沉。几个小时前，在这间屋子里建立起的那一点点真实与温度，突然荡然无存。

3月27号那天，我读到了巴基斯坦新闻部长的声明。他谴责阿富汗正在训练恐怖分子，并为杀害无辜平民的凶手提供便利。他称阿富汗政府是“非法的”，并补充说该政府“利用对宗教的歪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理智上，我同意他说的每一句话。但现实的逻辑更加残忍。战争、轰炸和武装打击只会让人变得更加暴虐，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杀死一个塔利班，他的父亲、儿子、叔叔就会成为新的塔利班。他的妻子会鼓励孩子报仇。被愤怒和伤痛占据心灵的孩子，很容易沦为别人操控的工具，去做人肉炸弹。

就像此刻。如果现在有塔利班来招兵，鼓动Baies加入，这个前几天还在为爱情落泪、为交了坏朋友而苦恼的19岁少年，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枪去死。

因为他想为姐姐报仇。

“我生活在继续前行的希望中。

别的地方有一座真正存在的城市。

有真的树和人声，

有友谊和爱情。

如果你愿意，

可将我处在精神分裂症边缘的境地和我文明的救世希望，联结在一起。”

——切斯瓦夫·米沃什

蕙仪

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她的作品聚焦于阶级、信仰、政策执行，教育与文化再生产问题，她致力于记录世界各地原住民社区和当地儿童的生活。旨在唤起人们对那些受内部冲突和社会不公影响的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