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猛：《给阿嬷的情书》背后：亚洲内部的亲密关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杨猛，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杨猛：《给阿嬷的情书》背后：亚洲内部的亲密关系》

爆火了整个春夏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情义”巨浪，同时打开了一扇视野更加广大的亲密关系之窗。杨猛借助导演蓝鸿春的镜头将目光投向华人之外的整个亚洲社会，巧妙结合池谷千惠关于缅甸女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补充了电影中移民男性“本地妻子”缺失的问题。同时，经由“亚洲之间”的视角进入对移民男性与本地女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与《给阿嬷的情书》一道，再次强化了对亚洲女性力量的解读，并给予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想象看待亚洲内部互动的本土视角以正当性和优先性。

《给阿嬷的情书》背后：

亚洲内部的亲密关系

（《读书》2026年9期新刊）

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一份令人动容的情义坚守再次触发了华人世界的情感震荡。郑木生、叶淑柔和谢南枝三者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链接，不仅是某个潮汕青年“下南洋”后的情感特写，也是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剪不断的时空默会。如果一封封泛黄的侨批，保存的是一个个跨国家庭的私家历史，那么淑柔和南枝两位女性的“内外联手”，则呵护了一个特殊时代华人世界内部的情感流动。导演蓝鸿春以近乎人类学的方法，在走访了三百多个华侨家庭后，用写实的手法，从小入口（侨批）切入，并以女性主义视角打开了一扇通向全球化过程中（尤其是亚洲内部）华人社会亲密关系的窗户。在此意义上，《给阿嬷的情书》像是一本民族志，将中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南洋）紧密相连，并将其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情义”在其间往返流淌。经此路径，影片实现了从微观生命个体到宏大历史叙事的建构。

显然，这样的情感流动和历史建构是以华人为中心的，因此影片上映后也迅速在华语电影界引发了现象级的文化热潮。若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华人华侨史更加重视宏观层面的迁徙轨迹、生存发展，以及家国情怀和原乡联系的全画幅呈现，而往往忽视个体生命经验的细致表达；另一方面，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以往的叙事多以“下南洋”的男性为主体，树立了华人华侨在海外“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充满男性气概的“中国人”形象，而常常忽视了这些男性的配偶（无论是原乡的还是居住国的），以至于女性及其情感表达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近年来，这些被压抑的声音逐渐有被再发现的趋势，如沈惠芬长期对侨乡留守妻子和家眷的关注和书写。直到《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借助电影的力量，那些长期被历史的灰尘压抑着的涓涓深情终于在此刻喷涌而出，最终汇聚成一个“情义共同体”，也让华人华侨的世界显得更加完整和生动。

于是乎许许多多类似于郑木生的“下南洋”故事再次被唤醒记忆，并在持续且充分地表达之后，似乎指向了《给阿嬷的情书》背后另一扇更大的窗户，它将超越华人世界，或许可以将整个亚洲内部的亲密关系更加完整地呈现。当然，要实现这一更大的目标，我们必须将视线拉得比蓝鸿春导演所设定的更长。

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将十六世纪以来的海外华人移民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考察，其中占比最重的一部分当属东南亚（南洋）。他指出，一九九〇年前后的约三千七百万海外华人中“约百分之七十居住在东南亚，那儿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移民的目的地”。而且孔氏精准地发现，至十八世纪中叶，在作为欧洲殖民地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克里奥尔化”（Creolized，即混血儿）社群，土生化趋势明显，“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组成的家庭数量可观，而此类异族通婚家庭的混血子女也日渐增多”。他这样解释：“在中国社会中，外出佣工或经商基本是男性的事，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中国女性还很少背井离乡，她们被要求留在家乡侍奉公婆。于是，那些长期侨居他乡的男子往往在侨居地另娶当地女子为妾，同时也利用她们在当地帮自己打理生意。”至此，比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三位主人公，郑木生与“外出男性”的形象吻合，叶淑柔则是“留守妻子”的代表，唯独谢南枝这一角色不容易把握。电影并未明确她是木生的妻子，而是以一种高于爱情的“情义”来定义他们的关系。她来自暹罗（海外）却并非土著，她身为华人却远离故土（中国）。这种充斥着张力的身份和亲密关系值得注意，它喻示着土著社会的复杂性。虽然这已不是这部电影所要触及的领域，但是两相比较后，海外华人“本地妻子”形象的缺失却是一件值得深究的事情。

几乎与此前海外华人“留守妻子”被忽视和边缘化的逻辑如出一辙，海外华人“本地妻子”的发现和书写或许又将会引发另一个版本的《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而新故事的焦点将会从华人扩展到作为殖民地的亚洲本地女性身上。考虑到侨批的巨大作用，《给阿嬷的情书》背后那些更加缺乏文字资料记录的“本地妻子”声音的挖掘显得更加困难。然而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对当前已固化的那套边缘化“本地妻子”形象的殖民历史知识范式的调整。

以往的亚洲殖民史，往往遵循“殖民-解放”这一基本逻辑。其中殖民主义常以“帝国-殖民地”的二元对抗形态呈现，而民族主义则被简化为土著族群对外来“他者”的驱逐。在这样的殖民知识范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人殖民者、殖民地精英、被殖民大众等不同群体以阶序化的形象排列在殖民治理框架之内。从种族视角来看，欧洲白人、欧亚混血、殖民地贵族、移民商人、本土普罗大众构成了殖民历史书写的主要群像。在文化信仰方面，西方基督教及亚洲的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共同以清晰的边界划分汇成殖民地亚洲多元却界限分明的宗教图景。长久以来，亚洲被殖民的历史习惯以这套逻辑安排已有的档案材料，这也成为隐匿殖民地亚洲土著边缘群体声音的罪魁祸首。从此意义上讲，《给阿嬷的情书》正是在抵抗这套叙事框架，重新探索从宏大叙事之外发现被边缘群体的新路径。

与导演蓝鸿春的思路相似，后殖民主义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从更加具体和日常的角度出发，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出于对“将女性排除在欧洲帝国历史之外的历史研究”的不满，积极投入对性别、亲密关系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她们揭示了“欧洲男性与本土女性的所谓私人性、情感和生育关系，构成了帝国和国家背景下的种族主义、父权统治体制的支柱”。通常的理解是：“土著女性起初通过作为经纪人和伴侣的亲密劳动积累了财富、声望和权力，她们为欧洲男性提供家庭生活的舒适，以及进入市场、土地和庇护网络的途径。这种欧洲早期殖民入侵的亲密基础设施遵循了南亚各商业中心既有的‘临时婚姻’模式，即一个流动商人与一位当地女性形成性关系，该女性将在需要时充当他的妻子和商业伙伴。”这种现象与孔飞力对东南亚华人的观察结果如出一辙，想来欧洲殖民者和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其他移民群体与本地女性结婚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因此，如果把焦距调节到那些与外来男性移民结合的本地女性身上，那么一个超越单一土著王国的整个亚洲的亲密关系图景便会自然且清晰地呈现出来。

不过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历史学者池谷千惠（Chie Ikeya）发现，西方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只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仍然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想象色彩。因为他们发现当新帝国主义时代（约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来临，欧洲白人女性在殖民地的居住限制被放宽，白人妻子及其子女逐渐取代了殖民地本土女性的角色。但是相比于白人男性，欧洲女性面临着通婚限制，她们被禁止与被殖民男性结婚，否则将丧失欧洲的公民身份而被视为低阶层和道德缺失者，其子女也将被当作社会弃儿看待。所以他们真正关心的并非“本地妻子”，而是欧洲的男性和女性。这种局限显然是将殖民地亚洲内部更加频繁和普遍的亲密关系排除在外，除非他们与欧洲人接触，否则就对亚洲人的亲密关系视而不见。

事实上，仅就缅甸而言，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自印度西北部直至日本的数百万人移民至此。彼时仰光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移民港口之一。这些移民中不仅有一些技术型人才，他们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政府和私营公司工作，担任职员、会计师、医生和医院助理这样的职务，也包括各类商人，其中一些构成了半官方的商人阶层，他们与缅甸王室或英国殖民当局结盟，充当统治阶层的财政代理人，以换取庇护和部分特权。当然，人数更多的是苦力劳工，他们受雇于缅甸的稻田、碾米厂、橡胶种植园、工厂和码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三十万名日本士兵、帝国人员和来自日本殖民地的应征者也闯进了缅甸的大门。相比之下，在有普查数据的英国殖民时期（一八七二至一九四一），缅甸的欧洲人还不到六万。这些数量庞大的亚洲内部移民背后是千千万万个被忽视的与之产生亲密关系的缅甸本地女性。

“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复制了一种占有性、帝国主义亲密关系计算方式的殖民交往范式，这种计算将资产阶级的自由个体在伴侣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的亲密关系构建为唯一可识别的亲密形式（而且是欧洲人的特权和财产）并归因于非欧洲人有缺陷或越轨的家庭、亲属关系、情感和性形式，从而合理化对他们的征服。”这种疏忽严重削弱了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历史，也严重干扰了我们对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认识，而在这种疏忽中最不会被看见的显然是亚洲被殖民的女性。

于是作为亚裔女性历史学者的池谷千惠基于自身独特的亲属关系网络（母亲为缅甸人），在她的缅甸亲戚中进行了口述史资料搜集（主要由女性提供），并结合多语种档案中少得可怜的女性材料（主要是英、缅、日文），在性别化的结构性不对称中积极应对有关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已完成”历史，挑战官方和主导叙事，完成了《跨越种族、宗教和殖民主义的亚洲内部亲密关系》（Inter Asian Intimacies across Race，Religion，and Coloni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24）一书。其首要任务是“在系统性忽视女性的档案中寻找女性”，并连同提供宝贵口述资料的缅甸女性们一起放置在一种“可知的状态”中。为此，池谷千惠精心梳理了米哈-莫汉（Meah-Mohan）家族跨越五代人的谱系，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跨越英国殖民统治、日本占领时期以及缅甸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断跨越种族、宗教，以及其他社会规范边界的由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混血儿、克伦族、缅族、欧亚人共同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异质性家庭”。该家族本身即为一部亚洲内部移民与本地女性结合并融入缅甸社会的历史缩影。

更令我们感到亲近的是，池谷千惠还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华人男性移民与缅甸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案例，刚好弥补了《给阿嬷的情书》中所缺失的“本地妻子”的形象，他们似乎选择成为另一个版本的郑木生。比如著名的缅甸闽籍华人曾广庇（Chan Ma Phee，1848-1920），他是十九世纪末缅甸最重要的华人稻米经销商、富有的地主和金融家。他并未选择与华人结婚，而是娶了仰光郊区一个稻农吴昂巴（Oo Oung Ba）的女儿玛埃妙（Ma Aye Mya）。夫妇俩还特意在仰光大金塔（缅甸最受尊敬的佛教圣地）捐建了一座神龛，作为他们婚姻的纪念。这是一个典型的华缅通婚案例，也是本地女性参与建构的有关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故事。可以说在缅甸，从富裕商人到普通劳工的各个阶层的华人男性移民，选择与缅甸本地女性通婚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相当普遍。这些案例的呈现就如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殖民地亚洲各地不断上演。

可以想见，由于殖民劳工政策造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这些亚洲男性移民与缅甸本地女性之间形成了广泛的法律承认或非正式的亲密关系。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亚洲内部亲密关系，在二十世纪初逐渐演变为社会、法律与政治的“危机”。殖民地缅甸的“本地妻子”们所面临的结构性枷锁是无法（也不应该）被掩盖的。无论是殖民法律体系，还是随后兴起的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运动，这场“危机”都将缅甸“民族女性”的身体与选择作为争夺的焦点。

池谷千惠从民事法庭记录中看到了英国殖民当局如何陷入由这些“混合婚姻”引发的法律纠纷泥潭。殖民法庭上，亚洲内部亲密关系中的缅甸女性往往面临着残酷的抉择，在财产和婚姻之间罕见兼得的可能。殖民当局通过将复杂的本地习惯法简化为僵化的“属人法”，并根据自己的东方主义想象，粗暴地将缅甸人口划分为彼此隔绝的宗教与种族社群，轻易否认了缅甸社会的多重、嵌套、流动的身份认同，法律沦为一种殖民暴力的工具。尤其是在审理涉及跨宗教信仰婚姻的案件时，殖民法院习惯将缅甸佛教女性及其财产置于其丈夫的属人法管辖之下，使用更符合父权制想象的印度教法、穆斯林法或中国习惯法。这种“择地行诉”的权力，使得殖民国家能够巧妙地与亚洲移民中的父权精英结盟，共同削弱缅甸本地佛教女性的权利，同时将这种剥夺伪装成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

不久后，殖民当局的这种治理逻辑又被新兴的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移植并激进化。在争取脱离英属印度、实现自治的过程中，缅甸佛教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将殖民法律造成的女性权利困境，巧妙地转化为反对外来移民、构建纯粹民族认同的政治武器。他们将异族男性描绘为贪婪的诱骗者，将与之通婚的缅甸女性视为受害者和民族衰败的象征。当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发起“抵制异族丈夫”的运动时，这些女性又被塑造为天真的、需要被拯救的“民族女儿”。这类向缅甸佛教女性传达的信息，以民族主义的枷锁试图阻止缅甸女性改宗并嫁予移民男性，以此来达到保护缅甸佛教徒血统和文化纯洁的优生学目的。缅甸独立后，国家继承了殖民者的分类思维和统治技术。一九六二年奈温将军上台后，约三十万印度裔人士被强制遣返，财产被没收。二〇一五年通过的被统称为《民族、种族与宗教保护法》的一系列法律条款，再次将限制跨信仰婚姻的条款写入法律，其逻辑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运动所遵循的“缅甸佛教例外主义”一脉相承。

面对殖民司法制度和缅甸佛教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依然选择与外来移民男性结合的缅甸“本地妻子”，其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正在促使亚洲内部互动的历史图景得到被重新解读的机会。

笔者2024年8月在缅甸田野调查期间于仰光郊区农村搜集到的当地百年前的华人移民照片，左三名为吴金生，其与缅甸本地女性结婚，他的后代现已全部成为缅族。图片由吴山莱（U San Lai）家族提供

在池谷千惠“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范式和《给阿嬷的情书》中的独特“三角关系”之下，叶淑柔、郑木生和谢南枝的情感流动，以及缅甸本地女性与亚洲内部移民男性的连接方式，共同提供了一种“亚洲之间”（Inter-Asia）的区域视角，过去将亚洲视为被动接受西方影响的静态客体的观点已然受到挑战。立足亚洲自身的“亚洲之间”视角，展现了亚洲内部复杂而活跃的人口、文化与权力的流动网络。在流动的亚洲中，通婚与改宗成为连接不同社群、构建新社会关系的常态。缅甸和泰国（暹罗）显然都并非例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其私密生活被视为公共关注对象的，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那些“亚洲他者”：在佛教占多数的国家（如泰国、缅甸）是穆斯林；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印度教或阿拉伯穆斯林；普遍而言，是华人。对这些“他者”通过通婚对弱势女性进行亲密剥削的恐惧，使得该地区的政府能够对少数群体实施暴力，并以保护女性为幌子将女性的性和生育选择政治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区域内部的互动残忍地戳破了将东南亚描绘为天然“世界主义”和“友善”的浪漫化想象。事实上，长期的殖民政治经济催化，不断地将亚洲内部移民本身变成了新的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的制造者。来自印度的齐智人金融家、来自中国的商人、来自日本的军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并改变了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被殖民之地的社会生态。正是通过《给阿嬷的情书》和池谷千惠的女性主义视角，以及由此出现的“亚洲之间”的区域视角，亚洲被殖民的历史正在有力地挣脱以往的分析框架，同时又将避免“东方主义”式的亚洲想象。亚洲内部亲密关系的构建，不仅限于恢复被遮蔽的殖民地亲密关系历史，还提供了审视宗教、种族、血统和国家等不同权力谱系间动态交织关系的通道。更进一步地，它也将恢复殖民地亚洲自主的亲密关系的复杂性和可知性。

吴金生的缅甸后人现在每年都会按照华人习俗举办祭祖仪式，其照片被悬挂在祖宅的正门上方。“亚洲之间”的视角对于理解当前的亚洲内部关系依然大有帮助（杨猛摄，2024年8月）

一部正在热映的电影，一群“本地妻子”的发现，当焦点从华人转移到更庞大的殖民地本土族群身上时，一场旨在遵循斯皮瓦克“让底层发声”的教诲去发现边缘群体的新的知识范式的革命已然发生。它既撬动了关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法律与性别已有的宏大叙事，也证明了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亚洲人之间的通婚与家庭关系，正是理解现代亚洲社会形成、权力运作和身份政治的关键所在。那些在各种限制和暴力面前依然坚持跨越边界去爱、去生活的女性发出了提醒，想要理解亚洲就要拒绝将敌意自然化，拒绝在暴力面前否认亲密关系，也要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亲密关系定义。当我们将“他者”妖魔化，将亲密关系政治化，将女性物化为“民族之领土”时，我们将重演一个多世纪前的悲剧。

回想一下乔治·奥威尔那本著名的《缅甸岁月》吧，小说的结尾两位欧洲人与缅甸妻子所生的后代弗朗西斯和萨缪尔将小说主人公弗洛里的缅甸情妇玛拉梅拖出了教堂，她刚刚在那里当着弗洛里欧洲同胞的面，指控其在他们长期而隐秘的亲密关系后“像一只低贱的狗”一样抛弃了她。不受欧洲人待见的欧亚人弗朗西斯和萨缪尔通过驱逐这个本地情妇而救赎了自己。而玛拉梅不仅代表了本地情妇的形象，也扮演了被自己亲生骨肉唾弃的土著母亲角色。

如果说《缅甸岁月》凝结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自我反思式的同情，那么从《缅甸岁月》到《给阿嬷的情书》再到池谷千惠对缅甸“本地妻子”的书写，亚洲流动世界中的女性故事，以及通过她们构建的亚洲内部亲密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亚洲的可能，这正是基于蓝鸿春导演的镜头继续向外扩展的意义。殖民地亚洲的男性移民与本地女性的亲密关系不是边缘的“混合现象”，而是理解殖民法律、民族主义、性别政治和宗教例外主义的核心线索。这些亲密关系既是物质与情感的策略性联盟，也是权力与不平等的再生产场所。只有正视这些复杂、矛盾、充满韧性的亚洲内部亲密关系，我们才能真正书写一部不以殖民者为中心，也不以民族主义救赎叙事为框架的亚洲现代史。这套新的框架允许叶淑柔和谢南枝的情义流淌，也让“本地妻子”被看见和理解，亚洲的被殖民女性历史性地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