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出轨率，已经超过美国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印客美学 ，作者：小印

时隔近十年，《我的前半生》又再次翻红。

大家在网上帮薛甄珠找小三，而在现实中，中国的婚外性行为比例也不断攀升，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

薛甄珠全网翻红

谁也没想到，2026年，《我的前半生》会再次成为现象级爆款。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薛甄珠闯进公司替女儿讨伐小三的片段，被网友反复品鉴。

网友不仅全文背诵，甚至还衍生出众多版本。

多国语言版、手势舞版、全图版……总之已经和《甄嬛传》的滴血认亲，《小时代》的发烂发臭一样，成为互联网遗产。

人们对打小三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影视剧里也从来不缺少小三形象。

《蜗居》《回家的诱惑》《三十而已》，婚外情一向是编剧们的灵感来源，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进入21世纪，国人的婚外性行为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男性（自报）发生过婚外性行为比例从11.8%增长到34.0%。

复旦大学在2020年的研究中发现，调查者中，有35%的男性和26%的女性在当前的婚姻中发生过婚外性行为，且比例在不断上升。

更没想到的是，中国婚外性行为的总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在2016年，约有20%的已婚男性报告有婚外性行为，到了2018年间，这一比例降至14%，2021-2022年进一步降至13%。

为什么国人出轨的比例会上升得这么快？

家花为何没有野花香？

国内婚外性行为飙升，并非只是单纯的道德滑坡，而是制度约束退场、个体欲望、社会流动三者叠加造成的结构性转变。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社会对婚外性行为的控制是行政性的，社会羞辱、单位处分，甚至子女前途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高压的存在，使得1989年的自诉出轨率仅为6.4%。

但改革开放让这种行政处分体系基本瓦解，邻里互不往来，单位不管私德，原本靠“面子”和“眼光”维系的道德约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消失殆尽。

约束一旦消失，被压抑的行为便开始释放。

尤其是2010年之后，微信“摇一摇”、陌陌等基于LBS的陌生人社交软件大规模普及，更是加速了婚外性行为的发生率。

在2010年之前，一个已婚男性要寻找婚外性伴侣，需要进入特定的线下场所、通过熟人介绍、或依赖偶然的工作接触。

但社交软件把信息成本、时间成本和暴露风险同时降到了历史最低。

安装软件→浏览资料→锁定目标→搭讪→线下约见→发生性关系，过去需要数月社交才能达成的目标，现在一天就能完成。

而像美国，社会约束瓦解是伴随郊区化、个人主义兴起逐步发生的，人们有更多时间适应和调整，行为层面的波动就不会那么剧烈。

而且，现代婚姻的转型也加速了婚外性行为的攀升。

传统婚姻的核心功能是经济协作与生育繁衍，性的愉悦价值长期被边缘化。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浪漫爱、性满足和个人幸福逐渐被视为婚姻的正当甚至首要目的。

这种观念转变就带来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人们对婚内质量的期待更高了；但另一方面，当婚内需求，尤其是女性的情感需求、男性的性满足需求，未被满足时，向外寻求补偿的心理合法性也随之增强。

研究发现，男性因婚内身体不愉悦而出轨的几率更高，而女性则主要因情感不满而越界。

婚姻承载的功能越多，它失灵的风险就越大。

2000年，中国夫妻对婚姻“非常满意”的比例还有74%，但到了2015年只有53%，内部的情感供给在减少，外部的诱惑和机会在增多，婚外性行为自然就上升了。

性别结构的变化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但婚姻内部的权力格局没有同步调整。

研究发现，当妻子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但丈夫收入仍然更高时，男性出轨的概率会飙升到66%。

这是因为男性试图通过经济权力来补偿教育上的劣势，重新确认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换句话说，中国女性在教育和经济上快速崛起，但很多婚姻内部的权力契约还停留在传统模式。

这也和2010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化转变对应上了。

自2009年起，中国高校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女性人数超过男性，妻子学历高于丈夫的比例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的6.9%上升至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25.8%。

这种错位就导致，男性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女性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对等回应。

在这种张力中，出轨有时成了一种扭曲的权力再确认或情绪出口。

真的会因为出轨离婚吗？

出轨的概率越来越高，81%的人也表示无法忍受另一半出轨，但夫妻二人却并不会就此离开。

2026年一季度的民政数据显示，协议离婚中真正把“婚外情”作为主因的仅占8.7%，绝大多数离婚涉及的是情感不和与信任缺失。

也就是说，出轨往往不是离婚的“原因”，而是婚姻本身已经出现裂痕的“结果”或“加速器”。

复旦大学在调查了2600多名离异青年女性之后发现，这些青年女性离婚的主要原因是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及与父母，特别是男方的父母同住。

同时，女性自身的资源水平和资源独立性也会加速离婚的发生，除非夫妻二人在这方面比较匹配。

也就是说，导致婚姻破灭的更可能是家庭分工、代际关系、资源配置等更现实、更日常的理由。

香港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婚外情会显著增加离婚概率，但家庭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以及出轨被发现前的婚姻质量，才是决定最终是否离婚的关键。

但是如果按照当前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未来不一定仍会这样。

当前，中国家庭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家庭规模持续小型化。

家庭规模越小，就越依赖夫妻之间的情感，一旦信任崩塌，就没有可供缓冲的中间地带（比如子女），离婚的概率就会更高。

在标准核心家庭中，子女曾经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纽带；但当标准核心家庭本身在萎缩，这条纽带的存在感也在减弱。

虽然结婚率越来越低，但婚姻承载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

它被期待提供比以往更多的情感满足，可它所依托的结构性支持却在减少，人们带着更高的期待进入婚姻，但婚姻本身变得更脆弱、更孤立、更难以承受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