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衰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大声思考，作者：胡泳，原文标题：《胡泳｜当我们不再健步如飞：从老龄化重新思考公共空间与服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年龄没有那么重要，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更重要

什么样的人算是老年人？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年龄划分问题，同时也深受文化与社会制度影响。比如在美国，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向50岁以上的人开放会员资格，而不论其是否已经退休；而65岁则长期被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视为法定退休的重要年龄节点。

在中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在法律和官方标准中被正式定义为老年人。根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为60周岁。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和统计中，也将60岁及以上作为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规模的统计标准。其中，60—64岁常被划分为“低龄老年人”。

在医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研究中，18至44岁通常被定义为青年/成年阶段，是生育和职场生涯的核心时期；45至64岁被归类为中年，人体开始出现明显的生理衰退，激素水平改变（如更年期），代谢减缓，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开始显著上升；而65岁以上则被视为老年群体，这一阶段身体机能全面衰退，免疫力下降，多病共存（共病）和器官退行性病变（如阿尔茨海默病）成为主要医学关注点。

这些划分都是以岁数为标准的，实际上，我们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人“到了多少岁”，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在身体与功能层面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比起单纯的年龄数字，更重要的是个体在感官、行动能力、认知能力以及与环境互动方式上的变化。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否感受到“变老”，并不只是年龄增长，更因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能力、反应速度、记忆力或行动方式，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轻松与自然。

这种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理解老龄化的方式。传统社会往往倾向于用固定年龄来定义“老人”，仿佛衰老是一条清晰的界线：到了某个年龄，人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但现实中的衰老过程其实是渐进且高度个体化的。有些人六十多岁仍然活跃、自主，而另一些人可能在更早阶段便因疾病或功能退化而需要照护。真正需要被关注的，不在于年龄本身，而在于人与身体、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

这就把我们带入适老化设计的问题。

面对老龄化，整个社会的设计逻辑需要发生调整

年龄对行动能力的影响，其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直接观察到的变化之一。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活动范围会逐渐受限，肌肉力量下降，身体灵活性减弱，反应速度也会变慢。很多原本自然而然的动作，例如弯腰、转身、起立、行走，都会变得比年轻时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身体结构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躯干高度与手臂可触及范围会逐渐缩小，这意味着老人更难够到高处或远处的物品。过去伸手即可完成的动作，可能开始需要借助辅助工具，或者需要改变身体姿势才能完成。对于年轻人而言，姿势的改变或许只是不太方便，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会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独立性与安全感。

此外，一些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例如关节炎，还会进一步加剧行动困难。关节疼痛与僵硬会让老人难以抓握、按压或稳定持握某些物体。比如拧开瓶盖、握住扶手、提购物袋，甚至长时间拿着餐具，都可能变得吃力。这种变化不仅影响身体动作本身，也会逐渐削弱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很多老人开始减少外出、避免复杂动作，甚至因为担心跌倒或失败，而主动放弃一些原本能够完成的活动。

这些都提醒我们：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并不只是身体变弱这么简单，更在于身体与环境之间原有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当身体机能下降后，如果产品和空间设计依然默认使用者拥有年轻人的力量、速度与灵活性，那么很多原本普通的日常行为，就会变成困难甚至危险的任务。

也正因为如此，适老化设计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门把手是否容易抓握、家具高度是否合适、储物空间是否容易触及、包装是否容易打开、公共空间是否方便停留与借力，这些看似细微的设计细节，其实都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对一位具体的老年人，随着功能变化出现，他会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与他人、与空间环境互动的方式。例如，一个原本行动自如的人，可能开始害怕楼梯和湿滑地面；一个曾经轻松阅读的人，可能需要更大的字体与更明亮的光线；一个长期独立生活的人，也许会逐渐依赖提醒系统、辅助工具或他人的帮助。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老人没用了”（老人的自我认知或者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往往把功能变化与价值减损挂钩），只是说明人的生命状态正在发生转变，从而需要对人在不同生命阶段与身体、他人及环境相处的方式加以重新理解。

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而到2025年末，这一数字进一步增长至3.23亿，占总人口的23.0%。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终将迫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认真地重新设计产品、包装、传播材料、信息技术、工作场所、交通系统以及公共与私人空间，以减少风险，并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老龄化不只是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医疗与养老问题，它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设计逻辑都要发生调整。

因为，一个真正成熟的老龄社会，所追求的不只是让人活得更久，更是通过适当的环境、制度与支持，让人在身体能力发生变化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自主、生活的安全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标准人想象、平均值神话与默认模版

长期以来，许多社会系统和公共设计都隐含着一个“标准人”的想象：这个人健康、年轻、行动自如，能够独立完成各种日常活动。于是，行动迟缓、患有慢性疾病或需要他人照护的人，往往被视为需要额外适应和特殊安排的“例外”，而不是设计之初就应当被考虑的使用者。

我们来追溯一下这样的想象是如何形成的。

比利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在1830年代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统计研究中发现，人的身高、体重等身体特征，以及犯罪率、婚姻率等社会现象，在大规模人口中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他由此提出“平均人” （l'homme moyen，the average man）这一抽象概念，试图通过统计平均值描述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他在 1835年的《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或社会物理学试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想法，被称为“平均人”思想的重要奠基者。

凯特勒的方法论洞察来自天文学。当时天文学家在测量同一颗星体的位置时，会得到多次略有差异的观测数据，而这些数据的误差分布，呈现出一种规律的钟形曲线（后来被称为正态分布或高斯分布）。凯特勒想到，如果把这种误差分析方法，应用到大量个体的身高、体重、胸围等人体测量数据上，同样会得到类似的钟形分布。

他由此提出，平均是最完美的，也就是说，处于群体数学均值状态的人类体质是最和谐、最理想的完美状态。在他看来，任何严重偏离平均值的特征（如过高、过矮、过胖或过瘦）都是对完美状态的偏离。但仔细考量，他的论证逻辑，其实是把统计学上的误差理论直接挪用并赋予了价值判断：平均=完美原型，偏离=缺陷。

质言之，凯特勒的“平均人”理论，本质上是在用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统计学语言，把“多数”“平均”“正常”这几个原本只是描述性的统计概念，悄悄转化成了一套关于何为完美、何为理想人类的规范性判断，而这种转化过程，恰恰把大量真实存在的人类多样性（身高体重的自然差异，更不用说残障、疾病、衰老带来的身体差异），重新编码成了“需要被纠正的偏差”。

当代残障研究和身体多样性理论，早已批判和拆解了这套“平均即完美”的逻辑。比如罗斯玛丽·加兰-汤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非凡的身体》（Extraordinary Bodies，1997）中提出了“常态者”（normate）这个关键概念，它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多数人，而是一种规范性的主体位置。她指出，社会文化中被默认为“正常”“标准”的那个身体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真实个体能够完全对应上的理想化建构：它要求同时是健全的、年轻的、身材匀称的、种族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异性恋的、非贫困的……这个清单一旦被完整列出，我们就会发现，完全符合常态者标准的人，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如此形象只是一种文化想象中的“完整人类”。

然而，尽管很少有人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社会体系、建筑设计、劳动制度、医学话语和大众文化却常常以之为默认模板。这种以所谓“平均人”作为设计和制度依据的倾向，可以被概括为“平均值神话”（The Myth of Average）。

它正是托德·罗斯（Todd Rose）在《平均的终结》（The End of Average， 2016）中批判的核心之一。罗斯指出，凯特勒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是描述一个群体的数学工具，却很容易被误认为现实中存在一个“平均的人”。事实上，一个人的身高可能接近平均值，但他的视力、听力、力量、行动能力、认知方式等却完全可能偏离平均值。因此，所谓“平均人”很难作为一个真实的设计对象。然而，现代社会的错误倾向恰恰在于：用平均值想象一个典型个体，再按照这个“平均人”来设计教育、工作和社会环境。

“平均人”思想在统计学、社会科学、人体测量学、医学以及工业设计等领域不断被继承和转换，逐渐形成了现代所谓“标准人体”“典型用户”“平均使用者”等设计逻辑。罗斯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你按照平均人来进行设计，那么最终设计出来的可能谁都不适用。他因此提出，我们不应围绕平均人设计（design for the average），而应当从极端情况出发进行设计（design for the extremes）。

这里的“design for the extremes”不宜简单理解为“只为极端人群设计”。它的导向是：通过关注能力最受限制或需求最特殊的使用者，设计出能够覆盖更广泛人群的环境和产品。这正中适老化设计的肯綮。

设计中的“标准人”，现实中并不存在

前文我曾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产品甚至社会制度，都是围绕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标准蓝图”构建的。这个蓝图上的“标准人”通常是精力充沛、感官敏锐且认知高效的。在老龄化社会中，这种逻辑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结构性的排斥空间

对于行动迟缓、体能有限或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说，社会空间不仅仅是不方便，而往往是排斥性的。

在日常生活的物理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空间并不是中性的，它往往预设了一个“标准身体”——能够长距离行走、站立、上下楼梯、弯腰、伸手、快速移动的人。

医院：挂号、缴费、候诊、检查和取药等功能往往被分散在不同楼层或不同区域，患者需要在多个窗口和科室之间反复移动；大型医院的走廊漫长，电梯距离较远且常常超载，候诊时间又往往较长。对于能够自主行走、快速移动、长时间站立的健康成年人而言，这些安排或许只是正常的就医流程，但对于行动缓慢、使用轮椅或助行器、容易疲劳以及需要他人陪伴的患者而言，同样的空间组织便可能构成实质性的行动障碍。医院的“排队—等待—移动”流程实际上把站立能力、步行速度和身体耐受力纳入了服务使用的隐性条件。

大型购物中心：漫长的购物动线、多层次的空间布局和复杂的方向标识，往往要求使用者能够持续步行、快速辨认方向并记忆空间路线；而休息区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又进一步默认人能够长时间行走和站立。对于老年人、行动不便者以及推婴儿车的人，这些都构成需要额外体力和认知负担才能使用的环境。由此可见，空间的“可进入”并不等于真正的“可使用”：一个空间即使没有明显的物理障碍，也可能因为距离、动线、标识和休息设施的设计，而对不同身体能力的人形成隐性的排斥。

交通与出行：地铁站、火车站或机场需要长距离步行，换乘通道过长；站台与出口之间没有电梯或电梯位置隐蔽；公交车站缺少座椅和遮雨设施；公交车上下车台阶过高；人行道不平整、坡度过大；路口过宽、绿灯时间过短；公共建筑入口设置在高台阶处，而无明显的无障碍坡道。

公共建筑：除了前面讲过的医院以外，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博物馆等建筑内部楼层功能分散，需要频繁上下楼；电梯数量少、距离远、等待时间长；卫生间距离主要活动区域过远；门过重、门把手难以操作；自动门感应不灵敏；柜台高度统一设置，无法同时适应站立和坐轮椅的人；等候区没有足够的座椅。

居住环境：小区入口存在台阶；楼栋没有电梯；电梯空间狭窄；垃圾投放点距离住宅较远；公共座椅不足；楼道照明不足；门槛过高；厨房、卫生间等设施的高度和操作方式默认使用者具有较好的站立、弯腰和抓握能力。

公共设施与日常设备：ATM、售票机、取号机等设备的屏幕或操作按钮位置固定，可能过高或过低；公共饮水机、洗手池、垃圾桶等设施的高度不适合所有人；座椅高度固定；公共厕所缺少扶手，甚至没有坐便；电梯按钮、门禁按钮的位置和字体大小不适合不同身体条件的人。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正在转向“线上优先”，由此产生的障碍延伸到信息环境和数字交互层面。看似提高了效率的线上服务，往往预设使用者拥有智能手机、熟悉数字操作，并能够持续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交互。例如，医疗挂号可能要求用户下载应用、注册账号、完成实名认证，在多个页面之间反复跳转，并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不断刷新预约页面；验证码、过小的字体、隐藏在多层菜单中的关键信息，也可能进一步增加操作难度。对于不熟悉数字技术、视力下降、手部操作能力受限，或者缺乏稳定数字设备和网络条件的人而言，这些设计都会构成实际的服务障碍。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缺乏充分的线下替代渠道时，原本旨在提高效率的数字化反而可能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服务体系之外。

如果说，过去的物理设计往往假定一个“标准身体”，那么，今天的数字服务又开始假定一个“标准用户”——拥有智能手机、能够快速阅读、熟悉App操作、能够记住密码并完成复杂数字流程的人。

最关键的是，这些物理和数字环境层面的障碍会施加心理层面的影响：当一个人因为“跟不上节奏”而感到被催促、被排挤时，会产生一种“我不属于这里”的自我放逐感，从而进一步萎缩社会参与度。

脆弱性的普遍忽视

以上的默认设计逻辑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健康且行动自如其实是人生的一个暂时态。

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疾病或意外，哪怕仅仅是提着重物、推着婴儿车时，我们都会瞬间变成那个“非标准人”。

一个健康的人步入老境，视力会下降，肌肉力量会减弱，关节活动会受到限制；

一个行动自如的人可能因为疾病、手术或意外而暂时使用轮椅、拐杖或助行器；

一个能够熟练使用手机的人，也可能在某个阶段因为视力、手部活动能力或认知能力的变化而难以完成复杂的数字操作。

甚至不需要疾病或残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断经历身体能力的暂时变化：提着沉重的购物袋时，我们需要更宽的通道和更近的入口；推着婴儿车时，我们需要坡道、电梯和足够宽的门；抱着孩子时，我们很难同时完成复杂的操作；受伤后的一段恢复期，也会让原本习以为常的楼梯、台阶和长距离步行突然变得困难。

“非标准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成为的状态。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脆弱性理解为少数人的特殊需求。脆弱性实际上是人的普遍存在条件，只是它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生命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来。儿童需要依赖成年人，孕妇的身体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可能下降，疾病和意外则可能在任何年龄突然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即使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独立与依赖、健康与疾病、行动自如与行动受限，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状态，而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连续谱。

从这个角度看，“为平均人设计”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一种暂时的身体状态制度化了。设计者选择一个能够独立行动、快速反应、持续行走、清晰阅读并熟练操作设备的“标准使用者”，然后围绕这个使用者配置空间、设施和服务。对于暂时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来说，环境似乎是自然的、便利的，甚至是“没有设计”的；但一旦身体状态发生变化，原本隐藏在环境中的各种假设便会突然显现出来。一个台阶、一扇沉重的门、一段过长的距离、一个过高的按钮，甚至一个复杂的手机界面，都可能从不起眼的设计细节变成一道真正的障碍。

如果社会系统只为强壮者服务，那么它本质上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它无法承载人类生命全周期中的自然波动。系统若是只能在人们健康、年轻、行动自如、认知能力稳定并且能够独立完成所有操作时才保持正常运转，那么它实际上把大量风险转移给了个人：一旦身体发生变化，个人就必须自己寻找替代方案、请求家人帮助，或者承担额外的时间、经济和心理成本。

反过来说，一个真正具有韧性的社会系统，不应当要求所有人始终保持同一种身体状态，而应当预先为人的变化保留空间。坡道、电梯、座椅、清晰的标识、可调整的设施、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以及线下替代渠道，并不是只为少数“特殊人群”准备的福利，而是社会对人类生命不确定性的制度性回应。它们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不是永远健康、永远年轻、永远独立的。今天为他人保留的便利，可能成为明天为自己保留的选择；今天看似属于“少数人的设计”，实际上是在为所有人的生命历程提供安全边界。

这要求我们，从特殊关照转向通用设计。设计应当从一开始就承认人的差异、变化和依赖，并让环境能够容纳这些变化。这样，所谓“无障碍”不是针对少数人的补偿，而构成了一个社会面向所有生命历程的基本设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大声思考，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