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中美竞争如何避免双输？只有一条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鞠建东

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9月19日，第六届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会议聚焦“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林毅夫、余永定、鞠建东、刘元春、姚洋等近二十位重磅经济学家，对全球“再平衡”，以及中国1.2万亿货物贸易顺差在海外“挨骂”的现象，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有学者认为，“再平衡”是西方政客和学者给中国经济定罪的圈套，炒作中国“产能过剩”，开出药方要中国提高内需，减少出口和削减赤字等等，是为给西方制造业腾出空间。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国内层面，确实存在多个领域的再平衡：如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央地财政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等，的确需要认真对待。

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基于其最新研究指出，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人为设局，而是市场自发分工的产物，但这种“中国做制造、美国做金融”的极端格局，天生具备不稳定性，这便是中美大国竞争的根源。

为了避免全球失衡继续恶化，鞠建东提出一项“一石四鸟”的大胆政策构想：建议以中国逾1.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为依托，面向海外发行10万亿元人民币主权国债，既能平抑顺差，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又能将这些钱用于刺激内需、地方债务解困及补充城乡居民养老金缺口。

9月19日，鞠建东和观察者网聊如何理解当下的全球失衡。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在论坛结束后，就“再平衡”、中美大国竞争和上述争议议题，请教了鞠建东教授。

【对话/观察者网高艳平整理/实习生高胤颉】

世界局势的三大范式转换

观察者网：会上刘元春老师讲，我们为什么要谈“再平衡”？我们不能被美国政客牵着鼻子走。但是看看国内国外，其实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再平衡的问题。您去年出了《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这本新书，翻看之后发现，您是少有的视野触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经济学家。从您这个框架出发，怎么理解再平衡？

鞠建东：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理解现在的大国竞争，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全球失衡与全球再平衡，以及世界秩序的未来。

首先，世界局势实际上正在面临几个大趋势下的范式转换，我在《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这本书和研究中多次这样讲过。因为是范式转换，所以很难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直接套用。

有哪几个范式转换？第一个是世界秩序的范式转换。以前的世界秩序都是霸权迭代。大家认为以前是美国主导，后面是不是就是中国主导？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世界秩序正在从霸权迭代转换成竞争共存。

其中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霸权迭代”这个说法，实际上带有零和游戏的含义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安全韧性。中美之间，双方的经济、金融高度依赖。高度依赖是好事还是坏事？美国要“去中国化”，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是为什么？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西方讨论的政策焦点。

因为对中国高度依赖，或者因为我们对美元高度依赖，高度依赖反而就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了。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加拿大就觉得自己高度依赖美国，造成了你美国可以卡我脖子。因为彼此高度依赖，所以利用高度依赖去攻击对方，这件事情是带有零和游戏的思维在里面的。

未来呢？如果未来世界就是一个高度依赖的世界，那最终的稳态就不会是霸权迭代，而是共存。虽然谁也离不开谁，但你可以进行有限度的平衡。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情况之下，你只能共存。这是第一个范式的转换。

世界将从霸权迭代时期进入竞争共存阶段，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外景。新华社胡友松摄

第二个范式的转换，是人类时代的范式转换，所谓从碳基人到“碳硅基人”，这主要是AI带来的冲击；还包括新能源，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这是整个人类时代、人类社会的范式转换。这个范式转换所带来的冲击，大于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所见过的任何变革。比如说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这持续了数万年；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也是500年；包括信息革命也经历了几十年。但现在AI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才几年时间，但这个范式冲击是巨大的。

第三个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先从小康社会到中国式现代化，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时中国从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文明复兴，对世界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觉得里面包含了这三个范式的转变，即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在这个时代。

其次，全方位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分析框架，有不同的学科。我们所采取的学科方法，称之为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看待这种大变革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你可以从国际关系学里面去看，认为是权力的再分配、再配置。但是权力的再配置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说美国很喜欢全球霸权，但是为什么现在特朗普主张要往后撤？他的假设很简单，他说我现在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收益已经小于成本，划不来，我干嘛要去保护其他这些国家的安全？你看看他对权力的理解，归根结底还是从利益层面进行理解的。

这种国家利益冲突，简单拆解一下就是整体利益、长期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利用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局部利益、整体利益这样一个矩阵框架，来分析现在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能比较方便地帮我们理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再次，我们怎么去建立这个分析框架？科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在不断积累、不断修正的，这是科学的力量所在。经济学也是一样，过去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现在的现象，那我只需要增加一些变量，但仍然是建立在过去的逻辑基础之上。过去一两百年里，我们解释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框架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或者在讨论全球市场竞争时讲的“完全竞争”理论。

完全竞争里讲“看不见的手”。我要去理解目前的大国竞争情况，我要往模型里加什么？加的假设越少越好。我就只加一件事情，加一个假设：假设每一个不同的行业是有规模经济的。我称之为“行业规模经济”，也就是说行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什么叫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就是这个行业规模越大，企业的效率就越高。我们有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观点，比如中国的新能源电动车行业，比如美国的大模型行业，都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我们就加了这样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和80年代经济学讲的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太一样，我们强调的是行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不仅制造业有规模报酬递增，金融业也有规模报酬递增。为什么？因为金融业最重要的特征是网络外部性。使用美元的人越多，大家从美元体系里获得的收益就越高。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去改变，因为一旦大家都用美元了，就不愿意离开美元了。所以金融行业也有网络外部性。

加入了“行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这个假设之后，我们就会得出一系列的结果。在书里面我们介绍到，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我们将其简化为两个主要行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金融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服务业）。因为制造业本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金融行业也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就会出现强化的比较优势效应：只要我把制造业做大了，我这个制造业就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之后，跟其他国家相比，比较优势就会越来越高。对美国来说，它的金融行业越做越强，国内资源必然向金融业倾斜，导致其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业变得越来越弱。这是个资源分配问题，总共1000万个工人，如果已经有800万去从事金融服务业了，必然只剩下200万去做制造业。所以每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一定会不断集中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里面去，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最终全世界就出现了两个中心：中国成为制造业的中心，美国成为金融业的中心。并且这两个中心是相互依赖的。

2025年12月，一名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内工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当日下跌。新华社刘亚南摄

中国专精制造美国专精金融，这种全球分工本身充满不稳定性

观察者网：这就是今天会上您讲到的，这种局面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市场分工造成的。

鞠建东：对，这是市场分工带来的，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正如我今天上午所说：全球的制造业集中在中国做，我们当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而美国输出的是金融业，进口的是制造业，货物贸易必然就是逆差。所以所谓的全球不平衡，本质上是全球分工带来的结果。

但这个分工结果有什么隐患呢？问题在于，美国能不能永远只分工做金融？回答是不行。因为美元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必须依靠美国的强大制造业来支撑。你看美国现在觉得不行了，很紧张，出于安全考量，发现自己连军舰和炮弹都造不出来。为了国家安全，它必须重新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所以美国专精金融、中国专精制造的这种全球分工模式，是不稳定的。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这就是中美冲突和大国竞争的一个基础。

鞠建东：对。反观中国，如果我们只做制造业，是不是也不稳定？那我们也必须发展金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不然金融都给美国了，对方万一卡脖子我们怎么办？比如说原本我们的很多企业都是赴纽交所上市的，现在如果限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甚至走得更绝对，不让我们使用SWIFT系统，那我们的跨国结算都没法做了。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只做制造业而不做金融。

高度的分工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如果双方是高度合作的关系，那没问题。但如果双方是竞争关系，每一方都具备把另一个国家打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极端的市场分工（一个中国做制造，一个美国做金融）就无法形成稳定的均衡，双方都迫切需要去做再平衡。如果把国家安全问题考虑进去，目前每个国家的体系都是不安全的。刚才讲了，美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底盘，美元想维持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它必须重振制造业。

增长与危机——再平衡为什么重要？

观察者网：但是这种分工模式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

鞠建东：因为中国变得太强大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不平衡，大家都需要再平衡。

第二，行业规模报酬递增还有另外一个推论：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再只有唯一路径，而是会出现多重的路径。一旦某个产业上去了，它就会不断正反馈增长；如果上不去，就会不断往下滑。它会出现分岔，上了车的越来越强，不上车的越来越弱。所以增长会出现多重均衡：要么是最优增长，要么就是陷入危机。对中国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一旦掉入一个悲观的预期或危机的均衡里，经济表现就会越来越差。

观察者网：这有点像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巴西这些？

鞠建东：哪个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你看过去日本失去的30年。

第三点，也就是我在书里第九章讲到的“增长与危机”，在大国竞争和高度依赖的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双输”的局面。如果大家合作，自然是双赢。但既然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一方非要去追求绝对的安全，那就只能试图去抢夺对方的优势。我没有制造，我就想把你的制造抢过去，要不然活不下去；中国没有金融，就想把美国的金融抢过来挤掉它。这必然出现每一方都想赢的局面。但怎么可能把对方的优势全抢过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双输。大家都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去极端竞争，最终走向双输，而“双输”可能带来战争。

9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外卖平台送餐员走过一家外汇兑换店。新华社马丁·萨巴拉摄

如何避免双输局面？竞争性共存成为唯一出路

观察者网：对，所以今天有学者提到，历史上很多时候的“再平衡”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

鞠建东：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分岔口，中美该如何实现再平衡以避免双输的局面？中美双方都需要认识到并照顾对方的需求：美国得让人民币在国际化上走得多一点，而我们也得让美国或欧洲制造业衰落得不要那么快。从这个框架出发，所谓的全球不平衡，首先是市场分工带来的结果。

第二，这个不平衡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我在书中称之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不平衡、全球价值链与货币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应对这种不平衡的办法，就是双方各让一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贸易战，特别是面临AI的巨大冲击后，中美双方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共识：寻找一个彼此都勉强能接受的平衡点。过去美国觉得很容易把中国打垮就能赢，现在发现谁也离不开谁。既然谁也离不开谁，且双方都缺乏安全感，那么确立各自最低限度的安全底线后共同向前发展，就成了出路。这大概就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简单框架。

在框架的最后一部分，比如第十三章，我们专门搭建了分析“AI后时代”的模型。尤其是大模型行业，它具备极强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赢者通吃”的特点。正如特朗普近期所言，“美国如果AI赢了就全赢了，输了就全输了”。但如果你赢了就意味着我们全输，这么下去大国之间将无法共存。

所以在AI行业里，不要抱有试图独占垄断的想法，而必须探讨共享与共存的路径。今天你用大模型压制我，明天我用技术突破反制你，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所以在AI时代到来时，探讨共存的路径非常重要。归根结底，我们的框架最后落脚于探讨世界秩序，即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竞争共存”的——有竞争，但也必须能共存。

观察者网：我梳理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框架。您指出大国冲突的底层基础性矛盾，是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矛盾，也是国际分工造成的。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时走时停，经过了40年的发展，目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仍然仅有2%-3%，这实际上已经对美元构成了挑战？

鞠建东：客观地说，目前这个比例对美国还不构成挑战，反而是对我们自身构成了挑战，因为这个比重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而言太低了。制造业格局与全球货币体系之间的不平衡，才是当今所有全球失衡的根子所在。回到增长角度，国内探讨较多的是需求与结构的不平衡，需要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来实现再平衡，这非常重要。但我强调用全球视角去理解不平衡：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分工。

发行10万亿海外人民币国债，可不可行？

观察者网：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不平衡，能不能详细讲讲今天在会上提出的发行10万亿人民币海外国债的想法的初衷？

鞠建东：这个方案的出发点很有意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这笔钱怎么办？海外对我们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出口太多，进口太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提振国内需求。怎样把国内需求抬起来？学界的共识是中央政府应当发债。

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非常低，学者们建议应中央政府发债置换地方债，让地方政府能轻装上阵。作者制图

现在我提出的设想是：基于我们1.2万亿美元的顺差作为抵押，可以考虑发行10万亿人民币的海外国债。我们先不说这10万亿人民币海外国债具体怎么发，先看它怎么用：其中2万亿给城乡居民消费和养老金补充缺口，4万亿用于中央债置换地方债。

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这一点上是有高度共识的，那就是化解地方债务迫在眉睫，地方财政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果中央不太愿意在国内大规模举债，尝试从国外举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用这4万亿中央债置换地方债，让地方能有余力发展。剩下的4万亿可以进行战略性投资，例如中央向AI投入2万亿、新能源投入2万亿等等。

从逻辑上看，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出口贸易，实际上等于美国和欧洲向我们打借条借了巨资。我们有很多资产，为了实现平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再向他们借回来。美欧担心我们持有太多美元资产可能会引发抛售，那不用担心，我也到海外去借你们的钱，也就是直接到海外去发行人民币国债。

这和“熊猫债”（海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债券）不同，这10万人民币海外债券是由中国财政部直接向海外市场发行的国债，其性质等同于美债。这么大规模的外债发行，理论上是否可能？这就触及到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改革。在全球动荡时期，每个国家和国际大财团都迫切需要庞大的“安全资产”。

这是2026年7月拍摄的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新华社陈浩明摄

过去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是美债，但目前美债规模已逼近40万亿美元，且伴随高利息，其发债成本极高，无法再迅速大幅扩容。欧债也不行。所以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提供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作为安全资产补充。

大家都测算过，全球安全资产的缺口大概在10万亿美元左右。几乎没有其他资产能够填补这么大规模的空缺，只有人民币国债能填补。理论上，这10万亿的海外国债可以连续发7年。至于发债的成本是多少、具体操作怎么发，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但这是不是能发？我刚才讨论了，这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刚性需求。既然全球有10万亿安全资产的需求，且只有人民币国债能承担起这个角色，为什么不去填补它？所以这个政策方向本身，我觉得对各方都是有好处的。

观察者网：即便有几位专家提了反对意见。从您的解释听下来，这个方案至少能带来四大好处。

鞠建东：是的。第一，平抑了我们1.2万亿美元的顺差；第二，提振了国内需求，缓解了宏观的供需失衡；第三，优化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结构的制衡；第四，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金融市场补充了安全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