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家事务所出的报告，为什么进了刑事卷宗就没人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赵森律师 ，作者：赵森律师

我曾代理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指控金额几乎完全依赖一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阅卷后我们发现了这份意见的诸多问题。庭审中也指出了这些问题，但公诉机关和合议庭不为所动。于是我们向省财政厅反映，请求对出具报告的事务所进行处罚。

结果，回复很简短，大意是：该事项涉及刑事案件，司法机关正在处理，请向司法机关反映。

这句话乍看无可挑剔，细想却有问题。

一、同样的报告，在证监会那里是另一种待遇

先看另一个场景。《证券法》第213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据有律师事务所统计，2025年证监会因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作出的行政处罚达64件，已成为第三大违法类型。其中江苏证监局对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新法实施后首例“永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处罚，9名责任人员被罚款并被市场禁入。

这些处罚决定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写得很细。函证程序是否执行、存货监盘是否到位、异常资金流水是否追查、哪一条审计准则被违反，逐项列明。监管者对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要求，精确到每一个审计程序。

还是同一批事务所，做的是同样类似性质的工作：取得财务资料，执行分析程序，对资金流向和金额作出专业判断，出具书面结论。一旦委托人从上市公司换成办案机关，报告从年报附件变成刑事卷宗里的证据，这套专业问责就不见踪影了。

二、“请向司法机关反映”，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

财政厅的回复隐含一个前提：既然报告已经进入刑事诉讼，对它的评价就是司法机关的事，行政机关介入会有干预司法之嫌。

这个前提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了一起。

第一个问题是，这份报告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证明力如何。这是证据评价问题，审查者是法院，效力只及于本案。

第二个问题是，出具报告的注册会计师有没有违反执业准则、应否受到行业惩戒。这是执业评价问题。依照《注册会计师法》，管辖权在财政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责任也是具体的：这个人、这家所以后还能不能这样做。

两个问题的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和法律后果都不相同，可以并行，也应当并行。证券领域早已这样运作：财务造假的刑事追诉与对审计机构的行政处罚同时推进是常态，从来没有人认为证监会处罚会计师事务所是在干预刑事审判。

更关键的是，“请向司法机关反映”，把自己的监管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法院可以不采信一份鉴定意见，但无权对注册会计师作出警告、暂停执业或吊销资格。法院不采信之后，也没有任何机制把这一结果反馈给行业监管部门。于是出现了一个闭环：财政部门说这是司法机关的事，而司法机关只管这一个案子，事务所即使出具有问题的报告下一次照样能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三、空白是怎么形成的

从制度上看，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只对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后来增加了环境损害类）鉴定实行登记管理，司法会计鉴定不在其中。结果是司法行政部门不管，因为不在登记范围之内；财政部门也不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事务所出具的文书名称也常常在“鉴定意见”与“专项审计报告”之间游移：辩护人按鉴定意见的标准质证，对方说这是审计报告；辩护人按审计报告去找财政部门，对方又说这是刑事证据。

制度空白只是表层，更深一层的，是激励结构。

审计的错误有人追究，因为有人在意：受损的是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背后有交易所、媒体和社会大众盯着。监管机构查处中介机构，既有压力，也有回报。

刑事案件中的报告错误，承受后果的是被告人。被告人数量少，彼此分散，在舆论上也容易处于不利位置，没有组织化的力量替他们向中介机构施压。监管资源总是流向有压力的地方，这不需要任何人有恶意，而是自然结果。

再看事务所。刑事鉴定的委托人是侦查机关，结论与侦查方向一致的报告，更可能被采纳，也更可能带来下一次委托。执业惩戒缺位之后，一份有问题报告的责任成本几乎为零。在证券业务中，审计风险要计入定价，要考虑罚款和市场禁入；在刑事鉴定中，这项风险被制度性地抹掉了。

风险没有价格，质量就没有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某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在2025年专门发布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司法会计鉴定业务的专家提示。行业协会自己看到了这类业务的风险，而主管的财政部门，在面对具体投诉时却选择了回避。

四、可能的反驳

有人会说，刑事诉讼内部已经有救济：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申请鉴定人出庭，聘请专家辅助人。这些救济确实存在，但一方面实践中重新鉴定很难获准，鉴定人出庭率也不高；另一方面，诉讼内的救济只回答“本案采不采信”，不回答“这个人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这样做”。前者是个案纠错，后者是行业治理，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也有人会说，刑法已经把中介机构列为出具重大文件失实罪的主体。问题是，出具重大文件失实罪的门槛很高，实践中几乎看不到追诉。而且因为行业惩戒缺位，中间“可能不够犯罪但违反准则”这一大片地带，恰恰是问题最集中的地方。

五、问题不在于要多管，而在于不要把门关上

笔者并不主张财政部门去评判个案事实，更不主张行政机关替法院决定证据取舍。诉求其实很有限：

第一，财政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以会计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鉴定或审计文书”享有执业质量管辖权，不应以案件处于刑事程序为由一概拒绝受理。确有必要时，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启动检查，而不是拒之门外。

第二，法院在裁判中明确不采信、或实质性否定一份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应当建立向行业监管部门通报的机制，让个案中的纠错能够转化为行业层面的约束。

第三，鉴定意见被否定的记录，应当进入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档案，作为此后接受司法机关委托的参考。

证券业务中，一份审计报告关系到投资者的钱，监管者可以精确到每一个函证程序。刑事诉讼中，一份鉴定意见或审计报告关系到被告人的自由和财产，却只剩下“请向司法机关反映”一句话。

问题不在于哪一种利益更重要，而在于：一种有人盯着，一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