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个城市同时押注存储，十年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产业研究组

2016年，中国有三个城市在同一件事上下了注，他们赌的是同一样东西：存储芯片。

当时这个市场96%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垄断，

中国大陆基本是零。

十年后：

一个城市孵化出来的公司，市值超过了工商银行；一个刚交上市材料；还有一个，在做路由器里的内存。

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三张牌桌。

武汉等了十年

武汉是三个里下手最早的。

2006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三级政府一起掏了100亿，建武汉新芯——中部第一个12英寸芯片项目，当时全国唯一一家以存储器为主的芯片厂。

那一年，离iPhone发布还有一年。

然后情况就开始朝不太妙的方向发展了：

2008年9月武汉新芯正式投产，产能是每月3000片。对比一下，今天长鑫在合肥的产能是每月30万片。

当年武汉这条全省最贵的产线，

一个月的产出还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

而且订单几乎全来自一家客户——飞索半导体，这是AMD和富士通合资的公司——这是一个高亮的red flag.

而，就在投产的同一个月，雷曼兄弟倒了，08年金融危机来了，飞索申请破产保护，几乎是唯一的订单，没了。

厂子建好了，客户又没了，自己又不太会运营，

只能请中芯国际来托管。

到了2011年前后，美光找上门来谈，说要注资2亿美元当控股方。

当然，这事最后没成。

武汉新芯咬着牙又熬了五年，靠给别人代工NOR Flash（一种小容量存储芯片）活着。

转机发生在2016年。

国家要建一个存储器基地。

湖北为了这个项目，把申报方案改了三十多轮。

2016年3月，落定武汉光谷，总投资240亿美元——是当时湖北最大的单体高科技投资。

同年7月，以武汉新芯为底子，长江存储成立，主攻NAND闪存，就是你U盘和固态硬盘里那种。

长江存储厂区｜来源：长江存储官网

钱开始不一样了：

国家大基金一期出资约136亿，二期约129亿；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三级国资累计投入超300亿。

今天长江存储的NAND全球份额约12%，逼近前三。

2026年一季度营收超200亿，同比翻倍，科创板IPO申请于2026年8月21日正式获得受理。

合肥自己来

当时国家存储器基地只有一个名额，给了武汉。

合肥什么也没有。

但合肥当时也在做另一件大事。它的家电产业很大，可屏幕全靠进口。2008年，合肥拿出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去投一家亏损超过10亿的面板公司——京东方。

那次赌赢了。

合肥从此有了自己的招牌话术：

“芯屏汽合”。

屏有了，可驱动屏幕的芯片还得从外面买。2015年又引进晶合集成“为屏补芯”——这家厂从来不追最先进制程，只围着本地需求补链条。

到了存储这一关，合肥的做法是：

没有国家项目，那我自己找个人来干。

合肥找的这个人叫朱一明。

朱一明在2022世界集成电路大会发表演讲｜图源：长鑫存储

朱一明是1972年生人，清华物理系本硕，后来去了硅谷。2005年回国，在清华科技园一间小办公室里创办了后来的兆易创新。他挑的是NOR Flash这个小赛道，就是上面武汉新芯代工的那个小东东，避开了巨头的正面绞杀，一路做到全球前三。

2016年8月，兆易创新在上交所上市，市值破200亿。

图源：兆易创新官网

显然，朱一明这时候已经财务自由了。

但真大佬对钱都没有啥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解决问题。

朱一明看的了一件更难的事：NOR Flash全球市场大约30亿美元，而DRAM——就是内存条上那颗芯片——超过900亿美元。

这才是主战场，而中国大陆在这个战场上是零。

合肥找上门的时间点，也卡得刚刚好。

据说这个项目内部代号叫“506工程”，因为最早那次专项磋商发生在2016年5月6日。

谈出来的结果是：一期总投资180亿，合肥产投和兆易创新按4比1出资——合肥产投出144亿，兆易创新出36亿。

一个中部省会，掏了八成的启动资金，去做一件全世界只有三家公司会做的事。

而且，当时定的目标有多低呢？

2018年底之前研发成功，拿到10%的良率。

一百片能用十片，就算成功。

到了2018年7月，朱一明做了个让资本市场哗然的决定：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全职去当长鑫的董事长兼CEO，他还立了军令状——

项目不盈利，他不领薪水。

传说，长鑫最早的技术是从一家已经死掉的公司手里买来的，德国存储巨头奇梦达2009年破产，七千多项DRAM专利辗转到了一家加拿大公司手上。朱一明团队谈了很久，2019年分两步拿下：先是1000万份、总共2.8TB的完整工艺技术文档，年底再签下专利许可和买断协议。

2019年9月，长鑫第一代8Gb DDR4投产。

中国大陆的DRAM，实现了从零到一。

这个代价是：2016到2019三年，长鑫没有任何产品营收，纯烧钱，累计亏损超过百亿。而从2017年一期落地到2025年，累计亏损超过366亿。

八年，平均每天亏掉一千多万。

你可以想象这种日子：

连续八年，每天早上醒来，账上少一千多万，而产品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能不能卖出去，没人给你答案。

这八年里，合肥国资一轮融资都没缺席过。

2024年底碧桂园创投要退出，合肥市属国资掏了近20亿把老股接下来，没含糊。

晋江鞋都想抄近道

第三个城市可能是你最想不到的：

福建晋江。

对，就是那个出安踏、特步、361度、鸿星尔克、盼盼的晋江。民营经济贡献全市九成以上GDP，每七个晋江人里有一个是老板。

它也决定去做内存芯片。

图源：晋江市人民政府官网

2016年2月，福建晋华成立，出资方是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和晋江能源投资集团。晋华的路子跟前两家都不一样，它不打算从零研发。

成立才三个月，2016年5月，它就跟台湾联电签了技术合作协议——联电出技术，晋华出钱和厂。

7月16日开工，产业园占地594亩，一期投资370亿，计划2018年9月就做到月产6万片。

而晋华计划2018年9月量产6万片。

这是三家里最短的一条路。

如果成了，晋华会是第一个。

2018年上半年，晋华看起来是要赢的。它在福州告了美光专利侵权，7月3日福州中院裁定：美光十几款固态硬盘和内存条立即停止在中国销售。

那是中国存储企业第一次把三巨头之一按在地上摩擦。

三个多月后，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把晋华列入实体清单。

再三天，美国司法部起诉晋华和联电，指控他们窃取美光的商业机密。

设备断供，产线停摆。

那时候，晋华离量产只差最后一步。

十年后

长鑫。

2026年7月27日上科创板。发行价8.66元，开盘49.5元，涨471.59%，总市值3.31万亿——开盘就超过工商银行，成了A股市值第一哥。

募资666亿，

是2026年亚洲最大的IPO。

之前那366亿亏损呢？

2026年一季度营收508亿，同比涨了七倍多；上半年预计营收1100到1200亿，净利润500到570亿。

一个半年，把过去十年亏的全赚回来了。

长江存储。

全球NAND前三在望，正在排队上市。

武汉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去年首次破千亿。

晋华。

2023年跟美光达成全球和解，法律障碍清了，但实体清单还在。

被断供之后，晋华干了件很硬的事：把进口设备一台台拆开研究，联合中微、北方华创，硬凑出一条全国产的成熟制程产线，攒了1007项专利。

现在他的月产能4万片，今年计划扩到6万片。

方向不再是跟长鑫拼高端，而是智能电视、机顶盒、打印机、路由器用的内存。2025年营收7.53亿，净利2.47亿。

你家路由器里那颗内存，可能就是它做的。

跟3.31万亿比，这话听起来有点惨。

但你要知道，同一批出发的项目里，还有连路由器内存都没做出来的。

比如武汉弘芯。

弘芯工地现场。图源：新浪财经

2017年11月，武汉弘芯成立，号称总投资1280亿。

它请来了蒋尚义——在台积电和中芯国际都待过的行业大人物——出任总经理。项目一度排在武汉市级重大在建项目的第一位。

2020年，停工。大部分土地被法院没收。240人被通知“要求辞职”，没有补偿。

同期倒下的还有一串：

成都格芯（跟格罗方德合作，计划投90.53亿美元）、南京德科码（30亿美元，破产）、贵州华芯通（跟高通合作，2019年1月关闭）、陕西坤同（近400亿，欠薪）。

同一个时间窗口，同样是地方政府拿钱下场，结果分了四档：

一个3.3万亿，

一个准备上市，

一个做路由器内存，

还有一批连楼都没盖完。

武汉一座城市，同时拥有中国最成功的存储项目和最出名的烂尾项目。

所以这个故事的真正问题不是“敢不敢赌”。

所有人都敢，所以真正地变量可能在别的地方。

一个让人晃神的数字

2015到2021年，房地产最好的那七年，合肥卖地总共收了约5516亿。

长鑫上市这一天，合肥国资持有的那约37%股份，账面价值超过1.2万亿。浮盈接近1万亿。

一家公司的浮盈，抵得上七年卖地的两倍。

顺带一提，这场造富里最猛的不是国资。

长鑫做过两期员工持股，第二期授予价是每股一毛零八。按上市价算，账面回报超过450倍。参与战略配售的377名高管和核心员工里，至少产生了237位千万富翁。

当然咯，这1.2万亿是账面，不是现金。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城市组团去合肥取经，回来照着投，

没一个复刻出第二个合肥。

因为大家学的都是“敢砸钱”。

而合肥最关键的东西不是钱，可能是宽容。

培育新兴产业需要的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下注，而这套激励结构逼着所有人等到确定之后再动手。

等到确定的时候，好位置早没了。

早在2014年，合肥就在全国比较早地提出了“尽职免责、宽容失败”。它给不同类型的基金定了明确的容错率：天使投资基金30%，引导基金10%。

后来这两个数字一路往上调：2021年天使基金提到40%，2022年种子基金提到50%。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合肥市种子基金管理办法》

不光有容错率，还有一份可操作的“尽职免责”清单：

只要投资决策履行了规定的尽调程序、信息披露和集体决策流程，即便项目最后失败，相关责任人不被过度追责。

据报道，合肥从来没有因为投资失败处分过任何单位和个人。当地一位国资创投人士说：

企业投资亏损很正常，这是市场的逻辑。

合肥产投董事长江鑫也算过一笔账：

肯定会有项目失败，

但成功的那些收益可能是十倍甚至几十倍，

足以覆盖失败项目的损失。

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它其实就是风险投资的第一性原理——

你不需要每一枪都打中，你只需要活得够久、开够多枪，

并且允许自己打偏。

而这套制度真正兑现价值的时刻，不是长鑫上市那天，是长鑫连续亏损的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

一个项目要亏八年，中间可能换两三任主官。如果亏损意味着追责，那最合理的操作永远是叫停、止损、换个见效快的项目——反正下一任接手了也不是我的事。

合肥没有。

三年零营收、累计亏损上百亿的时候，它没有缩减预算，也没有叫停项目。

原市委书记虞爱华那句话被引用了很多次：

“不是风投，是产投；

不是赌博，是拼搏。”

这才是别人真正学不走的部分。

规则已经改了

故事还有个后续。

2025年1月，国办1号文出台，里面有一句话：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同时鼓励各地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新设基金。

业内当时的判断是：

各地的招商型专项基金模式将难以为继，

“基金招商”可能要成为过去式。

2026年6月，又出新规进一步收紧：

严禁市县层面以基金为名变相搞财政补贴，

严防地方隐性债务无序扩张。

所以现在回头看合肥这十八年——从京东方到长鑫——会发现一件有点微妙的事：

合肥赢了一场比赛，

然后这场比赛的规则被改了。

它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里，一个特定的城市，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做成了一件在今天已经很难重来的事。

至于这算好事还是坏事，就看你站在哪儿了。